“你看来很疲倦，杜本丝。”汤美说。晚饭后，转移到起居室，杜本丝沉坐在椅子上，叹几口大气，又打哈欠。
“疲倦？已经浑身无力啦。”
“你做了什么？不是院子里的事吧。”
“我才不会让身体过度劳动呢。”杜本丝冷冷地说，“我跟你做同样的事，用脑筋调查。”
“这确实很累人。”汤美说，“特别调查了什么地方？前天，从葛利芬太太那里没有听到什么重要的事吧？”
“啊。听到许多。从第一个推荐的人那儿倒没有听到什么。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打听到了。”
杜本丝打开皮包，用劲拉一本大型手册，好不容易才把它拉出来。
“我记了许多事情，例如那陶器菜单。”
“哦，那样可以得到什么？”
“谈了许多菜肴的事。这是第一个人。此外，还有一些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最好尽量把名字记住。”
“可是，我无法像他们告诉我或对我说那样快速地记下来。那陶器菜单使大家非常感动，因为那天有特别的宴会，大家都非常高兴，又吃了精美的菜肴——那种菜肴是前所未有的。当天，大家好像先吃了龙虾沙拉，豪富的上流家庭，据说，龙虾沙拉都在排骨肉之后端出的，但他们可不这样。”
“啊，这也没多大用处。”
“不，在某一意义上，很有用处，因为大家都说那晚的事永远不会忘记。于是，我问他们为什么那晚的事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说因为有户口普查。”
“什么——户口普查？”
“是的。你当然知道什么是户口普查，对不对，汤美？不错，英国去年也有户口普查。不，是前年吧？啊——是让人口头说，叫大家签名，令人逐项填写。某天晚上，在某家屋顶下睡觉的人都要这样做。十一月十五晚上，你家有什么人？你必须填写，每个人都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到底是哪一种方式，我已经忘了。总之，这村里那天也有户口普查，自己的家里有什么人，都必须报告。可是，那天参加宴会的人很多。因此，这件事便成了话题，大家都说非常不公平而且荒谬。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认为做这种事非常可耻，因为有孩子，结婚，或未婚而有子女等，都必须报告。而且，必须记入许多非常难以回答的项目，谁会高兴！现在可不如此。一说到户口普查，大家莫不兴奋异常。即使兴奋，也不是为了以前的户口普查，因为以前没有人关心这些，只把它当一件事情看待。”
“要是知道那次户口普查的正确日期，也许很有帮助。”
“这种事，可以调查吗？”
“可以。只要找到适当的人，我想很容易调查。”
“而且，他们记得梅丽-乔丹曾喧腾一时。每个人都说她是好女孩，都非常喜欢她。所以，大家绝对不相信——你知道大家如何说她吧。后来就这样说，她有一半的德国血统，所以雇她时，最好对她多加注意。”
杜本丝放下空咖啡杯，坐回椅子上。
“很有希望吧？”汤美说。
“不，完全不。”杜本丝说，“不过，可能很有希望。总之，老年人告诉我那案件，也知道那件事。大多数人都从较年长的亲友那里听到在什么地方藏东西或找到东西的事。也有人说遗嘱藏在陶器的花瓶里；也谈到牛津或剑桥中藏了东西呢？真是想不透。”
“也许有人有大学尚未毕业的侄子，那侄子把东西带到牛津或剑桥。”
“也许，但又不像。”
“有人实际谈到梅丽-乔丹？”
“都是听说的——并非实际知道梅丽是德国间谍，而是从祖母、婶婆、姐姐、表兄弟或堂叔的海军朋友知道这案件的人听来的。”
“他们都告诉你梅丽-乔丹怎么死了？”
“他们都把她的死和莨菪与菠菜的插话连在一起。他们说，除了梅丽之外，每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有趣得很。”汤美说，“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意见也许太多了。一个叫贝茜的说：“啊，我只听祖母说，当然案件发生时，祖母还是个小孩子，所以细节可能会有错误。她经常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汤美，每个人都有其说辞，所以显得很混乱。有所谓间谍，有所谓野餐中毒等等，不一而足。我无法得知正确日期，说来也难怪，谁知道祖母所说事情的正确日期。祖母说：‘我当时只有十六岁，真的好可怕呀。’事实上，当时几岁。现在谁也不知道。祖母也许会说自己九十岁。可是，人一过八十岁，都想说得比自己实际的年纪大。但如果七十岁，就想说成五十二岁。”
“‘梅丽-乔丹’，”汤美引用这字眼时加重了语气，“‘不是自然死亡’，他是有所感的。他会这样告诉警察吗？”
“你是说亚历山大？”
“唉——也许他说得太多，才必须死。”
“又回到亚历山大啦？”
“从坟墓可以知道亚历山大去世的日子。可是，梅丽-乔丹——去世的日子和原因还不知道。”汤美说，“但结局我们都知道。把已经知道的名字、日期及其他列成表看看。真奇怪，从各处听来的片语只字往往可查出意外事件。”
“你好像有很多有用的朋友。”杜本丝羡慕地说。
“你也有吧。”汤美说。
“没有啊。”
“不，你有。你不是动员了很多人吗？”汤美说，“你带着生日簿去见某老太婆，又去见养老院的人。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婶婆、曾祖母、堂叔、教父、陈述谍报故事的海军老提督，这类人物那一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只要日期有点底，调查有些进展，我们可能——唔，不错——抓到一些线索。
“刚才你说的大学生是谁——那个在牛津或剑桥藏东西的人啊。”
“他们似乎和谍报活动没有太大关系。”
“唉，不错。”杜本丝说。
“还有医生和老牧师。”汤美说，“可以探询一下这些人的事。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真的前途茫茫，长路迢迢。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采取难以预测的举动，杜本丝？”
“你是说有人会在两天内要我的性命吗？不，不会。没有人邀我去野餐，车子的煞车没问题。放盆景的小屋虽有除草剂的瓶子，但好像没有打开盖子的痕迹。”
“有一天，趁你做三明治的时候，艾塞克可以立刻把瓶子拿去。”
“哎呀，太过分了。请你不要说艾塞克的坏话。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可是，不知为什么——叫我想起——”
“想起什么？”
“想不起来了。”杜本丝眨着眼睛说，“你说到艾塞克时，我想起了一些事。”
“唉。”汤美叹口气。
“一个老太太，”杜本丝说，“每天晚上都要先把她的宝贝藏在手套里，我想那是耳环。她以为大家都想毒死她。此外，有人想起说，有一个人常把东西收在慈善箱里。你知道有一种为流浪汉募捐的陶器箱吧？上面贴了签条。但那显然不是为流浪汉而设。她常先放五铸纸币进去。做为捐钱的引子。钱满了就拿走，再买另一箱子，而把原籍毁掉。”
“这样要花五镑吧。”
“我认为这是一个办法。我的侄子艾穆林常说，”杜本丝说，“‘没有人会偷流浪汉和慈善家。如果有人打破慈善箱，一定会被发现，可不是吗？’”
“你在楼上房间查书时，有没有找到不太有趣的书？”
“没有。为什么？”
“我认为那是藏东西的最好地方。对吧，像无聊之至的神学书；或里头掏空、陈旧难解的书。”
“没有这种书啊。要是有，我会注意到的。”
“你看过？”
“不，当然没看过。”
“瞧，你没看过，一定把它扔在一边啦。”
“《成功的荣冠》，我只记得这本书。”杜本丝说，“共有两册。啊，但愿我们的努力也能得到成功的荣冠。”
“似乎非常不可能。谁杀害海丽-乔丹？我想有朝一日我们会写一本这样的书，对不对？”
“要是我们能找到凶手的话。”杜本丝郁郁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