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這個詞我早就知道。我在大學法國文學科讀書時，開始意識這個詞。那個時候，只要不睡覺，就經常要讀法語。從小説裏看到réhabilitation這個詞彙，指的是入獄者出獄後經過社會再訓練恢復名譽、恢復權利。不記得是從哪本書裏瞭解到這個詞的這個含義，巴爾扎克的書，對於二十一二歲的學生恐怕太難，也許是從我也經常看的西姆農或者通俗的偵探小説中知道的……
如果把“入獄者出獄後”換成“住院者出院後”，那麼“經過身體的、社會的訓練恢復權利”就接近於今天的“恢復”。但是，無論是法日辭典還是英日辭典，都只有上述的那種解釋，作為醫學用語的解釋極其罕見，對這種“落伍”感到吃驚的人應該很多吧？及時吸收新語義本應是日本辭書的特色——日語的詞彙用日語查找，外來語詞彙以片假名錶示，用日語查找——以英語辭書而言，越是像老牌的COD（《牛津簡明辭典》）這樣的代表性詞典，動作越是緩慢。
“恢復”這個詞被定義為一般通用的醫學用語內容，還為時不長。美國等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就開始“康復（恢復）醫學”，所以“恢復”這個詞當時就已經具有醫學含義，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直至一九八七年，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恢復”的醫學含義。因為東京大學醫學系康復部的上田敏教授給我來信説，明年將在東京召開康復醫學世界會議，請我到會發言。
信中還附有會議預定內容的小冊子，我看了以後，很感興趣。從身體和精神兩方面共同治療疾病好像是這門新興醫學的基本原則——而且已經治癒了許多人的疾病。可是自己又能做什麼呢？於是我回信説自己發言不合適，推薦我在文化雜誌《海爾梅斯》擔任編輯時的同事、近二十年來一直尊敬的哲學家中村雄二先生代替我發表講話。中村先生站在當代世界哲學新潮流的最前列，思考精神與身體的問題。
但是，上田敏先生回信懇切要求我重新考慮——記得也是當時——並寄來他的著作《思考康復——關於殘疾人恢復正常人生活》。這本書把我帶進一個嶄新的世界。上田敏先生以明確的分階段形式把殘疾人的心路歷程進行系統化分析尤其吸引我。殘疾人在經歷心理的痛苦過程以後，如何以積極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現實，如何在家庭和社會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呢？康復醫學的目的是對殘疾的接受，我覺得這個過程與文學——甚至文化論的——思維相通，而且似乎發現一種現實先導的東西。看完這本書，儘管我對自己是否勝任沒有把握，但還是同意在世界大會上發言。
我是一名作家，為什麼願意在世界各國的康復醫學專家雲集的會議上發言呢？發言草稿中對我自身進行坦率敍述的這段文字也許可以説明這個問題。
二十五年前，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的時候，他的腦部發育不正常。這是一起事故。現在，我作為作家，不得不承認，我的最本質性的主題是考慮如何一輩子與殘疾兒在一個家庭裏共同生活。
自己對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的思考，並對超現實的東西的思考，從根本上説，其實就是通過與殘疾兒的共同生活發現並得以確認的思考。
接着，我講述自己在與還不會説話的兒子共同生活中，如何最確切地領會弱智兒的心理，講述孩子通過他所喜歡的野鳥的叫聲開始與我的心靈交流，並且把這個過程寫成小説……
我在小説中如何表現這個殘疾的兒子呢？在創作實踐的過程中，如何理解殘疾兒與家庭的共同生活成為文學的雙重課題。就是説，殘疾兒出生這個事故因此成為我這個作家的主題。
我要創作殘疾兒為主題的小説。我要以一種語言從總體上綜合性地、而且不失具體個性為創作模式。這個模式不僅包含殘疾兒，而且包含家庭及其周圍的社會、世界。我一直這樣創作小説，在以小説這種語言形成模式的過程中，我發現存在一種形式。
然後，我談到上田敏先生把殘疾人的發展模式化為：殘疾發生後，經歷各種過程，最後接受殘疾。我發現他的這個模式與自己小説模式形成的形式相一致。上田敏先生把這個過程分為這樣幾個階段：
一個人因事故而殘疾，第一階段是“衝擊期”，出現冷漠和孤獨症狀態。第二階段是“否認期”，基於心理性的防衞本能反應，否認疾病和殘疾。當殘疾的不可完全痊癒性無法否認時，則進入第三階段“混亂期”，情緒激動，發怒怨恨，而且悲嘆抑鬱。第四階段是“努力解決期”，殘疾人意識到自我責任，從依賴中擺脱出來，努力進行價值觀的轉變。第五階段是“接受期”，殘疾人把殘疾理解為自己個性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在社會、家庭中進行發揮自己作用的活動。
那麼：
當我以自己的殘疾兒作為小説這種語言的模特兒時，也經歷上述五個階段。比起智力殘疾的兒子所經歷的整個過程，我們家庭更明顯地同樣經過從“衝擊期”到“接受期”的道路。我們家庭和殘疾兒如何在“衝擊期”、“否認期”、“混亂期”一起經受痛苦，又如何經過“努力解決期”最終進入“接受期”，在這個過程結束的時候，我的小説也就完成。如何積極地接受殘疾人及其家庭？具體答案出現之時，就是我的小説完成之日。
我以殘疾兒的父親和作家的雙重體驗這樣説道：
當我通過小説這種語言模式思考的時候，再次感受到家庭和殘疾兒在“衝擊期”、“否認期”、“混亂期”中經受痛苦、共同生活的重要。我想説，如果沒有這個巨大痛苦的過程，也就沒有確切的“接受期”。這就是人。
“接受”是acceptance的翻譯，查閲COD（《牛津簡明辭典》），解釋為接受、高興地同意，也有承認、信任、寬容的含義。在困境中超越痛苦，接受、承認、信任對方。從該詞的形成歷史過程來看，可以發現歐洲、美國的宗教背景。
去年“助殘日”，我參加NHK綜合頻道的有關殘疾人主題的節目，時間很長，並讓我擔任評論的角色。按説我不過是一個殘疾兒的父親，沒有進行專業性評論或者提出建議的本事。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接受這個機會，能直接聽到真正的專家的見解，而且觀看了——由於自己的怯懦和怠惰，也許平時不會仔細觀看的——特殊的電視記錄片，使我受到一次教育。
去年“助殘日”觀看的幾部電視記錄片質量優秀，感人至深。我採取對照COD明確定義“接受”的幾種原意的方式，並且通過記錄片裏具體的富有人性的活動，體會到“接受”殘疾的含義。
其中拍攝一位剛剛二十歲的殘疾姑娘自己推轉輪椅獨自旅行的全過程的記錄片非常好。她遊覽京都以後，回家鄉去看望祖母。通過這次旅行，她得到新的體驗，精神更加堅強，她的臉上雖然含帶些許痛苦和徒勞的遺痕，但略顯憂鬱而剛強自信的表情是多麼美麗。
她在記錄片裏説的那些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因為沒有徵求本人的同意，我不能在這裏直接引用。她的話大意是這樣的：殘疾人也應該走到外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給別人增添麻煩，求助於健康者。即使是給對方增添麻煩，也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的女兒因為從小就照顧殘疾的哥哥，所以她在大學時一直參加自願助殘小組活動。坐在輪椅上生活的一位年長的女性經常打電話到家裏來，讓她幫助推着輪椅到外面——不是醫院——散步。如果不是助殘活動日，對方突然提出這樣的要求，而且又面臨考試或者交作業，女兒就會拿着話筒，顯出猶豫不決的樣子……
即使在這個時候，女兒也絕對不接受我的建議。如果發現我在小説裏提到她通過助殘活動所認識的朋友——殘疾人，就會瞪着眼睛向我抗議，我不退讓，她決不罷休。
這種時候，我認為雖説是小組活動，但既然接受了助殘工作，就是社會行為，所以應該尊重對方的意願。不過，女兒在電話裏耐心地解釋，表示實在由於不得已的原因，無法前去照顧，請對方諒解。我坐在一旁的沙發上看書，聽着女兒以這種讓對方理解的方式解決問題，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那位推轉輪椅旅行的姑娘具有十分堅強的毅力，獨自爬上京都寺院的斜坡，一直堅持到最後，不要求一直陪伴身邊的攝像師和年輕女製片人的幫助。不過，她説即使給別人增添麻煩，也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希望自己的女兒通過自願助殘活動學習主動“接受”這種“麻煩”的態度，成為現在已經走上社會工作的她的一種精神……
記錄片裏有這樣一個場面，姑娘在民家住宿時，向年輕的同住人講述自己因車禍造成下半身癱瘓所經歷的痛苦。她彷彿只是客觀地敍述，語調那麼開朗平靜。從此她開始走上“接受”輪椅生活的道路。
姑娘決定出外旅行以後，説服了父母親，還給預定住宿的飯店打電話預約訂房。不是集體旅行，而是一個人旅行，而且還是輪椅旅行，聽到這種情況，接電話的飯店有的一口拒絕，有的表示可以住宿，而且非常親切詳細地告訴她進房間的沿途通道情況。
我女兒所在的自願助殘小組一到計劃安排殘疾人旅行的季節，就每天不停地給沿途的便宜旅館打電話，商量住宿事宜。我在一旁聽她打電話，感覺到我國目前如何對待殘疾人的實際情況。從記錄片中可以看到，對於那些缺乏温暖同情之心的飯店，那位殘疾姑娘明確地告訴對方自己的實際情況，並且毫不氣餒地頑強交涉——從事自願助殘活動的我女兒也是如此。我從她們身上感受到新一代人的堅強。
殘疾姑娘回到家鄉看望祖母，這是這次充滿困難、令人感動的旅行的終點。坐在輪椅上的姑娘在樸素的老家大門口等待着，她流露出小時候顯然受到祖母疼愛的幸福表情，卻又擔心自己這個樣子會嚇壞祖母，同時也給人獨自努力推轉輪椅來到這裏的驕傲感覺……
這時，祖母幾乎是敞着衣襟跌跌撞撞地急匆匆出來。祖孫相見無言的場面是何等感人啊。不論是坐在輪椅上的殘疾姑娘，還是腿腳不利落的祖母，在自尊自豪、堅強自信的性格上，在富有修養的坦率神情中顯然一脈相承。
接着，兩人隔着被爐對坐，話語不多。祖母雖然還説不上是老年性痴呆，卻也差不多，日常生活中，家裏人把她當做小孩子一樣照顧。她在情緒激動中，一下子説不出話來，伺候她的兒媳婦機靈應酬，妥善照應——我自己身邊也曾經有過這麼一個説話經常被人搶過去的老太太。
然後，姑娘拿出在京都寺院買的護身符送給祖母。祖母接過，迫不及待地打開包袱，取出來高興地端詳，給人一種完全“接受”老年造成的“殘疾”，即衰老及其他一切的感覺。祖母和因事故造成殘疾的年輕的孫女相對無言，流露出像哭一樣的笑臉。她們各自超越失望和痛苦的“接受”，彷彿閃爍着微光互相映照……
如果祖母和孫女都身體健康，恐怕未必能夠如此相互深刻理解。既然祖母不可避免地繼續逐漸衰老下去，和她頂嘴的難道不正是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的孫女的自然生理造成的現象嗎？然而，電視記錄片裏這兩位互相“接受”殘疾的老小女性，都能夠寬容地互相理解，和藹地相對而坐，籠罩着她們的微光高雅得令人肅然起敬。
我在康復醫學世界大會的發言即將結束的時候，考慮到也許外國的與會者會認為我過於深入個人感情，便説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最令我自豪的是，我看到我的殘疾兒子已經具有decent，即富有人性的寬容、幽默、信任的人格。而且我們家庭成員在與殘疾兒的共同生活中都受到他的人格的影響。
通過我與兒子的關係，我也超越個人的範圍，認識各種各樣的殘疾者及其家屬以及為他們的康復進行努力的人們。殘疾人也好，家屬也好，從事康復工作的人們也好，都經受着各自的痛苦。即使是已經進入“接受期”的殘疾人，仍然鐫刻着痛苦的標記。殘疾人的家屬、康復治療的人們也會有這樣的標記。我認為，他們共同而明顯的標記，就是他們都是decent的人。
現在沒有時間就此進行論證，但是我想在最能理解他們的人們面前説：超越了巨大的磨難，與痛苦的家人共同生活，支持着康復醫學的這些人們的decent嶄新形象裏，具有今後連接日本與世界的最有希望的人的原型。
我在這裏直接使用英語decent這個詞。這個單詞的另一種翻譯的可能性——它潛藏着豐富的含義，因此成為難以使用明確的界定語言翻譯的單詞之一——我認為，它非常適合在電視記錄片裏的那位坐着輪椅旅行的殘疾姑娘經過艱苦努力見到祖母時兩人相對而坐的那種氣氛裏説的話。我在上面寫過，各自“接受”殘疾的兩個人，彷彿籠罩着微光，而這微光高雅得令人肅然起敬。我想這就是decent的內涵。
我和妻子也都老之將至——妻子肯定有她的思想準備——而我面對殘疾的兒子以及支持他的妹妹、弟弟，在自己的言行成為真正的decent的人之前，果真能“接受”無疑是痛苦的老年這個現實嗎？如今我正為此而感到心靈的畏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