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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亿分之一的巧合

    快走进报社大门的时候,我被人迎面狠狠撞了肩膀。

    那是个瘦弱的三十多岁男人,下巴上有胡子楂儿,看上去神情有些萎靡,居然还有真么大劲儿撞我。

    这家伙撞了人之后,并没有把精神放在我身上,只略略看了我一眼,就加快了脚步向前走。

    “喂!”我呵斥了一声,但他恍如未闻。我扭头看他,在他的前方,一个湖蓝色的身影在街角一闪而过。很快这家伙也消失在街道的拐角。

    我揉着肩膀,悻悻地走进报社。

    走过前台的时候,保安对我说,有人找我。

    我道了声谢,走进新闻大厅,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却并没有见到有谁在等我。

    “鬼子唐!”我喊。

    “干啥?”刘唐在前面转头看我。

    “刚才有人找我没?”

    “哟!”鬼子唐立刻换了副淫贱的笑容,“那可是个美女呀。我说怎么你身边的美女就这么多,什么时候给我介绍几个。”

    “呵呵,你不是昨晚刚去过了七夕吗,怎么,你的秘密武器没发挥作用呀?”

    刘唐讪笑几声,说:“咱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不过你这家伙又那么多棵树给你跳来跳去,实在太招人恨了。”

    “别胡扯,到底谁来找我?”

    “我又不认识,她说自己姓黄,在你位子上坐了好久,模样痴痴的,那叫一个哀怨,搞得像林妹妹似的,我说你到底对人家干什么了?”

    “别扯。姓黄,那会是谁?”我皱起眉。

    难道会是黄织吗?她到上海来找我帮忙找女儿?

    我形容了一下印象中黄织的模样,刘唐连连点头。

    算起来,黄织总也该有二十八九岁,看来这几年她精神异常,倒没把自己搞得形容憔悴。

    我忽然心里一动,问:“她穿的是蓝色衣服吗?”

    “对,你怎么知道?”

    “刚才在门口错过了。”

    “没事,她说明天中午再来找你。”刘唐说。

    “那太好了,看来明天我得早点来。”

    “不过她可不是对我说的,她是坐在你的位子上自言自语来着。”刘唐说着捏起嗓子学起来,“那老师,我明天中午再来,您好好保重身体,我女儿就拜托您了,我天天都来找您。”

    我面色尴尬,连忙让他停下来。

    “那老师,你已经又女儿啦?”鬼子唐做了个怪脸。我没办法,只能告诉他,这个来找我的美丽少妇就是给我写信的精神病患者。否则还不知道会传多少谣言呢。

    “原来是这样,我说呢,怎么看起来怪怪的,还以为你把人家都摧残坏了呢。”鬼子唐嘴里很少能吐出象牙。

    我在电脑里把王大师那篇新闻稿修改好,传到部门的稿件库里。伸了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然后从抽屉里去了把小钥匙,走到新闻大厅的一侧,大开了我的专用储物橱。

    除了电脑桌的那几个小抽屉外,每个记者,编辑都有一个专用的橱,可以放放衣服和其他抽屉放不下的杂物。我在橱里找了一会儿,抽出一本卷了边的笔记本。

    这是我的采访笔记,我每年都会写满一到两个大笔记本,这一本,是2003年的。

    我坐回位子上,把笔记本翻到有关纸婴采访的那几页。

    整页都是鬼画符一样的缭乱字迹,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一本“天书”,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

    我的目光随着手指,在页面上一行一行地移动着,记在哪里呢,如果没记错的话……

    找到了。

    U-色姆别伊!

    在三年前的那次采访中,我曾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一妇婴接受黄织入院生产,是又一番波折的,最后还签了个协议。因为如果顺产的话,那没问题,一旦难产,黄织就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血库里没有能给她用的血浆。

    她的血型,就是U-色姆别伊型!

    太巧了,不是吗?全世界只有三十几个U-色姆别伊型血的人,韩国的死婴是这个血型,黄织也是这个血型,她生下的孩子,也有一定概率是这个血型。周纤纤是不是?那个纸婴如果正常发育,会不会也是?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什么都不代表。我对自己说,这什么都不代表。

    合上笔记本,我把它放在一边。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有些浑浑噩噩,在网上晃了一圈,却不记得有看进去什么东西。

    我用拇指按摩了会儿太阳穴,脑袋里纷乱的思绪稍微安静了一点。我起身为自己去倒了杯热茶,其实夏天我更喜欢喝冷饮,只是慢慢喝茶有种仪式性的作用,可以让心境随之平静下来。

    一次性塑料茶杯的沿口沾满了细密的水汽,几缕白雾慢慢地升起来。我出了会儿神,目光穿过白雾,又停留在后面的那本旧笔记本上。

    我挪开杯子,翻开笔记本,然后又拿起电话,照上面的记录拨了个号码。

    接通了。"这儿是上海某第一妇婴保健医院,请拨分机号,查号请拨0。”一个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女声,这是自动应答。

    我拨了分机号。

    “喂?”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接了电话。

    “请问张医生在吗?”我问。

    “我就是,你是哪位?”

    “我是晨星报社记者那多,你还记得我吗?”

    “晨星报社记者?”

    “三年前我采访过您,关于一个畸形胎,纸婴。”

    我听见听筒中传来轻轻的吸气声,然后是三秒钟的沉默。

    “哦,纸婴。”他说,“是的,我想起来了。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那个畸形胎的成因,后来搞清楚了吗?”

    “没有。”

    “那个胎儿,保存下来做标本了吗?”

    “也没有。”

    “哦。”我一时语塞。

    “怎么,你还在关心这件事?”张医生问。

    “那个病人后来精神除了异常,一直没给我写信。她总是相信除了这个纸婴之外,肚子里还怀了另一个胎儿。”

    “她那时的确受了很大刺激,没想到。”他啧了一声。

    “张医生,如果她当时真的怀有另一个胎儿的话,纸婴的形成是否就能够解释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张医生说,“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她当时就生下了那么个畸形胎儿。”

    对于一妇婴医院,三年前的这宗畸形胎病例尽管在当时吓到了不少人,但现在似乎早已经和其他千千万万普通病例一样,风过不留痕。

    人的思维常常是荒唐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却总忍不住要去想一想,就像我现在,总忍不住要想一想黄织口中那个消失的婴孩,和韩国死婴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就算黄织和死婴都具有概率为亿分之一的相同血型,仍然无法对这种联想提供一丁点儿的支撑。

    一家上海的公立大医院,怎么可能藏掉一个婴儿,这简直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而且发现死婴的地点是韩国,不是上海。此外,库尔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是一对双胞胎。

    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要是这一连串互不相关的环节竟然可以联系起来,那样的匪夷所思只有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单靠我的想象力,在此刻是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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