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在《牛津語錄辭典》第三版中，英國詩人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1772—1834）①的話説到“自願對懷疑的臨時懸置，構成了詩歌信仰”。這種對胡言來之不拒的態度，是欣賞詩歌、長篇和短篇小説以及戲劇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作家的有些斷言，實在荒謬得令人難以置信。
比如説，誰會相信基爾戈·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寫的那些東西：“在太陽系中有一顆星球，那裏的人存在了一百萬年，蠢得竟然不知道他們的星球還有另一半。
直到五百年前，他們才把這件事弄明白。只是五百年前！
而他們現在卻把自己稱做Homosapiens②。
“愚蠢？你要説愚蠢？半個星球上的人那時居然還沒有字母！他們還沒有發明輪子！”
算了吧，特勞特先生。
他好像特別對美國的土著人嘲諷有加。應該説由於自己的愚蠢這些人已經受夠了懲罰。據麻省理工學院——我的哥哥、我的父親和我的祖父都在那裏獲得過高學位，但我的舅舅彼得·裏埃伯卻沒能及格畢業——的教授諾姆·喬姆澌基①所説：“以當前的估計，哥倫布按我們的説法‘發現’美洲大陸時，拉丁美洲可能有大約八千萬土著人，另有大約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人生活在格蘭德河②以北。”
喬姆斯基繼續説：“到了一六五○年，拉丁美洲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被消滅。當美利堅合眾國的疆界確定時，土著人口還剩下二十萬左右。”
依我的看法，特勞特根本無意再給我們的土著人來一次大清洗，而相反，他也許過於婉轉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類對諸如另一個半球的存在、核能利用這類的偉大發現，是否真使得人的生活變得比以前更加美好？我個人認為，核能使人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痛苦，在由兩個半球組成的星球上生活使我們的土著人失去了往日的歡樂，也沒讓“發現”土人、創造車輪和字母的人們變得比以前更加熱愛生活。
再次需要説明，我是出生於患有嚴重抑鬱症家族的嚴重抑鬱症患者。所以我才寫得這麼出色。
兩個半球比一個更好嗎？我有一段軼事可作例證，但沒有一點點科學性。我的曾外祖父更換了兩個半球的場所，正趕上臭名昭著的不文明的國內戰爭，①當兵殘了一條腿。他的名字叫彼得·裏埃伯。彼得·裏埃伯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買下一家釀酒廠，從此發跡。他釀造的酒中有一個品牌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博覽會上贏得金獎。酒的秘密配方是咖啡。
彼得·裏埃伯將酒廠交給了他的兒子，即我的外祖父阿爾伯特，而他又返回到了原來的半球。他斷定還是那邊半球更好。我們的教科書中常常有一張移民下船的照片，但我聽説，這些人其實正在上船，準備返回原地。
這裏的半球決不是玫瑰花牀。我母親在這半邊自殺，接着，我姐夫乘的火車翻落了無欄的懸橋而送命。
第二十七章
特勞特告訴我，時震將他彈回到一九九一年後。他不得不重新創作的第一篇小説是《狗的早餐）.小説寫的是在馬里蘭州比薩斯達國家衞生研究院搞科研的一位名叫弗里昂·蘇諾科的瘋子科學家。蘇諾科博士認為，真正聰明的人在他們的腦子裏有微小的無線電接收器，從別的什麼地方獲得高招妙策。
“那些聰明仔肯定得到了外來的幫助。”特勞特在離宮對我説。特勞特讓瘋子蘇諾科做他的替身。他本人似乎也確信某處有一個巨大的電腦，通過無線電波發出指令。向畢達哥拉斯説明了直角三角形，向牛頓説明了萬有引力。向達爾文説明了進化論，向巴斯德説明了細菌，向愛因斯坦説明了相對論。如此等等。
“那台電腦，不管它在哪兒，不管它是什麼東西，一邊假裝幫助我們，而實際上想殺死我們這些想得太多的呆子。”
基爾戈·特勞特説。
特勞特説他並不在意重寫《狗的早餐》以及自由意志再次闖入以前寫過並扔掉的其他三百餘篇小説。“寫或重寫，對我來説是一回事。”他説，“我雖然八十有四，但我就像只有十四歲時一樣，充滿好奇，充滿歡樂，並且發現，如果把鋼筆尖放在紙上，它就會自動寫出一篇小説來。
“是不是感到奇怪我為什麼告訴別人我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問道。我最好還是解釋一下，真正的文森特·凡·高是荷蘭人，在法國南部作畫。他的畫現在已列為世界最珍貴的財寶，但他活着的時候只賣掉過兩幅。“他自知容貌醜陋，討不了女人的歡心，同我的情況一樣。但這不是全部原因，雖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特勞特説。
“凡·高和我的主要共同之處在於，”特勞特説，“他作的畫使他感到震撼，雖然所有其他人都認為它們一文不值。
我寫的小説使我感到震撼，雖然所有其他人都認為它們一文不值。
“你還能有多幸運？”
對於他的行為和他的作品，特勞特需要的惟一評判鑑賞者就是他本人。這就使他能對時震後的重播坦然處之，毫不感到吃驚。在他個人以外的世界中，有的只是更多的蠢行，就如戰爭、經濟崩潰、瘟疫、海嘯、電視明星或者其他任何東西一樣，全令他嗤之以鼻。
自由意志剛剛闖入的那一刻，特勞特在文學藝術院附近地區能夠成為理智清醒的英雄，在我看來那是因為他與我們其他人不同。他並未發現似曾經歷過的錯覺中的生活與真實材料的生活兩者之間有何顯著的區別。
時震後的重播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説是一場災難，而他卻不受多少影響。關於這一點他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寫道：“我不需要一次時震來教我懂得，活着只是爛屎一缸。我從我的童年、十字架上的蒙難和歷史書中早已瞭解了這一點。”
下列故事以供備案：在國家衞生研究院工作的弗里昂·蘇諾科是個富翁，他僱用盜墓人替他去找去世的門撒國際①成員的腦子。門撒國際是個全國性的俱樂部，其成員必須是在智商測試，或叫IQ測試中獲得高分者。這是一種由語言和非語言技巧組成的標準化測試，將參加測試者與普通的某某某某對立起來，同Lumpenproletariat②對立起來。
他派出的盜屍者也去替他找來在一些愚不可及的事件中喪生的蠢人的腦子，以供比較，比如在車輛如流的街上闖紅燈，野餐生炭火時用汽油等。為了不被人懷疑，他們用從附近肯德基炸雞店偷來的提桶．一次送一個新搞到的腦子。
不用説，蘇諾科的上司根本無從知道他一天天工作到深夜究竟在幹些什麼。
他們顯然確實注意到了他對炸雞的酷愛，總是讓人用小提桶整桶整桶送來，而且從來不分點給別人吃。於是他們總是心中詫異：他為何仍然骨瘦如柴？在正常上班時間裏，他幹他拿這一份工資必須乾的活，那就是研製開發一種新的避孕藥片，能使性樂趣喪失，這樣就可以防止青少年發生性行為。
然而到了晚上實驗室沒有其他人的時候，他就把高智商的大腦切開，尋找微型無線電接收器。他認為那東西不可能是用外科手術植入門撒國際成員腦中的。他認為接收器與生俱來，因此肯定是血肉製成。蘇諾科在他的秘密日記裏寫道：“人的腦子只不過是三磅半重佈滿血絲的海綿體，僅夠狗當一頓早餐。如果沒有外來支持，不可能寫出《星塵》這樣的作品，更不用説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了。”
一天晚上，他在一個門撒國際成員的內耳側發現不大於一顆芥籽的一小塊鼻涕顏色的隆起物，而此人讀初中時一次又一次在拼寫比賽中獲勝。Eureka！①他又重新檢查了一個低能者的內耳部位。此人穿着滑輪溜冰鞋去抓一輛疾駛而過的車輛的門把手。她兩邊內耳都沒有鼻涕色的隆起塊。Eureka！
蘇諾科又細查了五十個腦子，一半來自笨得難以置信的人，一半來自聰明得難以置信的人。只有幾名火箭科學家的內耳部有隆起物。聰明仔們為何智商測試結果那麼好。隆起物肯定是原因所在。人體中那麼小的一粒，如果僅僅是多餘組織的話，那麼就像丘疹一樣不可能有所作為。
它一定是台無線電接收器！不管問題如何深奧晦澀，肯定是這類小接收器向門撒國際的成員、學校的優等生、電視智力競賽的參加者輸送了正確的答案。
這是諾貝爾獎性質的重大發現！因此，蘇諾科在把新發現寫成論文發表之前，就去給自己買了一套去斯德哥爾摩領獎穿的燕尾服。
第二十八章
特勞特説：“弗里昂·蘇諾科從國家衞生研究院大樓跳入下面的停車場死了。他身上穿着那套永遠也到不了斯德哥爾摩的新燕尾服。
“他意識到，他的發現證明，做出這樣的發現他沒有什麼功勞。他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為凡是做出了像他那樣偉大成就的人，都不可能只憑人的大腦，只憑腦殼裏面狗的一頓早餐，就可成功。他只有得到了外來的幫助才能為之。”
十年的間隙過後，自由意志再次闖入時，特勞特從似曾經歷過的錯覺狀態轉入無限生機，這中間的過渡十分平穩。
重播把他帶回到時空連續統一體的某一個環節，他又重新開始寫那個腦袋長在兩腿間該長傢伙的地方、而他的傢伙卻長到該長腦袋地方的英國士兵的故事。
沒有任何預兆，重播突然無聲無息地結束了。
這對任何正在操作自行驅動運輸器械的人或乘坐這種器械、或站在這種器械路徑當中的人來説，是災難性的一刻。因為十年來，機器像人一樣重複着它們前一個十年的動作，當然也常常出現致命的後果。正如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所寫的：“不管是否‘重播’，現代交通是一場生死就在幾寸之間的遊戲。”但是，來第二遍的時候，造成所有傷亡的責任在於打嗝的宇宙，而不在人類。有些人看似在駕駛，但並沒有真正在操作。他們不能操作。
再引一句特勞特説的話：“老馬自識回家途。”但當重播結束時，這匹老馬——從輕便摩托車到大型噴氣式飛機的任何東西都有可能——卻不認識回家的路途了。必須有人告訴它下一步該怎麼跨，不然的話就完全成了牛頓運動定律的超道德的玩具了。
特勞特坐在文學藝術院牆壁自己的帆布小牀上，操作的是既不危險也不難駕馭的圓珠筆。自由意志闖入時，他只是接着寫下去。他寫完了小説。那呼之欲出的故事，展開翅膀將它的作者帶過了裂着大口的陷坑，而我們中大部分人都有跌落的危險。
只有當他完成了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即他的小説，特勞特才有可能去注意外面的世界中，或者説整個宇宙中正在發生些什麼，如果正巧有事情在發生的話。由於他是個沒有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的人，他有特別的自由可以在幾乎任何場合使用奧卡姆剃刀，或稱節儉法則。也就是説。
對某一現象最簡單的解釋，十之八九要比花哨玄乎的理論更接近真理。
講到他如何完成那篇被耽擱了那麼久的小説，特勞特的解釋全沒有傳統論證的那一套繁瑣：什麼生活的意義啦，宇宙的能量啦，如此等等。正因如此，這位老科幻作家能夠直截了當地切中最簡單的真理：過去的十年裏每個人都經歷了他所經歷的一切。他沒有發瘋，沒有死去，沒有下地獄，只是宇宙突然收縮了一下，然後又繼續膨脹，使得每個人、每件東西都成了木偶，重複着自己的過去。這同時也證明了，過去是不可更變、也是不可摧毀的。這正是：
巨手劃過時空。寫下歷史，
完成了篇章又揮筆不止。
所有的虔誠和智慧。都無法
使它回頭，或使半行消失，
再多的淚水也沖刷不掉
已經寫下的一句一詞。
接着，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下午，在紐約遠離市區通向地獄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以及所有地方，自由意志突然之間破門而入。
第二十九章
我本人也在一系列連續性的行為中從似曾經歷過的錯覺過渡到了無限生機。旁觀者可能會説，自由意志一出現，我即刻駕馭了它。但事實並非如此：時震開始前的一瞬間，我正好將一碗熱雞湯麪打翻在膝蓋上，從椅子上跳起來，用兩隻手把滾燙的雞湯和麪條從褲子上抹去。重播結束時，這就是我要接下去做的動作。
自由意志重新闖入時，我不假思索地繼續把麪湯從褲子上抹去，不讓它透過布料，滲到裏面的內褲上。特勞特説得不無道理，我的動作是條件反射，缺乏主觀創造性，不能被認為是自由意志主導下的行為。
“要是你在進行着思考，”他説，“那麼你就會解開褲子．褪到腳踝處，因為褲子已經浸透了，不管怎麼瘋狂地拍打抹擦都無濟於事，阻止不了湯一路滲透到內褲上去。”
不光在遠離市區通向地獄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而且在整個廣闊的世界中，特勞特肯定也屬於最先意識到自由意志闖入的人之一。對他來説，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而對其他人則全然不同。其他大多數人在他們的錯誤、厄運、虛幻的成功被無情地重複了十年之後，用特勞特的話來説，“對正在發生的事或者將會發生的事，已經漠不關心”。這種綜合徵後來有了一個專門的名稱，叫PTA，亦即“時震後麻木症”。
特勞特現在做了一項我們很多人在重播開始時曾試過的實驗。他故意胡謅一些不成意思的東西，例如“嘟嘟——噠——嘟，叮叮噹噹，啊嚏福氣，哇，哇”之類。回到第二個一九九一年的時候，我們當時也都想説些這類的東西，希望以此證明，只要努力，我們仍然可以説我們想説的話，做我們想做的事。當然，我們無法如願。但是在重播結束之後，特勞特試着説“藍貂雙焦點透鏡”之類的話，果然他張口就成。
毫不費力！
自由意志闖入的時候，歐洲、非洲、亞洲人正在黑夜之中。大部分人都睡在牀上，或坐在某處。而在這個半球上，絕大部分人根本不處在睡眠狀態，因此摔倒的人大大多於其他地方。
不管在哪—個半球，如果一個人正在走路，兩隻腳支撐的體重不平均，他會失去平衡，朝他或她正在行走的方向倒下。自由意志闖入時，即使是在車輛如流的馬路中央，行人由於“時震後麻木症”必然會倒下，躺倒在地面上。
你不難想像自由意志闊入後，尤其在西半球，樓梯和自動扶梯底下是怎樣的一幅慘象。
這就是你的新世界！
我的姐姐艾麗真正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四十一個年頭，願上帝保佑她的靈魂安息。她認為栽倒是人的行為中最滑稽的事情。我這裏指的不是因為中風或心臟病發作或腿腱斷裂或其他原因倒下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十歲或十歲以上、不同種族和性別、身體狀況良好的人，在平平常常的某一天突然間全都栽倒。
在艾麗彌留之際，雖然已時日不多，我對她講某人栽倒的故事，仍然可以給她帶來快樂，或者説，如果可以這麼説的話，繪她一點頓悟。我的故事不是從電影裏看來，也不是道聽途説得來的。它一定是我親眼目睹的説明地球引力的原始例證。
我講的故事中只有一則是來自專業喜劇演員的。那是很久以前，我很幸運能在印第安納波利斯阿渡羅劇院的舞台上看到歌舞雜耍表演。那是這類表演消失前的臨死掙扎。其中一名演員是我眼中的聖人，十分出色。他表演過程中總是有這樣一段插曲：從台上掉進樂池，然後頭戴着一面低音鼓爬上舞台。
我所有其他故事——對這些故事艾麗百聽不厭，直到她釘子似的僵直地死去——涉及到的都是業餘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