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正在准备两项国际性的座谈会。尽管作家几乎称不上专家的职业，但是无一不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存在：对自己必须不停地念叨已经逝世的武田泰淳的“对森罗万象多情多恨”这一呼吁。因此，在这样一个以多种多样课题显示非专业人员的看法，而且还是一个接受批评的机会，就自愿地前来参加。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抱着这样的愿望：把所谓依靠语言和想象力完成的平面的日常异化这种小说独特的力量，同文学以外的自我表现，想经常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作家对于情况就是这么说的，对于使自他双方都能接受的表现，也可以用脱离小说的语言完成。如果不这样，那自己就只能算一个靠耍嘴皮子的常识家，这个形象令人感到羞惭。我是常常从这种经历走过来的人。同时也想到少数以可怕的寡言沉默律己的知识分子，不过也觉得既然以作家这种滑稽工作为终身职业，干多嘴多舌的人干的事，难道不可以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么？
另一个国际性的座谈会是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大会。我在去年作为日本笔会的任务，完成了描写核武器攻击广岛，长崎，具体地说就是以日本人如何在原子惨祸中活下来以及痛苦地死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的作品集。（《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集英社文库）
由于编辑和出版社领导的努力，这个小小的然而自信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书，即将稍微改变外形而出版英译本。它将在５月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之前完成，使来自外国的众多参加者，以及从事与文学相关工作的知识分子们都读到它，既然如此，我觉得自己必须在这个座谈会上谈一谈这个短篇集的特点。
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优秀短篇《空桶》的作者，是在长崎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林京子。她是我国文学事业中代表今天的新兴力量的作家，曾经发表了批判“原子弹法西斯”的文章。还有与这位作家齐名颇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文章。有的文章说，希特勒残杀犹太人是可憎的，紧接着便说，用法西斯主义那一套管理人民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说，这就是我国文学状况的一个侧面，您，特别是在欧洲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作何感想？请您先读一下林京子的作品，然后再予以思考。
我国年轻的文学家们对于语言的定义，有时表现得迟钝和不准确，其程度令人吃惊，这也是我国特有的。比如法国、德国、波兰的作家们，对于法西斯主义一词从不暧昧地使用，所以能够期待他们作出应有的反应。
不过我最热烈期望的是，谈论一番向来对政治语言彻底地沉默寡言，或者说沉默并凝视的作家井伏鳟二的短篇《杜若》具有的强烈信息。请先读翻译的作品，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东西方不同角度表达对井伏鳟二的看法，我梦想如此这般活用座谈会的时间。既然翻译的作品业已准备就绪，我以为那的确是化为现实的梦。
井伏鳟二的《杜若》，从提示温和的然而轮廓鲜明的形象开始，它是文库版本大约２０页的短小作品。写的是战时一位为躲避轰炸而回到故乡福山市近郊的人的经历，用“私小说”的写法作了生动的记述，于战败后第６年创作的。
广岛市区被炸不久，我在福山市近郊的朋友家看到杜若花盛开。单瓣，紫色。停战命令刚刚发布，也就是刚过８月中旬。往常，这个季节的杜若已经结了鲜绿色略长的和尚头式的子房。原来此处盛开的是迟开的杜若，它长在离其他杜若群生的地方稍远的地方，从挺立于水面的剑状叶子中抽出绿茎，上面顶着一朵扭着弯弯的花苞。开头，我是站在朋友家厢房的二楼上看它，以为水面上漂的是点心包装纸什么的。
为什么把广岛市区的被炸和杜若花怒放这种只有横向联系的事象并列在一起呢？读罢小说如果找到两者之间牢固架起的想象力之桥，对于这短篇的理解就算是成功的。
小说紧接方才所说的开头，从广岛市被炸当天在福山市的所见所闻，说到福山市本身曾经被炸的经历，并且叙述了当时就被原子弹炸死的知友的子弟，以及某某被炸当时没有死，但是蒙受着巨大痛苦等等传说和对此而发的感慨。接着也谈了作家自己战败之后立刻得了胃病，后来转为不眠症，被动员去分配军队的贮存物资，这部分在叙上略带喜剧成分。摆脱了这些被指派的杂活，希望返回东京的作家，到朋友家里去谈别的事，当天晚上居然没犯不眠症，睡得很好。“天亮时醒来，打开窗户一看，看到眼下的水池里有异样的东西。打开电灯，延长电线让灯光照着池子的水面。我不由得目光旁视立刻关上电灯，也关上了窗子。漂在水池水面上的确确实实是人。杜若丛生于水池的一角，离杜若不远的位置漂着紫色纸片或者别的什么。仰面朝天漂在水面上的人的脸接近那紫色的东西。
那人体是怎么回事，对于它的说明是通过对话进行的。于是立刻叙述起杜若的怒放。
“听说是个半疯状态的姑娘。在广岛工厂干活时已经是半疯了，后来遭到轰炸便回到福山来，回来这天又挨了炸。听说又挨了踢又挨了踹。”／我从窗户里俯视那水池。那是一个大小一亩左右的长方形水池，从和它并行的小河中把水引过来，那水仿佛落进它旁的小水溪。就在这落水口周围丛生着杜若，离这些杜若不远处有一丛单独生着双股叶的，抽出的茎上开着紫色的花。通常此时杜若的子房已是见老的季节，所以尽管是怒放的花，然而却是花朵发干而且有些僵硬。难怪我初看时分不清是纸片还是别的什么。／我问：“那杜若被什么所迫才绽开的？”／木内说：“是啊，这个季节那种花居然开了，可真把我搞胡涂了。”
这样的回答之后，似乎阻拦作家提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杜若和被水淹死者的话题一般，把话题一转便结束了小说。木内说：“那杜若花和这杜若花有云泥之差。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开花也不同了。这花开的也真够混帐。”
混帐的花，混帐这个形容词，如果用外国话来说就是dbCsurde，也可以译成没有道理。因为时代不同了这一句，非常明显指的是原子弹轰炸以及此前的连续轰炸，以致地方城市被大火烧毁，也指现在谈话的人生活的时代没有道理，借谈话的一小段包括多种意义的技巧，我以为这是作者特意写进去的。
这杜若怒放，是诉诸人类精神的表层与深层的，要想读懂符号的意义，再举一个怒放的例子大概是有效的。这就是渡边一夫把生活于法国１５世纪前半期和１６世纪前半期各该时代市民们的日记翻译出来，并且以逐一加以说明的方法译的两本书：《乱世日记》（１９５９年出版）、《泰平日记》（１９６０年出版）。特别是前者，写圣女贞德出现前后的市民日记的一段，渡边一夫是这样写的：
“１４２３年将近年末的时候，黄色地丁怒放，人们大吃一惊，日记上业已记下。前边也有同样的记载。笔者理所当然地感到这真是‘发狂的季节’。”
随后，渡边一夫看到１４２９年左右畸形儿出生的记述，他接着说：“看得出１４２９年简直是发狂的一年，也许是我只看到发狂的事。话虽如此，这个《日记》的作者曾在两三个地方特意记下了那时以前，战火不绝的悲惨的隆冬之中，地丁怒放的事。使人感到，日记作者似乎心有所期然而面对人世间的一切抱着不安的心情，并且察知怀疑者藏于内心的梦幻一般。本来，这也许是唯我独有的妄想。任何时代都会有某些发狂的事，就人来说，也许天生就这样的毛病：总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最疯狂，末世末日观也许就是人的脾性。”渡边一夫这本书出版之后，年轻的历史家对于上述叙说给予批评。批评的内容主要说：日记本来是年代记式的恬淡文章，然而渡边却故作高深。地丁的盛开，畸形儿的诞生，和历史联系起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写日记的市民不过是把发生的事记下来而已。畸形儿诞生，或者家畜畸形，看看《泰平日记》上也曾提到的围绕“弗赖贝格的牛犊”的天主教会与马丁·路德的笔战，就完全明白，这样的事情在历史的脉络上蕴藏的巨大意义是明显的。这就是说，前面那位当时还年轻的历史家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未免过于欠缺。但是，渡边一夫对于那些批评仍旧以宽容大度的态度给予回答。如果以感情移入而论，完全如此。而且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他说，地丁的怒放，畸形儿的出生，圣女贞德出现，把这些相继而来的叙述联系起来读下去的过程之中，尽管这些事确实没有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他自己对于日记的作者移入感情，于是就把那些事联在一起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愿郑重地说，渡边一夫的“感情移入”是完全正当的。我的长子是个看起来像长着两个脑袋，至少出生的时候只能认为畸形的异常婴儿，现在他已克服了畸形给他带来的障碍活下来，和我生活在一起，他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的出生，使我对于诞生畸形这件事人的内在意义充满实感。时隔不久，我在墨西哥城过教师生活的时候曾看到波萨达的版画。波萨达是１９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墨西哥大动乱时期从事版画工作的版画家。他对于重大事件、奇奇怪怪的事件，快速制作版画以代替新闻照片作报道，而且也用短诗的形式给叙述事件的出版物作插图。
波萨塔扎根于墨西哥的大众艺术，他以画形骸的人物为其独特风格而著名，以这种形骸人物加上政治批评与社会讽刺，把地震一类的天变地异，作描写现实的报道。而且也描写了游击队活动、政府当局的镇压、暴力活动、２０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反革命等等，描写得很具体。某一条街的人全被杀光的大屠杀，某一执行死刑的场面，他完全以民众的想象力把它表现出来。而且，除此之外，波萨达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描写农妇诞生畸形婴儿，甚至生出大晰蜴，也就是说诞生畸形一类的场面。
由此可见，波萨达想象力的表现以及这个表现的规模，在数量上很大。而且在民众想象力包容的世界里，类似地震那样的天变地异，民众的力量无力左右军阀发动的政变，革命、反革命，人类的智慧依然无力避免。以人类力量无力控制的比如异常诞生等等。他把这些全都联系在一起，并加以结合。可以武断地说，人们内心已经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了。如果用渡边一夫喜欢说的话来说明，那就是在人这个小宇宙里有个联系。他的意思是说，人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通过宇宙观、世界观、人类观形成一个根。被现在的广大群众，也就是黑西哥从前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激烈动荡的动乱期的民众所接受，并决定他们的生存态度。
以波萨达明确的表现和墨西哥民众的接受为引线，来看一看生于１５世纪乱世的巴黎的一位市民日记，当把它作为直抒胸臆的日记来看的时候，能明明白白地从中看到什么呢？日记的作者和彼此经历与环境相同的市民们一起，怀着吃惊与疑虑的心情看着大量的地丁花盛开怒放。植物生长过程的异常、非其时的盛开，不论它多么小，也不能不说是显示了季节运行不正常的一个标准。季节的运行与秩序，是由绕太阳旋转的地球决定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由绕地球旋转的太阳的旋转决定的，所以，季节的异变，其根源全在太阳运行的异常。
本来，太阳以及整个太阳系并不是经常地显现令人瞩目的异常，不过，太阳的黑点一旦增加就会影响地球的气候，所以上述那样理解也不能一概称之为非科学。１５、１６世纪的西欧，正是占星术大兴其道的时代。地上的地丁远非其时的盛开，季节运行错乱，太阳和太阳系的运行造成整个宇宙的异变，如此等等，人类把这些当作非常值得瞩目的事件，难道不正是人的自然反应么？
换个说法那就是宇宙论式的或者宇宙感觉式的异常感受。同时和人等于小宇宙这句话相关，从远古起人就把自己身体看作具体而微小的宇宙。从雅可布·伯麦①和斯韦登伯格②为媒介，投影于布莱克③的欧洲秘教思想中可以看到，反过来把人体看作巨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其次是把人内心世界中，人的智慧与力量控制不及的暗处作为另一个宇宙，也就是女性的胎内。准备诞生神秘的生命的胎内，这一另一个宇宙与天空的宇宙相照应，两者中间便是人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人的历史场地，而这个场地上现在仍有战争的灾厄。我以为，人们把以这种形式形成的同一切局面联系起来的感受方法与思考方法代代相传下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①伯麦（BoDhme，Jdkob，１５７５—１６２４），德国神秘思想家——译注。
②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Emanue，１６３６—１７７２），瑞典哲学家——译注。
③布莱克（Blake，willian，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译注。
如果回到井伏鳟二的小说上来，那么，那上面提示的杜若怒放所象征的意义，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原子弹，其规模之大，堪称天灾加战争的大灾难。原子弹当然是人扔的，但是从挨炸的民众的角度来说，它是比大地震还厉害多倍难以逃避的灾难。那个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再挨一次空袭的“半疯的姑娘”便是明证。把这惨遭厄运以致陷于病态的小小心灵，同原子弹轰炸这样类似天变地异般的灾难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媒介，井伏鳟二用杜若花作了极好的提示。难道我们不是必须明确地说，这错季盛开的紫花才是从大至宇宙论小到人的内心，一以贯之的荒唐、可笑时代的象征，统统被它彻底驳倒了么？这也是挨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触发的日本文学的杰作，给所谓现代的这个时代划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时也是为测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内心深度而放下的一个测量铅坠式的作品。
日本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而饱尝痛苦地生活着，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表现对抗此种痛苦的作品。这岂不是判断核时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标准么。我想把这个想法告诉许许多多国家的文化人。他们一定对于井伏鳟二描写的杜若的象征，同古典文学相通的、强韧的日本人的自然观照对比起来看吧。另一个国际研讨会是各代表一个欧洲国家各领域的文化人的聚会，我是参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课题是“西方化和日本化”。日本化，这是听起来还不习惯的一个词，因为近来日本企业向欧洲发展，日本企业界人士以其个人的或企业的能力表现了出色的竞争力。于是欧洲出现了愿意学习他们这种工作作风的——吹得很响，总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象力的地方——的倾向，于是欧洲人就把这个看作日本化的现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并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谓日本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说起西方化＝现代化的历史，无非首先是（a）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构想，（b）实行侵略亚洲，（c）终于到达以长崎、广岛遭受原子弹惨祸为顶点的败北，终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而战败之后的再出发，我认为把这（a）（b）（c）等条件全都颠倒过来才是基本态度，实际上新宪法也是这样显示的。
但是，战后３９年之间，日本人朝着逐渐地消除太平洋战争败北经验的方向前进了。对亚洲实行经济推进并使之正当化的思想，并且向一直称为工业化社会的欧洲、美国等先进国家前进一事，使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大大加速，从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给国内、国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带来了一方面是荒废，另一方面又是过剩的经济繁荣。
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时代潮流认为不该如此西方化的反省。开头提到的渡边一夫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国同盟国的日本，还在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的时候，当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样板不容置疑确属纳粹德国的时候，就站在战败国法国一边了。他引用瓦雷里在母校赛特高等学的讲演，期待着“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致产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纳粹德国式的“知性的强制”予以抗争的觉悟。渡边一夫对于法国的复兴乃至良好的欧洲传统是确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处于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条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势所趋的日本现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进的结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弹轰炸，最后终于战败的位置。引起这场战争的势力，当然由日本法西斯主义负责，然而与之相对抗而制造出原子弹的却是西欧的科学。投原子弹和遭原子弹袭击的两个营垒，在一律归结为西方化的紧张关系上，１９４５年夏曾经隔海对峙。日本为了实现西方化，和帝国主义膨胀期的西欧展开比赛似地侵略亚洲，结果成了民主主义国家的敌人，终于落到受原子弹轰炸的地步。这个责任不应该追究西方化，始终应该归结为日本的现代化，这样的反论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来？我在这里要记下一笔，现在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核战力的论理而获得自由。如果欧洲主动地放弃核战力的论理，出现提示新道路的大国，那么，我以为对于日本来说，可称得上最受欢迎的西方化的典范。现在欧洲各国消灭核武器的民众运动，就是为创造这样的典范，以民众运动的规模向日本人号召的。
然而今天的欧洲人某些阶层希望日本化成为现实。成为这种日本化典范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１９４５年战败痕迹一点一点地消除干净，自我与事业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业技术先进大国称号，足以代表此种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觉得这种人倒是特殊的，并非普遍。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日本人，面对再生产时，因为我国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瓦雷里说过的话。谁也不能否定，日本经济成长的结构是培育这种类型人物的基础，比如驻在欧洲的商业精英们，以及同他们息息相关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制造厂的经营者们无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人把这样的日本人作为素材，创造出经过加工夸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构想实验性的日本化。
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工业技术社会的先进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上，不过是为了强化战线检验自己而已。实际上是他们在应付核战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种种缺陷，把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负面综合在一起，设想出把这些减号变成加号的典范，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以为这是沿着以往欧洲文化的规范而来的，这种不足之处反而值得引以为自豪——的诸般因素反过来变成一切具备的存在，为了学习这种架空的典范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觉得，作为工业技术社会处于零丁飘摇的领域，人称位于衰退状态的“纯文学”的作家，特别应该这样考虑才是：对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热心地使日本比西欧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类型人物，才是使现在我国工业技术社会更加繁荣的支柱。因此，我以为西欧提出的日本化这种现象展示给我们时，同西欧人设想的基本典范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实际上日本化已经在欧洲看到，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对方就这种现象的说明。特别是从目前非常活跃的经济交流现场，从和日本人有接触的西欧人那里，他们不停地制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给我们，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可重逢的进行自我批评的契机。而且，如果西欧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对于未来同西欧的良好关系有害，那就必须考虑到这形象会立刻开始固定化，所以必须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回答可能会有这样的提问：那么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希望将来向欧洲提示的，与西欧人能够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样构想的。我认为，那应该是对于未来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时对亚洲、对欧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词扩大使用，那就必须构想这样的日本人典型：以这种新的日本人典型为基础的日本化，不论对于亚洲也不论对于西欧，包括经济在内，都能当作使诸多领域活性化的方法采用。假如这样的构想能实现，那么，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论亚洲圈内西欧圈内都认为确实是真正国际人的日本人，而且与此同时，从日本的大城市发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农村、渔村，共同努力培育出众多的这类日本人典型。
这种梦想中的日本人典型会有么？欧洲人亚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这样的反向。但是我认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间提出试问和试答，必须摸索培育这确属高层次日本人典型的构想，不然，倒不如一开始就停止有关新日本人典型的构想更好。我要重复地说，渡边一夫还在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及大政翼赞会刚刚起步那一年，当时国际、国内正是控制极严的时候，而他却对于战败的法国坚守“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最精致的产物”的人们精诚所在确信不疑，而且坚信他们的国家一定扭转败局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还希望对于我开头谈的井伏鳟二等等日本作家们——其中有自己在广岛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弹灾难证言式作品之后，一个是自杀的原民喜，一个是堪称刀折矢尽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还有和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以一个亲身遭灾的妇女自述形式不断地写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们作为核时代的日本人的想象力。也许这个话题很简单。如果西欧人说我了解这么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么，我想与比同时，索性回答他希望了解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从这种情绪出发我才协助英译了前边提到的短篇名文选集的工作。
课题不仅限于原子弹灾害，日本各种各样乃至出于地方自己构想——比如具有独自历史的冲绳当地民众各种运动所显示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反对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现代化＝西方化正面冲突——的反公害、环保课题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体例子有联系，范围极广。我想，对于如此关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欧人这般盛情应予回报，才把这些展示出来。
实际上围绕着“西方化和日本化”这一主题，我在编造自己的提案，同时也常常参加这类国际研讨会，但是常怀忧惧的是，同西欧乃至国内多种领域的人们在关心的方向上也许存在分歧。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倒不坏，我从他们的批评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高兴地出席国际研讨会。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于西方化也不同于日本化，可以说超越这两化的第三条道路的××化这一构想，希望通过研讨会看看反应如何。因为我经常想到，如果不实现这条道路，对于将来的日本和日本人来说，（a）在国内没有活路，（b）在亚洲也没有活路，（c）从现在设想的欧洲接受日本的情况来看，向未来发展的活路也没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失败这个分节点不当作开始转换方向的始点，而是把它当作一时的保留期间搁置起来，然后是重新加速进行西方化。然而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获得工业技术最先进国的位置，经济繁荣达到顶点，难道这不是第二次走上无法再次前进的奇怪路程即将摆在眼前了么？这种怀疑又有谁能够轻而易举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时代最近的将来，日本第二次的“战败”，与亚洲的崩溃乃至世界的崩溃难道没有联锁作用的性格么？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莱和斯坦福两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讲演。当时，一位看来很聪明的日本留学生提出反问：为什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从以前的太平洋战争的败北中吸取教训？现在日本新的繁荣不是把战败的痕迹一扫而光了么？于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还年轻，你的历史中还没有失败的经验吧？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除了失败的经验之外不想学别的了。我附带说一句，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不是已经并不年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