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发表了悼念井上靖先生的谈话。当时尤其使我心情激动的是听众中有几位医生。仔细想起来，我与不同职业领域的知识分子谈话，除了大学教师，最多的就是医生。例如为我的残疾儿子治疗的那些医生，还有我十几年来经常去检查身体的医院的医生们……
然而，我是作为患者、或者未来的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的身份与医生接触的。我离开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对方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我无法自由自在地谈话。虽然对方倒是
经常询问自己：最近写什么啊？
极少有医生直接问我：你作为作家，如何思考人和文明？我倒想过，作家生病，而且是危及生命的大病，痊愈之后，往往有一部成为其后期代表作的作品问世。
井上靖先生患癌症，一旦治愈后，便完成一部《孔子》。这是解答我所思考的问题的一个充满启示的典型例子。我作为一名晚辈作家，在追悼井上靖先生的同时，重温《孔子》，并回答医生们的提问，这是我对有这次谈话机会最为高兴的地方。
井上先生时常对我谈起创作长篇小说《孔子》的规划。他的小说构思经常先以散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吟咏孔子和一群寒儒在战乱的原野上流浪的散文诗很早就已发表。然而，正当他准备着手创作小说时，感觉身体不适，结果发现患有食道癌。
井上夫人等亲属大概都认为这长期悬而未果的《孔子》也就因此作罢，尤其夫人曾多次陪同井上先生到中国寻访孔子遗迹，似乎更觉遗憾。但是井上先生做过大手术以后，身体迅速恢复，着手创作《孔子》。
就在《孔子》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文艺杂志上以后，我与井上先生一起到巴黎、斯特拉斯堡、佛罗伦萨旅行。井上先生重访佛罗伦萨，尤为激动，回国以后，立刻精力充沛地埋头创作《孔子》。对此，他的家人异口同声表示惊讶。《孔子》大作完成，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井上先生不久辞世。
创作以孔子为主题的小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孔子的一生行径被其死后350年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规范，后来的所有关于孔子的故事都根据这个规范的记述。井上先生细读《史记》，这在《孔子》的细节中自然流露出来。
有一处说到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约合我国的七尺——人称“长人”，井上先生觉得很有意思。井上先生脑子里的孔子独特的人物形象——因为过于独特，虽然在诗歌中表现出来，但在小说里尚未形成具体化的形象——大概是从大个子孔子这个细节引发出来的吧。
另一处说到《孔子》中的讲述人蔫薑这个老人是殷人后裔。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死前7日，梦见自己亡故，受到祭祀，但是采用殷代的祭祀仪式，说明自己的祖先是殷人。
更重要的是，井上先生毅然撇开《史记》的记述。例如构成《孔子》重要主题的“葵丘会议”，以及故事发生的中心舞台负函这个地方，在《孔子世家》中均无记载。而且井上先生在好几处勇敢地对《论语》的传统解释提出异议。
例如《孔子》里的地方长官叶公是最能理解孔子的一个人物。但是连和辻哲郎都说“叶公被贬评之处也很明显”，按照《论语》的说法，“叶公是一个不尊敬贤者的狂妄自大的小人”。所以，如果按照和辻所采取的解释，叶公对孔子说的话全都是冷嘲热讽和责备规劝。
如上所述，井上先生在《孔子》里把故事的中心舞台设在楚国为收容蔡国遗民而修建的新城负函。井上先生笔下的孔子在负函会见叶公时，说了一句显然是赞颂之辞：“近者悦，远者来。”而且在负函听到本想投靠的楚昭王病故时，说出那句名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据《孔子世家》记载，这是孔子在陈国流浪时说的话。但由于包含着重要的思想，在书中引用两次。
以“索耳克氏疫苗”使全世界的孩子免除难以忍受的痛苦的索耳克博士异常激动地对他的法国哲学家朋友说：听说在中国，危机与机会相结合。我在这位哲学家的回忆录中看到这句话。
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历经苦难，长途跋涉，来到异国他乡负函。这种流浪无疑是“危机”的积累，终于到达有机会把自己的弟子推荐给国王的最近距离，但是由于楚昭王的去世，孔子决定回到故乡去。
时光流逝，书中的讲述人——当年跟随孔子流浪的年轻人，现在已是老人，重访负函。他讲述的这次旅行可以说构成小说《孔子》的顶峰。后半部的小说从这个部分才真正开始。井上先生势如破竹，故事发展起伏跌宕，显示着他天才的创作才华。值得注意的是，井上先生的语言艺术在仿佛同样的人物形象的反复叙述里制造着微妙的差异。
老人在负函看到村庄灯火初明的景象，不禁感慨万端：“负函，这座神奇的城市，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心灵故乡，是孔子精神的寄托之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一往情深。我独自伫立在黑暗的原野上，深情地凝视着灯火闪烁的负函，心潮澎湃。”
旅行结束回到住所以后，老人发出同样的感想：
啊，我的故乡现在灯火初明。
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儿不是我的故乡，我既不在这儿出生，也不在这儿成长。
不过，说故乡也可以。因为对于我来说，除了这里，没有一个能称为故乡的地方。
旅行之后，老人和讲述孔子之会的人们继续谈论先师的为人及其思想。他所汇报的负函之行的中心思想是：“啊，我的故乡现在灯火初明。”这种宁静情绪的享受不能被这个地球上的人夺走。于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晚年的孔子对这前所未有的乱世是怎么想的？带着什么样的思想去世？他如何认识人的未来？
老人回答说：
我想像孔子的心情：至今尚无瑞兆表明将有圣明天子降于斯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圣明天子身上的孔子，看到没有任何指望，于是“难矣哉”，“吾已矣夫”。
老人讲述葵丘会议决定不以黄河之水用于战争，回顾许许多多的国家相继灭亡。这时，大雨滂沱。小说《孔子》以老人的这段话作为结尾：
暴雨！惊雷！闪电！让“迅雷烈风”浇打脑袋、洗涤心灵。我们就这样坐着，凝心静气，肃然倾听这天地的声音，虚心坦怀地等待天地息怒，恢复平静。
井上先生曾写过一首散文诗《迅雷烈风》。小说里的这个场面表现出诗歌的形象。井上先生的小说始于诗歌，以超群绝伦的叙述才华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结束的时候，如梦幻般重新出现先前的形象，唤回诗歌，形成首尾鲜明的对照呼应。
井上靖先生既是诗人也是罕见的讲故事高手，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孔子》可以说是首尾一贯的杰作。
在这里，可以就三件事进行对比：井上靖先生患有癌症，但手术后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孔子为了实现让自己的弟子走上仕途的愿望，不顾危险，漂泊异乡，在获知楚昭王去世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完成他作为思想家的伟大事业；讲述人蔫薑老人重访负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故乡的含义，并且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年轻的孔子追随者，从而到达自己故事的顶点。
也许还可以加上井上先生在大病之后重访佛罗伦萨，激发创作构思，回国后精神百倍地投入《孔子》写作这件事。
异乡——面对死亡的拼死考验。
故乡——恢复、生产、新生命的再生。
从这种含义上的异乡——为癌症患者动手术的医院也是健康人的异乡——回到故乡，然后再生。这种形式的故事发展在上述的所有事例中都是共通的。而且如果离开井上先生和《孔子》的具体性，我认为更具有普遍性的形式。
我通过阅读各种古典文学以及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逐渐发现这个道理。而大约十年前，我每天认真阅读但丁作品以及有关研究书籍的那些日子里，才把这作为一个命题真正明确地予以把握。
最近出版的但丁研究家约翰？弗雷切在其遗著中收有明确提出但丁具有皈依之心的论文。众所周知，《神曲》第一首诗写但丁上山受到三只野兽的阻挠。弗雷切认为，这表示但丁试图真正皈依宗教信仰的失败。通过下地狱经过炼狱再进入天堂的旅行，但丁重新进行皈依，终于获得真正的信仰，回到现世，创作《神曲》。
皈依、死亡与自我再生是在真实的忏悔与虚伪的假忏悔之间细刻出道道明显的差异。在这部作品里，登山失败的旅行与事先描写的成功的旅行之间的差别是通过堕入卑贱、漫游地狱的旅行表现自己的死亡。奥古斯蒂努斯为了描写他在罗马期间的痛苦，简短地谈及同样的考验。
奥古斯蒂努斯皈依之前病倒在旅途中的罗马，差一点丧命。经历过这一次“另一个世界”死亡危机的痛苦体验以后，他回到故乡，从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的欢叫声中领悟到引导自己走向真正信仰的启示，于是一举皈依。
我从弗雷切的论点中受益匪浅。人在异乡濒临死亡，但是在医生、家人的鼓励下恢复健康。病愈之后，他不仅仅是回到生病之前的起点，而且朝着积极的方向上升，同时还获得继续不断上升的能量。于是，如果他是诗人，就创作诗歌；如果他是作家，就创作小说，表现新的收获。这些作品给人们送去生命的信息。
皈依对于无宗教信仰者自然无缘，但是，这种经历肉体与精神的疾病所造成的痛苦以及痊愈、康复以后的生产性活动对于无宗教信仰者来说，仍然也是植根于灵魂的作品创作。大概因为许多人感受到井上靖先生的《孔子》正是这样一部作品，所以才如此畅销吧。
我认为，井上靖先生不仅考虑一个人从生病到康复的过程，而且思考一个国家从生病到康复、再生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古代中国的思考，而且长期为日中友好而尽力。井上靖先生具有可以说是“勇敢的”构思力，他在战胜疾病后努力创作新作，这种以自己作为原型的表现，恐怕也是对一直尊敬的邻国的现在与未来的系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