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话：处处是谎言
我在凌晨三点接到了史迪文的电话。当我从折磨人的半睡半醒中彻底醒来，看见电话上显示着史迪文的手机号码时，有那么一刹那，我竟不知今夕是何年。曾经，也有过类似的场景。史迪文在深更半夜打电话给我，说想我，想来找我。然后，我会等他来，与他**。再然后，我们会相拥而眠。
而今天，不一样的。我们已翻脸，说要划清界线，却好像怎么划也划不清。我正这么想着，电话安静了。可才一眨眼的工夫，它就又响了。依旧是史迪文。
我说：“喂。”
“何荷，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史迪文压抑着声音说道。听得出来，他已找回了他的理智，不至于在工作时间，在“宏利”的大楼里对我大呼小叫。
“回答什么？”
“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我简直可以感觉到我的头颅喀啦喀啦裂开了一条缝。我觉得，也许我该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告诉人民大众，我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反正，人民大众们个个认为自己有权利知道真相，不然，为什么他们个个能理直气壮将这个问题问了又问？
我的默不作声似乎将史迪文的理智逼向了崩溃的边缘，他的音量又渐渐不受控制了：“你别告诉我，孩子真是那小子的？他叫什么？于什么？何荷，你们早就认识了？早就好上了？你脚踩两只船？”
史迪文的问句接二连三，像机枪似的扫过我。听到最后，我不由自主笑了：脚踩两只船？真是笑话。他史迪文是我什么人？有什么权力来议论我的“妇道”？难道在跟我亲密无间的期间，他就不曾与别的女人交好吗？难道他的两只脚，有老老实实踩在我这一条船上吗？我不相信。
“你还有别的事吗？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我的休息时间，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我要挂电话了。”我一边说，一边揉着自己的头。这真是令人绝望的一天，我真应该听瞿部长的话，早早奔赴河北去。
第九十四话：又一个未婚怀孕
“孩子都已经成形了，你真不要了？”大夫戴着一副小镜片的眼镜，微微低着头，目光从镜片上方射向我。
我紧咬牙关点点头。大夫问句中的那个“真”字令我全身的汗毛都竖直了，我想，如果这时我要是开口说话的话，大概每个字都会带着颤音。
“有原因吗？”大夫的态度基本属于中立，不反对，不赞成，但仍问了这么一句。
“我还没结婚。”这是多么真实，多么有力的原因。
“那怎么怀到今天了，才决定不要？”大夫的好奇心仿佛有开闸的迹象。
“因为，因为本来打算结婚的，现在，现在又不结了。”我大脑混沌，随口说说。
终于，大夫开了几张单子给我：“先去把这几个检查做了。”我接过单子，一不小心对视上了她的双眼。那周围布满细纹的一双眼睛中充斥着同情的光芒，她心中的台词一定是这样的：哎，又一个可怜的女人，让可憎的男人将肚子玩儿大了，到头来也得不到那一纸结婚证。
我攥着单子排在交费的队伍中，手心中源源不断渗出汗来。我好像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和腹中的孩子说话了，自从我知道她是个女孩儿后，我就不可以再叫她“壮壮”了，而面对没有名字的她，我该如何开口？说喂，孩子，妈妈和你没缘份？说喂，孩子，希望你再投胎可以投对人家？这样会不会显得太事不关己。女孩儿，女孩儿应该叫什么呢？叫雯雯好不好呢？不，不好，千万不可以和史迪文一个音。
“唉？你交不交啊？”窗口内的声音并不和善。
第九十五话：幸或不幸
“你怎么这么傻啊？”这是表姨在香宜睁开眼睛后吐出来的第一句话。她大概是又气又急以至于失常了，不然，她不会不将香宜的安危与否放在第一位，劈头盖脸就是责备。
香宜的眼珠在眼眶中缓慢地转了转，周遭的一片苍白以及输液瓶告诉她：这是医院。她动了动嘴唇，没发出声音来。
我将焦急的表姨按坐在椅子上，才对香宜开口：“感觉怎么样？我去叫医生。”香宜抬了手，阻止了我。
“周综维的？”接收到表姨不知从何开口的眼神，我替她开了口，发了问。
“什么？”香宜青白色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皱。
“孩子，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判断不出香宜是真傻还是装傻。
“孩子。”香宜重复着这个词，两只手同时向腹部缓缓移去，牵动着输液瓶的胶皮管子，也牵动着我们的心。显然，这个消息对她而言，同样新鲜。
“孩子都有了，还闹什么分手？”表姨开了腔，而且是十足的哭腔。女儿“吃了亏”，当妈的永远是最痛心的那一个。
“谁说是他的？”香宜倔强地一偏头，不再面向我们。
可正是这一偏头，令我无须怀疑，周综维正是这条小生命的父亲。我不由得觉得滑稽，觉得男人真是既幸运，又不幸的动物。当他们在我们身上挥汗如雨后，既痛苦又解脱地享受完那短暂的施放后，根本腾不出大脑去思考，当属于他们的东西进入我们的体内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后果。正是因为他们无暇思考，所以他们幸运，以为天下真有白吃的午餐。然而他们更是不幸的，因为世上的每一堵墙，都是早晚要透风的，而往往，等他们感觉到了那阵风时，那风力早已强悍到令他们措手不及了。史迪文是这样，我想，周综维也是这样。
第九十六话：三人行
领导的嘴脸是大同小异。你有了过，他十有**会说你今天还好好活着，是全凭他心存仁慈，手下留情，放你一马。而等你有了功，他就是慧眼识珠，调兵遣将，运筹帷幄。
瞿部长拍了拍我的肩，就顶着他那稀少的头发扭脸走了。可才走了两步，他又回过头来：“何荷，你最大的追求是什么？”
我一愣，心想：领导不愧是领导，如此深奥的问题，叫他那两片厚嘟嘟的嘴唇一张一合，就如此轻而易举问了出来。
见我发愣，瞿部长兀自公布了答案：“金钱，财富。做我们这行，最大的追求就应该是钱，对不对？”
我再度点点头，钦佩于瞿部长的坦言。相较于太多人的虚伪，说什么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瞿部长对于个人物质文明的建设追求简直令他的头顶上浮现了一圈名叫“坦诚”的光环。瞿部长对我挥了挥拳头，吐露出两个字：“加油。”而后，走了。
对瞿部长而言，拯救暂时丧失了斗志的我，远远比重新培养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人，或者招揽一个资历丰富的外人更可以节约成本。否则，他才不会对我多浪费一个吐沫星子。
话说回来，瞿部长的“追求论”其实相当适用于我。曾几何时，我的确为了房子，为了存款而一心追求着金钱，所以，我才拥有了一段令瞿部长“看好”的过去。而如今，我在追求什么？我的心动摇着，对自己，对我生命中的“他们”，对我腹中的小生命，全然动摇着，彷徨着，已谈不上任何追求了。
瞿部长并没有告知我，此次河北之行并不是由我只身前往，而是由我们市场部，以及培训部和交易部分别派出一人，组成三人小组，对河北的次级代理商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考核和协助。当然，他更没有告知我，交易部派出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史迪文。而我是由培训部派出的罗某口中得知这件事的。
罗某就叫罗某，姓罗，名某，是个习惯把眼镜架在鼻头上的女人，年纪大约处于青年与中年的分界线。她是培训部的资深讲师，堂堂课都座无虚席。姜绚丽曾这样形容她：“上课时，她为了将就她那眼镜，只能仰着脸看人，听课的坐在底下，能把她鼻孔里的物质形态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