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娜斯佳都会留下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在对不幸而又无辜的病人们的怜悯之情中常常交织着这样一个恐怖的念头：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残忍和血腥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对研究所的所有病人而言，许多病人的病压根儿就不严重，他们来这儿仅仅是为了做一次鉴定。而有些病人则完全是装出来的。一些病情严重的病人井没有犯下什么凶狠和恶毒的罪行，他们只是干了一些愚蠢的偷盗和流氓行为。但是，不管娜斯佳如何劝说自己，她还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每当她穿过大门进入内院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厌恶和怜悯这两种矛盾、截然不同，但却偏偏交织在一起的感觉给搅碎了。
那个开枪向总检察院的检察官射击并当场被捉的罪犯基里尔-巴扎诺夫现在就在这里。娜斯佳看了他所作的供词，仔细研究了窃取武器那部分供词，但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理出。巴扎诺夫的邻居确实是个警察，他也确实有一把值勤用手枪，但手枪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从未丢失过。邻居另外还有一支正式注册过的枪，但也从未失窃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当警察的邻居也许只注册了两支枪，或许他的枪不止这两支。可能是五支，也可能是十支，但问题在于，邻居事实上除了这两支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枪。再说，即使有，恐怕巴扎诺夫也很难从他家里把枪偷出来。邻居是个经验丰富、警觉性很高的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他非常清楚当家里有小孩时，枪必须收好。他把枪和子弹藏在了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放在壁柜里的。保险柜用的是密码锁，得用专门的钥匙才能打开，若不去撬或者熔割，恐怕很难从保险柜里偷出点什么东西。
医生有礼貌地和娜斯佳打了个招呼，他们彼此很熟，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鉴定暂时还未做，但是，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根本就谈不上存在所谓的严重精神病发作行为。巴扎诺夫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好的判别力，他完全是清醒的。根据门诊病历，他倒是有一点轻微智障。只是我不大明白，那天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一边翻弄着巴扎诺夫的病历本一边说道。
“他本人怎么说？”
“他说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向他发出了指令。喏，这是对他原话的记录：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应该上前杀了他。”
医生将记录本递给了娜斯佳。
问：他是谁？那个声音告诉您被害者的姓名和地址了吗？
答：他说我应该杀掉那个人。
问：要杀的人是谁？您为什么能够肯定，您所杀的人正是那个声音命令您杀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答：我先是在这条街上走着，后来看到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一个男人。这时，那个声音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他先要伤害你，然后要伤害你的亲人，最后还要伤害全人类。我们要阻止他。瞧，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太阳穴上还有一处胎记——这就是坏人的标志、魔鬼的标志。你拿起枪，向他射击。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更为了整个人类，你应该这么做。”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被安置到鞋厂当杂工，再复杂一点的工作巴扎诺夫也做不了。当然，精神错乱倒也谈不上。难道有人会雇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去杀人，即使只是有一点儿轻微的智障？当然，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世界首创，我们也常常以此为豪。宇航、芭蕾、稀释汽油理论、议会里的厮打——很多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别出心裁的。但不至于有人会傻到这种程度……
从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出来，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总检察院检察官卢琴科夫之死越来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坚定地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若只简单地将卢琴科夫之死当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马利科夫之死也应该同样看待，而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亲生的“瘾君子”女儿杀死的。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自杀，伊佐托夫议员杀妻未遂，商人谢苗诺夫命丧一场笨拙地违反交通法规的车祸，难道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无法得出结论。这些事情毫无关联，毫无相同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死法。
但是，在这些事情中也有特别之处。两个前往姆希塔罗夫住所的男人，现在虽然暂时还不能肯定他们是去找谁，但极有可能是去找姆希塔罗夫。姆希塔罗夫自杀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后，那两个男人也被杀了。
丽塔这次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这次与以前大不相同，她不感到有那么可怕和郁闷。这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帕维尔说，他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首先，这次别离不会像两年前的那次那么久。他向她保证约一个月后就回到她的身边。其次，他肯定会回来，他不能没有她，因为，他们正热恋着。
“你又要走了？”丽塔闷闷不乐地问道。
“不，小姑娘，我就在这附近。只是我们不能见面而已。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未完成之前，我不会回来。但一旦完成了这件事，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帕维尔故作轻松地笑着，但丽塔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她对他的感觉一向很准，哪怕是一点点的情绪波动，她也能很快地捕捉到。也许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他，也许是因为她有天赋的直觉。
四天过去了，丽塔又陷入了那种习惯了的生活。储蓄银行的工作是倒班制，一天是早班，另一天就是中班，隔周有一个周六班。不知怎的，她总觉得帕维尔会在某一天的下午回来。因此，每当她上中班时，她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总在想象着她那空荡荡的住所内的电话铃声会骤然响起。而当她上早班时，一到下班，她就会飞奔回家并在家默默地等待着。她就像一只被主人遗弃在车站的可怜而又忠诚的小狗，一天天、一周周地耐心迎候着每一辆过往的列车，盼望着主人会从一列火车上下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天她正好上早班。下班途中，她拐进了一家商店，购物速度很快，几乎是见着什么拿什么，然后就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丽塔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帕维尔，她不能停止对他的思念，她不想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想让这些事情打断她的回忆：在那两周内，他们爱得有多么挚热。因此，眼下她就忽视了钥匙在门锁里空转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在空转时还发出一种坏锁的“嘎巴嘎巴”的响声。对于一个有经验而且警觉性很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表明门已经被“别的钥匙”或者万能钥匙开启过，而且锁已经被弄坏了。丽塔虽然对此很了解，但她想的根本不是这些，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她推门进了屋。这时，一个黑影从背后闪了过来并用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她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丽塔的手松开了，购物袋滑落下来，跌落到地板上，三十个鸡蛋摔碎了，发出沉闷的碎裂声。丽塔死了。
那男人小心地将丽塔的尸体放到地板上，打开她的手袋，用带了手套的手取出小香水瓶，轻轻地打开了门。事情办得很成功，时间选得也非常正确，上班的人还在上班，不上班的人也大多去了商店。他站在门坎上，将香水瓶的瓶盖打开，在客厅的地板上洒了洒香水。他曾在客厅里停留过，好在他克制住了那种天然的好奇心，既没有去卧室，也没有去厨房。除了客厅留有他的痕迹和气味外，其他地方不会有。现在，客厅里的痕迹和气味也清除干净了。
洒完了香水，他轻轻地带上门，坐着电梯下楼，最终消失了。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寻访加里克-罗伯托维奇-阿萨图良的熟人，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个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年约55岁，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但一无所获，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也没有听到阿萨图良提到过这样的人。当然喽，阿萨图良记事本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自然也不认识这样的男人。
“真是咄咄怪事！”科罗特科夫摊着双手说道，“向导韦罗契卡告诉我们，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可以断定，他们之间彼此很熟。但这又怎么可能呢，阿萨图良周围的人谁都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们在撒谎，”娜斯佳闷闷不乐地说道，“他们在搪塞向导。”
“但这图的是什么？”科罗特科夫不解地说道，“我看这不符合逻辑，娜斯佳。若是熟人替一个亲近的人打掩护，这我还可以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但要是相反呢？既然不是熟人，也没有亲近的关系，那么，肯定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你还记得吗，一些罪犯相互打掩护，装做彼此不认识，这样的案子我们可遇到了不少。”
“在这件事情上，差不多就属于相反的情况，”娜斯佳耐心地解释道：“他们装做彼此很熟，甚至还在一起工作。其实呢，他们有可能只是在车上认识的，而且是初次相识。也有可能只是打过两次交道。”
尤拉还想说点什么，但没有来得及。他和娜斯佳对阿萨图良的熟人进行了一次依旧不会有结果的造访，现在正在返回途中。这时，他们见到谢卢亚诺夫正急匆匆地朝他们跑来。
“噢，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每个角落找了个遍，都快要累趴下了。快到头儿那里去，他们正发着火呢，命令我要尽快找到你们。”
谢卢亚诺夫说完转身就要走，但尤拉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大人物？难道有什么贵宾不成？”
“哪有什么贵宾呀！米沙正在那里，真不幸，他在替你们受罪呢。”
尤拉和娜斯佳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站到了自己的上司面前，这时，上司的秃顶已经急得通红了。米沙-多岑科，高高的个子，一双黑眼睛，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此刻他正坐在会议桌旁，一脸迷惘的神情。
“请坐，”戈尔杰耶夫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道，“我已经同米沙说了，现在轮到你们了。我的孩子们，我们遇到麻烦了。别紧张，别紧张，不是要责怪你们。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刚刚打来电话，他已经拿到了尤尔采夫自杀时所用毒药的化学成分的司法鉴定报告。长话短说，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很长，我们没有时间去谈它，我只想告诉你们结果：这种毒性发作很快的毒药是80年代初由情报总局实验室研制出来的。你们也知道，谍报工作常常是需要这种毒药的。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就是按那个实验室研制的配方制成的。只是在制造工艺上稍稍有所不同，但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稍有不同。工艺虽有所改变，毒性却一点儿也没变。我说完了，已经有半小时没有合上嘴了，真太累了。娜斯佳，你怎么看？”
“也许，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并不是情报总局生产的，”娜斯佳说道，“情报总局只是研究出了配方和工艺，后来有人加以利用。或者是偷走了许多药片，然后再仔细分析并做大量的实验；或者是偷走了技术文件。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来得简单些，也更为安全。甚至连文件也不用偷，只需找到一个人，给他钱，让他把文件给复制出来就行了。若是用实验的方法推算出配方和工艺，则需要大量的药剂，而情报总局实验室是不可能生产这么多药剂的。它生产那么多药剂有什么用，几乎可以毒死整个莫斯科的人了。这种毒药是专门为一些人生产的计件产品，是用于保护‘自己人’、消灭‘异类’的，再退一步讲，若有可能偷走这么大量的药，那么又何苦将其用于实验呢？干脆直接拿去用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专家就会说啦：尤尔采夫自杀所用毒药就是情报总局为其谍报工作研制的产品。这样看来，肯定是有人将技术文件偷走了并找到了可以制造这种毒药的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制造毒品的地下实验室。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维克托-阿列克赛那维奇，说实话，我们的专家们是怎么知道情报总局的谍报工作的？要知道，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这就是那种药，只不过稍稍有所不同。那么，他肯定对这种药的配方和工艺了如指掌。”
“说得对，”戈尔杰耶夫赞许地点了点头道，“这家实验室有一位专家，年届六旬，领导很礼貌地劝他退休。我真有点儿搞不明白，怎么能让这样的专家退休呢？应该想方设法留住才对呀，要是将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泄露给敌方怎么办？很显然，实验室里有人需要他的职位，或者是有人想报复他，总之，他被人撵走了。但我们的犯罪侦查鉴定中心收留了他。我们倒不是有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老头儿对我们合适，对于一个有用的人才来说，即使他已是一个60岁的老头儿，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他当做小伙儿。1990年，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自杀，找到了她所服的毒药，自然要进行鉴定。这位专家辨认出了这种毒药，凭记忆说出了配方和工艺。要我说，他不仅仅是一名鉴定专家，简直就是一笔财富。”
“尤尔采夫所服毒药也是他鉴定的？”娜斯佳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是，娜斯佳，我们很不走运，”戈尔杰耶夫摊了摊手说道：“老头儿死了。他1988年到我们这儿来时是60岁，去年去世，你算算他有多大了。但所有记录都留下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毒药是如何落到尤尔采夫手中的。”
“那1990年自杀的姑娘又是如何弄到毒药的？能解释清楚吗？”
“要是能解释清楚的话，”戈尔杰耶夫叹了口气道，“那案子就不会成为悬案了，但有一点很明确，毒药是她自己喝下去的。但是，我的孩子们，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天有一条消息，这在不久前是严格保密的。总统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也自杀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
“您是不是想说，在对付完马利科夫集团之后，有人开始向总统班子里的人开刀了？”
“难道你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吗？”上校问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暂时还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月16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历史性演讲的第二天。”
“今天是26号，”娜斯佳提出了疑义，“若是幕后有人，那么他们已在十天内收拾了五六个人。不过，他们实际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马利科夫集团给消灭了。戈尔杰耶夫，我还是不太明白。若这些毒药的产量真有那么大，那他们用来干什么？也只不过有两个人服这种毒药自杀。费了那么大劲，偷文件，冒险，这一切图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总共就用了两次？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戈尔杰耶夫笑道，“你的怀疑是对的。这两起案子都是在莫斯科发生的。而全国有多少？独联体呢？各地封锁了消息，使这些案件无法联系起来。我向两个老朋友打探了一下俄罗斯两个州的情况。每个州都有用不明毒物自杀的案件。自杀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就没有刨根问底，没有追查这些毒药的来源。他们也没有去查这些毒药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鉴定专家们说这是一种迅速生效的毒药之后，所有的人就已经感到满意了。没有人再去追查，费那么大劲干么呀？如果他们，当然包括尤尔采夫，确实是自杀的，那一定有一个歹徒在生产并向他们提供这种毒药。”
他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娜斯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刚进他办公室时，他显得那么焦急，也许，他对米沙-多岑科说的也是这一番话。
米沙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参加石油商人聚会的商人们谁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有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也没有见到过一个小个子的招人喜欢的亚美尼亚人。但有人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中等身材，微胖，长长的鬈发，戴一副细边眼镜。但谁也不认识这个人……
他们走出戈尔杰耶夫办公室的时候已是傍晚7点钟左右了。科罗特科夫同娜斯佳一道回办公室。
“你的医生们怎么还没有消息？”她一边点燃开水炉，准备煮咖啡，一边问道：“你可已经发过誓了，要首先查清阿萨图良的案子。”
“我总共才不过送给他们一瓶酒。一瓶酒管什么用。要是想彻底查清，恐怕得送五瓶酒。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好吧，我们现在还是从沙巴诺夫着手吧。尽管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他的消息。但毫无疑问，他是总统的亲信。依我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棘手的事情了，对吧？尸体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什么头绪也没有理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毫无结果。白头发的男人至今还没有查清。阿萨图良的死因还未查明。尤尔采夫的死因也是如此。巴扎诺夫为什么要向卢琴科夫射击还不甚明了。现在又有沙巴诺夫……”
她的话被内线电话铃声打断了。
“娜斯佳，”话筒里传来多岑科的声音，“有尤拉的电话。”
“叫他转到这边来。”科罗特科夫嚷道。
半分钟后，另一部电话机响了。尤拉抓起了电话，听到声音之后，他朝娜斯佳丢了个眼色。但从他简短的答语中，娜斯佳还猜不出谈话的内容。最后，他放下了电话，很欣慰地笑了。
“你刚刚还抱怨说医生没有消息。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在阿萨图良的肺部血液里发现了麻痹神经的气体。”
“这就对了，”娜斯佳兴奋得差点跳到自己的桌子上，“我感觉上也是这样的。有人用气体枪向他射击，气体正好喷到了脸上。之后，凶手坐到了方向盘旁，平静地轧过了受害者。准确的表述是，凶手先将受害者击倒，再将他平摊开，打开汽车前灯，为的是看得清楚些。为了万无一失，他小心翼翼地驾车向阿萨图良碾了过去。不仅富有创造性，而且简便易行。不流血，也不用追逐，没有打斗，衣服上也不会沾上血。干净、利落。我们遇到了一个聪明人！我真想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嘴脸。”
“你最好先看看你的开水炉吧，”科罗特科夫建议道，“水都漫到地上了。”
水早就开了，此刻正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直冒泡。她急忙拔下插头，但还是有一些水漫到了地上。
“喏，这给你，”她可怜巴巴地对科罗特科夫说道，“我再烧一壶水，真是太马虎了。”
“你喝吧，”尤拉笑道，“幸好还没有放咖啡。”
尽管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很亲近，也许，正是因为性格不同他们才能如此亲密无间。尤拉外向、好冲动，娜斯佳则内向、安静。科罗特科夫容易陷入绝望，但能很快地调整自己，振奋起来，挽起袖子投入工作。而娜斯佳则十分看重失败，她会仔细地分析失败，再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要想让她陷入绝望，则需要同时有许多失败。但一旦她沮丧起来，那持续时间就会很长，什么样的意外惊喜、劝说都不能将她从这种情绪中拽出来。这时，她走起步来会很轻，一件小事也会使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起话来很慢，就像在照本宣科。她从沮丧中摆脱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娜斯佳本人明白，她的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她和她周围的人。当她看到工作受影响了，她就会努力振作起来，她会对自己说：娜斯佳，够了，应该正常工作了。她作了一番自我调整，深吸一口气，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肺里。这之后，眼眶内的泪水神奇般地干涸了，言语也恢复了正常，生动而又活泼，不久前使她沮丧的事情开始变得可笑和不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的。有时，这段时间会有几小时，但娜斯佳最终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恢复常态。任何外部的影响对她都不起作用。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配合得很默契，有时两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件事。眼下，他们默默地喝着咖啡，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尤拉打破了沉默，他刚说了几个字，娜斯佳已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了，好像她非常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似的。
“阿萨图良身上有一个记事本……”科罗特科夫开始道。
“而另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人，因为他被杀得早，为什么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呢？口袋里空空如也。钱夹和钱留下了，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尤拉，你是男人，你说说看，男人会这样吧？除了钱，身上什么也不带，女人我知道，若她只是拿着钱包和塑料袋去最近的商店买面包，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若她带着包，包里就会应有尽有。而且钱包里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什么票据啦、名片啦、记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和郊区公交车辆时刻表之类的东西，有些人的钱包里还放着身份证。男人是怎样的呢？”
“也和女人差不多，”科罗特科夫笑道，“他们的钱包差不多就像一个城市档案馆。口袋里也会放一些东西：手帕、梳子、香烟、打火机、避孕套。眼下还时兴放软盘、电子记事簿之类的东西。”
“杀害阿萨图良的凶手一点儿也不在乎警察会很快追查到他。也就是说，凶手对此无所谓。若杀害白头发男人的凶乎和他是同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尽量掩饰，不让警察查清他是谁呢？”
“你是想说，他们是被不同的人所杀，而且动机也不同？”
“不，尤拉。我想说的是，白头发男人有所不同。我们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去调查加里-罗伯托维奇的关系。有人诱使我们这么做，我们上当了，就像两个小傻瓜。我们调查了石油商人的许多熟人，可以肯定地说，调查这些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追查到凶手。白头发男人的案子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也许是他和凶手的联系太紧，查到死者的身份，我们就可以立刻查清凶手是谁，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行啊，你！”科罗特科夫说道，“你还真理出了点儿头绪。而我脑袋里简直是一团浆糊，搅也搅不开。怎么样，回家吧？”
“走，”娜斯佳同意道，“反正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出什么了。”
他们穿好外衣，一道出门，但并不急于去地铁站。娜斯佳回家应该在“特维尔斯卡亚”站上车，但她不愿意路过水洼和泥泞的地方，所以她决定去“契诃夫”站乘车。
“走到‘大剧院’站乘车吧！”他说道，“我们透透空气。”
娜斯佳顺从地与他并行着。她一开始并不准备散步，但想到尤拉的女朋友快过生日了，也许他想买件礼物送给她，希望娜斯佳给他做参谋。
果真如此，科罗特科夫拽着她去了几家商店。最终，他们为柳德米拉选了一套孔雀石饰物，娜斯佳也为自己买了一件连裤袜。
帕维尔的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但他知道，这很快就会过去，只需忍耐一段时间。同他领导的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有特异功能，但他的功力较弱。他可以迫使一个人呆立不动、虚弱无力、不反抗，但这也会使他大伤元气，发完功之后，他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丽塔做这些事就毫不费劲。控制一个人的意志，改变其想法，帕维尔-绍利亚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至于说列米哈伊尔-拉尔金，那他可是无所不能。
帕维尔出生在匈牙利，他父亲是一名武官。他的童年是在戒备森严的苏联使馆里度过的。
那时，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姓也跟现在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快乐和容易相处的男孩，能熟练他说两种语言——俄语和匈牙利语，因为父母没有送他到为大使馆孩子开设的俄语学校上学，而是把他送到市里为党、政高级干部子弟设立的匈牙利语学校学习。瓦洛佳有许多朋友，他经常到同学家去做客，这是其父母与自己儿子的朋友的父母接近的非常好的、便利的机会。
那时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就是后来当上了克格勃主席并改变这个容易相处的小男孩、武官的儿子一生的人。可当时谁会知道呢……
在匈牙利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全家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举家返回了莫斯科。那时他17岁，正好中学毕业，能自由地用匈牙利语和捷克语对话。他顺利地考进了克格勃高级学校。当然，在入学之前，他还需要在军队服役一段时间。瓦洛佳并不惧怕这一点，他的身体很棒、很健康，同时他也很守纪律。
当兵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表现很好，可以说，他是心甘情愿地服役的。按时作息，整理内务，训练，擦地板——这些对他来说都显得很轻松，一点儿也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因为，父亲从小对他灌输的就是这些。无条件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和遵守规章制度。不应该有丝毫个人想法，不应该有丝毫迟疑，你的任务就是服从，瓦洛佳能够做得很好。
服役过后，瓦洛佳开始在高等学校学习。他很能干，记忆力好，反应也快，拥有外语天赋。前驻匈牙利大使1967年就当上了克格勃的主席，他仍同瓦洛佳的父亲保持着私人友谊。毕业之后，年轻的军官被留在了克格勃的总部机关工作。主席经常使用瓦洛佳所掌握的小语种的知识，常让他担任一些重要谈判的翻译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瓦洛佳知道克格勃有一个绝密的实验室，它专门研究催眠术和其他非常规方法的使用问题。他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找了个借口进了这家实验室，想看看他们研究的究竟是什么。
“瞧，”有人对他说，“特制的脑照相机，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可以很快判定，一个人是否有潜力，是否能胜任工作。想试试吗？”
给他戴上头盔，接通了传感器。不知什么东西嗡嗡嗡地响了起来，不一会儿，摘掉了头盔，结果也出来了。
“你有天赋，但不大，”实验室的人对他说，“但很明显，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也没有研究过它们，当然就更谈不上去发掘了。你身体里的生物电流很强，但你不会控制。”
“那怎样去控制呢？”瓦洛佳惊讶道。
“需要训练，我们研究了一套专门的方法。你知道吗？一个人拥有的天赋不会很多。应该学会控制、使用，否则这种天赋就会沉睡在你的机体内。需要训练、完善。我现在给你讲一些你闻所未闻的事情，”实验室的人继续道，“大自然非常慷慨地赋予了人们生物电流潜力和各种能力，对自然界来说，这实际上并不是个别现象。但从没有人去解释这种现象。若发现有人拥有这种天赋，这人会被视作是不正常的。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人会被视作是圣人，而一些人则会被认为是巫师或者巫婆，会被扔到火里烧死，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萨满、巫医。虽然各人不尽相同，但事实上是一回事，都认为这种能力是特殊的、非正常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认为是在招摇撞骗。那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赋并不经常出现，也就是说太少了，其拥有者会控制和使用这种天赋的就更加少之又少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能够测量到每个人的生物电流潜力。我们还弄清楚了，并不是那些特殊的人才具有这种能力，而是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有这种能力。其中，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的能力还相当大。但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其他的人的能力则不大，只有当他们手中的碗常会不可思议地碎裂，或者能感受到别人头疼或者头疼已经过去了，别人对此感到奇怪时，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有这种能力。总之，在这方面我有许多话可以说。但要是简短一点，我们已经研究出了一套专门的训练方法，学会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你要是愿意，可以经常过来学一学。”
于是，他就开始经常往那个秘密的实验室跑。他是主席的私人翻译，身边的宠儿，老朋友的儿子，实验室对他自然无保守秘密可言。实验室的最大研究成果就是将生物电流的使用与传统的、自古就存在的催眠技术的使用结合起来。效果非常好。瓦洛佳不仅学会了使用自己具备的不高的天赋，而且还掌握了许多方法。他知道，拥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与生俱来的。而知道怎样训练、怎样完善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天赋高于平均水平，而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则天赋惊人。但会训练、自我完善的人则很少，只有那些有幸接受训练的人。
对于他的这个兴趣，主席当然是知道的，因为是他允许瓦洛佳去实验室的。看到瓦洛佳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自己的新爱好上面，主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问道：
“小伙子，你这是为什么？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不为什么，”瓦洛佳一脸笑容答道，“或许什么时候有用。比如说，保险柜的钥匙丢了，那就不用去切割或请师傅来了，我用目光就能把它打开。”
他们两个都被这个小玩笑逗得哈哈大笑。主席是个文雅、有大学问的人，他经常写诗，但缺少幽默感。瓦洛佳的玩笑正好合他的口味。
后来，主席成立了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特别行动的处。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让瓦洛佳到该处去工作。
“你选一下，想到哪个组工作，匈牙利还是捷克。”主席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向刚刚被提升为少校的瓦洛佳建议道，“和你父母一样，这两种语言你都很精通。”
瓦洛佳想说句玩笑话敷衍过去。这个建议来得太突然，他感到非常不快。但主席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强硬。
“您知道的，”瓦洛佳有点急躁地说，“我做不到。我不能去反对那些我生长过的地方的人们。他们是我校友的父母，他们差不多在我穿开裆裤时就认识我，我常去他们家过生日！再说，他们也是我父亲的朋友！”
“你父亲与他们交朋友也是为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明白这一点的。那些人有一些别的想法，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你父亲从未忘记这一点。正因为此，他才没有将你送到大使馆学校上学，而是送到了市里的匈牙利语学校上学，目的就是要通过你结识他们，走进他们的圈子并使我们自己的人打入那个圈子。你应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
“为什么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市里的学校？”瓦洛佳问道，“如果说这对我们的事业很重要，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主席笑了，但这是一种无法察觉的笑容。
“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傻瓜。他们的孩子没有学外语的能力，也没有教他们学匈牙利语，因此，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大使馆设立的俄语学校学习。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你学起外语来很轻松。我和你父亲发现你的才能后，决定要利用你的天赋。我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你是使馆孩子中唯一能在全城自由地逛来逛去并且有许多当地朋友的孩子，其他孩子只是随父母坐车外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使馆的小圈子里度过的。你和他们不同，你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的，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请，请别逼我，将我派到别的组去吧，只要不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别的国家我都愿意去。”
“要么去匈牙利，要么去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冷冷地答道，“你选吧！”
“我既不去匈牙利，也不去捷克斯洛伐克。”瓦洛佳声音不高、很慢，但很清晰。说完他转身就走。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也未被调走。主席没有再跟他提这件事，也没有向他提什么新建议。
三个月后的一天，瓦洛佳值班，有人从克格勃的医院里打电话来，要求派一名懂几国外语的军官去医院。原来，救护车送来了一个男人，好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顿，自己感觉很差。但他身上没有证件，不会说俄语。从外表和穿着来看，像是从国外来的，不像是来自苏联的其他地区，总值班员打发瓦洛佳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在医院的接待室里，他接受检查之后，有人让他稍等片刻。不一会儿，三个健壮的“公牛”闯了进来，他们不由分说地将瓦洛佳的双手反剪到背后，脱下他的裤子，露出臀部，将一管冬眠灵注射了进去。这种做法完全是针对精神病发作、对社会构成危害的病人的。
几天后，医生认为不需要再对病人注射安眠药了，瓦洛佳苏醒过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瓦洛佳恐惧地问道，“肯定有一场误会，可怕的误会。你们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怎么会认错人呢？”医生平静地说，“您不就是……”
他一边看着病历卡，一边说出了瓦洛佳的姓、名、父称、生日、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的军衔和职务。
“对，是我，”瓦洛佳惊讶地说道，“但这是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亲爱的，您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保密柜说，想用目光打开它。您不认为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吗？您可能有病，我们要对您治疗。”
瓦洛佳不再问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之类的问题了。主席很轻松、自然地惩罚了不服从命令的下属。瓦洛佳留在了医院里。主席已经下令，要等他成了残废、半傻，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时才让他出院。要不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布拉特尼科夫，这个命令一定会得以执行。布拉特尼科夫乘瓦洛佳还未成为残废之前将他救了出来。当然，救他用的完全是合法的办法，没去偷，也不是在黑夜里将他救出来的。他只是让人将瓦洛佳除名了。当然，对瓦洛佳的身体做了一番检查。三个月前，他迈进这家医院时是一个健康的、前途无量的克格勃少校，而如今出来时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人了。脚都快站不住了，身体弯曲着，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只有脑子还算正常，表达仍像从前那样正常。但记忆力很差，因为那些药物首先毁坏的就是人的记忆力……
布拉特尼科夫给他喂维他命，从市场上买来新鲜食品，扶着他的胳膊在公园散步。带他去看眼科医生。
他立即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瓦洛佳。不成功的病人、克格勃前少校将消失，他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和一份新的履历。这个人将领导一个由拥有天赋的人组成的小组。瓦洛佳将教会小组成员如何使用天赋。布拉特尼科夫需要的就是他，只有他才有布拉特尼科夫所需要的东西。他掌握了训练方法并且对该问题吃得很透。他还知道如何行动，受过专门教育并有实践技能。除了这项工作之外，他不会干其他工作，他也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瓦洛佳无亲无故，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不久前也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和儿女。他的消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和悲伤。
帕维尔-绍利亚克就这样出现了。然后是小组的其他成员——年轻、天真的丽塔-杜格涅茨，善于骗人的米哈伊尔。拉尔金，惯于见风使舵的加里克-阿萨图良和有点儿神经质的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布拉特尼科夫找到他们并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但只有帕维尔同他们一道工作，甚至连提一提布拉特尼科夫这个名字都是禁止的。帕维尔同他们每个人保持单线联系，严格遵守着那个秘密实验室所研究的方法。他相信，方法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甚至连一开始除了能通过意念让邻居将伏特加酒倒掉，别的就什么也不会做的丽塔也学会了一些使人吃惊的本领。但唯一的障碍是她的善良和天真。她不能下达危害别人生命的暗示。一旦她知道她的暗示会致人于死地，她就会立刻变得虚弱，丧失了工作能力。
“我不能去杀人，”她愧疚地说，“请原谅我，帕维尔。我不行，杀人反正是不好的。”
帕维尔没有再坚持。他尽量派姑娘去执行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任务，意念的内容也不包含致人于死地之类的暗示。比如谢苗诺夫事件。丽塔没有汽车，也从没有开过汽车，她对交通规则也知之甚少。她绝对相信，她所发的意念只不过是让司机调调车头、换换方向而已。她执行类似的任务已不下十次，从未看到过哪个司机发生危险。
丽塔19岁，天真，招人喜爱。她很快就用“你”来称呼帕维尔了。她是这个小组里唯一称帕维尔为“你”的人。而其他三个男人则用名和父称或者“您”来称呼帕维尔。他们很清楚，帕维尔是雇主、领导，他们是下属。丽塔将帕维尔视作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帕维尔是那么的善良，亲自到她那孤零零的寓所来嘘寒问暖，还资助她完成财经中专的学业。丽塔帮了他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忙，他都要付钱。她爱这个男人，感激他，她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
遗憾的是，帕维尔那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到了现在，在坐了两年牢回来之后，他才恍然大悟。
不久前他曾对丽塔说，一个月左右他就会回来。他也是这么计划的，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事情，然后回到她的身边。一周过去了，他偶尔也会想起丽塔。倒不是因为爱她。他从未爱过什么人。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只爱自己，从身体方面来说，在需要时可以用钱或者不用钱来利用一些女人，但是不要有什么责任。帕维尔第一次处于无人管、无人间的境地。被克格勃开除后，他的领导是布拉特尼科夫。又是习惯了的纪律，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怎样最出色地执行命令。布拉特尼科夫寻找订货人，向帕维尔下达指令，然后向帕维尔付钱。布拉特尼科夫死后，帕维尔躲到了牢里。那里的生活也是他所熟悉的，按时作息的纪律，秩序，等级分明，法律。从牢里获释后，他落到了米纳耶夫的手里，米纳耶夫向他发指示。一切又都是熟悉的：接受任务——组织行动——取得报酬。
而现在呢？现在帕维尔没有主人，没有领导，没有人对他下命令。他对此感到很不适应，有一点儿惊慌失措。他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事实上，他也不会过这样的生活。他还从未学过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生活。别人作决定可以，自己做主则不行。先是有严厉的父母，然后是军队、学校，后来是军官的职务，再后来是布拉特尼科夫为他做主，布拉特尼科夫之后是法庭和监狱的长官。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丽塔。他觉得自己与她在一起一定会获得自信。因为他对她负责，他对她的责任就像他的领导、长官对他的责任。丽塔需要他就像他需要他的领导一样，也许，他会从丽塔身上找到并学会继续生活下去的办法。
昨天和今天他给丽塔打了不下二十次电话。早晨打，傍晚打，深夜打，但她没有接电话。帕维尔有她办公室的电话，但他不想往储蓄银行打电话。这不符合他的原则，有可能会很危险。家里只有丽塔一人接电话，而银行里人很杂，他不想让人知道有一个男人给丽塔打过电话。当然，丽塔是个守纪律的人，从未向别人提起过他的名字，但如果他突然去个电话，或许她会高兴得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叫出点什么，那时就可能说出他的名字。帕维尔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丽塔为什么不来接电话呢？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两年前，帕维尔不会感到不安。丽塔是个自由的女人，她肯定会有男人，完全有可能在他们那里过夜。这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但在他们在一起度过那难忘的两周之后，丽塔肯定不会到别的男人身边过夜，帕维尔对此非常清楚。那她究竟在哪里呢？
他费劲地从沙发里爬起来，走出门外。电话亭离此不远，紧挨着邮局大楼。帕维尔将硬币投进投币口，又拨响了丽塔的电话。这次电话有人接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男人说道，“找谁？喂！”
“您好，”帕维尔平静地说道，尽管他的内心像翻江倒海似的，“可以叫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来接电话吗？”
“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男人重复了一遍后稍有犹豫地说道，“她刚刚出去，还不到五分钟。您能等一会儿再打电话吗？或者我向她转告？”
“谢谢您。”帕维尔仍很平静地答道，“请转告她，马丁年科给她打了电话，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晚些时候再给她打电话。”
他挂掉了电话，背倚在电话亭壁上。原来是这样。丽塔没在家，而她的屋里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不是情人，也不是朋友，不是那种有权在那里停留的人。这人肯定是个陌生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屋子里根本就没有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这个人。要是拨错号的话，那人就会对帕维尔说打错电话了。但那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屋子里究竟住着什么人。
丽塔肯定出事了。
此刻，帕维尔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他快要忘记的女人。他想到了那个解救他的女人——娜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