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定只能站在他们背后指手画脚地谈论，不可能触及细节。不管生前对中国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他们死后也只占一尺之地。创造价值的，价值留给后人；搜刮财富的，财富堆在仓库；劫掠美女的，美女也已经改嫁。我站在他们开拓、建设和蹂躏的土地上，眺望三千年的历史烟尘，心中无比悲凉。
马基雅弗利说过：君主的产生缘于人们对力量的迷信。人们总相信有人比自己强，在道德、技术和心理上都具有优势，于是人们把自己交给君主管理，并且心甘情愿地服从
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君主的权力其实是我们给他的。
黄帝和炎帝是怎么起家的，已经不可考了，但可以断定他比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愚昧。是的，这种对比不公平，但对于我们时代仍然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君主的人来说，这无异是贯顶之钟，足以使我们低头。
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建立统一的大帝国的，有秦始皇、刘邦、司马炎、杨坚、李世民(李渊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开国之君)、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和皇太极。他们的功业没有人会抹杀，但说起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实在是祸福难言。没有人能够说出他们(及他们的子孙)创造的价值和耗费的价值，究竟哪一个更多。我们只知道从西汉到二十年前，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质的提高，这让我在决定要恨他们还是爱他们时非常为难，让我在评价他们昏庸还是英明时无从下手。我只有幼稚地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好人，另外的一些则不是。
最好、最英明的皇帝，当然是康熙——爱新觉罗?玄烨。他少年登基，除鳌拜、平三藩、东西拓土、远定台湾，在他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可以安居乐业，所以他的文治和武功都值得炫耀。玄烨懂拉丁语、懂蒙回藏满各族语言、懂天文历法、懂数学和解析几何，他甚至还是一个化学家。
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直、敬业而善良。尤其可贵的是，终其一生，他始终灵台清明、心胸开阔，有着常人没有的宽容和观察力，他始终关怀人类，甚至关怀无可恃怙的动物。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康熙简直是千古帝王的楷模，他的为政之道和他做人的道理，我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学会。
最让我们自豪的君主，应该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他领导的蒙古铁骑，在他的时代和他死后的几百年里，纵横天下，无可匹敌。他留给欧洲人的创痛，至今仍然让我们快活，他的子孙把欧洲各国的大公抓起来打屁股，阿Q们就会为圆明园之火找到可以承受的心理基础。铁木真其实是我们民族魂中最强势的符号，他原来不只是会射雕，他的功业和影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比拟。
最重视文化的皇帝，是赵匡胤。在位一朝没有杀过一个真正的文人，“后世子孙有杀士大夫一人者不得入太庙受供享”，这句话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依然感到温暖。所以宋朝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朝代，诗歌、散文和各种流派的思想，蔚为精彩。他的时代大多数人都敢于说话，甚至可以在庙堂之上大声争辩，包拯甚至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子。我们在检讨宋朝国力日衰的同时，不会忘记宋朝的政治还有相当的民主。
最谦虚的皇帝，是李世民。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享乐者，君与民的鱼水之喻，是魏征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其实也是唐太宗的心里话。李世民能够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尖刻的批评。“我总有一天要杀了这个老家伙(魏征)”，这句话他也只是在后宫跟老婆说说，而且最终也没有杀——他还认为每个人都是他的镜子。我们看见李世民因为怕魏征批评，不得已竟将自己的宠物闷死，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善良的人。他那么善良，简直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或者情人。
最可怜的皇帝，是明崇祯帝朱由检。如果人生可以进行第二次选择，我想他一定不会选择作皇帝。我翻开历史，忍不住要为他流泪。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美食美居和美女，他一样都不喜欢，陈圆圆只在他的床上躺了几天。他日日夜夜地工作，熬得面容黑瘦、双眼通红，他一剑砍下女儿的手臂，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她的鲜血，问她：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里？这情景让人无比心酸。崇祯的谥号是“明思宗”，如果他还有思，他想的一定是如何远离权力，远离权力产生的痛彻心肺的痛苦。
最做孽的皇帝，是秦始皇嬴政。他第一个烧书、杀文人、砍下清醒思考的脑袋，他开的这个坏头在以后的几千年里被一再地重复。我们抱怨当时为什么不以判例法对嬴政进行审判，杀他专制的头，以致中华文化一再地被摧残、践踏。汉武帝刘彻烧书，元世祖忽必烈烧书，雍正和乾隆也烧书，文化大革命再次把他们没烧过的书全部烧掉，这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我们在皇帝的灰烬中捡出一些残片，不得不对秦始皇和他的后人刻骨痛恨。
历史不能被假设，我们只有假设我们自己。
二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帝王的家史。皇帝的祖宗、儿孙、老婆以及其他的亲戚，无不可以入史，不管这个人是有作为的，还是一堆狗屎。除了这些人，我们就只能从寺院和驿馆的墙壁上、文人的笔记中寻觅，寻觅我们祖先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观真势利，皇帝的事情就一定是重要的。他给大小老婆排名分，他的饮食起居，他的一言一行，他的****次数和质量，甚至他放一个屁，都被作史者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翻开史书，还可以闻见那经年隔代的屁臭。
这种臭味还有一个新的变种，那就是认为皇帝说的话都是正确的、英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是金口玉牙，都是金科玉律，都是一句顶一万句。这种臭味从秦汉唐宋元明清传下来，一直传到我们的鼻孔，让我们到现在还不能正常呼吸。
皇帝们其实也是人，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和我们一样有着头颈躯干和四肢，他们也有着凡人都有的喜乐和悲哀。有的皇帝喜欢做木匠，手艺恐怕不会低于鲁班；有的喜欢做小商小贩，要一斤肉，他一刀下去绝不会是九两九钱；有的喜欢踢球，应该不会比马拉多纳逊色；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写字，有的喜欢吟诗作赋。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喜欢女人(武则天除外)，喜欢奇珍异宝，喜欢滥用纳税人的财富。这让我们想起了卢梭的话：“政治是寄生虫生长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三千年来供养的、奉若神明的，其实都是些寄生虫。
最荒唐的，应该算是明武宗朱厚照(不知道为什么，他更喜欢叫自己朱寿)，民间习惯叫他正德皇帝。我们今天看见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句话，就不由得会想起这个荒唐的家伙。武宗这个谥号应该是贬大于褒，但于他本人倒确实相配。朱寿住在豹房，喜欢武事，更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有官瘾，他经常领兵出征，不管胜败都要加封自己的官，从大将军、镇国公到太师，差一点篡了自己的位。民间传说他到江南为了美女李凤姐，不惜连皇位也抛下。我没从史书中查到确实的资料，但以他的性格，我相信他完全做得出。朱厚照死也死得荒唐，他在外出游玩时落入水中，他应该没有横渡长江的体力，所以得了伤寒，狂喷鼻血而死。我们在五百年后重新翻开这一页历史，想起当时的中国人居然把自己的权利交给这样一个人，真是哭笑不得。
最无耻的皇帝，要算是隋炀帝杨广。他的皇位来得不算清白，而且淫母奸妹，穷奢极欲，穷天下之力以为欢。杨广开大运河，远征高丽，受尽了后人的责骂。民间还传说他见李渊脸上的皱纹多，就笑称李为婆婆，所以隋朝亡国。我们在今天看这些东西时不过付之一笑，没有人会深究他的私生活和政治权谋，而且大运河对我们也是利大于弊。但我还是要说杨广无耻，因为他开了一个坏头，我很怀疑出身论、阶级论的中国版就是他创建的。他开创了株连九族的定罪方法，一直株连到千年以后的我们。我每当在履历表上看见“出身”一栏，就忍不住念着杨广的名字咬牙切齿。史书记载隋炀帝在江都的时候，看着镜子，眼含热泪，长叹：“大好头颅，谁当斫之？”我只恨斫之不早。
最懒的皇帝，一定是明神宗朱翊钧。他的年号更有利于我们记忆，叫做万历。如果现在的刑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我想判他“渎职罪”一定没有问题。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驻足在埋葬他的定陵，想起这个无可比拟的懒东西，心中一片苦涩。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后宫跟女人厮混，决不上朝。到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全国各地的政府首长缺了将近一半，政事陷入瘫痪；万历四十三年有一位御史上表，长叹：皇上不见朝臣，已经二十五年了。
万历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不管朝臣力劝、苦谏、哭泣，甚至大声叫骂，他全都不问不闻，只在后宫抽鸦片。
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制最高政府首脑的行为。面对万历皇帝，我们只有长叹当时缺乏民主，没有国会可以弹劾皇帝，结果让朱翊钧一边浪费着纳税人的粮食和金钱，一边荒淫无度，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辈分最低的皇帝，当属后晋的儿皇帝石敬塘。现代中国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会关联地想到法国的贝当，世纪初的袁世凯。其实袁大头的卖国和不要脸，远不如当年的后唐节度使、后来的契丹儿皇帝。石敬塘狐假虎威，拜耶律德光为父，组建了军政府，对外温顺的如绵羊，对内残暴得如狮子，实在是千年以来中国人最大的耻辱。宋朝名臣文彦博原姓敬，为了避免与这可耻的败类重字，宁愿改姓文。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个好的政府应当爱护他的子民，对外则坚强不屈。这让我们在想起石敬塘时更加痛心。
最无知的皇帝，莫过于晋惠帝司马衷。有一年天下大旱，百姓报灾，司马衷睁着无辜的眼睛，惊诧地问：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汤(何不食肉糜)？这简直是在放屁。这说明他的治国理论完全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他不懂得肉汤和饭是成正比的关系，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一次，我真想给他讲一堂经济学的常识。晋惠帝没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否则他一定会开办无数个民间俱乐部，就叫做肉汤人民公社。司马衷除了留下这个千古笑柄外，他同时还把整个国家领入了灾难，八王之乱就是从他的时代开始的，至今还留给我们一个词叫作乱七八糟。他的老婆贾后和后世大多数抓权的女人一样，残暴狠毒，将整个国家推入了不可收拾的混乱。晋惠帝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不关心大多数人生活的政府，一个以一人之心推量天下之心的政府，必然在他的无知和愚蠢中断成碎片。
这些皇帝全都死去了，灰尘飘远，无可追寻，而生产他们的体制，仍然没被根除，仍然还在它罪恶的子宫里孕育着朱厚照、杨广、朱翊钧、石敬塘和司马衷。
一个独裁的政体，一个专制的政体，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出现腐败和荒唐，甚至愚蠢和无耻。让我们警惕。
三
中国的皇帝都是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左右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他娶妻生子，天下人必须陪着笑脸；他死了老子娘，所有人就必须披麻带孝、面带戚容。皇帝的爱好会成为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朝代)的流行色，皇帝推崇的也必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强势力量。梁武帝信佛，造出了“南朝四百八十寺”；汉武帝好马，连喂马的也当大官；朱元璋的做法相反，他在伽蓝神像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后来更有人烧掉寺庙和佛卷，还把和尚尼姑统统抓去，强迫他们吃肉。
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来看，一个政府的领袖，应该限制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无限度地扩张。独乐不如与民同乐是对的，自己的悲伤强加于人就有点讨骂了。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不管历届帝王是英明还是残暴昏庸，他的影响力都超过了他的地位，只是他不自觉。
有一些帝王最大的不幸，就是身为皇帝。他们中有的是天才的诗人，有的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有的是书法家，有的可以成为大学者或是高僧，还有一些，如果不当皇帝，相信可以成为成功的商人。但他们所有的光辉，都被身上的龙袍挡住了，到今天我们只能从历史的壁缝中看见一点影子。
最有文采的皇帝，一定是南唐后主李煜。王国维说他的词“有赤子之心”，后人还有评价为“鬼斧神工”的，可见他填词的境界和造诣。李煜如果不当皇帝，放歌于山林间，相信一定是陶令一流的谪仙。这个人温和善良，气度不凡，相貌也长得让人愿意接近，但当皇帝实在是太不称职了。他平生没有任何抱负，大国不敢相抗，小国来欺他也忍着。南都留守林仁肇曾提议北伐，成功了是皇帝的，失败了他一肩承担，李煜也只是笑笑。他居住的城市有僧人万名，他就在这梵音和香烟中静静地坐着，想着他的诗愁，直到兵临城下，他才站起来，裸露着上身在城外匍匐长跪。
李煜的成功是因为他的文采。我们今天看着他的作品，会感到有无边的愁绪笼罩着他，也笼罩着千年以后的我们，而李煜，也为此付出了生命。他在饮下宋太祖赐的牵机毒药时，心里一定会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悲哀，一是为帝王的悲哀，一是为诗人的悲哀。就像《思维科学》一书所说的：政治是艺术的天敌，我们的目光越过千年，看着李煜忧郁的脸，也会觉得多才多艺的人实在是不适合作政府首脑，因为他们太感性，太重视自己的心灵。
最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当属宋徽宗赵佶。他的诗词书画都冠绝当代，还是个象棋国手，相信足球也踢得不错。他的画意境高远，从不以浓重艳丽的色彩悦人，自有一种恬淡幽远的高妙。我看他的瘦金体书法，自然就会想到月夜，想到秋天的枫树，想到静静的河流和青衣瘦削的诗人，可谓是无言的诗。这样的人最好是在国子监里养起来，而不应该让他君临天下，掌管亿万人的幸福和安全。我们从《水浒传》中知道的蔡京、童贯、梁师成和高俅等一干奸臣，就生活在他的身边，陪着他荒淫无耻，陪着他搜刮花石纲，逼得好汉们纷纷投靠梁山。作为政治家的赵佶，在私生活上也十分的不检点。我们都知道他经常从地道跑出去嫖妓，还在李师师家里遇见了大反派宋江和大词人周邦彦。赵佶风流而荒唐，比克林顿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感觉美国国会实在是小题大做。
赵佶后来的命运很悲惨，被金人抓去，关在五国城的一口深井里，只能看见巴掌大的一片蓝天。后来怎么死的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我相信他的内心和刘少奇一样悲哀。我们在千年以后检讨这段历史，觉得当时的人实在太纵容他了。为他的新诗词鼓掌，为他的新字画鼓掌，为他踢了一个好球鼓掌，为他下了一局好棋鼓掌，更甚至，为他在李师师身上爬起而新填的艳词鼓掌，直到他堕入井底。人们全然没有想起，对一个政府首脑真正的要求是什么，只知道鼓掌，
这种愚昧的掌声一直传到我们千年后的耳边。
谈到最痴情的皇帝有一点分岐，朋友说我应该写唐玄宗，但我觉得痴情莫过于清仁宗顺治。民间传说他因为董小宛的死而万念俱灰，到五台山上剃度作了和尚，我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但他的痴情是无可置疑的，他把董小宛生前说过的话都记录下来，编成《端敬皇后语录》，让天下人敬诵，这是领袖语录最早的版本。顺治当时一定做过权衡：是天下重，还是爱情重？他认为是爱情。所以就抛弃了政府，抛弃了百姓，抛弃了年仅六岁的康熙，不顾天下大乱和千万人的生死，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没有问题，因为自会有人按程序行使权利，但在一个世袭制的政府里，我们就必须谴责他的不道德、不负责任。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也不是一党的天下，政府和它的首脑没有权利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清朝成立国会，我认为首先就应把顺治从佛国引渡回来，在庄严的民主法庭上接受审判。
创作力最旺盛的皇帝，我除乾隆不作第二人想。据统计，爱新觉罗?弘历一生作诗十万余首，按他的寿命折算，平均每天都作诗一首以上。史书记载他曾在一天之内作诗三十四首，但很可惜到今天我们一首也不记得。乾隆朝御制诗风行天下，还曾专门刊刻发行，读书人人手一册，很像二十多年前的红宝书。我相信会有人在奏章中引用乾隆的诗来捧臭脚，但没有来得及查阅资料。不过在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确实为数不少，我真为当时读书人的眼睛感到耻辱。乾隆还喜欢鉴赏书画，书画们就从那时一直哭到今天。他总是把“乾隆皇帝之宝”的大印盖在正中央，血一般红，让我这种附庸风雅的人觉得他的大印实在是好看，比书画本身更好看。这真让中国人脸红。
文化和艺术从长远来看绝对是清醒的、反功利主义的，不管作品的主人有多高的权威，它只根据作品本身的价值决定取舍。所以我们到今天依然记得李白、杜甫和陶渊明，记得苏东坡，记得与乾隆同时代的纪晓岚，而乾隆和其他作臭诗的皇帝，我们只会把他丢进垃圾箱。
多才多艺的皇帝，作诗的皇帝，多情的皇帝，喜欢艺术的皇帝，从统计数据来看，实在不能算是百姓之福，不能算是救星，他只会把国家领向贫穷，领向衰弱，领向灭亡。我们不反对政府领袖有一些个人爱好，但一定要反对他对这种爱好的自豪和纵容。因为我们给他权力，不是让他作诗，我们要求他的，一定是善和正直的良心，当然，还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