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是中國人最喜歡的詞之一，這裡的“氣”指的是浩然之氣、凜然之氣，孟子善養此氣，我跟著他學，養了很多年，後來就有朋友說我是“小雞生鵝蛋——愣裝大眼兒”，可見這氣不是誰都能養出來的。“節”字很好理解，貞節、節操都是它，甚至還包括關節。中國人喜歡關節，這大概可以算是個奇聞，不過我自有依據，古人有一首讚美竹子的詩：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也虛心。這“節”毫無疑問是關節，從那以後竹子就被擬人化，稱作“竹君子”，跟松樹和蠟梅一道，成了道德高尚的標誌，道君皇帝趙佶還專門為它題辭曰“節節化人”。這個“化”是教化的化，竹子這東西有用處我承認，但非說它能教我作人，我就不大愛聽。用帕斯卡的話說，我雖然是一根葦草，但卻是一根有思想的葦草，比竹子高明得多。
對氣節最通俗的解釋就是“要臉不要命”，文縐縐的說就是“用生命捍衛尊嚴”，古時有個廉者寧死不吃嗟來之食，近代有位朱自清先生餓死不吃救濟糧，這都是有氣節的表現。維護尊嚴是個好事，但過分強調這尊嚴，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認為就有點離譜，“節”不知道值多少錢，但生命卻是萬金不換。我還有一點想不通的是：人家說一句“喂，來吃”，怎麼就能讓廉先生失了節？美國的救濟糧和朱先生的尊嚴又有什麼關係？如果說生存權是全部的人權，那麼廉先生和朱先生顯然是在藐視它，這樣的人，不給他人權我看也是活該。
中國古代官員有一個基本信條：文死諫，武死戰，這也是氣節，叫作“以生命捍衛國家利益”。寶二爺不喜歡這兩死，說那是“鬚眉濁物”們訕上賣直、沽名釣譽的投機行為，真不愧是寶二爺。當官本來是件好事，但有了這個信條，那些官就怎麼看都是一臉死相。“武死戰”好理解，作為一名戰士，本來就應該奮勇作戰，但是否一定要付出死亡的代價，我認為值得商榷。有個朋友的父親抗美援朝時當過飛行員，他說美國兵最怕死，一見人開著飛機要撞他，他就急忙跳傘，說的時候一臉鄙視。按我的想法，跳傘情有可原，開著飛機撞人倒是有點說不過去，你自己不怕死不要緊，那飛機可是國家的，好幾百萬一架呢。
漢朝有個洛陽令叫董宣，這個官相當於今天的北京市長。湖陽公主家奴殺人，被他抓住，當著公主的面砍了頭，結果被告了一狀，漢武帝還算明白事理，沒打沒殺，只讓他向公主賠個不是，董某人甚有氣節，說什麼都不肯道歉，兩手撐地，誰按都不低頭，搞得漢武帝也沒辦法，最後說你這個硬脖子，給我滾吧。（“強項令去！”）從那以後敢於死諫的官員就都被稱為硬脖子。
脖子硬，風險就大，從古至今，因為批龍鱗被金瓜砸破腦袋的，不知道有多少，聖堂之上血際斑斑。如果是為堅持真理，這腦袋砸的還算有價值，比干摘心，王累伏劍，屈原投江，布魯諾上火刑臺，都能名傳千古。奇怪的是很多人為了一點點雞毛蒜皮的事，動不動就要死諫，清朝的吳可讀在同治墓前自殺，為的不過同治選誰當繼承人的問題，在我們的時代，這就象是員工因為新來了個總經理而上吊；明朝嘉靖皇帝愛喝露水，海瑞為了勸他改掉這毛病，連棺材都準備好了；最不可思議的是唐朝的韋處厚，連皇帝舉行個宴會他都要死諫，幸虧沒有真死，要是死了，你說他這腦袋算個什麼玩藝。
亞當斯密說人是經濟的動物，意思是人類在行為之前，總要盤算成本和收益，想來這些硬脖子們心裡也計算過：死諫死諫，只要不遇上楚懷王，也不一定就死，這事風險雖大，收益可也不小，上書北闕，拂袖南山，定能天下揚名。如果沒有這種計算，我想只有白痴才肯主動去挨金瓜，想死辦法多了，上吊投井吃耗子藥，沒必要非跟自己的腦袋過不去。
這麼說來，氣節這東西就很值得懷疑，看起來有點象風險投資。鴉片戰爭後有一個著名的“氣節年代”，滿朝清流都在捍衛民族尊嚴，認為不能跟洋鬼子交易，天朝泱泱，豈容醜類，唯一一個能作事的李鴻章還被說成是漢奸。一百多年過去了，李二先生的漢奸帽一直未摘，我們卻想方設法要勾引鬼子們來天朝投資，而那最初的氣節，已然草凋花謝，渺渺無蹤。
對氣節最極端的解釋就是“捨生取義”，它有個著名的代表人物：岳飛。眾所周知，他死前曾經有跑路的機會，但他放棄了，最後和兒子女婿一起被扒了皮，對這點我一直不能理解。電影《色戒》裡有一段話，是批評釋迦牟尼的，說你拋妻棄子去修行，說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但你連自己妻兒的幸福都不顧，我怎麼相信你？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拿來問岳飛：你說你要拯救敵佔區的人民，但為什麼連自己兒子和女婿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同例還可以參照電影《愛國者》，那裡面的梅爾吉布遜很愛國，但顯然更愛自己的兒子，兒子第一，自己第二，國家第三，這看起來很自私，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更尊敬這洋鬼子的自私，以及他的沒氣節。
人權高於主權，這應該是普遍共識。也就是說社會公共道德必須尊重每個成員的個人權利，邊沁1768年在牛津大學演講，說道德應該為它的每個遵循者帶來好處或幸福，否則就不必遵守，除了對自我利益的理性計算外，其餘一切都是“誇張做作的廢話”。這話聽起來很耳熟，就是我們一直批判的“利己主義”，也是沒氣節的一種表現——不捍衛國家利益，只想你自己的小日子，那算什麼氣節？但我覺得過自己的小日子沒什麼不好的，如果建立國家就是想讓我過不好日子，那國家不要也罷。
關於“捨生取義”，我是這麼看的：生命無比重要，如果要取的“義”不是足夠大，我絕不會拿生命開玩笑。嗟來之食要吃，救濟糧也要吃，僅僅是因為別人的一點不尊敬就不活了，我看那不是氣節，而是腦袋進水了。
廉者、朱自清和岳飛的死，應該算是自殺，根據王艮的論證，這麼死層次最低，他這樣評價商代的三位名臣：微子之去，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為奴，庶幾免於死，故次之；比干執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這王艮是中國歷史上不多的幾個明白人之一，他這番話的焦點就是生命權。
美國《獨立宣言》講天賦人權，第一個就是生命權，這大概是美國大兵怕死的主要原因。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列舉了十九條自然律，第一個也是生命權，說它是最高等級的權利，任何理由都不能侵犯，所以很多國家相繼廢除了死刑。這麼一對比，我就覺得有些報紙上的宣傳很不對勁，一有烈女跳樓，大家就紛紛喝采，大讚“死得好”，似乎沒想到這關乎人類最至高無上的權利。還有一些口號隨處可見：學習某某好榜樣，時刻準備著為某某東西獻身。仔細想想，這幾乎就是在提倡自殺———和平年代，你老想著獻身算什麼意思？所以哈耶克說：“思想被國有化後，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個人等，都將消失。”我覺得有一種東西肯定會留下來，那就是：氣節。
硬脖子們在腦袋被砸之前有兩種選擇：要麼鳴而死，要麼默而生。如果我是那個當官的，我會這麼幹：大事肯定要說一說，至於皇上喜歡哪個姑娘，他什麼時候要去打狍子，我就隨他的便。另外說話也要講究個方式，有一些人腦袋被砸不是別的，只是因為說話太沖，關龍逄詛咒商紂王，結果被炮烙；葉向高諷刺明神宗，說“你這麼多年不肯見朝臣，真是高招”，明神宗抽著鴉片懶得理他，算是葉向高命大。這些話都有更好聽的說法，“你操了我40天的娘，現在我操你20天的娘”改成“我提幾點意見”可能更有效，而且前半句完全可以省略。當然，皇權時代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天下都是皇上一個人的，我說了你不聽，那就去休，罵人幹什麼？何況現在皇上也被打倒了。
晉代的殷洪喬算是另一個有氣節的人，他去南昌當市長，鄰居朋友們託他帶一些書信，走到南京了，殷先生的氣節突然發作，把信全丟到揚子江裡，說“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為人作致書郵！”這人可以跟我朋友周玉軍的譯著《郵差弗雷德》對比一下，也算東西文化的差異。我是這麼理解的：如果不想送這封信，你當初可以不收；既然收了，你就要負這個責任，有氣節不是壞事，但有了氣節就不負責任，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