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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官场上,你知道什么可能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比你知道的事情更能决定你的命运!

    这是作家王晓方的经验之谈。谁都知道他混迹官场多年,在官场上经受过炼狱般的洗礼,辞职后一直用笔研究自己的意识和灵魂。他的意识像血一样流入他的灵魂,他的灵魂却像松鼠一样在笼子里打转,是谁制造的笼子?经过自悟,他觉得是“道”,他把感悟的“道”描绘出来,写成了小说,却不承想“道”通过小说成为客观世界里各种人与事件的关系网。原来每个人都是网中人,这说明“道”就是“网”,那么每个人实际上也是道中人。然而“道可道,非常道”,非常在哪里呢?答案只能在官场中找,因为只有官场之道才是道中之道,更是非常之道。掌握官场之道是很多公务员梦寐以求之事,然而“道”究竟是什么?人们却无暇自悟,于是一切未知,常常被错当成已知,“道”就像迷一样谜失在已知当中。

    王晓方一直自比一株会思想的芦苇,然而,在一番痛苦思索之后,他却发现他的思想迷失在芦苇荡中。他不知道是在哪儿丢失了自己,于是借助《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令他不解的是,这里的道却成了肉身,怪不得浮士德在思考生命之本源时,不觉间惊动了化身为犬的魔鬼,难道神就是“逻格斯”?不可能,因为梅菲斯特说:“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的金树常青。”

    王晓方从小就善于爬树,其实,往上爬是人类的本能,当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推开从政之门时,他就有一种爬树的感觉,矗立眼前的办公大楼是怎样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啊,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株大树能够乘凉,却不能避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使他像爬在树上的蜘蛛一样只能躲在树皮的缝隙里栖身。暴风骤雨停止以后,他迫不及待地逃离大树,躲进了芦苇荡,然而却“飘飘无所适,不过幽幽一身影”。

    之所以无所适,是因为王晓方匆匆脱离了此岸,却茫茫然看不见彼岸。他想像鹰一样啄噬自己的生命,当他展开思想之翅高飞时,却发现自己从前走过的道,虽然是官场之道,但分显道、潜道,甚至隐道,这些“道”,貌似未知,其实都是已知的,它们都隐藏在一张磨盘内,这张磨盘既不前进,也不后退,而是不停地转。

    王晓方恍然大悟,看来曾经的自己丢在了磨盘里,而现在的自己却迷失在芦苇荡中。他把自己这个发现用电话告诉了老朋友刘英武,刘英武哈哈大笑道:“晓方,你知道这个磨盘叫什么吗?”

    王晓方惭愧地说:“我之所以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向老兄请教。”

    刘英武一针见血地说:“这个磨盘的名字叫平庸。”

    也许是刘英武的话说重了,王晓方的内心十分震撼,他沉默片刻,沮丧地说:“老兄,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虚荣心作弄的可怜虫,平庸并不代表‘无为’,更不代表‘顺生’,我最近就在思考平庸生活的精神内涵。”

    “晓方,”刘英武异常兴奋地说,“这不是有为无为的问题,也不是顺生、逆生的问题,这是个‘道’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道’就藏在平庸生活的精神内涵之中。你不是常说,小说的任务就是发现人身上最隐秘的东西吗,其实,这些最隐秘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质,你在官场工作多年,辞职后又一直用小说反思官场,我有一个想法,你能不能通过小说将这种平庸生活的精神内涵揭示出来。”

    刘英武是作家出版社的编审,与王晓方合作多年,两个人不仅友谊深厚,而且在选题上常常不谋而合。

    “老兄,”王晓方兴奋地说,“你的意思是写一部反映公务员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吧。”

    刘英武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晓方,你虽然一直在反思官场,但是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公务员都在想什么吗?”

    王晓方顿时心领神会地说:“老兄,看来你是想让我变成蛔虫钻到公务员的肚子里做一次灵魂之旅呀。”

    刘英武听罢哈哈大笑,“晓方,正好我后天要去沈阳考察图书市场,到时候咱们在一起好好议一议,我希望你能通过这部作品成功进入‘城堡’,将‘城堡’内的秘密揭示出来。”

    “老兄,”王晓方风趣地说,“这是一次灵魂上的冒险之旅,我们有变成甲虫的危险,你必须与我同行啊!”

    “晓方,”刘英武坦率而诙谐地说,“灵魂之旅的确要进入黑森林,但是我不是维吉尔,能否穿过地狱抵达净界,能否脱离净界见到贝雅特丽齐,全凭你自己,我只能为你做一朵引路的磷火。”刘英武说完,爽朗地笑了。

    挂断电话,王晓方陷入沉思,他觉得屋子里静极了,窗外时不时传来一声汽车的笛声,仿佛一道光闪过,让王晓方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辞职十年了,他已经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他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翻着书,却仍然觉得是坐在政府的办公室里翻报纸,这种公务员的感觉时时折磨着他,使他无法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生活在一起。

    王晓方从骨子里羡慕亨利·戴维·梭罗能在瓦尔登湖畔亲自建一座小木屋,然而,当他真的开始寻找精神世界的瓦尔登湖时,却猛然发现小木屋早就成了巨大的城堡,瓦尔登湖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滩上人来人往,很难在人群中找到亨利·戴维·梭罗,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海滩人”。

    王晓方想起莫狄阿诺笔下的于特一再强调的“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来说,“我们在海滩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此时,王晓方手中的《瓦尔登湖》变成了一张老照片,他恍然大悟,原来挥之不去的公务员感来自于城堡,生活已经不可逆转地过渡到了卡夫卡的世界。他不停地在内心追问,生活的诗性在哪里?他发现公务员感成了他唯一的诗性。这诗性看上去很浪漫,却是规定好了的,在规定的诗性面前,诗人们抒发情怀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诗人。

    王晓方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没有诗性的人。这样的事情好像在什么国家发生过,经过再三思考,他才想起来是在“卡卡尼国”,那是一个适合天才成长的国家。在卡卡尼国,始终只是一个天才被认为是一个粗人,却从来不会像在别处发生的那样,粗人被当作一个天才。更与众不同的是,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当然非公民除了公民的父母和亲属以外,还有天才。王晓方的梦想实际上就是想成为这样一个天才,这个梦想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卡卡尼国,这样的天才是没有个性的。王晓方庆幸没有生长在那样的国度里,因此才没有丢掉残存的诗性,尽管这诗性是规定好的,但毕竟渗透到了生活的所有纤维中,为此,他宁愿成为自己生活的官僚。

    刘英武到达沈阳后住进了一座圆型石堡似的三星级酒店。上午十点钟,王晓方应邀走进这座像烟囱一样的酒店大堂时,脑海中重新浮现出许多曾经被埋葬了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像阿里阿德涅线团一样理不出个头绪,使他有一种向往“母体”的精神冲动,竟然迫不及待地钻进了电梯。

    随着电梯的上升,王晓方猛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每个人自爬出母体子宫的时刻起就迷了路,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寻找回家的路。刘英武住的房间号码是2002,当王晓方按响门铃时,他情不自禁地低语道:“2号,暗店街2号。”

    刘英武开门时,正在用电动剃须刀刮胡须,他身材高大结实,目光炯炯,浑身透着精明干练,他热情地将王晓方让进房间,风趣地说:“晓方,我住的酒店像不像炮楼?”

    “老兄,”王晓方附和着说,“如果你手中的电动剃须刀换成一碗肥皂水,腕上再架上一面镜子和一把剃刀,就你这身材,像不像乔伊斯笔下的壮鹿马利根?”

    “晓方,”刘英武豪放地说,“这么说,你进的不是我的房间,而是‘天主的圣坛’了?”两个人相视着开怀大笑。

    这间被王晓方当作暗店街2号的房间是个单人房,狭小得很,除了一张单人床外,只有一个沙发,小小的写字桌前还有一把椅子,刘英武将这把椅子搬到王晓方对面,两个人悠闲地落座后,王晓方端起刘英武事先沏好的茶,轻呷了一口微笑着说:“老兄,看来你这次来是专门和我探讨《一个公务员的画像》的。”

    “晓方,”刘英武用深思熟虑的语气说,“不是《一个公务员的画像》,是《一个公务员的灵魂》。”

    “老兄,一个灵魂说明不了什么,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两个灵魂,一个永远与另一个斗争。眼下的问题是两个灵魂之所以斗争,是因为都争着抢着成为肉体的同谋。因此,要写就写两个灵魂的博弈。”王晓方信心十足地说。

    “这可不容易,要想让笔变成手术刀,仅仅解剖意识还不够,还要深挖潜意识,想好怎么写了吗?”刘英武探询地问。

    “我时常想,在平稳的日常生活背后,在美好的心灵背后,隐藏着疾风暴雨,洞开着无底深渊,上帝和魔鬼的战场就深藏在人的精神深处。”王晓方的语气有些激动。

    “这是个人的本性问题,”刘英武若有所思地问,“晓方,作家是研究人的,你觉得人的本性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这一点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已经做了回答。主人公说,要知道,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似乎就是为了时刻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颗销钉。当事情到了表格和算术的地步,只剩下二乘二等于四,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可言。要知道,二乘二等于四已经不是生命,而是死的开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的命运绝不会建立在二乘二等于四这样的真理上。而我们生活中这样的真理却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公务员的生活中。人的本性怎么可能纯理性化?人的社会又不是蜂窝,社会中总会留有非理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才是生活的源泉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可是我们经常被硬塞进理性的框框,生活被排列成表格,就像罐头一样,人们只能在生活中重复。”刘英武惆怅地说。

    “这种罐头式的生活无论多么幸福也是强加的,人不能容忍变成‘钢琴键盘’和‘一颗销钉’。”王晓方猛一挥手说。

    “晓方,这是一个服从的世界,而服从是政治学的铁则。”刘英武慨叹道。

    “这就注定了官僚世界的平庸,”王晓方斩钉截铁地说,“老兄,别忘了,驾驭权力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作为,就是平庸。”

    “可是千辛万苦挤上了独木桥,谁又甘于平庸呢?”刘英武用质疑的语气问。

    “老兄,在官场上,不甘是最危险的。毫无疑问,在人类所有的追求中,追求权力是最极端的。在这种极端的追求中,人际关系是公务员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平静的‘癫狂状态’。”王晓方一针见血地说。

    “晓方,这种平静的‘癫狂状态’一定有深层次的精神本性,你怎么表达呢?”刘英武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好了,用笔记的形式最容易透视灵魂。”王晓方目光炯然一亮,毋庸置疑地说。

    “你的意思是写一部《公务员笔记》?”刘英武若有所悟地问。

    “对。”王晓方毫不犹豫地说。

    “好,”刘英武一拍大腿兴奋地说,“晓方,这个创意好,现在报考公务员的队伍一年比一年扩大,可谓是千军万马抢占独木桥,大有新科举的味道,这可真是学而优则仕,按理说,以仕途为唯一出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国人的仕途情结如此之重呢?”

    “这与我们的本土宗教有关。”王晓方又呷了一口茶说。

    “本土宗教?”刘英武不解地问。

    “对,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出一幅国画,话题是‘独木桥头闹,南柯梦犹香’。”王晓方讥讽地说。

    “晓方,我一直找不到国人为什么崇尚权力,而不崇尚创造的根源。殊不知,成功有两种,一种是平庸的成功,一种是高尚的成功。平庸的成功靠经营,高贵的成功靠创造,而有些人为什么对平庸的成功情有独钟呢?”刘英武困惑地问。

    “这个问题你看一看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就清楚了。老人家说,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最后大家一起和稀泥。”王晓方用犀利的目光扫了一眼刘英武深沉地说。

    “我觉得柏杨说的只是现象,并没有找到文化上的根源,不过,他指出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倒是指出了国人不崇尚创造的原因之一。”刘英武不无感慨地说。

    “老兄,”王晓方捋了捋头发说,“柏杨先生只是指出了现象,就坐了十年牢,要是指出根源怕是要掉脑袋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恐惧独立思考吗?因为独立思考必将产生思想!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燎原的思想,孔老夫子的儒术就不能独尊了。”

    “是啊,”刘英武长叹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规定好了一切,其本质就是不允许你有独立思考能力,不能思考,也不敢思考,犹如把蔬菜和水果放进罐头瓶里,看着很新鲜,但已经失去生机了。”

    “没有思考力和想象力,当然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小说不是罐头,也不是蜂窝和蚁穴,小说是对人进行精神实验,小说家必须像潜水员一样潜入人内心裂开的无底深渊中,挖掘藏在那里的熔岩,千方百计让岩浆喷涌出来。”王晓方略显激动地说。

    “好啊,晓方,”刘英武兴奋地说,“罐头世界是理性的机器,我希望你通过《公务员笔记》的思考打开罐头,哪怕让它馊了,也是自由的状态,捅一捅蜂窝,或许能尝到天然的蜂蜜。”

    “老兄,你就不怕我被蜜蜂蛰了?”王晓方风趣地问。

    “兄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选择了文学,就选择了受苦。《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说,受苦这可是意识的唯一原因,”刘英武看了看手表起身说,“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你这次心灵上的苦旅送行的。咱们哥儿俩很长时间没在一起痛饮了,走,今天中午我陪你一醉方休!”

    王晓方离开酒店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他带着几分醉意回到家里,他一向不喜欢在书房里的写字台前写作,他喜欢躺在客厅的沙发里写东西,客厅的沙发上堆满了书,沙发成了他的写字台和床,他醉醺醺地斜靠在沙发上,疲惫地把双脚搭在沙发前的圆布墩上,他闭上眼睛,感到满脸发烧,眼皮发沉,他慢慢睡去,灵魂在昏厥中变成了一群蜜蜂嗡嗡叫着飞向一片花丛,五颜六色的花海充满了诱惑,他知道这是一个新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这里到处都是彼岸,他在鼾声中乐不思蜀,却被一阵狗叫声惊醒。

    这是一楼邻居家养的一只大金毛,白天就拴在门前的树上,每当它发现猫时,就会狂吠不止。王晓方慢慢睁开双眼,夕阳的余晖透过凉台的玻璃射进来,暖暖的,他心里骂了一句:“该死的梅菲斯特,你这地狱里的魔鬼坯子。”他伸了个懒腰,随手拿起一本《浮士德》,脑海里却思考着《公务员笔记》的开头。当他胡乱翻到“黄昏”一节时,酒劲闹得他心口窝一阵恶心,他随手扔掉手中的书,起身去洗手间洗脸,想清醒清醒头脑,他一边洗脸一边思忖道:“你的心为什么如此沉重?可怜的王晓方,我再也认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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