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正在準備兩項國際性的座談會。儘管作家幾乎稱不上專家的職業，但是無一不以為自己是這樣的存在：對自己必須不停地念叨已經逝世的武田泰淳的“對森羅萬象多情多恨”這一呼籲。因此，在這樣一個以多種多樣課題顯示非專業人員的看法，而且還是一個接受批評的機會，就自願地前來參加。除此之外，我覺得他們似乎還抱著這樣的願望：把所謂依靠語言和想象力完成的平面的日常異化這種小說獨特的力量，同文學以外的自我表現，想經常聯繫在一起。
總而言之，作家對於情況就是這麼說的，對於使自他雙方都能接受的表現，也可以用脫離小說的語言完成。如果不這樣，那自己就只能算一個靠耍嘴皮子的常識家，這個形象令人感到羞慚。我是常常從這種經歷走過來的人。同時也想到少數以可怕的寡言沉默律己的知識分子，不過也覺得既然以作家這種滑稽工作為終身職業，幹多嘴多舌的人乾的事，難道不可以毫不猶豫地承擔下來麼？
另一個國際性的座談會是以“核狀況下的文學”為主題的國際筆會大會。我在去年作為日本筆會的任務，完成了描寫核武器攻擊廣島，長崎，具體地說就是以日本人如何在原子慘禍中活下來以及痛苦地死去為主題的短篇小說的作品集。（《面對一無所知的未來》，集英社文庫）
由於編輯和出版社領導的努力，這個小小的然而自信堪稱具有重要意義的書，即將稍微改變外形而出版英譯本。它將在５月舉行的國際筆會大會之前完成，使來自外國的眾多參加者，以及從事與文學相關工作的知識分子們都讀到它，既然如此，我覺得自己必須在這個座談會上談一談這個短篇集的特點。
收進這個集子裡的優秀短篇《空桶》的作者，是在長崎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林京子。她是我國文學事業中代表今天的新興力量的作家，曾經發表了批判“原子彈法西斯”的文章。還有與這位作家齊名頗有才華的年輕作家的文章。有的文章說，希特勒殘殺猶太人是可憎的，緊接著便說，用法西斯主義那一套管理人民也許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說，這就是我國文學狀況的一個側面，您，特別是在歐洲經歷過法西斯主義時代的知識分子們作何感想？請您先讀一下林京子的作品，然後再予以思考。
我國年輕的文學家們對於語言的定義，有時表現得遲鈍和不準確，其程度令人吃驚，這也是我國特有的。比如法國、德國、波蘭的作家們，對於法西斯主義一詞從不曖昧地使用，所以能夠期待他們作出應有的反應。
不過我最熱烈期望的是，談論一番向來對政治語言徹底地沉默寡言，或者說沉默並凝視的作家井伏鱒二的短篇《杜若》具有的強烈信息。請先讀翻譯的作品，然後在此基礎上從東西方不同角度表達對井伏鱒二的看法，我夢想如此這般活用座談會的時間。既然翻譯的作品業已準備就緒，我以為那的確是化為現實的夢。
井伏鱒二的《杜若》，從提示溫和的然而輪廓鮮明的形象開始，它是文庫版本大約２０頁的短小作品。寫的是戰時一位為躲避轟炸而回到故鄉福山市近郊的人的經歷，用“私小說”的寫法作了生動的記述，於戰敗後第６年創作的。
廣島市區被炸不久，我在福山市近郊的朋友家看到杜若花盛開。單瓣，紫色。停戰命令剛剛發佈，也就是剛過８月中旬。往常，這個季節的杜若已經結了鮮綠色略長的和尚頭式的子房。原來此處盛開的是遲開的杜若，它長在離其他杜若群生的地方稍遠的地方，從挺立於水面的劍狀葉子中抽出綠莖，上面頂著一朵扭著彎彎的花苞。開頭，我是站在朋友家廂房的二樓上看它，以為水面上漂的是點心包裝紙什麼的。
為什麼把廣島市區的被炸和杜若花怒放這種只有橫向聯繫的事象並列在一起呢？讀罷小說如果找到兩者之間牢固架起的想象力之橋，對於這短篇的理解就算是成功的。
小說緊接方才所說的開頭，從廣島市被炸當天在福山市的所見所聞，說到福山市本身曾經被炸的經歷，並且敘述了當時就被原子彈炸死的知友的子弟，以及某某被炸當時沒有死，但是蒙受著巨大痛苦等等傳說和對此而發的感慨。接著也談了作家自己戰敗之後立刻得了胃病，後來轉為不眠症，被動員去分配軍隊的貯存物資，這部分在敘上略帶喜劇成分。擺脫了這些被指派的雜活，希望返回東京的作家，到朋友家裡去談別的事，當天晚上居然沒犯不眠症，睡得很好。“天亮時醒來，打開窗戶一看，看到眼下的水池裡有異樣的東西。打開電燈，延長電線讓燈光照著池子的水面。我不由得目光旁視立刻關上電燈，也關上了窗子。漂在水池水面上的確確實實是人。杜若叢生於水池的一角，離杜若不遠的位置漂著紫色紙片或者別的什麼。仰面朝天漂在水面上的人的臉接近那紫色的東西。
那人體是怎麼回事，對於它的說明是通過對話進行的。於是立刻敘述起杜若的怒放。
“聽說是個半瘋狀態的姑娘。在廣島工廠幹活時已經是半瘋了，後來遭到轟炸便回到福山來，回來這天又捱了炸。聽說又捱了踢又捱了踹。”／我從窗戶裡俯視那水池。那是一個大小一畝左右的長方形水池，從和它並行的小河中把水引過來，那水彷彿落進它旁的小水溪。就在這落水口周圍叢生著杜若，離這些杜若不遠處有一叢單獨生著雙股葉的，抽出的莖上開著紫色的花。通常此時杜若的子房已是見老的季節，所以儘管是怒放的花，然而卻是花朵發乾而且有些僵硬。難怪我初看時分不清是紙片還是別的什麼。／我問：“那杜若被什麼所迫才綻開的？”／木內說：“是啊，這個季節那種花居然開了，可真把我搞胡塗了。”
這樣的回答之後，似乎阻攔作家提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杜若和被水淹死者的話題一般，把話題一轉便結束了小說。木內說：“那杜若花和這杜若花有云泥之差。因為時代不同了所以開花也不同了。這花開的也真夠混帳。”
混帳的花，混帳這個形容詞，如果用外國話來說就是dbCsurde，也可以譯成沒有道理。因為時代不同了這一句，非常明顯指的是原子彈轟炸以及此前的連續轟炸，以致地方城市被大火燒燬，也指現在談話的人生活的時代沒有道理，借談話的一小段包括多種意義的技巧，我以為這是作者特意寫進去的。
這杜若怒放，是訴諸人類精神的表層與深層的，要想讀懂符號的意義，再舉一個怒放的例子大概是有效的。這就是渡邊一夫把生活於法國１５世紀前半期和１６世紀前半期各該時代市民們的日記翻譯出來，並且以逐一加以說明的方法譯的兩本書：《亂世日記》（１９５９年出版）、《泰平日記》（１９６０年出版）。特別是前者，寫聖女貞德出現前後的市民日記的一段，渡邊一夫是這樣寫的：
“１４２３年將近年末的時候，黃色地丁怒放，人們大吃一驚，日記上業已記下。前邊也有同樣的記載。筆者理所當然地感到這真是‘發狂的季節’。”
隨後，渡邊一夫看到１４２９年左右畸形兒出生的記述，他接著說：“看得出１４２９年簡直是發狂的一年，也許是我只看到發狂的事。話雖如此，這個《日記》的作者曾在兩三個地方特意記下了那時以前，戰火不絕的悲慘的隆冬之中，地丁怒放的事。使人感到，日記作者似乎心有所期然而面對人世間的一切抱著不安的心情，並且察知懷疑者藏於內心的夢幻一般。本來，這也許是唯我獨有的妄想。任何時代都會有某些發狂的事，就人來說，也許天生就這樣的毛病：總覺得自己生活的時代最瘋狂，末世末日觀也許就是人的脾性。”渡邊一夫這本書出版之後，年輕的歷史家對於上述敘說給予批評。批評的內容主要說：日記本來是年代記式的恬淡文章，然而渡邊卻故作高深。地丁的盛開，畸形兒的誕生，和歷史聯繫起來究竟有什麼意義？寫日記的市民不過是把發生的事記下來而已。畸形兒誕生，或者家畜畸形，看看《泰平日記》上也曾提到的圍繞“弗賴貝格的牛犢”的天主教會與馬丁·路德的筆戰，就完全明白，這樣的事情在歷史的脈絡上蘊藏的巨大意義是明顯的。這就是說，前面那位當時還年輕的歷史家對於這方面的知識未免過於欠缺。但是，渡邊一夫對於那些批評仍舊以寬容大度的態度給予回答。如果以感情移入而論，完全如此。而且他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他說，地丁的怒放，畸形兒的出生，聖女貞德出現，把這些相繼而來的敘述聯繫起來讀下去的過程之中，儘管這些事確實沒有相互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是他自己對於日記的作者移入感情，於是就把那些事聯在一起了。
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並且根據自己的經驗，我願鄭重地說，渡邊一夫的“感情移入”是完全正當的。我的長子是個看起來像長著兩個腦袋，至少出生的時候只能認為畸形的異常嬰兒，現在他已克服了畸形給他帶來的障礙活下來，和我生活在一起，他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個部分，因為他的出生，使我對於誕生畸形這件事人的內在意義充滿實感。時隔不久，我在墨西哥城過教師生活的時候曾看到波薩達的版畫。波薩達是１９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墨西哥大動亂時期從事版畫工作的版畫家。他對於重大事件、奇奇怪怪的事件，快速製作版畫以代替新聞照片作報道，而且也用短詩的形式給敘述事件的出版物作插圖。
波薩塔紮根於墨西哥的大眾藝術，他以畫形骸的人物為其獨特風格而著名，以這種形骸人物加上政治批評與社會諷刺，把地震一類的天變地異，作描寫現實的報道。而且也描寫了游擊隊活動、政府當局的鎮壓、暴力活動、２０世紀初的革命運動、反革命等等，描寫得很具體。某一條街的人全被殺光的大屠殺，某一執行死刑的場面，他完全以民眾的想象力把它表現出來。而且，除此之外，波薩達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描寫農婦誕生畸形嬰兒，甚至生出大晰蜴，也就是說誕生畸形一類的場面。
由此可見，波薩達想象力的表現以及這個表現的規模，在數量上很大。而且在民眾想象力包容的世界裡，類似地震那樣的天變地異，民眾的力量無力左右軍閥發動的政變，革命、反革命，人類的智慧依然無力避免。以人類力量無力控制的比如異常誕生等等。他把這些全都聯繫在一起，並加以結合。可以武斷地說，人們內心已經把這些結合在一起了。如果用渡邊一夫喜歡說的話來說明，那就是在人這個小宇宙裡有個聯繫。他的意思是說，人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通過宇宙觀、世界觀、人類觀形成一個根。被現在的廣大群眾，也就是黑西哥從前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激烈動盪的動亂期的民眾所接受，並決定他們的生存態度。
以波薩達明確的表現和墨西哥民眾的接受為引線，來看一看生於１５世紀亂世的巴黎的一位市民日記，當把它作為直抒胸臆的日記來看的時候，能明明白白地從中看到什麼呢？日記的作者和彼此經歷與環境相同的市民們一起，懷著吃驚與疑慮的心情看著大量的地丁花盛開怒放。植物生長過程的異常、非其時的盛開，不論它多麼小，也不能不說是顯示了季節運行不正常的一個標準。季節的運行與秩序，是由繞太陽旋轉的地球決定的，更具體地說，就是由繞地球旋轉的太陽的旋轉決定的，所以，季節的異變，其根源全在太陽運行的異常。
本來，太陽以及整個太陽系並不是經常地顯現令人矚目的異常，不過，太陽的黑點一旦增加就會影響地球的氣候，所以上述那樣理解也不能一概稱之為非科學。１５、１６世紀的西歐，正是占星術大興其道的時代。地上的地丁遠非其時的盛開，季節運行錯亂，太陽和太陽系的運行造成整個宇宙的異變，如此等等，人類把這些當作非常值得矚目的事件，難道不正是人的自然反應麼？
換個說法那就是宇宙論式的或者宇宙感覺式的異常感受。同時和人等於小宇宙這句話相關，從遠古起人就把自己身體看作具體而微小的宇宙。從雅可布·伯麥①和斯韋登伯格②為媒介，投影於布萊克③的歐洲秘教思想中可以看到，反過來把人體看作巨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其次是把人內心世界中，人的智慧與力量控制不及的暗處作為另一個宇宙，也就是女性的胎內。準備誕生神秘的生命的胎內，這一另一個宇宙與天空的宇宙相照應，兩者中間便是人的現實世界。也就是人的歷史場地，而這個場地上現在仍有戰爭的災厄。我以為，人們把以這種形式形成的同一切局面聯繫起來的感受方法與思考方法代代相傳下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①伯麥（BoDhme，Jdkob，１５７５—１６２４），德國神秘思想家——譯註。
②斯韋登伯格（Swedenborg，Emanue，１６３６—１７７２），瑞典哲學家——譯註。
③布萊克（Blake，willian，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國詩人——譯註。
如果回到井伏鱒二的小說上來，那麼，那上面提示的杜若怒放所象徵的意義，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原子彈，其規模之大，堪稱天災加戰爭的大災難。原子彈當然是人扔的，但是從挨炸的民眾的角度來說，它是比大地震還厲害多倍難以逃避的災難。那個經歷過原子彈轟炸，再挨一次空襲的“半瘋的姑娘”便是明證。把這慘遭厄運以致陷於病態的小小心靈，同原子彈轟炸這樣類似天變地異般的災難結合在一起，並以此為媒介，井伏鱒二用杜若花作了極好的提示。難道我們不是必須明確地說，這錯季盛開的紫花才是從大至宇宙論小到人的內心，一以貫之的荒唐、可笑時代的象徵，統統被它徹底駁倒了麼？這也是挨原子彈轟炸的經歷而觸發的日本文學的傑作，給所謂現代的這個時代劃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時也是為測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內心深度而放下的一個測量鉛墜式的作品。
日本人經歷過原子彈轟炸而飽嘗痛苦地生活著，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表現對抗此種痛苦的作品。這豈不是判斷核時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標準麼。我想把這個想法告訴許許多多國家的文化人。他們一定對於井伏鱒二描寫的杜若的象徵，同古典文學相通的、強韌的日本人的自然觀照對比起來看吧。另一個國際研討會是各代表一個歐洲國家各領域的文化人的聚會，我是參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課題是“西方化和日本化”。日本化，這是聽起來還不習慣的一個詞，因為近來日本企業向歐洲發展，日本企業界人士以其個人的或企業的能力表現了出色的競爭力。於是歐洲出現了願意學習他們這種工作作風的——吹得很響，總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象力的地方——的傾向，於是歐洲人就把這個看作日本化的現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對這一問題的提問，並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謂日本的西方化，實際上就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說起西方化＝現代化的歷史，無非首先是（a）以天皇製為中心的政治、文化構想，（b）實行侵略亞洲，（c）終於到達以長崎、廣島遭受原子彈慘禍為頂點的敗北，終於結束太平洋戰爭。而戰敗之後的再出發，我認為把這（a）（b）（c）等條件全都顛倒過來才是基本態度，實際上新憲法也是這樣顯示的。
但是，戰後３９年之間，日本人朝著逐漸地消除太平洋戰爭敗北經驗的方向前進了。對亞洲實行經濟推進並使之正當化的思想，並且向一直稱為工業化社會的歐洲、美國等先進國家前進一事，使明治以來的現代化大大加速，從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給國內、國外——特別是亞洲地區——帶來了一方面是荒廢，另一方面又是過剩的經濟繁榮。
直到太平洋戰爭之前這一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時代潮流認為不該如此西方化的反省。開頭提到的渡邊一夫的文章就是極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國同盟國的日本，還在法國被納粹德國打敗的時候，當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樣板不容置疑確屬納粹德國的時候，就站在戰敗國法國一邊了。他引用瓦雷裡在母校賽特高等學的講演，期待著“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緻產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對於日本日益擴大的納粹德國式的“知性的強制”予以抗爭的覺悟。渡邊一夫對於法國的復興乃至良好的歐洲傳統是確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義的日本處於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條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勢所趨的日本現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進的結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彈轟炸，最後終於戰敗的位置。引起這場戰爭的勢力，當然由日本法西斯主義負責，然而與之相對抗而製造出原子彈的卻是西歐的科學。投原子彈和遭原子彈襲擊的兩個營壘，在一律歸結為西方化的緊張關係上，１９４５年夏曾經隔海對峙。日本為了實現西方化，和帝國主義膨脹期的西歐展開比賽似地侵略亞洲，結果成了民主主義國家的敵人，終於落到受原子彈轟炸的地步。這個責任不應該追究西方化，始終應該歸結為日本的現代化，這樣的反論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來？我在這裡要記下一筆，現在的歐洲並沒有擺脫核戰力的論理而獲得自由。如果歐洲主動地放棄核戰力的論理，出現提示新道路的大國，那麼，我以為對於日本來說，可稱得上最受歡迎的西方化的典範。現在歐洲各國消滅核武器的民眾運動，就是為創造這樣的典範，以民眾運動的規模向日本人號召的。
然而今天的歐洲人某些階層希望日本化成為現實。成為這種日本化典範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１９４５年戰敗痕跡一點一點地消除乾淨，自我與事業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業技術先進大國稱號，足以代表此種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覺得這種人倒是特殊的，並非普遍。儘管這樣，這種特殊的日本人，面對再生產時，因為我國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慮到前面提到的瓦雷裡說過的話。誰也不能否定，日本經濟成長的結構是培育這種類型人物的基礎，比如駐在歐洲的商業精英們，以及同他們息息相關的汽車製造廠、電視機制造廠的經營者們無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實際情況是歐洲人把這樣的日本人作為素材，創造出經過加工誇大的典型人物，通過他們構想實驗性的日本化。
總而言之，歐洲人在工業技術社會的先進國之間的國際競爭上，不過是為了強化戰線檢驗自己而已。實際上是他們在應付核戰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種種缺陷，把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負面綜合在一起，設想出把這些減號變成加號的典範，也就是說，把自己的不足之處——我以為這是沿著以往歐洲文化的規範而來的，這種不足之處反而值得引以為自豪——的諸般因素反過來變成一切具備的存在，為了學習這種架空的典範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覺得，作為工業技術社會處於零丁飄搖的領域，人稱位於衰退狀態的“純文學”的作家，特別應該這樣考慮才是：對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積極的態度對待。熱心地使日本比西歐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類型人物，才是使現在我國工業技術社會更加繁榮的支柱。因此，我以為西歐提出的日本化這種現象展示給我們時，同西歐人設想的基本典範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徑庭，然而實際上日本化已經在歐洲看到，應該認真地聽一聽對方就這種現象的說明。特別是從目前非常活躍的經濟交流現場，從和日本人有接觸的西歐人那裡，他們不停地製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給我們，這對於日本人來說，是不可重逢的進行自我批評的契機。而且，如果西歐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對於未來同西歐的良好關係有害，那就必須考慮到這形象會立刻開始固定化，所以必須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回答可能會有這樣的提問：那麼對於你們日本人來說，希望將來向歐洲提示的，與西歐人能夠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樣構想的。我認為，那應該是對於未來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時對亞洲、對歐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詞擴大使用，那就必須構想這樣的日本人典型：以這種新的日本人典型為基礎的日本化，不論對於亞洲也不論對於西歐，包括經濟在內，都能當作使諸多領域活性化的方法採用。假如這樣的構想能實現，那麼，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論亞洲圈內西歐圈內都認為確實是真正國際人的日本人，而且與此同時，從日本的大城市發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農村、漁村，共同努力培育出眾多的這類日本人典型。
這種夢想中的日本人典型會有麼？歐洲人亞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這樣的反向。但是我認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間提出試問和試答，必須摸索培育這確屬高層次日本人典型的構想，不然，倒不如一開始就停止有關新日本人典型的構想更好。我要重複地說，渡邊一夫還在日、德、意三國同盟以及大政翼贊會剛剛起步那一年，當時國際、國內正是控制極嚴的時候，而他卻對於戰敗的法國堅守“精神的自由與文化的最精緻的產物”的人們精誠所在確信不疑，而且堅信他們的國家一定扭轉敗局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還希望對於我開頭談的井伏鱒二等等日本作家們——其中有自己在廣島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彈災難證言式作品之後，一個是自殺的原民喜，一個是堪稱刀折矢盡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還有和在長崎遭原子彈轟炸的同學們生活在一起，以一個親身遭災的婦女自述形式不斷地寫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們作為核時代的日本人的想象力。也許這個話題很簡單。如果西歐人說我瞭解這麼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麼，我想與比同時，索性回答他希望瞭解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從這種情緒出發我才協助英譯了前邊提到的短篇名文選集的工作。
課題不僅限於原子彈災害，日本各種各樣乃至出於地方自己構想——比如具有獨自歷史的沖繩當地民眾各種運動所顯示的政治、文化運動中反對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現代化＝西方化正面衝突——的反公害、環保課題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體例子有聯繫，範圍極廣。我想，對於如此關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歐人這般盛情應予回報，才把這些展示出來。
實際上圍繞著“西方化和日本化”這一主題，我在編造自己的提案，同時也常常參加這類國際研討會，但是常懷憂懼的是，同西歐乃至國內多種領域的人們在關心的方向上也許存在分歧。不過，如果真是這樣倒不壞，我從他們的批評中會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高興地出席國際研討會。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於西方化也不同於日本化，可以說超越這兩化的第三條道路的××化這一構想，希望通過研討會看看反應如何。因為我經常想到，如果不實現這條道路，對於將來的日本和日本人來說，（a）在國內沒有活路，（b）在亞洲也沒有活路，（c）從現在設想的歐洲接受日本的情況來看，向未來發展的活路也沒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戰爭失敗這個分節點不當作開始轉換方向的始點，而是把它當作一時的保留期間擱置起來，然後是重新加速進行西方化。然而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獲得工業技術最先進國的位置，經濟繁榮達到頂點，難道這不是第二次走上無法再次前進的奇怪路程即將擺在眼前了麼？這種懷疑又有誰能夠輕而易舉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時代最近的將來，日本第二次的“戰敗”，與亞洲的崩潰乃至世界的崩潰難道沒有聯鎖作用的性格麼？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萊和斯坦福兩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講演。當時，一位看來很聰明的日本留學生提出反問：為什麼戰後出生的日本人必須從以前的太平洋戰爭的敗北中吸取教訓？現在日本新的繁榮不是把戰敗的痕跡一掃而光了麼？於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還年輕，你的歷史中還沒有失敗的經驗吧？但是我已經不年輕了，我知道，除了失敗的經驗之外不想學別的了。我附帶說一句，日本乃至整個世界，不是已經並不年輕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