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精神病學鑑定研究所，娜斯佳都會留下一種非常不快的感覺。在對不幸而又無辜的病人們的憐憫之情中常常交織着這樣一個恐怖的念頭：他們究竟犯下了什麼殘忍和血腥的罪行。當然，這並不是對研究所的所有病人而言，許多病人的病壓根兒就不嚴重，他們來這兒僅僅是為了做一次鑑定。而有些病人則完全是裝出來的。一些病情嚴重的病人井沒有犯下什麼兇狠和惡毒的罪行，他們只是幹了一些愚蠢的偷盜和流氓行為。但是，不管娜斯佳如何勸説自己，她還是始終擺脱不了這種感覺，每當她穿過大門進入內院的時候，她就會覺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厭惡和憐憫這兩種矛盾、截然不同，但卻偏偏交織在一起的感覺給攪碎了。
那個開槍向總檢察院的檢察官射擊並當場被捉的罪犯基里爾-巴扎諾夫現在就在這裏。娜斯佳看了他所作的供詞，仔細研究了竊取武器那部分供詞，但是，一點兒頭緒也沒有理出。巴扎諾夫的鄰居確實是個警察，他也確實有一把值勤用手槍，但手槍還原封不動地放在家裏，從未丟失過。鄰居另外還有一支正式註冊過的槍，但也從未失竊過。當然，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這位當警察的鄰居也許只註冊了兩支槍，或許他的槍不止這兩支。可能是五支，也可能是十支，但問題在於，鄰居事實上除了這兩支槍以外並沒有其他的槍。再説，即使有，恐怕巴扎諾夫也很難從他家裏把槍偷出來。鄰居是個經驗豐富、警覺性很高的人，家裏有兩個小男孩，他非常清楚當家裏有小孩時，槍必須收好。他把槍和子彈藏在了保險櫃裏，而保險櫃是放在壁櫃裏的。保險櫃用的是密碼鎖，得用專門的鑰匙才能打開，若不去撬或者熔割，恐怕很難從保險櫃裏偷出點什麼東西。
醫生有禮貌地和娜斯佳打了個招呼，他們彼此很熟，打過不止一次交道。
“鑑定暫時還未做，但是，我幾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説，根本就談不上存在所謂的嚴重精神病發作行為。巴扎諾夫對所發生的事情有很好的判別力，他完全是清醒的。根據門診病歷，他倒是有一點輕微智障。只是我不大明白，那天在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醫生一邊翻弄着巴扎諾夫的病歷本一邊説道。
“他本人怎麼説？”
“他説聽到了一個聲音，那聲音向他發出了指令。喏，這是對他原話的記錄：一個聲音對我説，我應該上前殺了他。”
醫生將記錄本遞給了娜斯佳。
問：他是誰？那個聲音告訴您被害者的姓名和地址了嗎？
答：他説我應該殺掉那個人。
問：要殺的人是誰？您為什麼能夠肯定，您所殺的人正是那個聲音命令您殺的那個人，而不是其他什麼人？
答：我先是在這條街上走着，後來看到一輛汽車駛了過來，從車上下來一個人，一個男人。這時，那個聲音對我説：“這是一個非常壞的壞人，他先要傷害你，然後要傷害你的親人，最後還要傷害全人類。我們要阻止他。瞧，他的頭髮是黑色的，太陽穴上還有一處胎記——這就是壞人的標誌、魔鬼的標誌。你拿起槍，向他射擊。為了你自己，也為了你的親人，更為了整個人類，你應該這麼做。”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問：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嗎？
答：不知道。
問：您知道遇害者在何處工作並從事何種職業嗎？
答：不，當時不知道。還是後來在警察局有人對我説了。
問：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您聽到過那個命令您去殺人的人的聲音嗎？
答：沒有……我不記得曾經聽到過那種聲音。對，從未聽到過。
問：事情發生之後，那個聲音沒有再對你説過什麼？
答：沒有。
問：你自己怎麼看，您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也許您要對所發生的事作出點什麼解釋？
答：不，我無法解釋，我弄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也許我是瘋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醫生一邊從娜斯佳手中接過記錄本，插到文件夾裏，一邊説道：“他對整件事情沒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他不認為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為主要的一點，他甚至準備承認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個標誌。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認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發生也正緣於這種想法。若醫生可以對自己的病人這麼説：‘朋友，你是個病人，你有幻聽的毛病，以後你要是聽到，比如説，讓你向大夫捅刀子之類的聲音，這就表明你開始發病了，這時你就躺到牀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個叫你做壞事的聲音。’要是真能這樣，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麼精神病問題了。問題在於，病人往往都認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是危險的。其實，根本就不存在有什麼聲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説，你認為巴扎諾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醫生肯定地答道，“我雖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過什麼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斷，他的瘋是裝出來的。他受僱殺人，僱主告訴他，要是被捉着，就編造一個有關聲音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瘋子殺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責。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個瘋子。現在世上沒有傻瓜。雖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線活命的希望。不管關他多少年，他總有一天會獲得自由。考慮到他有輕微智障，肯定不會把他關進牢裏。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時殺的人，所以只會把他送進一個專門的醫院，碰到這種案件，人們一直是這樣處理的。他是不大可能從這家醫院裏輕輕鬆鬆地走出來了，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來，他也會變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我還從未遇到過一個自願進這種專門醫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艱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種關押無行為能力罪犯的醫院，根本就沒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懼、疼痛和折磨混雜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時，自己的行為所結下的苦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完全被人遺忘，在醫院裏機械地生存。”
基里爾-巴扎諾夫，24歲，鞋廠雜工。畢業於為智障兒童設立的專門學校。當然，大學畢業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參軍時，兵役局對他還是非常滿意的，儘管這有點兒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他為人温厚、隨和、守紀律，這些優點不應該被忽視，兵役局確實也沒有忽視。他有時候也會勃然大怒……但怒氣很快就會消下去，真是來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樣，他為人極其順從，易受人擺佈。退伍之後，他被安置到鞋廠當雜工，再複雜一點的工作巴扎諾夫也做不了。當然，精神錯亂倒也談不上。難道有人會僱一個先天痴呆病人去殺人，即使只是有一點兒輕微的智障？當然，我們的國家有許多世界首創，我們也常常以此為豪。宇航、芭蕾、稀釋汽油理論、議會里的廝打——很多事情都是獨一無二、別出心裁的。但不至於有人會傻到這種程度……
從精神病學鑑定研究所出來，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紛亂的思緒之中。總檢察院檢察官盧琴科夫之死越來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堅定地認為，這絕不是偶然的。若只簡單地將盧琴科夫之死當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麼，馬利科夫之死也應該同樣看待，而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親生的“癮君子”女兒殺死的。尤爾採夫和姆希塔羅夫自殺，伊佐托夫議員殺妻未遂，商人謝苗諾夫命喪一場笨拙地違反交通法規的車禍，難道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嗎？無法得出結論。這些事情毫無關聯，毫無相同之處，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不幸，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死法。
但是，在這些事情中也有特別之處。兩個前往姆希塔羅夫住所的男人，現在雖然暫時還不能肯定他們是去找誰，但極有可能是去找姆希塔羅夫。姆希塔羅夫自殺了，過了一會兒，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後，那兩個男人也被殺了。
麗塔這次又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不過這次與以前大不相同，她不感到有那麼可怕和鬱悶。這次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帕維爾説，他們要有一段時間不能見面。但是，首先，這次別離不會像兩年前的那次那麼久。他向她保證約一個月後就回到她的身邊。其次，他肯定會回來，他不能沒有她，因為，他們正熱戀着。
“你又要走了？”麗塔悶悶不樂地問道。
“不，小姑娘，我就在這附近。只是我們不能見面而已。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未完成之前，我不會回來。但一旦完成了這件事，我們就再也不分開了，好嗎？”
帕維爾故作輕鬆地笑着，但麗塔感受到了他的緊張。她對他的感覺一向很準，哪怕是一點點的情緒波動，她也能很快地捕捉到。也許是因為她深深地愛着他，也許是因為她有天賦的直覺。
四天過去了，麗塔又陷入了那種習慣了的生活。儲蓄銀行的工作是倒班制，一天是早班，另一天就是中班，隔週有一個週六班。不知怎的，她總覺得帕維爾會在某一天的下午回來。因此，每當她上中班時，她就會感到六神無主，總在想象着她那空蕩蕩的住所內的電話鈴聲會驟然響起。而當她上早班時，一到下班，她就會飛奔回家並在家默默地等待着。她就像一隻被主人遺棄在車站的可憐而又忠誠的小狗，一天天、一週周地耐心迎候着每一輛過往的列車，盼望着主人會從一列火車上下來，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
這天她正好上早班。下班途中，她拐進了一家商店，購物速度很快，幾乎是見着什麼拿什麼，然後就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麗塔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帕維爾，她不能停止對他的思念，她不想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想讓這些事情打斷她的回憶：在那兩週內，他們愛得有多麼摯熱。因此，眼下她就忽視了鑰匙在門鎖裏空轉已經不止一次了，而且在空轉時還發出一種壞鎖的“嘎巴嘎巴”的響聲。對於一個有經驗而且警覺性很高的人來説，這是一個明顯的標誌，這表明門已經被“別的鑰匙”或者萬能鑰匙開啓過，而且鎖已經被弄壞了。麗塔雖然對此很瞭解，但她想的根本不是這些，她也沒有注意到這些，所以就沒有采取什麼防範措施。她推門進了屋。這時，一個黑影從背後閃了過來並用東西勒住了她的脖子，她頓時感到喘不過氣來。麗塔的手鬆開了，購物袋滑落下來，跌落到地板上，三十個雞蛋摔碎了，發出沉悶的碎裂聲。麗塔死了。
那男人小心地將麗塔的屍體放到地板上，打開她的手袋，用帶了手套的手取出小香水瓶，輕輕地打開了門。事情辦得很成功，時間選得也非常正確，上班的人還在上班，不上班的人也大多去了商店。他站在門坎上，將香水瓶的瓶蓋打開，在客廳的地板上灑了灑香水。他曾在客廳裏停留過，好在他剋制住了那種天然的好奇心，既沒有去卧室，也沒有去廚房。除了客廳留有他的痕跡和氣味外，其他地方不會有。現在，客廳裏的痕跡和氣味也清除乾淨了。
灑完了香水，他輕輕地帶上門，坐着電梯下樓，最終消失了。
娜斯佳和尤拉-科羅特科夫已經精疲力竭了，他們尋訪加里克-羅伯托維奇-阿薩圖良的熟人，問他們是否認識一個高個子的白頭髮男人，年約55歲，有着一雙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但一無所獲，誰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男人，也沒有聽到阿薩圖良提到過這樣的人。當然嘍，阿薩圖良記事本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自然也不認識這樣的男人。
“真是咄咄怪事！”科羅特科夫攤着雙手説道，“嚮導韋羅契卡告訴我們，從這些人的談話中可以斷定，他們之間彼此很熟。但這又怎麼可能呢，阿薩圖良周圍的人誰都不認識這個男人？”
“他們在撒謊，”娜斯佳悶悶不樂地説道，“他們在搪塞嚮導。”
“但這圖的是什麼？”科羅特科夫不解地説道，“我看這不符合邏輯，娜斯佳。若是熟人替一個親近的人打掩護，這我還可以理解。我們在實踐中常常碰到這樣的事情。但要是相反呢？既然不是熟人，也沒有親近的關係，那麼，肯定不會達成什麼協議。你還記得嗎，一些罪犯相互打掩護，裝做彼此不認識，這樣的案子我們可遇到了不少。”
“在這件事情上，差不多就屬於相反的情況，”娜斯佳耐心地解釋道：“他們裝做彼此很熟，甚至還在一起工作。其實呢，他們有可能只是在車上認識的，而且是初次相識。也有可能只是打過兩次交道。”
尤拉還想説點什麼，但沒有來得及。他和娜斯佳對阿薩圖良的熟人進行了一次依舊不會有結果的造訪，現在正在返回途中。這時，他們見到謝盧亞諾夫正急匆匆地朝他們跑來。
“噢，總算找到你們了，我把每個角落找了個遍，都快要累趴下了。快到頭兒那裏去，他們正發着火呢，命令我要儘快找到你們。”
謝盧亞諾夫説完轉身就要走，但尤拉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你説的他們是什麼大人物？難道有什麼貴賓不成？”
“哪有什麼貴賓呀！米沙正在那裏，真不幸，他在替你們受罪呢。”
尤拉和娜斯佳加快了腳步，不一會兒，他們已經站到了自己的上司面前，這時，上司的禿頂已經急得通紅了。米沙-多岑科，高高的個子，一雙黑眼睛，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小夥子，此刻他正坐在會議桌旁，一臉迷惘的神情。
“請坐，”戈爾傑耶夫朝他們點了點頭，示意道，“我已經同米沙説了，現在輪到你們了。我的孩子們，我們遇到麻煩了。別緊張，別緊張，不是要責怪你們。科斯佳-奧裏山斯基剛剛打來電話，他已經拿到了尤爾採夫自殺時所用毒藥的化學成分的司法鑑定報告。長話短説，這個故事敍述起來很長，我們沒有時間去談它，我只想告訴你們結果：這種毒性發作很快的毒藥是80年代初由情報總局實驗室研製出來的。你們也知道，諜報工作常常是需要這種毒藥的。尤爾採夫所服的毒藥就是按那個實驗室研製的配方製成的。只是在製造工藝上稍稍有所不同，但沒有本質的區別，僅僅是稍有不同。工藝雖有所改變，毒性卻一點兒也沒變。我説完了，已經有半小時沒有合上嘴了，真太累了。娜斯佳，你怎麼看？”
“也許，尤爾採夫所服的毒藥並不是情報總局生產的，”娜斯佳説道，“情報總局只是研究出了配方和工藝，後來有人加以利用。或者是偷走了許多藥片，然後再仔細分析並做大量的實驗；或者是偷走了技術文件。我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這要來得簡單些，也更為安全。甚至連文件也不用偷，只需找到一個人，給他錢，讓他把文件給複製出來就行了。若是用實驗的方法推算出配方和工藝，則需要大量的藥劑，而情報總局實驗室是不可能生產這麼多藥劑的。它生產那麼多藥劑有什麼用，幾乎可以毒死整個莫斯科的人了。這種毒藥是專門為一些人生產的計件產品，是用於保護‘自己人’、消滅‘異類’的，再退一步講，若有可能偷走這麼大量的藥，那麼又何苦將其用於實驗呢？乾脆直接拿去用好了。要是那樣的話，我們的專家就會説啦：尤爾採夫自殺所用毒藥就是情報總局為其諜報工作研製的產品。這樣看來，肯定是有人將技術文件偷走了並找到了可以製造這種毒藥的地方，這很有可能是一個製造毒品的地下實驗室。現在我有一個問題，維克托-阿列克賽那維奇，説實話，我們的專家們是怎麼知道情報總局的諜報工作的？要知道，既然能説出這樣的話：對，這就是那種藥，只不過稍稍有所不同。那麼，他肯定對這種藥的配方和工藝瞭如指掌。”
“説得對，”戈爾傑耶夫讚許地點了點頭道，“這家實驗室有一位專家，年屆六旬，領導很禮貌地勸他退休。我真有點兒搞不明白，怎麼能讓這樣的專家退休呢？應該想方設法留住才對呀，要是將自己所掌握的東西泄露給敵方怎麼辦？很顯然，實驗室裏有人需要他的職位，或者是有人想報復他，總之，他被人攆走了。但我們的犯罪偵查鑑定中心收留了他。我們倒不是有多麼高尚，只是因為老頭兒對我們合適，對於一個有用的人才來説，即使他已是一個60歲的老頭兒，我們也完全可以把他當做小夥兒。1990年，有一位年輕的姑娘自殺，找到了她所服的毒藥，自然要進行鑑定。這位專家辨認出了這種毒藥，憑記憶説出了配方和工藝。要我説，他不僅僅是一名鑑定專家，簡直就是一筆財富。”
“尤爾採夫所服毒藥也是他鑑定的？”娜斯佳滿懷希望地問道。
“不是，娜斯佳，我們很不走運，”戈爾傑耶夫攤了攤手説道：“老頭兒死了。他1988年到我們這兒來時是60歲，去年去世，你算算他有多大了。但所有記錄都留下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毒藥是如何落到尤爾採夫手中的。”
“那1990年自殺的姑娘又是如何弄到毒藥的？能解釋清楚嗎？”
“要是能解釋清楚的話，”戈爾傑耶夫嘆了口氣道，“那案子就不會成為懸案了，但有一點很明確，毒藥是她自己喝下去的。但是，我的孩子們，這還不是最糟的。今天有一條消息，這在不久前是嚴格保密的。總統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也自殺了。這使我產生了一個十分愚蠢的念頭。”
“您是不是想説，在對付完馬利科夫集團之後，有人開始向總統班子裏的人開刀了？”
“難道你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嗎？”上校問道，“你不這樣認為嗎？”
“我暫時還不能確定。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2月16日，也就是總統發表歷史性演講的第二天。”
“今天是26號，”娜斯佳提出了疑義，“若是幕後有人，那麼他們已在十天內收拾了五六個人。不過，他們實際只用了一週時間就把馬利科夫集團給消滅了。戈爾傑耶夫，我還是不太明白。若這些毒藥的產量真有那麼大，那他們用來幹什麼？也只不過有兩個人服這種毒藥自殺。費了那麼大勁，偷文件，冒險，這一切圖的是什麼？這麼多年總共就用了兩次？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會提出這個問題，”戈爾傑耶夫笑道，“你的懷疑是對的。這兩起案子都是在莫斯科發生的。而全國有多少？獨聯體呢？各地封鎖了消息，使這些案件無法聯繫起來。我向兩個老朋友打探了一下俄羅斯兩個州的情況。每個州都有用不明毒物自殺的案件。自殺本身是毫無疑問的，他們也就沒有刨根問底，沒有追查這些毒藥的來源。他們也沒有去查這些毒藥究竟是什麼樣的毒藥。鑑定專家們説這是一種迅速生效的毒藥之後，所有的人就已經感到滿意了。沒有人再去追查，費那麼大勁幹麼呀？如果他們，當然包括尤爾採夫，確實是自殺的，那一定有一個歹徒在生產並向他們提供這種毒藥。”
他的臉色又變得凝重起來，娜斯佳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剛進他辦公室時，他顯得那麼焦急，也許，他對米沙-多岑科説的也是這一番話。
米沙也沒有給她帶來什麼好消息。參加石油商人聚會的商人們誰也沒有見到過一個有着一雙明亮的黑眼睛、高個子的白頭髮男人，也沒有見到過一個小個子的招人喜歡的亞美尼亞人。但有人看到過這樣一個人：中等身材，微胖，長長的鬈髮，戴一副細邊眼鏡。但誰也不認識這個人……
他們走出戈爾傑耶夫辦公室的時候已是傍晚7點鐘左右了。科羅特科夫同娜斯佳一道回辦公室。
“你的醫生們怎麼還沒有消息？”她一邊點燃開水爐，準備煮咖啡，一邊問道：“你可已經發過誓了，要首先查清阿薩圖良的案子。”
“我總共才不過送給他們一瓶酒。一瓶酒管什麼用。要是想徹底查清，恐怕得送五瓶酒。我可沒有那麼多錢。”
“好吧，我們現在還是從沙巴諾夫着手吧。儘管誰也沒有向我們提供有關他的消息。但毫無疑問，他是總統的親信。依我看，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碰到這樣棘手的事情了，對吧？屍體一個接着一個，但我們什麼頭緒也沒有理出來，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毫無結果。白頭髮的男人至今還沒有查清。阿薩圖良的死因還未查明。尤爾採夫的死因也是如此。巴扎諾夫為什麼要向盧琴科夫射擊還不甚明瞭。現在又有沙巴諾夫……”
她的話被內線電話鈴聲打斷了。
“娜斯佳，”話筒裏傳來多岑科的聲音，“有尤拉的電話。”
“叫他轉到這邊來。”科羅特科夫嚷道。
半分鐘後，另一部電話機響了。尤拉抓起了電話，聽到聲音之後，他朝娜斯佳丟了個眼色。但從他簡短的答語中，娜斯佳還猜不出談話的內容。最後，他放下了電話，很欣慰地笑了。
“你剛剛還抱怨説醫生沒有消息。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在阿薩圖良的肺部血液裏發現了麻痹神經的氣體。”
“這就對了，”娜斯佳興奮得差點跳到自己的桌子上，“我感覺上也是這樣的。有人用氣體槍向他射擊，氣體正好噴到了臉上。之後，兇手坐到了方向盤旁，平靜地軋過了受害者。準確的表述是，兇手先將受害者擊倒，再將他平攤開，打開汽車前燈，為的是看得清楚些。為了萬無一失，他小心翼翼地駕車向阿薩圖良碾了過去。不僅富有創造性，而且簡便易行。不流血，也不用追逐，沒有打鬥，衣服上也不會沾上血。乾淨、利落。我們遇到了一個聰明人！我真想看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嘴臉。”
“你最好先看看你的開水爐吧，”科羅特科夫建議道，“水都漫到地上了。”
水早就開了，此刻正在鍋裏“咕嘟咕嘟”地直冒泡。她急忙拔下插頭，但還是有一些水漫到了地上。
“喏，這給你，”她可憐巴巴地對科羅特科夫説道，“我再燒一壺水，真是太馬虎了。”
“你喝吧，”尤拉笑道，“幸好還沒有放咖啡。”
儘管他們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們還是很親近，也許，正是因為性格不同他們才能如此親密無間。尤拉外向、好衝動，娜斯佳則內向、安靜。科羅特科夫容易陷入絕望，但能很快地調整自己，振奮起來，挽起袖子投入工作。而娜斯佳則十分看重失敗，她會仔細地分析失敗，再從中找出經驗和教訓。要想讓她陷入絕望，則需要同時有許多失敗。但一旦她沮喪起來，那持續時間就會很長，什麼樣的意外驚喜、勸説都不能將她從這種情緒中拽出來。這時，她走起步來會很輕，一件小事也會使她眼淚在眼眶裏打轉，説起話來很慢，就像在照本宣科。她從沮喪中擺脱出來的唯一辦法是：娜斯佳本人明白，她的這種狀態已經影響到了她和她周圍的人。當她看到工作受影響了，她就會努力振作起來，她會對自己説：娜斯佳，夠了，應該正常工作了。她作了一番自我調整，深吸一口氣，讓新鮮的空氣進入肺裏。這之後，眼眶內的淚水神奇般地乾涸了，言語也恢復了正常，生動而又活潑，不久前使她沮喪的事情開始變得可笑和不值得關注。當然，這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的。有時，這段時間會有幾小時，但娜斯佳最終會通過自身的努力恢復常態。任何外部的影響對她都不起作用。
娜斯佳和尤拉-科羅特科夫配合得很默契，有時兩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到同一件事。眼下，他們默默地喝着咖啡，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尤拉打破了沉默，他剛説了幾個字，娜斯佳已猜出他下面要説什麼了，好像她非常清楚他心裏想的是什麼似的。
“阿薩圖良身上有一個記事本……”科羅特科夫開始道。
“而另一個人，實際上就是第一個人，因為他被殺得早，為什麼他身上什麼也沒有呢？口袋裏空空如也。錢夾和錢留下了，其他東西都拿走了。尤拉，你是男人，你説説看，男人會這樣吧？除了錢，身上什麼也不帶，女人我知道，若她只是拿着錢包和塑料袋去最近的商店買麪包，倒是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若她帶着包，包裏就會應有盡有。而且錢包裏除了錢之外，還有一些別的東西。什麼票據啦、名片啦、記電話號碼的小本子和郊區公交車輛時刻表之類的東西，有些人的錢包裏還放着身份證。男人是怎樣的呢？”
“也和女人差不多，”科羅特科夫笑道，“他們的錢包差不多就像一個城市檔案館。口袋裏也會放一些東西：手帕、梳子、香煙、打火機、避孕套。眼下還時興放軟盤、電子記事簿之類的東西。”
“殺害阿薩圖良的兇手一點兒也不在乎警察會很快追查到他。也就是説，兇手對此無所謂。若殺害白頭髮男人的兇乎和他是同一個人，那他為什麼會盡量掩飾，不讓警察查清他是誰呢？”
“你是想説，他們是被不同的人所殺，而且動機也不同？”
“不，尤拉。我想説的是，白頭髮男人有所不同。我們白白地浪費了許多時間去調查加里-羅伯托維奇的關係。有人誘使我們這麼做，我們上當了，就像兩個小傻瓜。我們調查了石油商人的許多熟人，可以肯定地説，調查這些人我們根本就不可能追查到兇手。白頭髮男人的案子為什麼會有所不同呢？也許是他和兇手的聯繫太緊，查到死者的身份，我們就可以立刻查清兇手是誰，或者是有別的什麼原因。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行啊，你！”科羅特科夫説道，“你還真理出了點兒頭緒。而我腦袋裏簡直是一團漿糊，攪也攪不開。怎麼樣，回家吧？”
“走，”娜斯佳同意道，“反正絞盡腦汁也不會想出什麼了。”
他們穿好外衣，一道出門，但並不急於去地鐵站。娜斯佳回家應該在“特維爾斯卡亞”站上車，但她不願意路過水窪和泥濘的地方，所以她決定去“契訶夫”站乘車。
“走到‘大劇院’站乘車吧！”他説道，“我們透透空氣。”
娜斯佳順從地與他並行着。她一開始並不準備散步，但想到尤拉的女朋友快過生日了，也許他想買件禮物送給她，希望娜斯佳給他做參謀。
果真如此，科羅特科夫拽着她去了幾家商店。最終，他們為柳德米拉選了一套孔雀石飾物，娜斯佳也為自己買了一件連褲襪。
帕維爾的自我感覺非常不好。但他知道，這很快就會過去，只需忍耐一段時間。同他領導的小組的其他成員一樣，他也有特異功能，但他的功力較弱。他可以迫使一個人呆立不動、虛弱無力、不反抗，但這也會使他大傷元氣，發完功之後，他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但麗塔做這些事就毫不費勁。控制一個人的意志，改變其想法，帕維爾-紹利亞克無論如何也做不到。至於説列米哈伊爾-拉爾金，那他可是無所不能。
帕維爾出生在匈牙利，他父親是一名武官。他的童年是在戒備森嚴的蘇聯使館裏度過的。
那時，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爾，姓也跟現在不一樣。他是一個能幹、快樂和容易相處的男孩，能熟練他説兩種語言——俄語和匈牙利語，因為父母沒有送他到為大使館孩子開設的俄語學校上學，而是把他送到市裏為黨、政高級幹部子弟設立的匈牙利語學校學習。瓦洛佳有許多朋友，他經常到同學家去做客，這是其父母與自己兒子的朋友的父母接近的非常好的、便利的機會。
那時候，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就是後來當上了克格勃主席並改變這個容易相處的小男孩、武官的兒子一生的人。可當時誰會知道呢……
在匈牙利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全家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發生之後，他們舉家返回了莫斯科。那時他17歲，正好中學畢業，能自由地用匈牙利語和捷克語對話。他順利地考進了克格勃高級學校。當然，在入學之前，他還需要在軍隊服役一段時間。瓦洛佳並不懼怕這一點，他的身體很棒、很健康，同時他也很守紀律。
當兵對他來説確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表現很好，可以説，他是心甘情願地服役的。按時作息，整理內務，訓練，擦地板——這些對他來説都顯得很輕鬆，一點兒也不覺得是一種負擔。因為，父親從小對他灌輸的就是這些。無條件服從上級，鐵的紀律和遵守規章制度。不應該有絲毫個人想法，不應該有絲毫遲疑，你的任務就是服從，瓦洛佳能夠做得很好。
服役過後，瓦洛佳開始在高等學校學習。他很能幹，記憶力好，反應也快，擁有外語天賦。前駐匈牙利大使1967年就當上了克格勃的主席，他仍同瓦洛佳的父親保持着私人友誼。畢業之後，年輕的軍官被留在了克格勃的總部機關工作。主席經常使用瓦洛佳所掌握的小語種的知識，常讓他擔任一些重要談判的翻譯工作。
一個偶然的機會，瓦洛佳知道克格勃有一個絕密的實驗室，它專門研究催眠術和其他非常規方法的使用問題。他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找了個藉口進了這家實驗室，想看看他們研究的究竟是什麼。
“瞧，”有人對他説，“特製的腦照相機，我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可以很快判定，一個人是否有潛力，是否能勝任工作。想試試嗎？”
給他戴上頭盔，接通了傳感器。不知什麼東西嗡嗡嗡地響了起來，不一會兒，摘掉了頭盔，結果也出來了。
“你有天賦，但不大，”實驗室的人對他説，“但很明顯，你並不知道自己的天賦，也沒有研究過它們，當然就更談不上去發掘了。你身體裏的生物電流很強，但你不會控制。”
“那怎樣去控制呢？”瓦洛佳驚訝道。
“需要訓練，我們研究了一套專門的方法。你知道嗎？一個人擁有的天賦不會很多。應該學會控制、使用，否則這種天賦就會沉睡在你的機體內。需要訓練、完善。我現在給你講一些你聞所未聞的事情，”實驗室的人繼續道，“大自然非常慷慨地賦予了人們生物電流潛力和各種能力，對自然界來説，這實際上並不是個別現象。但從沒有人去解釋這種現象。若發現有人擁有這種天賦，這人會被視作是不正常的。在有的情況下，一些人會被視作是聖人，而一些人則會被認為是巫師或者巫婆，會被扔到火裏燒死，而另一些人則會成為薩滿、巫醫。雖然各人不盡相同，但事實上是一回事，都認為這種能力是特殊的、非正常的。許多人根本就不相信這些，認為是在招搖撞騙。那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天賦並不經常出現，也就是説太少了，其擁有者會控制和使用這種天賦的就更加少之又少了。隨着技術的發展，在當今時代，我們已經能夠測量到每個人的生物電流潛力。我們還弄清楚了，並不是那些特殊的人才具有這種能力，而是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有這種能力。其中，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的能力還相當大。但只有萬分之一的人能夠利用這種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其他的人的能力則不大，只有當他們手中的碗常會不可思議地碎裂，或者能感受到別人頭疼或者頭疼已經過去了，別人對此感到奇怪時，他們才能感受到自己有這種能力。總之，在這方面我有許多話可以説。但要是簡短一點，我們已經研究出了一套專門的訓練方法，學會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你要是願意，可以經常過來學一學。”
於是，他就開始經常往那個秘密的實驗室跑。他是主席的私人翻譯，身邊的寵兒，老朋友的兒子，實驗室對他自然無保守秘密可言。實驗室的最大研究成果就是將生物電流的使用與傳統的、自古就存在的催眠技術的使用結合起來。效果非常好。瓦洛佳不僅學會了使用自己具備的不高的天賦，而且還掌握了許多方法。他知道，擁有天賦是遠遠不夠的，這只是與生俱來的。而知道怎樣訓練、怎樣完善才是最珍貴的。因為，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天賦高於平均水平，而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則天賦驚人。但會訓練、自我完善的人則很少，只有那些有幸接受訓練的人。
對於他的這個興趣，主席當然是知道的，因為是他允許瓦洛佳去實驗室的。看到瓦洛佳花費了大量時間在自己的新愛好上面，主席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笑容問道：
“小夥子，你這是為什麼？你想達到什麼目的？”
“不為什麼，”瓦洛佳一臉笑容答道，“或許什麼時候有用。比如説，保險櫃的鑰匙丟了，那就不用去切割或請師傅來了，我用目光就能把它打開。”
他們兩個都被這個小玩笑逗得哈哈大笑。主席是個文雅、有大學問的人，他經常寫詩，但缺少幽默感。瓦洛佳的玩笑正好合他的口味。
後來，主席成立了一個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特別行動的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讓瓦洛佳到該處去工作。
“你選一下，想到哪個組工作，匈牙利還是捷克。”主席做了一個誇張的手勢，向剛剛被提升為少校的瓦洛佳建議道，“和你父母一樣，這兩種語言你都很精通。”
瓦洛佳想説句玩笑話敷衍過去。這個建議來得太突然，他感到非常不快。但主席表現得很堅決，甚至有點強硬。
“您知道的，”瓦洛佳有點急躁地説，“我做不到。我不能去反對那些我生長過的地方的人們。他們是我校友的父母，他們差不多在我穿開襠褲時就認識我，我常去他們家過生日！再説，他們也是我父親的朋友！”
“你父親與他們交朋友也是為了工作。隨着時間的推移，你會明白這一點的。那些人有一些別的想法，他們完全有可能成為我們的敵人。你父親從未忘記這一點。正因為此，他才沒有將你送到大使館學校上學，而是送到了市裏的匈牙利語學校上學，目的就是要通過你結識他們，走進他們的圈子並使我們自己的人打入那個圈子。你應該繼承你父親的事業。”
“為什麼使館其他工作人員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市裏的學校？”瓦洛佳問道，“如果説這對我們的事業很重要，他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主席笑了，但這是一種無法察覺的笑容。
“因為他們的孩子是傻瓜。他們的孩子沒有學外語的能力，也沒有教他們學匈牙利語，因此，他們的孩子只能在大使館設立的俄語學校學習。你有這方面的天賦，你學起外語來很輕鬆。我和你父親發現你的才能後，決定要利用你的天賦。我希望你不要讓我們失望。你是使館孩子中唯一能在全城自由地逛來逛去並且有許多當地朋友的孩子，其他孩子只是隨父母坐車外出，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使館的小圈子裏度過的。你和他們不同，你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國外度過的，現在到了你大顯身手的時候了。”
“請，請別逼我，將我派到別的組去吧，只要不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別的國家我都願意去。”
“要麼去匈牙利，要麼去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冷冷地答道，“你選吧！”
“我既不去匈牙利，也不去捷克斯洛伐克。”瓦洛佳聲音不高、很慢，但很清晰。説完他轉身就走。
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他也未被調走。主席沒有再跟他提這件事，也沒有向他提什麼新建議。
三個月後的一天，瓦洛佳值班，有人從克格勃的醫院裏打電話來，要求派一名懂幾國外語的軍官去醫院。原來，救護車送來了一個男人，好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頓，自己感覺很差。但他身上沒有證件，不會説俄語。從外表和穿着來看，像是從國外來的，不像是來自蘇聯的其他地區，總值班員打發瓦洛佳去那裏瞭解一下情況。
在醫院的接待室裏，他接受檢查之後，有人讓他稍等片刻。不一會兒，三個健壯的“公牛”闖了進來，他們不由分説地將瓦洛佳的雙手反剪到背後，脱下他的褲子，露出臀部，將一管冬眠靈注射了進去。這種做法完全是針對精神病發作、對社會構成危害的病人的。
幾天後，醫生認為不需要再對病人注射安眠藥了，瓦洛佳甦醒過來了。
“我怎麼會在這裏？”瓦洛佳恐懼地問道，“肯定有一場誤會，可怕的誤會。你們把我當成別的什麼人了。”
“怎麼會認錯人呢？”醫生平靜地説，“您不就是……”
他一邊看着病歷卡，一邊説出了瓦洛佳的姓、名、父稱、生日、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他的軍銜和職務。
“對，是我，”瓦洛佳驚訝地説道，“但這是為什麼？發生什麼事了？”
“親愛的，您坐在辦公室裏，看着保密櫃説，想用目光打開它。您不認為這是一種非正常的現象嗎？您可能有病，我們要對您治療。”
瓦洛佳不再問發生什麼事情，他為什麼會在這裏之類的問題了。主席很輕鬆、自然地懲罰了不服從命令的下屬。瓦洛佳留在了醫院裏。主席已經下令，要等他成了殘廢、半傻，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懂時才讓他出院。要不是弗拉基米爾-瓦西里耶維奇-布拉特尼科夫，這個命令一定會得以執行。布拉特尼科夫乘瓦洛佳還未成為殘廢之前將他救了出來。當然，救他用的完全是合法的辦法，沒去偷，也不是在黑夜裏將他救出來的。他只是讓人將瓦洛佳除名了。當然，對瓦洛佳的身體做了一番檢查。三個月前，他邁進這家醫院時是一個健康的、前途無量的克格勃少校，而如今出來時是一個一文不名的人了。腳都快站不住了，身體彎曲着，眼睛幾乎看不見東西。只有腦子還算正常，表達仍像從前那樣正常。但記憶力很差，因為那些藥物首先毀壞的就是人的記憶力……
布拉特尼科夫給他喂維他命，從市場上買來新鮮食品，扶着他的胳膊在公園散步。帶他去看眼科醫生。
他立即將自己的計劃告訴了瓦洛佳。不成功的病人、克格勃前少校將消失，他將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名字和一份新的履歷。這個人將領導一個由擁有天賦的人組成的小組。瓦洛佳將教會小組成員如何使用天賦。布拉特尼科夫需要的就是他，只有他才有布拉特尼科夫所需要的東西。他掌握了訓練方法並且對該問題吃得很透。他還知道如何行動，受過專門教育並有實踐技能。除了這項工作之外，他不會幹其他工作，他也沒有從事過其他職業。瓦洛佳無親無故，父親已去世多年，母親不久前也去世了，沒有兄弟姐妹，沒有妻子和兒女。他的消失不會給任何人帶來痛苦和悲傷。
帕維爾-紹利亞克就這樣出現了。然後是小組的其他成員——年輕、天真的麗塔-杜格涅茨，善於騙人的米哈伊爾。拉爾金，慣於見風使舵的加里克-阿薩圖良和有點兒神經質的卡爾-弗裏德里霍維奇-裏菲尼烏斯。布拉特尼科夫找到他們並把他們從苦難中解救出來。但只有帕維爾同他們一道工作，甚至連提一提布拉特尼科夫這個名字都是禁止的。帕維爾同他們每個人保持單線聯繫，嚴格遵守着那個秘密實驗室所研究的方法。他相信，方法確實是一個好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甚至連一開始除了能通過意念讓鄰居將伏特加酒倒掉，別的就什麼也不會做的麗塔也學會了一些使人吃驚的本領。但唯一的障礙是她的善良和天真。她不能下達危害別人生命的暗示。一旦她知道她的暗示會致人於死地，她就會立刻變得虛弱，喪失了工作能力。
“我不能去殺人，”她愧疚地説，“請原諒我，帕維爾。我不行，殺人反正是不好的。”
帕維爾沒有再堅持。他儘量派姑娘去執行一些相對比較簡單的任務，意念的內容也不包含致人於死地之類的暗示。比如謝苗諾夫事件。麗塔沒有汽車，也從沒有開過汽車，她對交通規則也知之甚少。她絕對相信，她所發的意念只不過是讓司機調調車頭、換換方向而已。她執行類似的任務已不下十次，從未看到過哪個司機發生危險。
麗塔19歲，天真，招人喜愛。她很快就用“你”來稱呼帕維爾了。她是這個小組裏唯一稱帕維爾為“你”的人。而其他三個男人則用名和父稱或者“您”來稱呼帕維爾。他們很清楚，帕維爾是僱主、領導，他們是下屬。麗塔將帕維爾視作自己心中的白馬王子。帕維爾是那麼的善良，親自到她那孤零零的寓所來噓寒問暖，還資助她完成財經中專的學業。麗塔幫了他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忙，他都要付錢。她愛這個男人，感激他，她願意無條件地幫助他。
遺憾的是，帕維爾那時並不知道這一點。只是到了現在，在坐了兩年牢回來之後，他才恍然大悟。
不久前他曾對麗塔説，一個月左右他就會回來。他也是這麼計劃的，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自己的事情，然後回到她的身邊。一週過去了，他偶爾也會想起麗塔。倒不是因為愛她。他從未愛過什麼人。從內心深處來講，他只愛自己，從身體方面來説，在需要時可以用錢或者不用錢來利用一些女人，但是不要有什麼責任。帕維爾第一次處於無人管、無人間的境地。被克格勃開除後，他的領導是布拉特尼科夫。又是習慣了的紀律，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怎樣最出色地執行命令。布拉特尼科夫尋找訂貨人，向帕維爾下達指令，然後向帕維爾付錢。布拉特尼科夫死後，帕維爾躲到了牢裏。那裏的生活也是他所熟悉的，按時作息的紀律，秩序，等級分明，法律。從牢裏獲釋後，他落到了米納耶夫的手裏，米納耶夫向他髮指示。一切又都是熟悉的：接受任務——組織行動——取得報酬。
而現在呢？現在帕維爾沒有主人，沒有領導，沒有人對他下命令。他對此感到很不適應，有一點兒驚慌失措。他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事實上，他也不會過這樣的生活。他還從未學過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安排生活。別人作決定可以，自己做主則不行。先是有嚴厲的父母，然後是軍隊、學校，後來是軍官的職務，再後來是布拉特尼科夫為他做主，布拉特尼科夫之後是法庭和監獄的長官。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麗塔。他覺得自己與她在一起一定會獲得自信。因為他對她負責，他對她的責任就像他的領導、長官對他的責任。麗塔需要他就像他需要他的領導一樣，也許，他會從麗塔身上找到並學會繼續生活下去的辦法。
昨天和今天他給麗塔打了不下二十次電話。早晨打，傍晚打，深夜打，但她沒有接電話。帕維爾有她辦公室的電話，但他不想往儲蓄銀行打電話。這不符合他的原則，有可能會很危險。家裏只有麗塔一人接電話，而銀行里人很雜，他不想讓人知道有一個男人給麗塔打過電話。當然，麗塔是個守紀律的人，從未向別人提起過他的名字，但如果他突然去個電話，或許她會高興得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叫出點什麼，那時就可能説出他的名字。帕維爾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
麗塔為什麼不來接電話呢？這種情況要是發生在兩年前，帕維爾不會感到不安。麗塔是個自由的女人，她肯定會有男人，完全有可能在他們那裏過夜。這沒有什麼可稀奇的，但在他們在一起度過那難忘的兩週之後，麗塔肯定不會到別的男人身邊過夜，帕維爾對此非常清楚。那她究竟在哪裏呢？
他費勁地從沙發裏爬起來，走出門外。電話亭離此不遠，緊挨着郵局大樓。帕維爾將硬幣投進投幣口，又撥響了麗塔的電話。這次電話有人接了，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喂！”男人説道，“找誰？喂！”
“您好，”帕維爾平靜地説道，儘管他的內心像翻江倒海似的，“可以叫斯維特蘭娜-葉甫根尼耶夫娜來接電話嗎？”
“斯維特蘭娜-葉甫根尼耶夫娜？”男人重複了一遍後稍有猶豫地説道，“她剛剛出去，還不到五分鐘。您能等一會兒再打電話嗎？或者我向她轉告？”
“謝謝您。”帕維爾仍很平靜地答道，“請轉告她，馬丁年科給她打了電話，要是您允許的話，我晚些時候再給她打電話。”
他掛掉了電話，背倚在電話亭壁上。原來是這樣。麗塔沒在家，而她的屋裏有一個陌生的男人。不是情人，也不是朋友，不是那種有權在那裏停留的人。這人肯定是個陌生人，因為，他不知道這個屋子裏根本就沒有斯維特蘭娜-葉甫根尼耶夫娜這個人。要是撥錯號的話，那人就會對帕維爾説打錯電話了。但那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屋子裏究竟住着什麼人。
麗塔肯定出事了。
此刻，帕維爾突然想到了另外一個女人，一個他快要忘記的女人。他想到了那個解救他的女人——娜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