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记不得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时震发生时我正在做些什么。反正肯定没在做什么大事。我绝对肯定的是没在写另一本书。我当时七十八岁，天哪！我的女儿莉莉十八岁了。
但是老基尔戈·特劳特仍然笔耕不辍。在住宿营里，大家都还以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坐在住宿营自己的帆布床上，刚刚又开始一篇关于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哈代的伦敦工人的小说。阿尔伯特·哈代的名字也是小说名，他出生于一八九六年，生下来头长在两条腿中间，而生殖器却突显于脖子上方，看上去像“西葫芦”。
阿尔伯特的父母教他用手走路，用脚吃饭。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的隐私部位藏进裤子里。他那部分不像特劳特父亲“叮儿——铃”寓言中那个逃犯的那样硕大无比。但这与故事无关。
莫妮卡·佩帕在隔壁的办公桌前，相隔只有一步之遥。
但他们仍然没有见面。她、达德雷·普林斯和她的丈夫仍然确信，往门前垃圾篓里扔稿子的人是个老太太，因此她不可能就住在隔壁。他们至多只能猜测她来自某个专为落泊老人开设的男女兼收的住宿营，如在修道院大道上的那所，或在圣约翰大教堂附近教区会所内的戒瘾中心。
莫妮卡自己的房子——当然也是佐尔顿的——是在海龟湾的一所公寓房，离文学艺术院七英里，街区十分安全，离联合国总部近得很舒适。她上下班坐专门司机驾驶的经过改装的高级轿车，可以让佐尔顿的轮椅上下方便。文学艺术院非常富有。钱从来不是个问题。由于过去老派艺术爱好者的慷慨捐赠，它比联合国几个成员国要富裕，其中肯定包括马里、斯威士兰和卢森堡。
那天下午佐尔顿坐在轿车上，正在去接莫尼卡的路上。
时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等佐尔顿的到来。而他已到了门口。正在按文学艺术院的门铃，一下子被弹回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他将年轻十岁。而且又肢体健全了！
说到门铃引出的结果，那就一言难尽了！
但当重播结束，自由意志重新闯入时，一切都回复到时震开始那一刻的状态。因此佐尔顿又是下肢瘫痪，困于轮椅，正在按门铃。他未能意识到突然之间要由他自己决定他的手指下一步该做什么。他的手指没有得到来自他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指令，一直按在门铃上。
佐尔顿的手指正按在门铃上的时候，一辆失控的消防车撞在他的身上。消防车的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该由他来操纵那机器。
正如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所说：“是自由意志造成了所有这一切的破坏。时震及震后状况甚至没有碰断蜘蛛网的一根丝，除非其他力量已经先把这根丝弄断。”
时震袭来时，莫妮卡正在做离宫的预算。这个建在罗德岛锡安角的作家度假村，其资金来自朱利亚斯·金·鲍温基金会。基金会由文学艺术院管理。朱利亚斯·金·鲍温死于莫妮卡出生之前，是个从来没结过婚的白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因写小说和作讲演发了大财。他写的讲的都是些关于美国黑人为了获得成功而竭力模仿成功的白人的事，既精彩又令人感动。
在锡安角公共海滩和离宫度假村之间有一块铸铁的历史标记牌，上面说这幢大楼是鲍温一九二二年直至一九三六年去世这段时间的居家和工作处。据说沃伦·G．哈定总统①宣称，鲍温是“美国桂冠搞笑人、黑鬼方言大师，是曾属于马克·吐温的幽默大帝皇冠的继承者”。
二○○一年我在读标记牌上文字的时候，特劳特向我指出：“沃伦·G．哈丁有一个私生女，是在白宫放扫帚的小室里，在—个速记员的产道里搞成的。”
第二十三章
特劳特被时震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血库前的排队人群中时，他仍然记得《阿尔伯特·哈代》是怎样结尾的——就是那篇关于一个头长在腿中间，家伙长在脖子上方的人的小说。但直到自由意志闯入人心，整整十年他一直无法把结尾写下来。阿尔伯特后来当了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场索姆战役中被炸成了碎片。
阿尔伯特·哈代的身份识别牌未被找到，但他身体的各部分都收拾到了一起，头放在脖子上方，像其他人一样。他那件家伙缺失了。但实话实说，也不会为了那件东西去进行彻底搜索。
阿尔伯特·哈代后来被埋葬在法国无名战士墓园的“不灭圣火”之下，“总算正常了”。
我本人被一下子弹回到纽约长岛顶端这一幢房子里。
现在重播过半，我正在这里写作。和现在一样，一九九一年我正在看我已发表作品的一列清单，心中诧异：“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当时我的感觉和现在一样，觉得自己就像赫尔曼·麦尔维尔所描述的那些现已缄口不言的捕鲸人。所有一切能说的，他们都已经说过了。
在二○○一年我告诉特劳特，我有一个红头发的童年朋友，叫戴维·克雷格，现在是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的一个建筑工。在我们参加的那场战争中，他因在诺曼底炸毁了一辆德国人的坦克而获得铜质奖章。他与一个伙伴发现那个钢制魔鬼孤零零地停在树林里，马达熄了火，外边也没有人。坦克内的收音机播放着流行音乐。
戴维和他的伙伴取来了火箭筒。他们回来时坦克还在老地方，收音机仍在里面播放着音乐。他们用火箭筒向坦克发射。德国人没能跑出炮塔。收音机哑了。就这些。就这么结束了。
戴维和他的伙伴迅速逃离。
特劳特对我说．看来我童年朋友的铜质奖章是受之无愧的。“他几乎肯定消灭了里面的敌人和收音机，”他说，“因而免除了他们战后平民生活中多年的失望和枯燥。他也使他们做到了如英国诗人A.E.豪斯曼①所说的‘在荣耀中死去，永不衰老’”。
特劳特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稳住上腭假牙，然后继续说：“如果我有耐心塑造立体的人物，我也可以写出畅销书来。《圣经》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但最受人欢迎的故事只能是一对漂亮男女兴致十足地婚外交媾，但还未尽兴时就不得不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分手。”
我想起了我姐姐艾丽三个儿子之一的斯蒂夫·亚当斯。
艾丽的丈夫吉姆在新泽西火车越出无栏吊桥的铁路事故中不幸身亡。两天后，生活中的一切又像癌症一样杀死了艾丽。此后，我的第一位妻子简和我收养了斯蒂夫。
斯蒂夫在达特茅斯读大学一年级时，圣诞节假期回到科德角家中。他刚刚读完一位教授规定必读的小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几乎热泪盈眶。
斯蒂夫现在已是个中年影视喜剧作家，但那时却如此精彩地被冲破了防线，使我深受触动，决定重读那使他如此感动的东西。结果发现《永别了，武器》是对婚姻体制的批判。海明威的英雄在战场上受伤。他同他的护士坠落爱河。他们没有结婚，就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度蜜月，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酒。为了不使读者有一点怀疑，她怀孕了，证明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她和婴儿都死了，因此他不用去找稳定的工作、找房子、买人寿保险等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保存了美好的记忆。
我对斯蒂夫说：“海明威使你流下了眼泪，那是宽慰的泪。那家伙原本好像不得不结婚，安顿下来。但后来他却不必如此。嗬！好险哪！”
特劳特说，像《永别了，武器》那样对婚姻表示不屑的书，他还能想起的只有一本。
“说说哪一本。”我说。
他说那是亨利·大卫·梭罗的作品，书名是《沃尔登湖》。
“是本好书。”我说。
第二十四章
我在一九九六年的演讲中说，美国有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的婚姻破裂，那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有大家庭。你同某个人结婚，你得到的只是一个人。
我说夫妻两人吵架，为的往往不是钱，不是性，不是权。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你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他不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我知道女人想要什么。她们要的是一大群人听她们说话。
我很感谢特劳特，因为他提出了夫妻时概念，作为衡量婚姻亲密关系的单位。夫妇之间相处亲近，意识到互相的存在，如果其中一个想说什么，不会三句话便大吼大叫，这样的一小时就是一个夫妻时。特劳特在他的小说《金婚》中说，他们不必非得说些什么才能挣得一个夫妻时。
《金婚》是时震前达德雷·普林斯从垃圾篓里捡回来的另一篇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卖花的人，为了做大生意，说服那些一起在家工作，或一起开夫妻老婆店相厮相守时间长的人，一年之中应当多庆祝几次结婚周年。
据他计算，在两处工作的夫妻平均每个工作日可得四个夫妻时，周末可得十六个。两人熟睡的时候不算在内。
这样，一个标准夫妻周就包括三十六个夫妻时。
他再将这个数字乘以五十二，取个近似整数，这就得到一个一千八百夫妻时的标准夫妻年。他到处宣传，任何一对夫妻只要攒够了这么些夫妻时，就有权庆贺结婚周年，就应该得到别人送的鲜花和其他适时礼品，尽管他们有时只需二十周便可如愿。
如果一对夫妻像这样不断地积累夫妻时，就像在我的两次婚姻中，我和我的两个妻子所做的那样，那么他们很容易只用二十年时间就可以庆祝红宝石婚，用二十五年就可以庆祝金婚！
我不想借此机会讨论自己的爱情生活。可以说我仍然无法理解女人的身材是如何塑成的，我到坟墓里去的时候也会想着抚弄她们的臀部和胸脯。我也要说，做爱，如果是真诚的，是撒旦放进苹果让蛇交给夏娃的最好主意之一。
然而苹果中最最好的主意是创造爵士乐。
第二十五章
艾丽的丈夫吉姆·亚当斯确确实实是艾丽在医院去世前两天因火车翻落无栏杆的吊桥而遇难的。真比小说还离奇！
吉姆因生产一种他自己发明的玩具而把全家深深拖入了债坑。那是一种里面填塞着一团永久性可塑胶泥的橡皮球体。实际上是一团长皮肤的胶泥！
橡皮球的表面印着一张小丑的脸。你可以用手让它的嘴张大，让它的鼻子升高，眼睛下陷。吉姆叫它“橡皮泥脸”。橡皮泥脸一直都没受到欢迎。更有甚者，由于生产和广告的开支，橡皮泥脸给他们带来了一大堆债务。
艾丽和吉姆都是生活在新泽西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人，他们共有四个男孩，没有女儿。其中一个还是啼哭不止的婴儿。这些人本来就没让人把他们生下来。
我们家的男孩和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像艾丽一样，往往带着些描图、绘画、雕塑或其他艺术天赋。我和简所生的两个女儿，伊迪丝和娜内特。现在都是中年职业艺术家，举办展出，出售绘画作品。我们那个当医生的儿子马克也是如此。我也如此。艾丽如果愿意下点工夫，迫使自己搞点什么，她也可以在艺术上有所作为。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她说，”就算你有才，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它去搞点什么。”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蓝胡子》里说：“当心带着天赋的神祗。”我想当时我写那句话时，脑子里想到的是艾丽。我在《时震之一》中让莫妮卡·佩帕在文学艺术院钢板大门上用橘黄和紫色油漆喷上“操他娘的艺术”几个字时，脑子里想到的还是艾丽。我几乎可以肯定，艾丽不知道有一个叫文学艺术院的机构，但看到那些鲜艳的文字，不管喷涂在什么地方，她一定会感到欣喜无比。
我们当建筑师的父亲对艾丽小时候的任何艺术作品都大加赞扬，言过其实，就好像她是米开朗琪罗再世，这反而使她无地自容。她不笨，也不是没有品味。父亲无意之中同她开玩笑。故意说她才气有限，这样，把她本来就不浓的兴趣浇灭了。要不然，虽说不一定大有作为，但她的才能兴许也会有可为之处。
艾丽也许感到，因为她长得漂亮而得到别人的故意偏袒，一点点小成就受到过度夸奖。只有男人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我十岁、艾丽十五、天生的科学家大哥伯尼十八岁时，我在一次吃晚饭时说，女人甚至成不了最好的厨师和裁缝。
男人才是。母亲把一大罐水倒在我的头上。
但是母亲爱兴致十足地谈论艾丽的未来，就像父亲讲到艾丽的艺术作品时那样夸夸其谈。嫁给一个有钱人，这样做对艾丽至关重要。大萧条期间，全家省吃俭用，送艾丽进杜达霍尔的女子学校与印第安纳州几名女继承人一起上学，该校又称“两门地狱”、“少女堆场”，在肖利奇高中以南相隔四条街的地方，若在肖利奇，她就能像我一样接受自由、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民主、而且男女疯狂地混杂的教育。
我第一个妻子简的父母，哈维和莉娅·考克斯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独生女送到杜达霍尔，给她买阔小姐的衣服，尽管经济上已力不从心，但为了她的缘故坚持不从伍德斯托克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退出，以便她将来能嫁进一个有财有势的家族。
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某个有钱有势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男人会允许同一个有阔小姐举止和品味，但家里穷得丁当响的姑娘结婚这种想法，就如同想靠卖装湿泥团的橡皮球赚钱一样显得愚不可及。
公事公办。
艾丽找得到的也只能是吉姆·亚当斯这样的丈夫，一个战争期间在军队里搞公关的匈牙利人，英俊、潇洒、滑稽，但既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在那个未婚女子感到恐慌的年代，艾丽能找到的也就是这种男人了：从部队退伍时还是个陆军一等兵，因在康奈尔大学考试门门不及格去参军入伍，而现在自由意志再次闯人，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一无所知。
请你注意：简不但有阔小姐的风度和服饰，而且在斯沃思摩尔是个优等生，还是学院里一名出色的作家！
我想既然我学的是理科，或许可以成为某类蹩脚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