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爾君小姐從海濱浴場回來了，法魯克先生在等着她。他們坐了下來，我端來了早餐。他們三人一個看着報紙，另一個打着盹。他們聊着笑着吃完了飯。之後法魯克先生拿起他那個大包，就去蓋布澤的檔案館了，倪爾君則到禽舍那邊看書去了，麥廷還在看報紙。我沒有收拾早餐桌就上了樓。我敲了敲老夫人的門就走了進去。
“老夫人，我要去市場了，”我説，“您想要點什麼嗎？”
“市場？”她説，“這裏有市場麼？”
“好多年前開了小店，”我説，“您知道的。您想要點什麼？”
“這些店裏我什麼也不想要！”她説。
“我們中午吃什麼？”
“我不知道，”她説，“做點能吃的東西！”
我下了樓，脱下圍裙，拿上網兜、空瓶子和軟木塞出去了。她經常告訴我什麼是不能吃的，卻不告訴我什麼才算是能吃的。以前由我去想，去找，但是已經四十年過去了，我知道她都吃些什麼!天氣熱起來了，我出汗了。街上人開始多了起來，但還是有些人正趕着去伊斯坦布爾上班。
我爬上了坡，房子變少了，花園和櫻桃樹多了起來。鳥兒們還站在枝頭。我心情不錯，但沒有再走下去。我拐上了一條土路，不久就看到了他們的房子以及房頂的電視電線。
奈夫扎特的妻子和傑奈蒂大嬸正在擠牛奶。
冬天裏冒着熱氣的時候來觀賞一下是件很開心的事情。奈夫扎特也在那兒，他正彎腰擺弄着靠在房子另一面牆上的摩托車。我走了過去。
“你好。”我説道。
“你好。”他説道，但並沒有轉身看一眼。他正把手指插進摩托車的某個地方擺弄着。
有一會兒我們都沒説話。後來為了隨便説點什麼，
“壞了嗎？”我問道。
“沒有，夥計！”他説道，“這怎麼會壞呢？”
這輛摩托車是他引以為傲的東西，它的轟鳴聲能把整個街區鬧得一團糟。兩年前他用自己當園丁和賣牛奶掙到的錢買了這輛車。每天早上他騎着摩托車送牛奶，但是我讓他別給我們送，我會自己過來拿，我們可以聊一聊。
“你拿來了兩個瓶子？”
“對，”我説道，“法魯克先生他們也來了。”
“好吧，放在這兒吧。”
我放了下來。他從屋裏拿來了漏斗和量具。他先把牛奶裝進量具，然後又用漏斗倒到瓶子裏。
“你有兩天沒來咖啡館了。”他説道。
我沒有説話。
“哎呀，”他説道，“夥計，別理那些可恥的傢伙。他們都沒有教養。”
我想着。
“説真的，那報紙上寫的是真的嗎？”他後來問道，“真的有這樣一個侏儒之家嗎？”
大概所有人都看了報紙。
“你馬上就生氣走掉了，”他説道，“值得跟那些沒教養的傢伙生氣嗎!當時你去哪兒了？”
“去看電影了。”
“演的什麼？”他問道，“快講一講。”
我給他講了。我講完的時候瓶子已經都裝滿了，他開始用木塞封口了。
“軟木塞現在很少見了，”他説道，“漲價了。一些劣質葡萄酒已經在用塑料塞子了。我説你們可別把軟木塞弄丟了，弄丟一個的話就要十個里拉。因為我的不是泉水牌的牛奶。如果你們覺得不划算的話，你們就讓你們的孩子喝添加了藥水的牛奶吧。”
他經常説這些事情。我本來是要把法魯克先生給我的軟木塞從兜裏掏出來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不想這麼做了。僅僅是為了迎合他，我説：
“什麼東西都漲價，漲了不少。”
“的確如此！”他迅速地往瓶子裏灌牛奶的時候説道。他有些激動了。他説起了物價上漲，説起了過去那些美好的時光，我覺得很煩，就沒聽他説的話。他把所有的瓶子都灌滿放到箱子裏，“我要去送這些牛奶，”他説道，“你要是願意的話我也可以把你送回家。”他踩了一下腳蹬，摩托車“轟隆”一聲就發動了起來，他坐了上去。“快點！”他喊道。
“不了，”我喊道，“我要走走。”
“那好吧！”他説道，騎着摩托車飛馳而去。
我看着他身後揚起的塵土，直到他開上了柏油路。我也為他感到臉紅。我提着裝有牛奶瓶子的網兜走着。走了一會兒我轉身看了看身後。奈夫扎特的妻子和傑奈蒂大嬸還在擠牛奶。傑奈蒂大嬸得過瘟疫，我媽媽過去常説。她經常講瘟疫氾濫的那些日子，我也常常會害怕。走過花園，聽不到蟋蟀叫了，這時兩旁就有房子了。多少年來這些地方一點都沒有變。後來，九月份的時候人們開始來這裏打獵，還帶着許多像瘋狗一樣從車裏竄出來的兇猛的肥狗，孩子們，別靠近它們，它們會咬人的!一面牆的裂縫深處有一隻壁虎!它逃走了!兒子，你知道壁虎為什麼會把尾巴留下嗎，塞拉哈亭先生問道，你知道這是根據什麼規律嗎?我不説話，害怕地看着他：爸爸，大概它累了，很虛弱，疲憊不堪了。等一下，我要寫在一張紙上給你，他説道，寫下了查爾斯?達爾文，我還藏着這張紙。他活着的最後那段時間裏又給了我另一張紙：兒子，這上面列出了我們身上缺少以及過剩的東西，我只把這個留給你，也許有一天你會明白的。我接過紙看了看：是用奧斯曼文寫的。他那因為喝酒而充滿血絲的眼睛近距離地看着我，一整天他都在自己的房間裏努力寫他的百科全書，他很累了。晚上的時候他會喝點酒，然後，一星期有一次，他會喝得很多，大鬧一場。有時候他會在花園的某個地方、在他的房間裏或者在海邊醉醺醺地溜達好幾天，直到在酒精的作用下睡去。那些日子裏老夫人常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從來不出門。我去了肉店。裏面人很多，但深色皮膚的漂亮女人不在。
“雷吉普，你要等一會兒了。”瑪赫穆德説道。
一直提着瓶子，我也累了，坐一會兒就好多了。後來，一在他酒後酣睡的地方找到“他”，我就會心驚膽戰地過去把他叫醒，免得被老夫人看到後又要發作，也免得讓他一直在那兒受凍。先生，你怎麼躺在這兒呢，要下雨了，您會着涼的，快回家吧，睡在您的房間裏，我常常這麼説。他會嘟囔着，自言自語着，用蒼老的聲音罵着：這該死的國家!這該死的國家!一切都白費了!要是我能一口氣把那幾冊寫完就好了，最起碼要是我早把那個小冊子寄給伊斯泰邦就好了。都什麼時候了，整個民族還在沉睡，整個東方還在沉睡，不，沒有白費功夫，但是我已經不行了，唉，要是我有一個我想要的那種女人就好了，雷吉普，你媽媽什麼時候死的，兒子啊!最後他會站起來，挽着我的胳膊，我領着他回家。走在路上他嘴裏嘟囔着：你説他們什麼時候才能覺醒呢?那些傻瓜們正安逸地睡着，他們都沉浸在了虛假愚蠢的安逸之中，他們相信世界與他們頭腦中的狡辯和愚昧故事是一樣的，帶着這種愚昧的喜悦他們一直睡着。我要拿棍棒打他們的腦袋，把他們都給打醒!傻瓜們，快擺脱這些謊言吧，你們快醒過來看看吧!後來，“他”靠着我，我們一起上樓往他的房間去的時候，老夫人的房門從裏面悄悄地打開了，她那充滿嫌惡而又不安的眼睛似乎從黑漆漆的門縫一閃而過。這時，他會説，咳，愚蠢的女人，愚蠢膽小的可憐女人，我對你的感覺只有厭惡，雷吉普，扶我上牀，我醒來的時候把咖啡準備好，我想馬上開始工作，我必須得快點，他們已經把字母都改了，把我百科全書的計劃全給打亂了，十五年了我都沒能整理好，他常這麼説，然後他説着説着就會睡着了。我會看一會兒他睡得怎麼樣，再安靜地離開他的房間。
我想得出神了。我意識到，其中一個女人的孩子正着魔似的看着我。我心裏煩了。我來想點別的事情吧，我想，但還是無法忍受，我起身拿起了瓶子。
“我過會兒再來。”
我出去了，走向雜貨鋪。孩子的好奇心是讓人無法忍受的。小時候我自己也會常常感到好奇。我曾經以為，這是因為我媽媽沒結婚就生下了孩子，但那是後來的事情了，是媽媽説我爸爸不是親爸爸之後的事情。
“雷吉普伯伯！”有個人喊道，“你沒看見我嗎？”
是哈桑。
“我確實沒看見，”我説道，“我愣神了。你在這兒幹嗎呢？”
“什麼都不幹。”他説道。
“快點回家做你的功課吧，哈桑，”我説道，“你在這些地方能幹什麼呢?這不是你來的地方。”
“為什麼不是？”
“孩子，你別誤會，”我説道，“我是説你要用功學習。”
“伯伯，早上我學不進去，”他説道，“太熱了。我都是晚上學。”
“晚上要學，早上也要學，”我説道，“你想要學習，是嗎？”
“我當然想要了，”他説道，“學習也不像你想的那麼難，我會學得很好的。”
“但願如此！”我説道，“你現在快回家吧。”
“法魯克先生他們來了嗎？”他問道，“我看到那輛白色的阿納多爾車了。他們好嗎?倪爾君和麥廷也都來了嗎？”
“他們都來了，”我説道，“都很好。”
“向倪爾君和麥廷問好，”他説道，“事實上我剛才就看見了。我們以前都是朋友。”
“我會跟他們説的，”我説道，“你快回家吧！”
“我現在就回去，”他説道，“但是雷吉普伯伯，我想求你點事。你可以給我五十里拉嗎?我要買本子，本子都可貴了。”
“你在抽煙嗎？”我問道。
“我是説我的本子用完了…”
我把瓶子放到地上，掏出二十里拉給他。
“這不夠。”他説道。
“得了，得了，”我説道，“我可是要生氣了。”
“那好吧，”他説道，“我只能買一支鉛筆，沒辦法啊。”他正要走的時候又停住了，“別告訴我爸爸，行嗎？”他説道，“他又會瞎難過的。”
“是呀！”我説道，“別讓你爸爸難過。”
他走了。我拿起瓶子，去了納茲米的鋪子。一個顧客都沒有，但納茲米卻很忙。他正在一個本子上寫着什麼。後來他看看我，我們聊了一會兒。
他問起了他們。我説他們都很好。法魯克先生嗎?我為什麼要説他喝酒的事情呢，他本來就知道，他每天晚上都過來，買了一瓶又一瓶。其他人呢?他們也都長大了。我看見那個姑娘了，他説道，她叫什麼名字來着?倪爾君。她早上的時候會來買報紙。她長大了。是的，她長大了。另一個才是真的長大了，我説道。是的，那個，麥廷。他也看見他了，講了他是怎麼看見他的。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聊天和友誼。我們彼此講述着我們所知道的事情，我喜歡這樣，全部都是些詞語和句子，我知道很空洞，但我還是這樣打發打發時間，心情變得愉快起來。他把東西都稱過包好了。我説你把賬寫在一張紙上吧。然後我回家抄在本子上，月末的時候，冬天則是兩三個月一次，把開支一塊兒拿給法魯克先生看。法魯克先生，這是賬單，我會説，那是多少多少，這是多少多少，您看看這賬有沒有什麼差錯。他從來不看。好的，雷吉普，謝謝你，他會説，這是家裏的開支費用，這個是你的工資，他從錢包裏拿出潮潮的、皺巴巴的錢遞給我，那錢帶着一股皮革味兒。我會接過來，數都不數就放進兜裏，我會謝謝他，想馬上説點別的事情。
納茲米把賬目寫在一張紙上給了我，我付了錢。我走出鋪子的時候他突然説道：
“不是有一個叫拉西姆的人嗎，”
“賣魚的拉西姆。”
“對，”他説道，“聽説昨天死了。”
他看着我，我什麼都沒説。我拿起了找回的零錢、網兜和包。
“據説是死於心臟病，”他説道，“後天中午他的兒子們一回來就要安葬他了。”
就是這個樣子，一切都離我們的話語很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