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30日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2008年3月19日，本人应林建法和王尧二兄邀请，赴苏州大学文学院“小说家讲堂”与年轻学子作了题为《作家·博尔赫斯·军事特情小说》的交流，全文共三部分，此系第一部分。
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来苏州了，二十年前，我曾经两次到过苏州，两次都跟女人有关。说真的，我差一点成为苏州女婿。但是命中注定我成不了苏州女婿，虽然给了我两次机会，都失之交臂。这就是命，数量篡改不了命运，正如海水不能解渴一样。
时间会改变一切。二十年是一个可以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的时间长度，我相信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我过去的两位女友都不可能认出我来，我也不可能认得她们。我们不过是泛泛之交，没有锥骨铭心的关系，更没有藕断丝连。我至今没有她们一点消息，只有想象和期待。我有理由想象——我相信，她们一定生活得不错，因为她们至少没有嫁给我。我不是个坏人，但我是个作家——也许该确切地说是个一般的作家，并不优秀。优秀与否，终归是个作家，靠阅读和写作文学作品为业，为生，为苦，为乐。不是我自贬，或假装谦虚，我一直认为作家是不合适当丈夫的，或者妻子。这两个头衔需要世俗，务实，贤惠，具体地说，是心思平安，手脚勤快，走在大街上目不斜视，下了班要尽快回家，回了家要笑嘻嘻的，兜里有钱要交出来，心里有气要藏起来，不要莫名其妙地生气、发火。这些作家常常是做不到的，他们总是在莫名其妙地东张西望，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莫名其妙地沉默发呆，时而为一朵凋谢的花感伤，时而为一个纸中人的死亡而愁容满面，甚至经常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古怪念头。我知道，有一位作家，一位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大师级作家，他好不容易与相爱多年的女友结了婚，结果不到半年又离了，理由是因为他妻子睡觉时从来不做梦。
不做梦就要离婚，这个理由确实荒唐透顶，有点神经病。但这位作家的神志绝无问题，他甚至一向以睿智面世，被世人尊为用智慧写作的代表。他精通五种外语，六岁便用外语写诗，终生泡在图书馆里，读过成千上万的古籍名著。生活中的他是谦谦君子一个，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他利用哲学问题进行文学创作，诗歌，小说，随笔，文论，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名篇佳作。总之，他古怪不是因为弱智和无知，也许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为自己荒唐的离婚曾经这样对人狡辩过：每天做噩梦是可怕的，但每天不做梦也是可怕的，两者可怕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现在，我也许可以套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作家，他优秀的程度和他古怪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难怪有人说，作家都是可怜的，与作家一起生活的人也是可怜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还是让这位古怪又智慧的作家来告诉我们吧——他说：那是因为作家要写作，要探究人心灵的深渊，所以时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和孤独中。
“宽大”到什么程度？
无法用数字来体现，但有形象。和这位作家几乎是同时代的另一位世界级大作家，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小说有个题记是这样说的：“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作出过解释。”
有人解释说，这只豹子就是作家。
我认为，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当然也包括作家在内。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边无际的宽大，深不见底的深渊，是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为了说清楚问题，我们不妨牵强一点地说，刘翔挑战了人类跨栏的速度，爱因斯坦挑战了人类理解物质世界的高度和宽度，曹雪芹挑战了人类开掘情感世界的深度和亮度。刘翔和爱因斯坦的“功劳”不言而喻，曹雪芹有那么伟大吗？我认为有的，他的伟大在于无形地改变了我们无形的内部，看不见的精神深处。比如，秋天来了，各种花朵开始在寒风中凋谢，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司空见惯，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去理会它，熟视无睹。但是，对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来说，他可能会因此想到林妹妹凄婉地葬花，进而想到你的某年某月，恋人的远去，爱情的离散，或者相似和一些物是人非的凄凉景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要下个结论：科学家让我们对身体之外的世界——物质世界——越来越了解，占有的也是越来越多，辽阔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庄，我们在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几十年后，我们去太空观光旅行也许并不比今天我从成都到苏州复杂多少；那么是谁让我们对身体内部——精神世界——越来越了解，进入得越来越深，占有得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是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
据说一个人的心只有四两重，肥大一点的大概也不会有一斤吧，但它构成的世界就像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一样，也是无垠的。这些人——作家，诗人，艺术家，就像那只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一样，想探究“无垠的心”到底有多远、多深、多宽、多大。这是一件有点儿荒唐的事情，因为它对我们生存没有实际意义。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豹子去那儿干什么？豹子肯定不会去的，即使去了，当发现那儿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温暖后，也会马上掉头下山。所以，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豹子，它是象征，是有些人的象征。这些人不甘现状，向远方走去，世界因为他们的“不甘”而变得更加迷人，精彩，辽阔，宽广，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他们自己却因此可能变得更加孤独、苦难，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们走在了雪线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冻和饥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听不见市声，寂寞，孤独，恐惧，期待，都是超常的。
问题是没人强迫他们过这种日子，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他们被一个梦想迷惑、吸引，他们跟着梦想走，跟影子说话，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激情，追求乐处。跟这种人一起生活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们是“神经病”，喜欢自作多情，自找麻烦。所以，如果我们理智，我们应该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结婚、生子，相濡以沫。但我也在想，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有理智，而没有情感，这种人我也是不愿跟她生活一辈子的，哪怕她能带我上天堂的天堂。从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情感，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天堂，但那可能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地洞，幸福的生活可能也不过是粗糙的存在而已。那么如果从情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作家、诗人、艺术家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因为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细腻，生动，多彩。要知道，我们的情感不是天生就那么丰富多彩的，今天的丰富多彩是因为有无数的“他们”做了无数的梦，登上了无数冰雪肆虐的无人之地，跟无数的风影一般的“影子”喋喋不休过。
毫无疑问，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正如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一样，阅读文学作品也会让我们变得感情更加丰富，心灵的感觉敏感起来，细腻起来，生动起来，因为花谢而忧伤。学会忧伤，从某种角度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谓忧从识字起。但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无忧吗？要无忧其实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样。对我们来说，难的是生，是活着，是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有思想，有尊严，有情感，有追求，有意义，有忧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代代相传、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照亮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个死角，拓宽了我们内心四面八方的边沿。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多吃一口饭，我们追求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披金戴银，而是像贾宝玉一样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说到底，你的这个并不高贵和高明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作家们给予的。
我深感现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现在的年代太喧闹，太生硬，太虚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造……我们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们追求物质和更多的物质。我经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梦想比现实更永久，轻盈的内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当你和林黛玉与贾宝玉们一起相处一阵后，你也许不禁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去结识一位作家，去打开一本书，那里也许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妻子不会做梦而离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万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现在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他去世了，尸骨埋在瑞士日内瓦的墓土里，灵气也许会随风飘荡，漂洋过海，飘到我们身边，他就是被世人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他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和小说家。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一首诗，这一首题名叫《一个萨克森人》，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