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洛克西法院的大堂位于二楼，一条花砖装饰的楼梯通向洒满阳光的门廊。四面的墙壁刚用一层白漆粉刷过，上蜡不久的地板亮得光可照人。
星期一上午，时间还不到8点，大堂宽大的木门外的门廊上已经挤满了人。在一个角落上，聚集着几个年轻人，他们全都穿着黑色西装，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他们服饰整洁，短发油光发亮，有的带着角质镜架的眼镜，有的从定做的西服上装下面露出了背带。这一小群年轻人是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家，是分析烟草公司股票的专家。他们奉命来到这偏远的南方之地，观察伍德·派恩克斯一案初期的进展清况。
门廊中间稀稀疏疏站着的一群人，数量较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手上都十分尴尬地拿着一张纸，那是请他们担仟陪审员候选人的通知。他们大多从未谋面，但手上拿着的通知却标明了他们的身份。因而相互之间淡话变得十分容易，法庭外面不久就响起一阵压低了嗓门的不安的谈话声，角落里穿黑西装的那群青年，工刻沉静下来，注视着这些待定的陪审员。
第三帮人是皱着眉头、穿着制服、守着大门的安全人员。他们不多不少，正好7个，奉命在这开庭的第一天，保证一切顺利进行。两位在大门旁摆弄着金属探测器。另外两位在一张临时工作台上忙活着文件。他们以为来的人会有满满一屋子呢。还有3位端着纸杯喝着咖啡，望着越来越多的人群。
8点30分，法警一分不差准时打开了法庭的大门，逐个检查了陪审员的通知书，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通过金属探测器，并且吩咐旁听人员在外面稍候。金融分析家和记者们也享受同样待遇。
在听众席四周加上一圈折叠椅，这个法庭可以容纳大约300人。围栏外面的律师席上，还可以坐30多人。由公众选出的法庭书记员，检查了每位陪审员的通知。
她满脸含笑。甚至还拥抱了几位熟人，驾轻就熟地把他们领入陪审席。她名叫格洛莉亚·莱恩，担任哈里森县的巡回法庭书记员已有11年之久。即将开始的这场审讯，将是她书记员生涯中最最引人注自的一次。她当然要抓住机会表现一番。她发号施令，核对着人们的姓名，一会儿与这个拉拉手，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短短的几分钟，可谓风光无限。到了9点钟，她在3位女助手的帮助下，已让所有陪审员按编号顺序坐定，开始忙忙碌碌地填写另一批问题调查表。
只有两名陪审员候选人没有到场。恩斯特·杜利据说早已迁居佛罗里达，而且可能已经过世；至于泰拉·盖尔·雷德豪斯太太现在何处，更是毫无消息。她在1959年参加了选民登记，但在卡特击败福特当选了总统之后，再也没有光顾过投票站。
格洛莉亚·莱恩宣布他们两人已经失踪。在她的左边，从第1排到12排，坐着144位候选人；右边13至16排，坐着另外的50名。在格洛莉亚和一位带枪的法警商量之后，遵照哈金法官的书面命令，40名旁听者获准进入法庭，在后排就座。
陪审员候选人迅速填完了问题调查表，交给了助理书记员。10时整，第一批律师开始走进法庭。他们没有走大门，而是从审判席后面冒出来的，那里有两扇小门通向许多小房间和办公室。这些律师都无一例外地穿着黑色西服，皱着充满智慧的眉头，心里巴不得盯着这些候选人看个够，脸上却竭力摆出一副漠然的神情。他们鱼贯入场，在律师席坐下。原告律师席在右，被告在左。在律师席与将他们和听众席隔开的木栏杆之间，摆满了坐椅，水泄不通。
根据哈金法官的指示，第17排的位置全部空着，在第18排上是那几个华尔街派来的小伙子。他们端端正正坐得笔直，从背后研究着那些陪审员。他们身后坐着的是报馆的记者，再后面是一排本地的律师和其他一些好奇心切的人。兰金·费奇坐在最后一排，假装在读一份报纸。
接着又进来了一大批律师，后面跟着的是双方的陪审员咨询顾问。他们在木栏和律师席之间拥挤的椅子上各自坐下，便开始执行盯着那194位陪审员候选人，对他们充满惶惑的面孔进行仔细观察这一并不令人愉快的任务。他们要研究陪审员的面孔，这首先是因为给他们高额酬金就是要他们研究陪审员，同时还因为是他们自己吹嘘，可以通过人的身体语言透露出的迹象，对人的性格进行彻底的解剖。
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群陪审员，焦急地等着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将双手交又叠在胸前，用手指不安地剔着牙缝，把头令人怀疑地侧向某一边，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动作，据说都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格，透露出他心中最最隐秘的想法。
他们飞快地记着笔记，默默地探索陪审员们的脸孔。第56号陪审员，那个名叫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年轻人，是他们特别关注的人物。他坐在第5排中间，穿着浆过的卡其裤和领尖钉着纽扣的衬衫，相貌颇为英俊。他虽然偶尔抬起头来左顾右盼，但主要的时间都一直低头读着一本随身带着的平装书。除了他，谁也没有想到带一本书来消磨时光。
靠近木栏的座位已渐渐坐满。被告方面研究陪审员面部抽搐和痔疮引起的痛苦表情的咨询专家有6位之多，原告则只有4位。
大多数陪审员候选人都不喜欢被人用这样一种方式盯着，显得很不自在，过了大约一刻钟，便也皱起眉头用火冒冒的目光回敬。这时有位律师讲了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引起了一阵笑声，使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律师们交头接耳，悄悄地聊着，但陪审员候选人们却紧闭着嘴巴，无人开口。
最后一个走进法庭的律师，当然是温德尔·罗尔；而且和往常一样，人们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此人从来不穿黑色西服，此刻穿的是他在开庭第一天惯穿的那个三件套：超级市场收款员穿的灰色运动上装，与之毫不匹配的灰色宽松裤，白色的背心，蓝色的衬衫，和一条红黄相间的花纹蟀形领结。
他一边朝身边的律师帮办高声叫道，一边昂首阔步从被告律师团面前走过，仿佛刚刚在幕后和他们干过一仗似的对他们不理不睬。他对另一位原告律师大声吩咐了两句，成了全场注意的中心以后，便虎视耽耽地望着那些未来的陪审员。
他们是他的人。这个案子是他的案子。是他在自己的家乡提出起诉的一件案子，因而有朝一日他就可以站在这个他自己的法庭上，从他自己的人那里寻求公道。他朝几个人点了点头，跟某一位挤挤眼。他认识这些人。他们将团在一起寻求真理。他的入场在被告律师团中间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他们谁都没有亲眼见过温德尔·罗尔，但对于他的名声却早就牢记在心。
他们看见有些陪审员候选人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些人真的认识他呢。陪审员候选人们看到这样一个熟悉的面孔，不安的表情似乎全都松弛了下来。罗尔在当地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坐在后排的费奇不由得在心中对他发出了诅咒。
10时30分，法官的一名助手终于从审判席后面的一道门里冲了出来，高声喊道：“法官大人到了，全体起立！”全场300人立即应声跳了起来，弗雷德里克·哈金法官步入审判席，吩咐众人坐下。
作为法官，他还相当年轻，刚刚才满50岁。他是一位民主党人，先是由州长任命来填补一个任期未满的法官的空缺，后来又由公众选举正式担任法官。他以前作过原告辩护律师，因而目前流传着不少风言风语说他是个偏袒原告的法官，但这并不是事实，而只是被告律师团的成员故意散布的流言蜚语。
他确实开过一个小小的法律事务所，正正派派地从事律师业务。但在法庭上并没有取得能使他声名卓著的多大战绩。他工作十分努力，但同时却又一直热衷于当地的政治，在官场上玩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最后吉星高照，获得了法官这一任命，现在一年净挣8万美元，比当律师时多得多。
看到如此之多的合格选民挤在这样一个法庭里，任何一位民选的官员。心头都会涌起一阵暖流。哈金法官满面笑容，像欢迎志愿者一样向陪审员候选人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欢迎他们来到他的法庭。他的笑容随着他那短短的欢迎词临近结束而完全消失，以便使陪审员候选人们对自己作用的重要性能有探刻的印象。哈金为人既无热情又乏幽默。因而不久就变得一脸的严肃。
他有充分的理由变得严肃。坐在他面前的律师，人数之多律师席已难以容纳。在法庭登记在册的原告律师多达8人，而被告更有9名之多。4天前，哈金法官曾关起门来对双方律师在法庭上的席位作过安排。一旦选定陪审团、开始审理此案，每方只有6名律师能坐在律师席上，其余几位则必须坐现在陪审员咨询顾问挤坐着的那一排椅子。他还为本案的双方——那位寡妇塞莱丝蒂·伍德和饭恩克斯的代表指定了席位。席位安排还写成了文字，收入了哈金法官写的有关本案的一系列规定的小册子中。
这场诉讼在4年前被法院受理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一直在打笔墨官司。来往的文书已经塞满了11只箱子。双方也都已经花了数百万美元。案件审理至少要持续1个月。此刻聚集在他庭上的，又是全国律师界最优秀的人士和最大的野心家。哈金法官下定决心，对他们一定要严加节制。
哈金对着面前的话筒对案情作了筒要的介绍，其目的仅在于提供必要的信息，让陪审员候选人知道请他们来此的原因。他说，本案的审理预计将长达数周，但陪审员们并不会因此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法律上有几条特别的规定，符合规定的可以豁免担任陪审员的义务。在作了这一说明后他问道，有没有谁年龄已过65岁却漏过了计算机的筛选？6个人应声举起手。法官显得大为惊讶，呆呆地望着格洛莉亚·莱恩，莱恩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仿佛是说这种情况又不是破题儿第一次。这6个人可以留下，也可以立即离开，结果有5位立刻拍拍屁股走路，使候选人的总数减到了189。陪审员咨询顾问在拍纸薄上划去了他们的姓名，律师们表情严肃地作着笔记。
“哦，在场的诸位当中有盲人吗？”法官问道。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使一些人露出了微笑。盲人怎么会来担任陪审员呢？这真是前所未闻！
在陪审员中间，一只手慢慢地举了起来。那是在第7排，差不多在一半人以后，第63号陪审员，一位名叫霍尔曼·格里姆斯的先生。此人59岁，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白人，已婚，无儿无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谁也不知道他是个瞎子吗？双方的陪审员专家不约而同地缩起了脖子。偷拍的霍尔曼·格里姆斯的照片，有一张拍的是他的住宅，还有一两张是他站在前门门廊上的镜头。他在本地住了大约3年，调查表上并无任何内容说明他有残疾。
“请你站起来，先生。”法官说。
霍尔曼·格里姆斯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他双手插在裤袋里，穿着随随便便，戴的眼镜普普通通，看上去井不像个盲人。
“你是几号，先生？”法官问。他和那些律师以及他们的顾问不同，事前并不需要熟记每个陪审员候选人的有关资料。
“嗯，63号。”
“姓名？”法官翻阅着计算机打出的材料。
“霍尔曼·格里姆斯。”
哈金找到了这个名字，接着便凝望着台下众多的面孔：“你是盲人？”
“是的，先生。”
“嗯，格里姆斯先生，根据法律规定，你可以不履行担任陪审员的公民义务。你现在可以走了。”
霍尔曼·格里姆斯没有动弹，也没有丝毫的畏缩，而只是望着前方：“为什么？”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为什么我必须离开这儿？”
“因为你是盲人。”
“这我知道。”
“那么，嗯，盲人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哈金说。他左边瞧瞧，右边看看，在这句话的声音消失后又继续说道，“你现在可以走了，格里姆斯先生。”
霍尔曼·格里姆斯先生迟疑了一下，推敲着如何回答。法庭里一片寂静。最后，他问道：“谁说过盲人不能担任墙审员？”他的话音未落，哈金已经伸出手去取一本法律书籍。这位法官大人为这场官司的审理，已做了无微不至的准备。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把别的事务搁到一边，把自己关在私人办公室里，一门心思地埋头钻研申诉、取证、适用法律条款以及审讯程序方面最新的规则。担任法官以夹，他已主持挑选了儿十个陪审团，而且官司的性质各异，陪审团的组成也各不相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因为一时疏忽。在刚刚开始挑选陪审团的最初几分钟，便让人打了一记冷枪。也正因为如此，陪审团候选名单上才出现了不合适的人选。
“你想尽这一义务，对吗，格里姆斯先生？”他尽量用一种轻松的语调问道，同时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望着坐在台下不远处的那些法律界的才子。
格里姆斯先生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你说清楚盲人为什么不能当陪审员。假如法律这么写着，那么这就是法律对盲人的歧视，我要控告法律；假如法律没有这样写，而只是一种常规的做法，那么我会马上提出控告。”
很显然，格里姆斯先生对于告状并不陌生。
在法庭的一边，坐着的是200名小人物，是法律的权威把他们连拖带拉地驱进法庭。在法庭的另一边则是法律本身：高踞在审判席上的法官，那一帮眼睛望着鼻子一本正经的律师，书记员，助手和法警。霍尔曼·格里姆斯先生代表普通的平民百姓，对准司法当局打出了重重的一拳，而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同事们发出的吃吃的窃笑。但他不在乎。
陪审员候选人的笑声，使木栏另一侧的律师们也不禁莞尔而笑。他们在座位上扭动着身子，抓着头皮，不知如何是好。
“这种场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相互耳语道
法律条文上写的是盲人可以不履行陪审员的义务。哈金法官一读到“可以”这两个字，立刻打定主意暂时与格里姆斯先生和解，等到以后再对付他。在自己的法庭上，被人告上一状，那才没有意思呢，反正可以用别的办法把他逐出陪审团嘛。他将和律师们商量商量。
“格里姆斯先生，经过一番考虑，我认为你是可以当个非常杰出的陪审员的。你请坐下吧。”
霍尔曼·格里姆斯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客客气气地说：“谢谢你，大人。”
这样一个盲人陪审员，该如何分析判断呢？陪审员咨询专家们望着他躬身坐下，禁不住在心里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他有些什么偏见？他会倾向哪一边？
在这种毫无规则的游戏中，人们普遍认为残疾人往往是对原告极为有利的陪审员，因为他们更能理解什么叫受苦受难。但例外的情况却也是不计其数。
坐在后排的兰金·费奇，竭力向右侧过身子，试图和卡尔·努斯曼的目光对视；为了挑选出理想的陪审团，他已经付给此人120万美元。努斯曼坐在他手下那批咨询顾问中间，手上拿着一本拍纸簿，他望着陪审员候选人们面孔的那副神情，仿佛他早就知道霍尔曼·格里姆斯是个瞎子。可是，他并不知道。而且费奇完全明白他并不知道。这是从他们那张巨大的情报网网眼中漏过的一个小小的事实。他们还有别的什么疏忽。费奇自问道。一等法官宣布休急他将把努斯曼找来活活地剥掉他一层皮：“请注意，女士们先生们，”法官又继续说道。
在避免了一场歧视残疾人的当场诉讼后，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厉，迫不及待地想按既定程序进行下去。
“我们挑选陪审团的工作，目前已进入一个颇为费时的阶段。本阶段与可能妨碍诸位履行义务的某些疾病有关。本庭决不愿使谁难堪，但如果谁的身体确有问题，务请和我们讨论一番。现在从第一徘开始。”
格洛莉亚·莱恩走到第一排旁边的过道上一位60左右的男子举起了手，起身走过木栏的活动门。法警将他领入证人席，并且将桌上的话筒推开。法官走到审判席的尽头，俯下身子和他悄声交谈。从原告和被告律师团各走出一名律师，径直站在证人席的前面。挡住了人们的视线，法庭书记官又从另一面完成了对此人的包围圈。人们各就各位以后，哈金法官便轻声轻气地开始询问是何种疾病在折磨他。
此人原来是患了痛气而且手头有一份医生的证明。他的请求获准后，便匆匆离开了法庭。
到哈金在正午宣布休庭吃午饭时，他已经由于身体的原因打发掉13名候选人。这一过程十分单调；而在下午1时30分继续开庭后，人们可能会感到更加索然无味。
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独自一人走出了法庭，步行了6个街区，进入一家汉堡包快餐店，要了一个巨无霸和一罐可乐他坐在靠窗的一个火车座里，时而望着孩子们在一个小小的运动场上荡着秋千，时而浏览一份《今日美国》，慢慢地吃着汉堡包。他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在此消磨。
几天前在他工作的那个计算机商店见过一次的那个穿紧身牛仔裤的金发女郎，此刻下穿一条恩布罗斯牌宽松裤，上着一件宽大的T恤衫，脚登一双崭新的耐克鞋，肩上背着一只运动包，端着盘子从他座位旁边走过。她似乎认出了他，立刻停了下来。这是他们第二次相遇。
“尼可拉斯？”她假装出一种拿不准的样子，迟疑地问道他抬头朝她尴尬地看了一会儿，才想起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芳名。
“你不记得我啦。”她嫣然一笑地说道，“两个星期前，我曾经在你那个计算机商店买——”
“哦，我记得。”他说，目光朝她那晒得微黑的深亮大腿瞟了瞟，“你买了一台数字收音机”
“对。是阿曼塔牌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是把电话号码给了你的。我猜，你准是搞丢了吧。”
“坐会儿好吗？”
“谢谢。”她立即坐下，一边拿了一根抽炸土豆条大大方方地吃了起来。
“你的电话号码我还留着呢，”他说，“实际上——”
“没有关系。我相信你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的。可是我的电话录音机坏了。”
“不，我没有打过。到目前还没有。可我确实是想给你打电话的。”
“没有错，”她几乎是咯咯地笑着说。她的牙齿又白又整齐，她很乐意向他展示一番她的头发扎成一根马尾巴，挂在脑后。打扮得这样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她刚才不可能进行过慢跑锻炼。再说呢，脸上也没有出过汗的痕迹。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准备去跑步”
“你在跑步前吃上豆条？”
“干嘛不？”
“我说不上。只是觉得不太好。”
“我需要碳水化合物呀。”
“明白啦。你跑步前抽烟吗？”
“有时候抽。你没打电话就为这个？就因为我吸烟？”
“那倒不全是。”
“放心吧，尼可拉斯，我不会见怪的。”她依然是一脸的笑，而且装出一副腼腆的模样。
“嘿，我只不过临时突然想到罢了。”
“你在玩花样。你和抽烟的女孩子约会过吗？”
“我记得没有。”
“那是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我不愿意被动吸烟吧。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种事我是不想花时间揣摩的。”
“你自己抽过烟吗？”她又拈了一根土豆条，神情专注地望着他。
“当然抽过。有哪个孩子不抽烟？10岁那年，我从在我们家搞修理的管子工身上偷了一包骆驼牌香烟。两天就把它全部抽完，结果出了毛病，还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就要一命归天呢。”他咬了一口汉堡包。
“就抽了这么一次？”
他一边咀嚼一边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是的。我记得以后再没有吸过烟。你是为什么开始吸烟的呢？”
“因为愚蠢。我正在想法子戒呢。”
“戒了好。你太年轻啦！”
“谢谢。我来猜猜看我戒了烟以后，你就会给我打电话了，对吗？”
“你不戒我也可能会打的。”
“这种话我可是早就听你说过啦，”她露齿嫣然一笑，逗他道。她用吸管吸了一大口饮料，又接着问道，“我可不可以请问一声，你在这儿是干什么呀？”
“吃汉堡包呀。你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啦。去健身房锻炼哪。”
“对，你告诉过我了。我只是路过。去市中心办了点儿事。饿了。”
“你干吗要在一家计算机商店干活呢？”
“你是说我干吗要在购物中心里赚点儿最低工资浪费生命？”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过倒也差不离。”
“我是个大学生。”
“哪个大学？”
“哪个大学也不是。我不久前退了学。新的学校还没有进。”
“原来念的是哪一所？”
“北德州州立大学。”
“打算念的是哪一所呢？”
“可能是南密西西比。”
“学的是什么专业？”
“计算机。你的问题真多呀。”
“可都是很一般的问题呀，不是吗？”
‘我想是你在哪儿工作？”
‘我根本不工作。我刚和一个富翁离了婚。无子无女。28岁，单身。而且想一直这样过下去。当然，偶尔有一两次约会，那也未尝不可。你干吗不打电话给我？”
“富翁有多富？”
她听了哈哈大笑，接着便看了看手表：“我得走啦。我的训练课10分钟后就要开始了。”她站了起来，抓起运动包，却把盘子留下，“我们在这附近会再见的。”
她钻进一辆小型的宝马轿车，一溜烟开走了。
其余几位身患疾病的候选人，被三下五除二迅速打发走了。到下午3点，候选人的数目已下降到159。哈金法官下令休息一刻钟。继续开庭时，他宣布挑选陪审团的工作已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他严词厉色地宣讲了一通公民的责任，接着便像发出挑战似的，询问谁有非健康方面的原因，不能担任陪审员。第一个试图提出申述的，是位一脸痛苦表情的公司经理。他坐到证人席上，轻声轻气地向法官、两位律师和法庭书记官解释说：他在一家大公司每周工作80小时，这家公司目前亏损严重，他任何时候不在办公室都会引起巨大灾难。法官命令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第二位提出申述的是位中年妇女，她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未经批准的白天托儿所。
“我照管孩子们，法官大人，”她强忍着泪水低声说，“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工作。我每周收到200美元，勉勉强强可以过日子。如果一定要我担任陪审员，我就不得不雇一个陌生人来照管孩子。孩子们的父母会不高兴的；再说，我也付不起工资。我只有破产这一条路了。”
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她沿着过道，经过她原先坐的那一排座位，走出了法庭。
她的故事编得真是高明，那位备受折磨的公司经理怒气冲冲地想道。
到了5点30分，已有11人获准因故退出，另有16人由于言辞不足以引起同情，而被打发回到自己的座位。哈金法官这时又吩咐格洛莉亚·莱恩散发另外一份、而且篇幅更长的情况调查表，请陪审员候选人在次晨9时以前填妥。他用坚定的语调，提醒他们决不要和别人讨论本案，然后便宣布退庭。
法官宣布休庭时，兰金·费奇早已离开法庭，此时他正呆在街上，他那个办公室里在北德州州立大学，没有找到有关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任何记录。那位金发美人偷录的她和尼可拉斯在汉堡包快餐店的那场对话，费奇也已听了两遍。派她去那儿装出偶尔和他相遇，也是费奇作出的决定。这种见面方式虽说有点儿风险，但效果倒是相当可以。她如今已乘上飞机返回华盛顿，但她在比洛克西寓所的电话录音机还在工作，而且还要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选妥陪审团方才停机。要是伊斯特尔想给她打电话——这种可能性费奇颇为怀疑，他也无法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