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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官場上,你知道什麼可能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什麼!因為你不知道的事情比你知道的事情更能決定你的命運!

    這是作家王曉方的經驗之談。誰都知道他混跡官場多年,在官場上經受過煉獄般的洗禮,辭職後一直用筆研究自己的意識和靈魂。他的意識像血一樣流入他的靈魂,他的靈魂卻像松鼠一樣在籠子裏打轉,是誰製造的籠子?經過自悟,他覺得是“道”,他把感悟的“道”描繪出來,寫成了小説,卻不承想“道”通過小説成為客觀世界裏各種人與事件的關係網。原來每個人都是網中人,這説明“道”就是“網”,那麼每個人實際上也是道中人。然而“道可道,非常道”,非常在哪裏呢?答案只能在官場中找,因為只有官場之道才是道中之道,更是非常之道。掌握官場之道是很多公務員夢寐以求之事,然而“道”究竟是什麼?人們卻無暇自悟,於是一切未知,常常被錯當成已知,“道”就像迷一樣謎失在已知當中。

    王曉方一直自比一株會思想的蘆葦,然而,在一番痛苦思索之後,他卻發現他的思想迷失在蘆葦蕩中。他不知道是在哪兒丟失了自己,於是藉助《約翰福音》:“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令他不解的是,這裏的道卻成了肉身,怪不得浮士德在思考生命之本源時,不覺間驚動了化身為犬的魔鬼,難道神就是“邏格斯”?不可能,因為梅菲斯特説:“所有理論都是灰色的,生命的金樹常青。”

    王曉方從小就善於爬樹,其實,往上爬是人類的本能,當他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推開從政之門時,他就有一種爬樹的感覺,矗立眼前的辦公大樓是怎樣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啊,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株大樹能夠乘涼,卻不能避雨,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使他像爬在樹上的蜘蛛一樣只能躲在樹皮的縫隙裏棲身。暴風驟雨停止以後,他迫不及待地逃離大樹,躲進了蘆葦蕩,然而卻“飄飄無所適,不過幽幽一身影”。

    之所以無所適,是因為王曉方匆匆脱離了此岸,卻茫茫然看不見彼岸。他想像鷹一樣啄噬自己的生命,當他展開思想之翅高飛時,卻發現自己從前走過的道,雖然是官場之道,但分顯道、潛道,甚至隱道,這些“道”,貌似未知,其實都是已知的,它們都隱藏在一張磨盤內,這張磨盤既不前進,也不後退,而是不停地轉。

    王曉方恍然大悟,看來曾經的自己丟在了磨盤裏,而現在的自己卻迷失在蘆葦蕩中。他把自己這個發現用電話告訴了老朋友劉英武,劉英武哈哈大笑道:“曉方,你知道這個磨盤叫什麼嗎?”

    王曉方慚愧地説:“我之所以給你打電話,就是想向老兄請教。”

    劉英武一針見血地説:“這個磨盤的名字叫平庸。”

    也許是劉英武的話説重了,王曉方的內心十分震撼,他沉默片刻,沮喪地説:“老兄,讓你這麼一説,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被虛榮心作弄的可憐蟲,平庸並不代表‘無為’,更不代表‘順生’,我最近就在思考平庸生活的精神內涵。”

    “曉方,”劉英武異常興奮地説,“這不是有為無為的問題,也不是順生、逆生的問題,這是個‘道’的問題。其實,真正的‘道’就藏在平庸生活的精神內涵之中。你不是常説,小説的任務就是發現人身上最隱秘的東西嗎,其實,這些最隱秘的東西就是人的本質,你在官場工作多年,辭職後又一直用小説反思官場,我有一個想法,你能不能通過小説將這種平庸生活的精神內涵揭示出來。”

    劉英武是作家出版社的編審,與王曉方合作多年,兩個人不僅友誼深厚,而且在選題上常常不謀而合。

    “老兄,”王曉方興奮地説,“你的意思是寫一部反映公務員日常生活的長篇小説吧。”

    劉英武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問道:“曉方,你雖然一直在反思官場,但是你知道成千上萬的公務員都在想什麼嗎?”

    王曉方頓時心領神會地説:“老兄,看來你是想讓我變成蛔蟲鑽到公務員的肚子裏做一次靈魂之旅呀。”

    劉英武聽罷哈哈大笑,“曉方,正好我後天要去瀋陽考察圖書市場,到時候咱們在一起好好議一議,我希望你能通過這部作品成功進入‘城堡’,將‘城堡’內的秘密揭示出來。”

    “老兄,”王曉方風趣地説,“這是一次靈魂上的冒險之旅,我們有變成甲蟲的危險,你必須與我同行啊!”

    “曉方,”劉英武坦率而詼諧地説,“靈魂之旅的確要進入黑森林,但是我不是維吉爾,能否穿過地獄抵達淨界,能否脱離淨界見到貝雅特麗齊,全憑你自己,我只能為你做一朵引路的磷火。”劉英武説完,爽朗地笑了。

    掛斷電話,王曉方陷入沉思,他覺得屋子裏靜極了,窗外時不時傳來一聲汽車的笛聲,彷彿一道光閃過,讓王曉方還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辭職十年了,他已經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作家,他坐在家裏的沙發上翻着書,卻仍然覺得是坐在政府的辦公室裏翻報紙,這種公務員的感覺時時折磨着他,使他無法與事物的本來面目生活在一起。

    王曉方從骨子裏羨慕亨利·戴維·梭羅能在瓦爾登湖畔親自建一座小木屋,然而,當他真的開始尋找精神世界的瓦爾登湖時,卻猛然發現小木屋早就成了巨大的城堡,瓦爾登湖也變成了一望無際的大海。海灘上人來人往,很難在人羣中找到亨利·戴維·梭羅,他成了名副其實的“海灘人”。

    王曉方想起莫狄阿諾筆下的於特一再強調的“其實我們都是‘海灘人’”,拿他的話來説,“我們在海灘上的腳印,只能保留幾秒鐘。”此時,王曉方手中的《瓦爾登湖》變成了一張老照片,他恍然大悟,原來揮之不去的公務員感來自於城堡,生活已經不可逆轉地過渡到了卡夫卡的世界。他不停地在內心追問,生活的詩性在哪裏?他發現公務員感成了他唯一的詩性。這詩性看上去很浪漫,卻是規定好了的,在規定的詩性面前,詩人們抒發情懷的權利是平等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詩人。

    王曉方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沒有詩性的人。這樣的事情好像在什麼國家發生過,經過再三思考,他才想起來是在“卡卡尼國”,那是一個適合天才成長的國家。在卡卡尼國,始終只是一個天才被認為是一個粗人,卻從來不會像在別處發生的那樣,粗人被當作一個天才。更與眾不同的是,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當然非公民除了公民的父母和親屬以外,還有天才。王曉方的夢想實際上就是想成為這樣一個天才,這個夢想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但是在卡卡尼國,這樣的天才是沒有個性的。王曉方慶幸沒有生長在那樣的國度裏,因此才沒有丟掉殘存的詩性,儘管這詩性是規定好的,但畢竟滲透到了生活的所有纖維中,為此,他寧願成為自己生活的官僚。

    劉英武到達瀋陽後住進了一座圓型石堡似的三星級酒店。上午十點鐘,王曉方應邀走進這座像煙囱一樣的酒店大堂時,腦海中重新浮現出許多曾經被埋葬了的生活經歷。這些經歷像阿里阿德涅線團一樣理不出個頭緒,使他有一種嚮往“母體”的精神衝動,竟然迫不及待地鑽進了電梯。

    隨着電梯的上升,王曉方猛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其實每個人自爬出母體子宮的時刻起就迷了路,一生都在尋找自己,尋找回家的路。劉英武住的房間號碼是2002,當王曉方按響門鈴時,他情不自禁地低語道:“2號,暗店街2號。”

    劉英武開門時,正在用電動剃鬚刀刮鬍須,他身材高大結實,目光炯炯,渾身透着精明幹練,他熱情地將王曉方讓進房間,風趣地説:“曉方,我住的酒店像不像炮樓?”

    “老兄,”王曉方附和着説,“如果你手中的電動剃鬚刀換成一碗肥皂水,腕上再架上一面鏡子和一把剃刀,就你這身材,像不像喬伊斯筆下的壯鹿馬利根?”

    “曉方,”劉英武豪放地説,“這麼説,你進的不是我的房間,而是‘天主的聖壇’了?”兩個人相視着開懷大笑。

    這間被王曉方當作暗店街2號的房間是個單人房,狹小得很,除了一張單人牀外,只有一個沙發,小小的寫字桌前還有一把椅子,劉英武將這把椅子搬到王曉方對面,兩個人悠閒地落座後,王曉方端起劉英武事先沏好的茶,輕呷了一口微笑着説:“老兄,看來你這次來是專門和我探討《一個公務員的畫像》的。”

    “曉方,”劉英武用深思熟慮的語氣説,“不是《一個公務員的畫像》,是《一個公務員的靈魂》。”

    “老兄,一個靈魂説明不了什麼,要知道每個人都有兩個靈魂,一個永遠與另一個鬥爭。眼下的問題是兩個靈魂之所以鬥爭,是因為都爭着搶着成為肉體的同謀。因此,要寫就寫兩個靈魂的博弈。”王曉方信心十足地説。

    “這可不容易,要想讓筆變成手術刀,僅僅解剖意識還不夠,還要深挖潛意識,想好怎麼寫了嗎?”劉英武探詢地問。

    “我時常想,在平穩的日常生活背後,在美好的心靈背後,隱藏着疾風暴雨,洞開着無底深淵,上帝和魔鬼的戰場就深藏在人的精神深處。”王曉方的語氣有些激動。

    “這是個人的本性問題,”劉英武若有所思地問,“曉方,作家是研究人的,你覺得人的本性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這一點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中已經做了回答。主人公説,要知道,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似乎就是為了時刻證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顆銷釘。當事情到了表格和算術的地步,只剩下二乘二等於四,還有什麼個人意志可言。要知道,二乘二等於四已經不是生命,而是死的開始。這説明什麼?這説明人的命運絕不會建立在二乘二等於四這樣的真理上。而我們生活中這樣的真理卻比比皆是,特別是在公務員的生活中。人的本性怎麼可能純理性化?人的社會又不是蜂窩,社會中總會留有非理性的因素,這些因素才是生活的源泉和社會進步的動力。”

    “可是我們經常被硬塞進理性的框框,生活被排列成表格,就像罐頭一樣,人們只能在生活中重複。”劉英武惆悵地説。

    “這種罐頭式的生活無論多麼幸福也是強加的,人不能容忍變成‘鋼琴鍵盤’和‘一顆銷釘’。”王曉方猛一揮手説。

    “曉方,這是一個服從的世界,而服從是政治學的鐵則。”劉英武慨嘆道。

    “這就註定了官僚世界的平庸,”王曉方斬釘截鐵地説,“老兄,別忘了,駕馭權力最安全的辦法就是不作為,就是平庸。”

    “可是千辛萬苦擠上了獨木橋,誰又甘於平庸呢?”劉英武用質疑的語氣問。

    “老兄,在官場上,不甘是最危險的。毫無疑問,在人類所有的追求中,追求權力是最極端的。在這種極端的追求中,人際關係是公務員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業’,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平靜的‘癲狂狀態’。”王曉方一針見血地説。

    “曉方,這種平靜的‘癲狂狀態’一定有深層次的精神本性,你怎麼表達呢?”劉英武迫不及待地問。

    “我想好了,用筆記的形式最容易透視靈魂。”王曉方目光炯然一亮,毋庸置疑地説。

    “你的意思是寫一部《公務員筆記》?”劉英武若有所悟地問。

    “對。”王曉方毫不猶豫地説。

    “好,”劉英武一拍大腿興奮地説,“曉方,這個創意好,現在報考公務員的隊伍一年比一年擴大,可謂是千軍萬馬搶佔獨木橋,大有新科舉的味道,這可真是學而優則仕,按理説,以仕途為唯一出路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為什麼國人的仕途情結如此之重呢?”

    “這與我們的本土宗教有關。”王曉方又呷了一口茶説。

    “本土宗教?”劉英武不解地問。

    “對,我腦海中經常浮現出一幅國畫,話題是‘獨木橋頭鬧,南柯夢猶香’。”王曉方譏諷地説。

    “曉方,我一直找不到國人為什麼崇尚權力,而不崇尚創造的根源。殊不知,成功有兩種,一種是平庸的成功,一種是高尚的成功。平庸的成功靠經營,高貴的成功靠創造,而有些人為什麼對平庸的成功情有獨鍾呢?”劉英武困惑地問。

    “這個問題你看一看柏楊先生《醜陋的中國人》就清楚了。老人家説,自傲、自卑,就是沒有自尊,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更恐懼獨立思考,沒有是非,沒有標準,只會抽風發飆,最後大家一起和稀泥。”王曉方用犀利的目光掃了一眼劉英武深沉地説。

    “我覺得柏楊説的只是現象,並沒有找到文化上的根源,不過,他指出中國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更恐懼獨立思考,倒是指出了國人不崇尚創造的原因之一。”劉英武不無感慨地説。

    “老兄,”王曉方捋了捋頭髮説,“柏楊先生只是指出了現象,就坐了十年牢,要是指出根源怕是要掉腦袋了。你知道我們為什麼恐懼獨立思考嗎?因為獨立思考必將產生思想!毛澤東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有燎原的思想,孔老夫子的儒術就不能獨尊了。”

    “是啊,”劉英武長嘆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規定好了一切,其本質就是不允許你有獨立思考能力,不能思考,也不敢思考,猶如把蔬菜和水果放進罐頭瓶裏,看着很新鮮,但已經失去生機了。”

    “沒有思考力和想象力,當然創造也就無從談起了。但是小説不是罐頭,也不是蜂窩和蟻穴,小説是對人進行精神實驗,小説家必須像潛水員一樣潛入人內心裂開的無底深淵中,挖掘藏在那裏的熔岩,千方百計讓岩漿噴湧出來。”王曉方略顯激動地説。

    “好啊,曉方,”劉英武興奮地説,“罐頭世界是理性的機器,我希望你通過《公務員筆記》的思考打開罐頭,哪怕讓它餿了,也是自由的狀態,捅一捅蜂窩,或許能嚐到天然的蜂蜜。”

    “老兄,你就不怕我被蜜蜂蟄了?”王曉方風趣地問。

    “兄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選擇了文學,就選擇了受苦。《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説,受苦這可是意識的唯一原因,”劉英武看了看手錶起身説,“我這次來,主要是為你這次心靈上的苦旅送行的。咱們哥兒倆很長時間沒在一起痛飲了,走,今天中午我陪你一醉方休!”

    王曉方離開酒店時,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他帶着幾分醉意回到家裏,他一向不喜歡在書房裏的寫字枱前寫作,他喜歡躺在客廳的沙發裏寫東西,客廳的沙發上堆滿了書,沙發成了他的寫字枱和牀,他醉醺醺地斜靠在沙發上,疲憊地把雙腳搭在沙發前的圓布墩上,他閉上眼睛,感到滿臉發燒,眼皮發沉,他慢慢睡去,靈魂在昏厥中變成了一羣蜜蜂嗡嗡叫着飛向一片花叢,五顏六色的花海充滿了誘惑,他知道這是一個新世界,一個自由的世界,這裏到處都是彼岸,他在鼾聲中樂不思蜀,卻被一陣狗叫聲驚醒。

    這是一樓鄰居家養的一隻大金毛,白天就拴在門前的樹上,每當它發現貓時,就會狂吠不止。王曉方慢慢睜開雙眼,夕陽的餘暉透過涼台的玻璃射進來,暖暖的,他心裏罵了一句:“該死的梅菲斯特,你這地獄裏的魔鬼坯子。”他伸了個懶腰,隨手拿起一本《浮士德》,腦海裏卻思考着《公務員筆記》的開頭。當他胡亂翻到“黃昏”一節時,酒勁鬧得他心口窩一陣噁心,他隨手扔掉手中的書,起身去洗手間洗臉,想清醒清醒頭腦,他一邊洗臉一邊思忖道:“你的心為什麼如此沉重?可憐的王曉方,我再也認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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