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洛克西法院的大堂位於二樓，一條花磚裝飾的樓梯通向灑滿陽光的門廊。四面的牆壁剛用一層白漆粉刷過，上蠟不久的地板亮得光可照人。
星期一上午，時間還不到8點，大堂寬大的木門外的門廊上已經擠滿了人。在一個角落上，聚集着幾個年輕人，他們全都穿着黑色西裝，看上去幾乎一模一樣。他們服飾整潔，短髮油光發亮，有的帶着角質鏡架的眼鏡，有的從定做的西服上裝下面露出了揹帶。這一小羣年輕人是華爾街的金融分析家，是分析煙草公司股票的專家。他們奉命來到這偏遠的南方之地，觀察伍德·派恩克斯一案初期的進展清況。
門廊中間稀稀疏疏站着的一羣人，數量較多，而且還在不斷增加。他們手上都十分尷尬地拿着一張紙，那是請他們擔仟陪審員候選人的通知。他們大多從未謀面，但手上拿着的通知卻標明瞭他們的身份。因而相互之間淡話變得十分容易，法庭外面不久就響起一陣壓低了嗓門的不安的談話聲，角落裏穿黑西裝的那羣青年，工刻沉靜下來，注視着這些待定的陪審員。
第三幫人是皺着眉頭、穿着制服、守着大門的安全人員。他們不多不少，正好7個，奉命在這開庭的第一天，保證一切順利進行。兩位在大門旁擺弄着金屬探測器。另外兩位在一張臨時工作台上忙活着文件。他們以為來的人會有滿滿一屋子呢。還有3位端着紙杯喝着咖啡，望着越來越多的人羣。
8點30分，法警一分不差準時打開了法庭的大門，逐個檢查了陪審員的通知書，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通過金屬探測器，並且吩咐旁聽人員在外面稍候。金融分析家和記者們也享受同樣待遇。
在聽眾席四周加上一圈摺疊椅，這個法庭可以容納大約300人。圍欄外面的律師席上，還可以坐30多人。由公眾選出的法庭書記員，檢查了每位陪審員的通知。
她滿臉含笑。甚至還擁抱了幾位熟人，駕輕就熟地把他們領入陪審席。她名叫格洛莉亞·萊恩，擔任哈里森縣的巡回法庭書記員已有11年之久。即將開始的這場審訊，將是她書記員生涯中最最引人注自的一次。她當然要抓住機會表現一番。她發號施令，核對着人們的姓名，一會兒與這個拉拉手，一會兒拍拍那個的肩，短短的幾分鐘，可謂風光無限。到了9點鐘，她在3位女助手的幫助下，已讓所有陪審員按編號順序坐定，開始忙忙碌碌地填寫另一批問題調查表。
只有兩名陪審員候選人沒有到場。恩斯特·杜利據説早已遷居佛羅里達，而且可能已經過世；至於泰拉·蓋爾·雷德豪斯太太現在何處，更是毫無消息。她在1959年參加了選民登記，但在卡特擊敗福特當選了總統之後，再也沒有光顧過投票站。
格洛莉亞·萊恩宣佈他們兩人已經失蹤。在她的左邊，從第1排到12排，坐着144位候選人；右邊13至16排，坐着另外的50名。在格洛莉亞和一位帶槍的法警商量之後，遵照哈金法官的書面命令，40名旁聽者獲准進入法庭，在後排就座。
陪審員候選人迅速填完了問題調查表，交給了助理書記員。10時整，第一批律師開始走進法庭。他們沒有走大門，而是從審判席後面冒出來的，那裏有兩扇小門通向許多小房間和辦公室。這些律師都無一例外地穿着黑色西服，皺着充滿智慧的眉頭，心裏巴不得盯着這些候選人看個夠，臉上卻竭力擺出一副漠然的神情。他們魚貫入場，在律師席坐下。原告律師席在右，被告在左。在律師席與將他們和聽眾席隔開的木欄杆之間，擺滿了坐椅，水泄不通。
根據哈金法官的指示，第17排的位置全部空着，在第18排上是那幾個華爾街派來的小夥子。他們端端正正坐得筆直，從背後研究着那些陪審員。他們身後坐着的是報館的記者，再後面是一排本地的律師和其他一些好奇心切的人。蘭金·費奇坐在最後一排，假裝在讀一份報紙。
接着又進來了一大批律師，後面跟着的是雙方的陪審員諮詢顧問。他們在木欄和律師席之間擁擠的椅子上各自坐下，便開始執行盯着那194位陪審員候選人，對他們充滿惶惑的面孔進行仔細觀察這一併不令人愉快的任務。他們要研究陪審員的面孔，這首先是因為給他們高額酬金就是要他們研究陪審員，同時還因為是他們自己吹噓，可以通過人的身體語言透露出的跡象，對人的性格進行徹底的解剖。
他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一羣陪審員，焦急地等着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將雙手交又疊在胸前，用手指不安地剔着牙縫，把頭令人懷疑地側向某一邊，以及其他許多諸如此類的動作，據説都能揭示一個人的性格，透露出他心中最最隱秘的想法。
他們飛快地記着筆記，默默地探索陪審員們的臉孔。第56號陪審員，那個名叫尼可拉斯·伊斯特爾的年輕人，是他們特別關注的人物。他坐在第5排中間，穿着漿過的卡其褲和領尖釘着紐扣的襯衫，相貌頗為英俊。他雖然偶爾抬起頭來左顧右盼，但主要的時間都一直低頭讀着一本隨身帶着的平裝書。除了他，誰也沒有想到帶一本書來消磨時光。
靠近木欄的座位已漸漸坐滿。被告方面研究陪審員面部抽搐和痔瘡引起的痛苦表情的諮詢專家有6位之多，原告則只有4位。
大多數陪審員候選人都不喜歡被人用這樣一種方式盯着，顯得很不自在，過了大約一刻鐘，便也皺起眉頭用火冒冒的目光回敬。這時有位律師講了一個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話，引起了一陣笑聲，使緊張的氣氛有所緩和。律師們交頭接耳，悄悄地聊着，但陪審員候選人們卻緊閉着嘴巴，無人開口。
最後一個走進法庭的律師，當然是温德爾·羅爾；而且和往常一樣，人們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此人從來不穿黑色西服，此刻穿的是他在開庭第一天慣穿的那個三件套：超級市場收款員穿的灰色運動上裝，與之毫不匹配的灰色寬鬆褲，白色的背心，藍色的襯衫，和一條紅黃相間的花紋蟀形領結。
他一邊朝身邊的律師幫辦高聲叫道，一邊昂首闊步從被告律師團面前走過，彷彿剛剛在幕後和他們幹過一仗似的對他們不理不睬。他對另一位原告律師大聲吩咐了兩句，成了全場注意的中心以後，便虎視耽耽地望着那些未來的陪審員。
他們是他的人。這個案子是他的案子。是他在自己的家鄉提出起訴的一件案子，因而有朝一日他就可以站在這個他自己的法庭上，從他自己的人那裏尋求公道。他朝幾個人點了點頭，跟某一位擠擠眼。他認識這些人。他們將團在一起尋求真理。他的入場在被告律師團中間引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他們誰都沒有親眼見過温德爾·羅爾，但對於他的名聲卻早就牢記在心。
他們看見有些陪審員候選人臉上露出了笑容，這些人真的認識他呢。陪審員候選人們看到這樣一個熟悉的面孔，不安的表情似乎全都鬆弛了下來。羅爾在當地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坐在後排的費奇不由得在心中對他發出了詛咒。
10時30分，法官的一名助手終於從審判席後面的一道門裏衝了出來，高聲喊道：“法官大人到了，全體起立！”全場300人立即應聲跳了起來，弗雷德里克·哈金法官步入審判席，吩咐眾人坐下。
作為法官，他還相當年輕，剛剛才滿50歲。他是一位民主黨人，先是由州長任命來填補一個任期未滿的法官的空缺，後來又由公眾選舉正式擔任法官。他以前作過原告辯護律師，因而目前流傳着不少風言風語説他是個偏袒原告的法官，但這並不是事實，而只是被告律師團的成員故意散佈的流言蜚語。
他確實開過一個小小的法律事務所，正正派派地從事律師業務。但在法庭上並沒有取得能使他聲名卓著的多大戰績。他工作十分努力，但同時卻又一直熱衷於當地的政治，在官場上玩得駕輕就熟，得心應手。最後吉星高照，獲得了法官這一任命，現在一年淨掙8萬美元，比當律師時多得多。
看到如此之多的合格選民擠在這樣一個法庭裏，任何一位民選的官員。心頭都會湧起一陣暖流。哈金法官滿面笑容，像歡迎志願者一樣向陪審員候選人們表示了熱情的歡迎，歡迎他們來到他的法庭。他的笑容隨着他那短短的歡迎詞臨近結束而完全消失，以便使陪審員候選人們對自己作用的重要性能有探刻的印象。哈金為人既無熱情又乏幽默。因而不久就變得一臉的嚴肅。
他有充分的理由變得嚴肅。坐在他面前的律師，人數之多律師席已難以容納。在法庭登記在冊的原告律師多達8人，而被告更有9名之多。4天前，哈金法官曾關起門來對雙方律師在法庭上的席位作過安排。一旦選定陪審團、開始審理此案，每方只有6名律師能坐在律師席上，其餘幾位則必須坐現在陪審員諮詢顧問擠坐着的那一排椅子。他還為本案的雙方——那位寡婦塞萊絲蒂·伍德和飯恩克斯的代表指定了席位。席位安排還寫成了文字，收入了哈金法官寫的有關本案的一系列規定的小冊子中。
這場訴訟在4年前被法院受理之後，原告和被告雙方一直在打筆墨官司。來往的文書已經塞滿了11只箱子。雙方也都已經花了數百萬美元。案件審理至少要持續1個月。此刻聚集在他庭上的，又是全國律師界最優秀的人士和最大的野心家。哈金法官下定決心，對他們一定要嚴加節制。
哈金對着面前的話筒對案情作了筒要的介紹，其目的僅在於提供必要的信息，讓陪審員候選人知道請他們來此的原因。他説，本案的審理預計將長達數週，但陪審員們並不會因此而過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法律上有幾條特別的規定，符合規定的可以豁免擔任陪審員的義務。在作了這一説明後他問道，有沒有誰年齡已過65歲卻漏過了計算機的篩選？6個人應聲舉起手。法官顯得大為驚訝，呆呆地望着格洛莉亞·萊恩，萊恩滿不在乎地聳了聳肩。彷彿是説這種情況又不是破題兒第一次。這6個人可以留下，也可以立即離開，結果有5位立刻拍拍屁股走路，使候選人的總數減到了189。陪審員諮詢顧問在拍紙薄上劃去了他們的姓名，律師們表情嚴肅地作着筆記。
“哦，在場的諸位當中有盲人嗎？”法官問道。這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使一些人露出了微笑。盲人怎麼會來擔任陪審員呢？這真是前所未聞！
在陪審員中間，一隻手慢慢地舉了起來。那是在第7排，差不多在一半人以後，第63號陪審員，一位名叫霍爾曼·格里姆斯的先生。此人59歲，計算機程序設計員，白人，已婚，無兒無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誰也不知道他是個瞎子嗎？雙方的陪審員專家不約而同地縮起了脖子。偷拍的霍爾曼·格里姆斯的照片，有一張拍的是他的住宅，還有一兩張是他站在前門門廊上的鏡頭。他在本地住了大約3年，調查表上並無任何內容説明他有殘疾。
“請你站起來，先生。”法官説。
霍爾曼·格里姆斯不慌不忙地站了起來。他雙手插在褲袋裏，穿着隨隨便便，戴的眼鏡普普通通，看上去井不像個盲人。
“你是幾號，先生？”法官問。他和那些律師以及他們的顧問不同，事前並不需要熟記每個陪審員候選人的有關資料。
“嗯，63號。”
“姓名？”法官翻閲着計算機打出的材料。
“霍爾曼·格里姆斯。”
哈金找到了這個名字，接着便凝望着台下眾多的面孔：“你是盲人？”
“是的，先生。”
“嗯，格里姆斯先生，根據法律規定，你可以不履行擔任陪審員的公民義務。你現在可以走了。”
霍爾曼·格里姆斯沒有動彈，也沒有絲毫的畏縮，而只是望着前方：“為什麼？”
“對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為什麼我必須離開這兒？”
“因為你是盲人。”
“這我知道。”
“那麼，嗯，盲人是不能擔任陪審員的。”哈金説。他左邊瞧瞧，右邊看看，在這句話的聲音消失後又繼續説道，“你現在可以走了，格里姆斯先生。”
霍爾曼·格里姆斯先生遲疑了一下，推敲着如何回答。法庭裏一片寂靜。最後，他問道：“誰説過盲人不能擔任牆審員？”他的話音未落，哈金已經伸出手去取一本法律書籍。這位法官大人為這場官司的審理，已做了無微不至的準備。早在一個月以前，他就把別的事務擱到一邊，把自己關在私人辦公室裏，一門心思地埋頭鑽研申訴、取證、適用法律條款以及審訊程序方面最新的規則。擔任法官以夾，他已主持挑選了兒十個陪審團，而且官司的性質各異，陪審團的組成也各不相同。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因為一時疏忽。在剛剛開始挑選陪審團的最初幾分鐘，便讓人打了一記冷槍。也正因為如此，陪審團候選名單上才出現了不合適的人選。
“你想盡這一義務，對嗎，格里姆斯先生？”他儘量用一種輕鬆的語調問道，同時一邊翻着書頁，一邊望着坐在台下不遠處的那些法律界的才子。
格里姆斯先生變得越來越充滿敵意：“你説清楚盲人為什麼不能當陪審員。假如法律這麼寫着，那麼這就是法律對盲人的歧視，我要控告法律；假如法律沒有這樣寫，而只是一種常規的做法，那麼我會馬上提出控告。”
很顯然，格里姆斯先生對於告狀並不陌生。
在法庭的一邊，坐着的是200名小人物，是法律的權威把他們連拖帶拉地驅進法庭。在法庭的另一邊則是法律本身：高踞在審判席上的法官，那一幫眼睛望着鼻子一本正經的律師，書記員，助手和法警。霍爾曼·格里姆斯先生代表普通的平民百姓，對準司法當局打出了重重的一拳，而他得到的回報卻是同事們發出的吃吃的竊笑。但他不在乎。
陪審員候選人的笑聲，使木欄另一側的律師們也不禁莞爾而笑。他們在座位上扭動着身子，抓着頭皮，不知如何是好。
“這種場面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相互耳語道
法律條文上寫的是盲人可以不履行陪審員的義務。哈金法官一讀到“可以”這兩個字，立刻打定主意暫時與格里姆斯先生和解，等到以後再對付他。在自己的法庭上，被人告上一狀，那才沒有意思呢，反正可以用別的辦法把他逐出陪審團嘛。他將和律師們商量商量。
“格里姆斯先生，經過一番考慮，我認為你是可以當個非常傑出的陪審員的。你請坐下吧。”
霍爾曼·格里姆斯點了點頭微微一笑，客客氣氣地説：“謝謝你，大人。”
這樣一個盲人陪審員，該如何分析判斷呢？陪審員諮詢專家們望着他躬身坐下，禁不住在心裏反覆思考着這一問題。他有些什麼偏見？他會傾向哪一邊？
在這種毫無規則的遊戲中，人們普遍認為殘疾人往往是對原告極為有利的陪審員，因為他們更能理解什麼叫受苦受難。但例外的情況卻也是不計其數。
坐在後排的蘭金·費奇，竭力向右側過身子，試圖和卡爾·努斯曼的目光對視；為了挑選出理想的陪審團，他已經付給此人120萬美元。努斯曼坐在他手下那批諮詢顧問中間，手上拿着一本拍紙簿，他望着陪審員候選人們面孔的那副神情，彷彿他早就知道霍爾曼·格里姆斯是個瞎子。可是，他並不知道。而且費奇完全明白他並不知道。這是從他們那張巨大的情報網網眼中漏過的一個小小的事實。他們還有別的什麼疏忽。費奇自問道。一等法官宣佈休急他將把努斯曼找來活活地剝掉他一層皮：“請注意，女士們先生們，”法官又繼續説道。
在避免了一場歧視殘疾人的當場訴訟後，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尖厲，迫不及待地想按既定程序進行下去。
“我們挑選陪審團的工作，目前已進入一個頗為費時的階段。本階段與可能妨礙諸位履行義務的某些疾病有關。本庭決不願使誰難堪，但如果誰的身體確有問題，務請和我們討論一番。現在從第一徘開始。”
格洛莉亞·萊恩走到第一排旁邊的過道上一位60左右的男子舉起了手，起身走過木欄的活動門。法警將他領入證人席，並且將桌上的話筒推開。法官走到審判席的盡頭，俯下身子和他悄聲交談。從原告和被告律師團各走出一名律師，徑直站在證人席的前面。擋住了人們的視線，法庭書記官又從另一面完成了對此人的包圍圈。人們各就各位以後，哈金法官便輕聲輕氣地開始詢問是何種疾病在折磨他。
此人原來是患了痛氣而且手頭有一份醫生的證明。他的請求獲准後，便匆匆離開了法庭。
到哈金在正午宣佈休庭吃午飯時，他已經由於身體的原因打發掉13名候選人。這一過程十分單調；而在下午1時30分繼續開庭後，人們可能會感到更加索然無味。
尼可拉斯·伊斯特爾獨自一人走出了法庭，步行了6個街區，進入一家漢堡包快餐店，要了一個巨無霸和一罐可樂他坐在靠窗的一個火車座裏，時而望着孩子們在一個小小的運動場上蕩着鞦韆，時而瀏覽一份《今日美國》，慢慢地吃着漢堡包。他有一個半小時，可以在此消磨。
幾天前在他工作的那個計算機商店見過一次的那個穿緊身牛仔褲的金髮女郎，此刻下穿一條恩布羅斯牌寬鬆褲，上着一件寬大的T恤衫，腳登一雙嶄新的耐克鞋，肩上揹着一隻運動包，端着盤子從他座位旁邊走過。她似乎認出了他，立刻停了下來。這是他們第二次相遇。
“尼可拉斯？”她假裝出一種拿不準的樣子，遲疑地問道他抬頭朝她尷尬地看了一會兒，才想起以前曾在什麼地方見過她，可是卻怎麼也想不起她的芳名。
“你不記得我啦。”她嫣然一笑地説道，“兩個星期前，我曾經在你那個計算機商店買——”
“哦，我記得。”他説，目光朝她那曬得微黑的深亮大腿瞟了瞟，“你買了一台數字收音機”
“對。是阿曼塔牌的。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我是把電話號碼給了你的。我猜，你準是搞丟了吧。”
“坐會兒好嗎？”
“謝謝。”她立即坐下，一邊拿了一根抽炸土豆條大大方方地吃了起來。
“你的電話號碼我還留着呢，”他説，“實際上——”
“沒有關係。我相信你是給我打過幾次電話的。可是我的電話錄音機壞了。”
“不，我沒有打過。到目前還沒有。可我確實是想給你打電話的。”
“沒有錯，”她幾乎是咯咯地笑着説。她的牙齒又白又整齊，她很樂意向他展示一番她的頭髮紮成一根馬尾巴，掛在腦後。打扮得這樣漂漂亮亮，整整齊齊，她剛才不可能進行過慢跑鍛鍊。再説呢，臉上也沒有出過汗的痕跡。
“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問。
“準備去跑步”
“你在跑步前吃上豆條？”
“幹嘛不？”
“我説不上。只是覺得不太好。”
“我需要碳水化合物呀。”
“明白啦。你跑步前抽煙嗎？”
“有時候抽。你沒打電話就為這個？就因為我吸煙？”
“那倒不全是。”
“放心吧，尼可拉斯，我不會見怪的。”她依然是一臉的笑，而且裝出一副靦腆的模樣。
“嘿，我只不過臨時突然想到罷了。”
“你在玩花樣。你和抽煙的女孩子約會過嗎？”
“我記得沒有。”
“那是為什麼？”
“或許是因為我不願意被動吸煙吧。我自己也不清楚。這種事我是不想花時間揣摩的。”
“你自己抽過煙嗎？”她又拈了一根土豆條，神情專注地望着他。
“當然抽過。有哪個孩子不抽煙？10歲那年，我從在我們家搞修理的管子工身上偷了一包駱駝牌香煙。兩天就把它全部抽完，結果出了毛病，還以為自己得了癌症就要一命歸天呢。”他咬了一口漢堡包。
“就抽了這麼一次？”
他一邊咀嚼一邊沉思。過了一會兒，説道：“是的。我記得以後再沒有吸過煙。你是為什麼開始吸煙的呢？”
“因為愚蠢。我正在想法子戒呢。”
“戒了好。你太年輕啦！”
“謝謝。我來猜猜看我戒了煙以後，你就會給我打電話了，對嗎？”
“你不戒我也可能會打的。”
“這種話我可是早就聽你説過啦，”她露齒嫣然一笑，逗他道。她用吸管吸了一大口飲料，又接着問道，“我可不可以請問一聲，你在這兒是幹什麼呀？”
“吃漢堡包呀。你呢？”
“我已經告訴過你啦。去健身房鍛鍊哪。”
“對，你告訴過我了。我只是路過。去市中心辦了點兒事。餓了。”
“你幹嗎要在一家計算機商店幹活呢？”
“你是説我幹嗎要在購物中心裏賺點兒最低工資浪費生命？”
“不完全是這個意思。不過倒也差不離。”
“我是個大學生。”
“哪個大學？”
“哪個大學也不是。我不久前退了學。新的學校還沒有進。”
“原來唸的是哪一所？”
“北德州州立大學。”
“打算唸的是哪一所呢？”
“可能是南密西西比。”
“學的是什麼專業？”
“計算機。你的問題真多呀。”
“可都是很一般的問題呀，不是嗎？”
‘我想是你在哪兒工作？”
‘我根本不工作。我剛和一個富翁離了婚。無子無女。28歲，單身。而且想一直這樣過下去。當然，偶爾有一兩次約會，那也未嘗不可。你幹嗎不打電話給我？”
“富翁有多富？”
她聽了哈哈大笑，接着便看了看手錶：“我得走啦。我的訓練課10分鐘後就要開始了。”她站了起來，抓起運動包，卻把盤子留下，“我們在這附近會再見的。”
她鑽進一輛小型的寶馬轎車，一溜煙開走了。
其餘幾位身患疾病的候選人，被三下五除二迅速打發走了。到下午3點，候選人的數目已下降到159。哈金法官下令休息一刻鐘。繼續開庭時，他宣佈挑選陪審團的工作已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他嚴詞厲色地宣講了一通公民的責任，接着便像發出挑戰似的，詢問誰有非健康方面的原因，不能擔任陪審員。第一個試圖提出申述的，是位一臉痛苦表情的公司經理。他坐到證人席上，輕聲輕氣地向法官、兩位律師和法庭書記官解釋説：他在一家大公司每週工作80小時，這家公司目前虧損嚴重，他任何時候不在辦公室都會引起巨大災難。法官命令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第二位提出申述的是位中年婦女，她在自己家裏辦了一個未經批准的白天託兒所。
“我照管孩子們，法官大人，”她強忍着淚水低聲説，“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工作。我每週收到200美元，勉勉強強可以過日子。如果一定要我擔任陪審員，我就不得不僱一個陌生人來照管孩子。孩子們的父母會不高興的；再説，我也付不起工資。我只有破產這一條路了。”
人們懷着極大的興趣，望着她沿着過道，經過她原先坐的那一排座位，走出了法庭。
她的故事編得真是高明，那位備受折磨的公司經理怒氣衝衝地想道。
到了5點30分，已有11人獲准因故退出，另有16人由於言辭不足以引起同情，而被打發回到自己的座位。哈金法官這時又吩咐格洛莉亞·萊恩散發另外一份、而且篇幅更長的情況調查表，請陪審員候選人在次晨9時以前填妥。他用堅定的語調，提醒他們決不要和別人討論本案，然後便宣佈退庭。
法官宣佈休庭時，蘭金·費奇早已離開法庭，此時他正呆在街上，他那個辦公室裏在北德州州立大學，沒有找到有關尼可拉斯·伊斯特爾的任何記錄。那位金髮美人偷錄的她和尼可拉斯在漢堡包快餐店的那場對話，費奇也已聽了兩遍。派她去那兒裝出偶爾和他相遇，也是費奇作出的決定。這種見面方式雖説有點兒風險，但效果倒是相當可以。她如今已乘上飛機返回華盛頓，但她在比洛克西寓所的電話錄音機還在工作，而且還要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選妥陪審團方才停機。要是伊斯特爾想給她打電話——這種可能性費奇頗為懷疑，他也無法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