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看到拙著《紅樓三釵之謎》，英中文化協會、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等四家機構邀我去作兩場關於《紅樓夢》的報告，我雖不才，但人家確實是出於促進中英文化交流的雅意，便高興地取道巴黎，乘坐高速列車，僅用三個小時，就穿過海底隧道，抵達了倫敦。甫下火車，在駛往下榻處的汽車上，東道主就把他們安排的活動日程表拿給我徵求意見，上面除了我的演講、歡迎酒會等節目外，最突出的就是去斯特拉特福參觀莎士比亞故居，並在泰晤士河畔的環球劇場觀看葡萄牙劇團演出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演講，對象是漢學家和博士生，無需翻譯，且可從容討論。我把自己書裡的一個看法強調出來：在中國，莎士比亞及他的主要劇作如《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都已進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們的常識範疇，在大學裡，即使是理工科的學生，如不知道莎士比亞或說不出至少一個莎劇劇名，也會遭到譏笑。但是反過來，在英國，曹雪芹和《紅樓夢》不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識範疇，就是大學裡的文科生，只要其專業不是中國古典文學，不知道曹雪芹和《紅樓夢》也是一樁無所謂的事。兩種文明裡旗鼓相當的文豪鉅著，在交流中卻不能獲得等量的效應，原因何在？有否糾正這一偏差的可能？我在中國只是一個非專業的《紅樓夢》研究者，我的“紅學”論著更僅是一家之言，到英國的演講由於時間的限制怎可能把曹雪芹與《紅樓夢》的偉大充分地闡釋？但是我覺得中國的文化人不應放棄哪怕是最小的機會，去向外國人弘揚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偉大，使他們起碼要懂得那是中國古典文化的高峰，而且至今仍滋養著中國的新一代文化人，他們即使一時還難以獲得閱讀譯文的快感，難以理解那文本里豐富的中華文化的內涵，也至少應該一聽到曹雪芹和《紅樓夢》便肅然起敬，猶如許多中國人其實並不能從閱讀莎士比亞劇作與十四行詩的譯文裡獲得樂趣，甚至連觀看勞倫斯·奧利佛主演的《王子復仇記》那樣的電影也覺得枯燥，卻絕對還是要把莎士比亞和《哈姆雷特》這樣的符碼嵌入到自己的常識結構裡，絲毫不敢大意一樣。奧地利出生的漢學家傅熊認為，中文的《紅樓夢》迄今所通行的是一個不好的版本，而英文等西方文字的譯本卻幾乎都以這個糟糕的中文版本為依據，他建議中國的“紅學”界應致力於整理出一個比較理想的曹雪芹的八十回善本來，加以推廣，使之取代現在的通行本。這是很內行的意見，現引用於此，供國內專業“紅學”家們參考。
英中協會組織的一場演講規模大了許多，一百多個座位坐滿後，還有二十多位來賓始終站著聽講，令我非常感動。絕大多數金髮碧眼的聽眾不懂中文，需要翻譯，我轉遞信息的時間，等於只有上一場的一半；上一場的聽眾用不著從ＡＢＣ說起，這一場我可怎麼用最簡潔的話語，把他們引入對曹雪芹與《紅樓夢》的神往？雖經過很充分的準備，開講時仍惴惴不安。結果卻效果很好。這大半也倚賴荷蘭出生的漢學家賀麥曉那流暢而生動的翻譯。關於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話題翻譯起來實在難上加難，一句“春夢隨雲散”，中、英文的修養都得很高才能隨口道出而聽眾憬然。我在演講中號召大家都去尋找一本《龍之帝國》，該書著者為英國人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ＮＳＴＯＮ，書的英文名字為《ＤＲＡＧＯＮ’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８７４年由ＤＯＵＧＬＡＳ出版社出版，黃色封面上有黃龍圖案，大於３２開小於１６開，厚約３釐米，在該書第５３頁上，有關於曹雪芹偷聽英國人腓立普與其父曹講談莎士比亞戲劇故事，被發現後遭責罰的內容。此書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前至少有兩家圖書館收藏過，至少有三位過目者，其中一位還曾抄記過卡片，１９８２年此事曾在中國報刊上揭櫫，但後來一直未能再找到該書，一些人對有過這本書產生了懷疑，尋找的熱情也便消退至冰點。我以為有關這本書的信息不可能是偽造的。中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等劫難，像這樣的英文老書倖存的可能性確實接近於零。但英國的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圖書館裡，說不定在哪個塵封的角落裡就還靜靜地存在著它。這本書裡的那段文字，也許還並不能使我們作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曾受到過莎士比亞戲劇影響的結論，但那至少是一段趣聞佳話，發動找書而且能坐實其事，必能增進一般英國人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興趣。這場演講後來的聽眾提問和我與聽眾的討論也很熱烈，而且那討論一直延續到晚上的酒會，其中一個提問是：“《紅樓夢》對當代中國作家的寫作影響究竟如何？一些中國作家並不能直接閱讀外國文學，可是他們說起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作家作品卻是西方的，這是為什麼？翻譯西方文學的中國翻譯家的文字，是否比《紅樓夢》這樣的母語原創文本，對某些中國當代寫作者更具有潛在的影響力？”這問題很尖銳，卻很嚴肅，一時很難梳理出能使自己和別人都首肯的答案來。
今夏的倫敦之行，令我興奮，且欣喜——儘管我的演講只是兩滴雨水，但能使英國聽眾多少嚐到點曹雪芹與《紅樓夢》那浩瀚海洋的滋味，吾願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