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第一次去远方，却是第一次去深圳，更是第一次一个人去深圳。听人说，深圳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一个遍地黄金的好地方。
那时正是南下的高峰期，民工潮和学生潮是绝对的主力。我没有办任何证件，而要买到深圳的火车票是要同时有身份证和边防证的，所以只能先从广州转车。
我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买到去广州的火车票，因为去广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今天买不到车票，那我就只能在候车室的过道上度过一个冰冷的晚上了。我想。
晚上七点半的时候，我不遗余力的四处钻营总算没有白费，终于侥幸弄到了一张站票，挤上了一节到广州的本已饱和的列车硬座。
车厢里摩肩接踵，转一个身都非常困难，处处释放着男人的汗臭和女人的忧愁。邋遢的男人一支接一支抽着廉价的香烟，疲倦的女人不厌其烦地哄着少不更事的小孩，空气很是沉重。我不由想起了屈大夫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感慨良多。
推着小推车叫卖的人是可耻的，过道里所有充满倦容的乘客都要处境艰难地为他们让路。那些人惟利是图的吆喝一声比一声激越，把一个个刚刚有些睡意的我们从睡梦的边缘一回又一回惊醒。
凌晨两点半，火车在一个什么站停下了。感觉到肚子有些饿，我买了一个五块的盒饭。没有零钱，给了站台上那女的十块。在朦胧的灯光下，我没有发现找给我的是一张五块的假币。
这列火车是最廉价也是最慢的一趟，逢站必停，整个旅程好像没有尽头。车厢里许多人都抱怨不已，我一开始也很有些烦躁不安，但很快就被即将来到一个新城市的兴奋所取代。这是我觉得最漫长的旅程，但我还是能够忍受和理解，因为我知道这就是生活。
终于下了火车，不再举步维艰，终于六根清净，感受大自然气息的感觉真好。大约是一个乘务员模样的人东倒西歪地举着一块什么指示牌在前面走，我随波逐流混在汹涌的人潮里，刹那之间觉得世界真大自己真渺小。
出站的时候，有俩妇女因为没有买票而被扣留了。检票的几个彪形大汉态度很野蛮。刚开始下车的时候，我还忖度着，早知道车上没有人检票，还真不应该买了票才上车，这会儿总算寻得了一点心理平衡。
我在左顾右盼左思右想中，有那么两三次差点就走丢了，幸亏在第一时间里又机敏地反应过来，立马又回到了浩荡的出站队伍怀抱。终于到了流花车站。我想当初给广州火车站命名的人文化层次一定不会太高，“流水落花春去也”，多么伤感的寓意啊。
我想要打个电话。我很想跟什么人通通话。我曾经的一个女朋友ROSE在广州的一个什么学校教书。我有她的电话，但是我不会打给她，绝不会打给她。ROSE一向是个势利的女人，我这样子去投奔她，她说不定会找个什么借口把我给骗到哪个狼窟或者鸭店去。真的，她完全有可能这样做，她是一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女人。她可以上半夜和一个男人上完床，下半夜又和另一个男人去鬼混。她的性欲无比强烈，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有时候，她简直有无数个性高xdx潮。我想她的前世一定是个狐狸精。反正，她是一个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的低俗的女人。
我在深圳有很多亲戚，最亲的有两个，一个是我堂姐，一个是我表姐。堂姐不见我已有许多年，表姐似乎熟络一些。表姐仅仅比我大五岁，在一个私立学校教书，所谓代沟似乎并不明显。据说她嫁了个广东佬，混得挺不错的，姨妈一有机会就常在我面前夸她。那好，就去投奔表姐。
我走到车站外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我听说车站里的电话贵得吓死人，一般是五块钱一分钟，比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直接杀人还要残忍。我更不敢去IC卡电话机打电话，我原来有一同学前年暑假来广州找亲戚，就是在IC卡电话机打电话出的事。
我那同学不知道有些IC卡电话机的终端被接到了一些坏蛋的家里或者说是办公室里，被控制了。他打电话过去被一陌生人告知他亲戚出差了要过一些时候才回来，而他亲戚出差前曾叮嘱过如果他过来了就帮忙接待什么的。当然，那骗子还敷衍了许多他曾经受过我同学亲戚大恩的鬼话。反正，我同学就那样相信了他。说实话，在那种鬼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总会自己勉励自己尽量往好处想。
我那可怜的同学就那样傻乎乎地等那骗子开车来接他。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骗子把车开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说什么没汽油了，自己出来得匆忙忘记带钱包和信用卡，问我那本来已经够贫穷的同学身上有没有钱，先加点油到家一定还。等我那可怜的同学把身上仅有的300多块钱都掏给了那坏蛋时，坏蛋又推说车子发动不了，麻烦我同学在后面推一把。这不，一下子就把我那傻帽同学给丢在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鬼地方。
更惨的是，我那同学把身份证也搁在骗子车上的包里了。他的老家在一个山沟沟里没有装电话这样的先进武器，广州的亲戚又不知道怎么老是联系不上。被请进局子之后，由于证实不了自己的身份，他被抓去修了一个多月的铁路。但他还算机警，总算瞅了个冷子溜火车加“11路车”回到了老家。当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失踪了一两个月的儿子突然出现在哭干了眼泪的父母面前的时候，那场景简直比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去的那个瞬间还要壮烈十倍。
因为有这段掌故在里头，所以谨小慎微的我哪敢去狼窝虎穴般的IC卡电话机上打电话。流花车站右边的那个话吧好像有不少人在打电话，我决定去凑凑热闹。我喜欢人多的地方，我总是缺乏安全感，潜意识里似乎觉得生意红火的地方价钱应该公道些。
表姐的电话嘟了好久总算被接通了。我仿佛是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兴奋之情难以形容。马上我又丧气了，因为接电话的人不是表姐。那个还算亲切的声音说她是表姐的同事，表姐有事出去了，有什么事她可以转达。
我语无伦次地告诉那个声音我是我表姐的表弟，从好远好远的地方到深圳来找她，现在广州汽车站，我没有来过深圳，想知道坐什么车到哪里下才好。她于是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到哪里哪里下，然后打个车到他们学校，很便宜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自己兜里的钱还能不能到她说的那个什么地方。
电话三块钱一分钟，我打了三分零一秒，应该是十二块。其实那一秒来得很蹊跷，也许本应该是两分五十八秒或者五十九秒的，但是我已不能计较。口袋里有两块的，没有十块，也没有二十块，我于是给了营业员五十二块。意思很明确，整找我四十。那营业员长得还干净，收钱的动作也还蛮快，只是找钱的动作慢了点。
我等了大概两三分钟，还是看不到一丁点儿找钱给我的意思，只好很有礼貌地示意小姐找钱。那营业员看上去挺聪明的，可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只好大声说小姐麻烦你找钱啊我都等好久了。那女的愣是半天没听懂我说什么，后来好像是知道我的意思了，不由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你有毛病是不是，哪里要找钱了，我明明收的你十二块！”
说完，她还理直气壮打开抽屉给我看哪里有什么五十块的。乍一看，还真没有五十块，鬼才知道这贼婆娘怎么个偷梁换柱了。我正待与她理论，这时候忽然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我虽然心疼那无辜惨死的四十块人民币，却还懂得“钞票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的真理，只得悻悻然恨恨地从店里退了出来，狠狠地记住了那黑店的名字、位置以及那几个想要对我动武的家伙的特征，暗暗发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胡汉三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一路忐忑不安。汽车到达那个什么什么车站的时候，灯火已阑珊。由于有流花车站的前车之鉴，我不敢在这是非之地久留，叫了一辆出租车问去表姐所在的学校要多少钱，司机老兄首先把头摇得像苏永康先生在哪个酒吧一般，然后告诉我那可远着呢，没有公车直达那里，还要在山里转几个圈什么的。
当时的我生怕黑夜吞噬了我无家可归的征程，于是焦急地问他不打表多少钱可以去。那位仁兄说至少一百文，我砍价到五十文，最后以六十文成交。不料表姐住的地方离车站很近，虽然要拐几个小弯，但绝对不会超过三公里。由于那位仁兄在到达前已循循善诱让我付了钱，所以我后悔也没有用了。
传达室热情的老伯终于帮我找到了表姐的家。我顾不得仔细品味表姐为我做的满桌子的佳肴，急急忙忙冲了一个凉，瘫软在床上，这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件最美丽的事情叫做睡觉。
我满以为凭我的智慧和才华，我在深圳一定会炙手可热要多抢手有多抢手，根本不需要自我推荐，就会有数不清的识英雄于草莽的刘玄德们三顾茅庐请我出山。月薪不要开得太高，先五千左右将就着啦。不出两个月，就可以脱贫致富了。想起来真是过瘾。
然而，不久我就意识到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每天早上志骄意满地出去，晚上垂头丧气地回来，如是大半个月。深圳似乎更需要技术型的人才，可是我除了码字之外什么都不会。码字的地方，如报社和电视台，早已人满为患。那些在其位谋其政的大老爷们绝不会为我这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腾出一个位子回家去带孩子们玩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都会怀疑这位爷的脑子有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机会。
还有，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我一直认为那些要求求职者一定要有三五年工作经验的单位真是愚蠢，所以他们不能挑选到张一一先生这样出类拔萃物美价廉的人才。那些有工作经验的人，之所以会到你的单位来应聘，多半是在原来的单位待不下去了。连他们原来单位都不要的人，要他们干什么呢？如果真有本事，自己早就当老板了！干了三五年还不能自己当老板的，算哪门子本事啊！再者，有经验的人一定会循规蹈矩，缺乏开拓和创新精神，这更是不可取的。而像张一一先生这样的人才，虽然没有什么经验，可是以聪明才智进入工作状态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培训的成本几乎为零。
最要命的是，我什么证件都没有。不但学历证书没有，连个身份证都没有，边防证就更别说了。我每天乘坐表姐学校接送教职工的豪华大巴进出关（深圳的几个区被划分为关外和关内，表姐的学校在关外）。这样的车一般不会被检查的。说是一般，当然也就有特殊的时候。
有一回过关的时候，大盖帽已经检查到我前面一排了，我的心一下子悬到嗓子眼了。幸亏那位例行公事的武警同志该放手时就放手，居然检查到我面前就掉头了。真是谢天谢地。不过也够狼狈的，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有些心有余悸。如果说现在的我半夜还经常做噩梦，一定是那时候和武警同志捉迷藏时落下的病根。
表姐想了很多办法把我弄到她们学校教书，可是我的国语实在是太好了，好得试教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我授课内容的一半。跟表姐很熟的那个语文组的组长不得不非常委婉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年轻人，虽然你教学的思路很活跃，方式也新颖，看得出你也很有才气，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录用您这样一位语言上存在太多障碍的语文老师，实在是对不起。
上帝既已赐给了我写作上的伟大才华，当然同时会要派给我语言上的巨大缺陷，因为上帝对他的每个孩子都是公平的。我常常只能这样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