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在生命年輪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16歲至20歲的時候，我最心儀的作家是法國的羅曼·羅蘭，最喜歡的一部書是他的鉅著《約翰·克利斯朵夫》，附帶也喜歡這部長篇小說的譯者傅雷。說喜歡，其實還不夠準確，讀那部書時的感動與憬悟，其實已經超出了喜歡，達到靈魂為之震顫的程度。
我的16歲至20歲，正當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一個強調集體主義、批判個人主義的時代。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卻是一部宣揚個人主義的作品。這樣的作品能在那樣的歷史階段在中國公開出版，讓我這樣的青年人看到，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原因之一，是羅曼·羅蘭這個作家在政治上左傾，他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通過革命而出現的新興國家蘇聯充滿善意，與蘇俄作家高爾基友情甚篤，是衝破政權封鎖率先去蘇聯訪問的西方作家之一，蘇聯也投桃報李，一直將他視為西方的進步作家，對《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詮釋，也儘量強調其抨擊西方社會和文化的虛偽腐朽一面，把體現在主人公身上的個人主義一分為二，指出其脫離群眾鬥爭的不可取，卻也肯定其拒絕同流合汙的可貴；原因之二，是中國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化和1949年以後到1960年左右的新中國文化，在對待西方文學的態度上，是取法蘇聯，步其後塵的，比如蘇聯充分肯定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我們也就從俄文轉譯過來大量印行，其實在整個西方，這不過是本籍籍無名的通俗政治小說罷了，羅曼·羅蘭可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西方的名氣是伏尼契輩無法望其項背的，蘇聯大力肯定，我們當然更樂得推介；原因之三，是中國左翼文人參加革命的最早動力往往是追求個性解放，完全沒能預見到真地加入革命隊伍後，最後會推進到革個性的命，他們一度理直氣壯地把《約翰·克利斯朵夫》視為反抗資產階級虛偽腐朽的教科書，而1949後他們當中許多人進入了文化界的領導層，這也就使得這本書一度被普及，像我那樣的青年（其實1958年我初讀此書時還是個少年）很容易從圖書館和新華書店得到它。
1956年到1957年，報刊上已經有文章批判《約翰·克利斯朵夫》，嚴厲指出其宣揚的是地道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與我們所強調的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相牴觸的，不過那些批判基本上還是講道理的。後來中、蘇兩黨的分歧逐步公開化，再後來是文化大革命，大字報式的批判可就蠻橫不顧邏輯了，連《牛虻》也掃蕩了，遑論羅曼·羅蘭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場浩劫中殞命。改革開放以後，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動地去重購一部，那時我已37歲，讀時依然心往神馳，不過也增添了許多的滄桑之慨。
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很少有讀羅曼·羅蘭這部篇幅浩蕩的長篇小說的。一位女白領要求我把這部書的內容給她“速成”一下，我試製了“方便麵”式的“提要”給她，誰知她略嘗幾口就對我說：“啊，原來主人公以貝多芬為原型，太古典了，那樣的個人，承載的社會歷史責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讀起來我會腦仁兒疼，還是讀些輕鬆的成人漫畫，更有利於我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之餘潤滑心靈。”我也不跟她討論，只是更痛切地意識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謂“一茬讀者一茬書”。
不管別人怎麼樣，就我個人而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已經嵌在我的生命年輪裡，再難消除。也無需消除，關於這本書，我不想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框架中去討論它。書被我消化了，融進了我的生命。我對它心存感激，是因為它使我懂得了，我畢竟是一個獨立的自己，我當然要努力合群，要盡力使自己於群體、他人有益，要有社會責任感，但自我的尊嚴、獨立的思考、人格的完整、意志的自由，特別是內心深處的良知積累，是投入群體、交際他人的基礎。這種銘心刻骨的“個人”感，不必稱“主義”，卻是生命中最可寶貴、不可出賣、絕難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