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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證

    我作證

    ——關於保衞戰

    把“保衞戰”這個煽情的字眼引入足球,絕對是中國人的發明。

    有兩場“保衞戰”是必須記住的,它們從某種程度決定着中國足球的發展軌跡——’95版“保衞”保住了全興甲A的名分,’98版“保衞”保住了中國甲A的名節。

    我有幸目睹了這兩場保衞戰,因此我作證!

    關於保衞

    1995那一年,全年我都很激動。現在想起來,我那時肯定特像一頭兩眼放光的正處“青春發育期”的野豬。

    我的躁動是有理由的。

    在我們這片神州大地上,正掀起又一輪的“平民運動”,這就是職業足球運動。而1995年,這個運動事後被證明是達到了羣情激昂如火如荼的最高境界。那是中國足球的“蜜月期”,沒有上級領導下令“要降温”,也沒有球迷在看台上高唱“心太軟”,徐根寶正在黃浦江畔高歌猛進,金志揚也在北京城把欄杆拍遍,至於陳亦明,遠沒有現在這麼饒舌,沒有“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忙着從基因工程入手打造“南粵風格”……

    一切都那麼光明美好,沒有懷疑,沒有謾罵,更沒有什麼“司法介入”……我腦中時時浮現出功夫戰鬥故事片中的台詞:同志們,讓我們打過長江去!

    我所在的這座城市擁有一支讓人驕傲的球隊,我敢説,他們每一次出場受到的山濤海潮般的歡呼絕對都超過由拉塞爾·克勞領銜的《角鬥士》們!那時記者們還沒有與足球界反目成仇,除了親吻擁抱,真正是“一家人”的親密關係。所在每次他們身穿黃衣黃甲像角鬥士般衝進場內時,我都激動得直起雞皮疙瘩。這壞習慣我從小就養了,就連新學期教師叫我上台領新課本,或者在操場上齊唱激昂點兒的革命歌曲我都會這樣……

    那一年黃衣黃甲部隊的戰績不是很好,但這並不妨礙我和我周圍的人產生同仇敵愾的情結,我經常幻覺自己處於一種“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把欄杆拍遍”再“笑談渴飲匈奴血”之類的境界中——這座城市需要英雄,他們正是與時勢作頑強鬥爭的悲情英雄——我對自己處在這樣的時代感到很滿意……

    進入初冬,黃衣黃甲們非常不妙。於是這時候《足球》報嚴俊君以銀鈎鐵劃之勢拋出那篇著名的《保衞成都》。我得承認,這篇文章到現在我想來還覺得血脈賁張,那時候更是血已開鍋了!

    所以我迅速投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了。我們在《足球》有個叫“川江號子”的專欄組合,我寫的那篇名叫《血戰主場》,整個路子奔戰鬥檄文去,絕對的刀光劍影、武俠手法加革命機關槍式的寫作風格。我相信,如果警察不抓我,我真敢揀塊板兒磚砸到對手頭上……

    當時的形勢嚴峻得就像一把鋒利的刀子,黃衣黃甲必須連勝兩場,而對手則必須輸掉一場。而對手後來果真就輸了一場,只要我們能拿下最後一場,最後的勝利就屬於我們,也就是“保組”了。

    説到這裏,大家早明白我在説1995賽季最後一輪,全興VS八一那場比賽——也就是極其著名的“成都保衞戰”了。

    關於那場保衞戰本身其實已不用回顧細節了,每一分鐘都像光盤一樣存在人們的大腦裏。總之,那場比賽已成為經典片,如同《莫斯科保衞戰》一般珍藏起來,翟飆怎樣頭槌破門,餘東風怎樣手舞足蹈,“沈胖子”與孫賢祿怎樣相隔千里以不同的心情發出同樣的嚎啕大哭……

    我説的是,事後我們對那次“保衞”賦予的崇高的意義,以及這個“意義”對日後中國足球又產生的意義。

    那天晚上很冷風很大,球迷們一臉亢奮地走在城市那條最寬最長的馬呼上,手裏點着打火機或其它什麼可以點燃的東西。我聽見其中一個説:“當年女排得世界冠軍時,我也在這條街這麼走着,不過手裏舉的是拖把燃燒的火把,很亮很亮的”,然後其他人就羨慕不已……

    據説那晚這麼走着的有一萬多,我想在家裏、酒館裏狂歡的10倍於此數。此時球迷感動比感冒還容易,大家一起手舞足蹈,一起喝酒買醉,一起稱頌偉大的勝利以及由此對中國足球的意義,一直到“今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滿城的報紙、電視都熱情洋溢着,沒人想到(或不願想到)其它。

    時隔多年,我看到王小波寫的《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説中國人有一種“集體的癔症”,不管心裏究竟是不是真實的思考了,反正要麼大喊大叫,要麼手舞足蹈,一個人感染一羣人,一羣人感染全體人,大家堅韌地狂熱地絕不後退地而且是毫無目的地往前走着……我理解王小波説的“沉默的大多數”並非不説話,而是精神上的一種緘默。

    其實關於這場比賽前前後後的傳聞不少,從頭記得最清楚的不外乎兩則。一則是一四川球迷突然闖入當時的八一體工隊副隊長李富勝的寢室裏,就像古代百姓“攔轎擋馬”一樣跪在“青天”面前,哭並且説:“保衞成都吧”,然後縱身作跳樓狀……;另一則則是東北某企業家拎一麻袋鈔票夜入成都,企圖讓八一隊高抬貴手,也是哭並且説……

    當然“跳樓的”與“送包裹的”均未果,更當然這些傳聞僅僅是傳聞。我感到噁心的是,散佈這些傳聞的某些人士時至今日每每説得口若懸河眉飛色舞,並充滿着崇高的虔誠的意味。

    比較流行的看法是:成都必須保衞,因為它有最好的球市,保衞了全興就保衞了球市,保衞了球市就保衞了中國足球的職業化改革。

    我不知道這場“保衞”中是否有貓膩,我沒有證據在“假球與證據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沒人敢説“這是一場假球”。因此,“保衞成都”一直被冠以具崇高意義,因為它保全了“革命的火種”。事實也證明,之後幾年“成都”對於止住整個中國足球的衰勢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我必須説“但是”了——

    假如有“貓膩”呢?有“貓膩”成都也必須保衞嗎?用“貓膩”保住的東西是有價值的嗎?不幸的是,這麼多年世俗的眼光確是這樣看的——不就是一場“假球”嗎,如果一場所謂的“假球”能提升中國足球的人氣與球市,何妨來一兩場“假球”。

    就像當年地下黨為了套以敵人的情報,喝喝酒打打麻將甚至稱兄道弟亦無不可,做大事不拘小節嘛,哪來這麼多婆婆媽媽。幾年來我也曾試圖用歷史的大局觀看待“成都保衞戰”——“存在就是合理”,歷史的進程總是曲折甚至局部陰暗的,但它總能通向光明的未來……有些時候,這就是一種犧牲,犧牲就是崇高。

    ——但是,關於崇高,王小波又有一次觸及靈魂的反思。那年,發大水,上游衝下很多木頭,有個知青為了保護公家財產不至於遭受損失,就冒着犧牲危險去拉木頭。水很大,木頭很重,那個知青又不會游泳,結果死了。而由於這是為了大局犧牲了個人的“小局”,知青被追認為烈士。領導説,這種大局觀就同崇高。

    王小波説“這是偽崇高”。

    救了一根木頭就有“大局觀”嗎?那麼球一根稻草又怎樣呢?犧牲自我達到“超我”才是崇高,但我們並沒有“超我”,只是超度了東北虎的亡魂。從這個意義而言,“保衞成都”就是那根木頭,而中國足球就是那個知青。

    遼寧難道不需要保衞嗎?當年遼寧就有人反詰。保衞遼寧也會找到若干崇高理由的,他們畢竟是前松後緊中國足球的一塊奠基石。

    我認為,“保衞成都”是一種濫觴,一如夜雨之後山坡就長出無數的蘑菇,自那時中國足壇冒出無數的“保衞”——保衞延邊、保衞八一、保衞山城、保衞瀋陽、保衞天津……中國足球,進入空前的“一級保衞狀態”。

    而“假球黑哨”,也就蔚為大觀了,每個人都想保衞自己,結果局面成了每個人都在暗算別人。

    我得再次聲明,我絕沒有認為成都不應該保衞,更沒有認為“保衞”中隱藏着什麼,這只是在討論一個概念上的問題。我只是覺得,當初我以及我周圍的人很亢奮的一舉一動,現在想來並不那麼崇高,而它對日後中國足球起到的意義,也沒有那麼崇高。

    倒是,“保衞”給某些人藉口,“崇高”成了一紙空文。“保衞”打破了本來的心靈規範及力量制約,就像有了第一個以“獻給戀人”為由偷摘了玫瑰花,園子裏必定失去本來的平衡機制,玫瑰園將一片狼籍………

    “你給第一個錯誤安上藉口,然後將萬劫不復”,我相信這句話。

    1995那一年,被稱為中國職業聯賽的“黃金歲月”,不過我倒認為它應該被稱作一個“瘋狂的戀愛季節”。我們在那一年兩眼放光、頭頂冒汗、心臟加速、靈魂出竅………我們與中國足球一起揮霍着激情,自欺欺人地製造着各種理想與頭暈目眩的光環。

    但是戀愛本身並不能給人啓發,能給人啓發的是失戀。在我們已不像發情的野獸走在大道上,嚴肅的回顧與討論一下“保衞成都”是有必要的。

    克婁巴特拉的鼻子

    恩格斯曾經有這樣一段精妙的論述:“如果埃及豔后的鼻了再高一分,或者矮一分,整個古羅馬的歷史將改寫。”

    埃及豔后克婁巴特拉是天生尤物,古羅馬帝國的幾大強權人物龐培、屋大維都圍繞她進行着明爭暗鬥。沒有克婁巴持拉就沒有綿延的戰爭,沒有戰爭就不會形成今日歐洲的格局。

    恩格斯想説明的是,歷史的偶然是形成歷史必然的重要因素。

    ’98賽季的最後一輪,中國足壇也出現了“克婁巴特拉的鼻子”——即使在現在,我們都記得彭曉方那“驚天的一腳”,試問,如果彭曉方那一腳高深莫測的射門“高一分”,或“矮一分”,整個中國足壇的格局是否會變?

    從不掉級的八一隊在那一腳下掉級了,從不落淚的車範根在那一腳下落淚,從1995年開始就不相信真實的人們在那一腳下相信真實了。

    隨着默默無聞的彭曉方的爆發,中國足球自’95以來那一重鐵幕被炸開一條裂縫。

    我堅持認為,從’95的“保衞成都”到’98的“驚天一腳”,中國足球走完一個輪迴。’95崇高是“偽崇高”,’98崇高是真正的崇高,既然起點由全興開始,那麼終點在全興結束,讓全興解開這個歷史大結是天意!

    天意認為,歷史的“必然”一定由彭曉方這個“偶然”完成。

    那一年末端的傳聞很多,中國足球走到這一步已經成為傳聞的集裝箱。由於3支隊的生死拴在全興這條細細紅線上,加之形勢幾乎決定李章洙與車範根兩個韓國人必有一人血濺五步,所以西部的兩個重鎮——重慶與成都就聚集着“億邁出雙黑色的眼睛”。

    那天天很悶,成都和重慶之間的無線電信號以前所未有的頻率在厚厚的去層中穿梭。看台上手機呼啦摔跟頭一大片,兩邊都在密切關注着另一端的變化,“喂,偏了嗎?”“哎呀,情況不妙呀啊。”“………進了,是真的進了!”那情形,很像戰鬥片中緊張混亂的前敵指揮部。

    重慶,球迷像喊着川江號子一樣喊着“保衞”成都,球迷們以一種奇怪的神情注視着這場“無所謂的比賽”。按弗洛伊德的觀點,人在能決定其他人命運的時候,比被其他人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候心理還要緊張、不適。這種感受,與’95“保衞戰”中的激越感絕對兩樣。

    我得承認,當時我深信不疑全興將放棄這條比賽,“成都保衞戰”中的一切都歷歷在目,從江湖道義而言,八一是全興的救命恩人。無論是從中國式的政治背景還是中國式的人情世故來看,這不過是一場形式主義的比賽。

    結果是驚人的。彭曉方的進球讓我像只受驚的青蛙彈射出去,本來八一還有無數機會,可惜打平就保組的八一像耗費生命一樣耗掉了最後一妙鍾………

    比賽結束。車範根這位在《韓人有種》裏被我塑造成“具有標槍一般身形、鷹一般的眼神”的標準韓國男人竟哭得像一個初生的嬰兒。而他的麾下,就如蚯蚓一般不知是痛苦還是喜悦在草皮上抱頭扭曲着、翻滾着……

    故事到這裏已經夠煽情了,重慶大田灣最終上演了一產喜劇片;而成都卻是一部災難片,我敢説,所有的革命戰鬥片中都看不到我們的戰士們這樣悽苦。

    ’95“保衞成都”與’98“驚天一腳”,不知為什麼,我總願意把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我總覺得有些像《十二猴子軍》中因果循環的意思。這三年中,中國球迷沒有收穫到什麼,除了一份“玩世不恭”——現在我們是不是要回歸了?

    與3年前一樣,第二天又有很多聲音在稱道彭曉方一踢之下的崇高意義。挫敗者已經退次席,彭曉方像個英雄一樣被推到前台。

    我知道,這“崇高的一踢”實際是聲名狼藉的中國足球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必須被凸現出來,並像一塊貞節牌坊立在路中央,因為我們需要。

    彭曉方在那腳射門後便消失在公眾的視線中,那腳射門即使從專業眼光來看也很漂亮,腳背壓得很直,擺腿很迅速,皮球像流星一樣劃入球門死角。

    我想問彭曉方射門一瞬想了些什麼,但他的手機中一個女聲告訴我“用户已出服務區”……我知道,找到他也説不出什麼,“那只是一種感覺罷了”,我採訪過的所有射手都愛這麼説。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這一踢的偶然性,但大家都不願否認“偶然中有必然”,我也一樣。“克婁巴特拉的鼻子”是偶然,但它“必然”影響着古羅馬的命運。

    “小人物”彭曉方就這樣偶然之間“崇高”了中國足球,可能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這一瞬間產生的意義。當然“假球”仍將頑強存在着,但從那偶然的一踢開始,“假球”便不敢披着“崇高”的羊皮招搖過市了。保衞什麼?連八一都不保衞了,還有什麼堅冰不能擊穿的呢?

    所以,彭曉方一腳還清了自’95賽季以來中國足球的孽債。

    斯蒂芬·茨威格説:歷史是由若干現代戰爭重大瞬間組成的,改寫歷史的,可能是大人物,也可能是小人物。

    突然就想《鹿鼎記》中的韋小寶。麗春院出身的韋小寶從來沒想到過要崇高,他的至高理想不過是八間麗春院、麗夏院、麗秋院等等,那些“關雲之長,諸葛之亮”的招牌不過是他臨急時扯來的而已,他是小人物,犯不着跟“崇高”較勁。

    但比起《鹿鼎記》中眾大俠、眾王公甚至皇帝老倌兒,韋小寶卻是最崇高的。殺鰲拜、誅太后、退反賊、收台灣,直至力拒羅剎鬼子讓我國疆土不被吞噬。

    韋小寶不為“崇高”而崇高,他的“崇高”都是陰差陽錯順手牽羊甚至逃之夭夭時建造的,手法低劣庸俗自不待説,每每“崇高”之後還追悔莫及,因為他是小人物,犧牲了私利自然心痛肉痛。

    但韋小寶仍然可愛。正如我在《關於保衞》中批判的“偽崇高”一樣,崇高與否不是你主觀的看法,而在人客觀的結果。一個小人物如韋小寶能在關鍵時刻改寫歷史,不管心裏是否“仁義道德”,只要讓歷史在“偶然之間”前行,這就是“崇高”。

    所以,世上沒有崇高的人,只有崇高的事。

    用這個道理來套’98全興VS八一其實很準確,我們不要誇大人對事件產生的崇高意義,而應該意識到偶然的事件讓人顯得無比崇高,彭曉方雖然是“偶然一踢”,但這件事卻是真正的崇高。

    現在我們可以回溯一下。’95最後一輪——全興VS八一,“保衞成都”使各種“保衞”走向足壇;’98最後一輪——全興VS八一,“崇高一踢”使“保衞”成了一種笑柄,“假球”還存在,但人們已覺醒假球必須割除,這不僅直接引發了“打假掃黑”的呼聲,也間接促動了中國足協在次年就開始了“打假萬里行”——調查渝沈懸案。

    兩場全興VS八一,洋溢着截然相反的歷史角色——頭一次“保衞”保衞了全興的甲A,後一次“保衞”保衞了中國足球的名節,歷史,是需要“克婁巴特拉的鼻子”來催化的。

    我認為,反思歷史的方式是可以多樣的。它可以是悲壯,可以是輕鬆,可以是批判,也可以是幽默。但有一點,它必須有趣,或者説有意義。金庸在《天龍八部》裏塑出蕭峯這樣豪氣干雲的大英雄,又在《鹿鼎記》裏勾畫出韋小寶這樣大俗特俗的小人物——金庸説,這兩類型實際上都是改寫歷史的英雄。我舉這個例子要説明的是,這兩個人都很有趣,很有意義,他們用不同方式在不同方面書寫歷史,也讓我們反思歷史。

    但如果把“君子劍”嶽不羣當成英雄就不應該,他是“偽崇高”,典型的“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所以,反思中國足球’95、’98末輪兩件大事就要警惕“君子劍”——那種先把全興VS八一的’95版煽情得淚流滿面,再把全興VS八一的’98版搞成先知自覺的革命行動就非常無意義,或者説無趣。“君子劍”一生都在江湖上扮“崇高”,最後也只落得個修煉《葵花寶典》修煉得人性全無……

    彭曉方只是這麼偶然一踢,他可能一萬次都飛出界外,但這一閃卻直奔死角——歷史就是這樣,我們仍然把這偶然的崇高當成真正崇高。既然埃及豔后的鼻子不會高一分也不會矮一分,彭曉方那一踢也不會高一分或矮一分……

    感謝天意,這也是彭曉方進球后迄今惟一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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