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橡膠靴子的那個人隨我身後進了電梯，但起初我並沒有看見他。不過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氣味——有刺鼻的煙味、廉價酒的酒味以及那些露宿街頭的流浪漢長期不洗澡的氣味。電梯上升時，我們互相沒有打招呼，我最後向他瞥去時才發現那雙橡膠靴子是黑色的，很髒，而且很大。一件襤褸的戰壕雨衣一直垂到膝下，雨衣裡面一層一層的髒布纏裹在腰間，所以他顯得很粗壯，幾近於肥胖，但這可不是營養過剩所致。在哥倫比亞特區的冬天，那些流浪街頭的人幾乎把他們的全部衣物都穿在身上，起碼給人們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是個黑人，已上了年紀，鬚髮灰白，像是多年未洗也未理了。他戴著太陽鏡，雙目直視，根本無視我的存在，這竟使得我也納悶，真的，我又為什麼去觀察他呢？
他不是這樓裡的人，這不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電梯，這是他根本住不起的地方。整個八層樓的律師都在為我們公司工作，他們是按小時來付酬的，這在我看來也是個不光彩的做法，儘管我已在這兒工作七年了。
一定是個街頭流浪漢到這裡來暖暖身子，這在冬天的華盛頓鬧市區是常有的事。但是我們是有保安人員來對付這些人的。
我們在六樓停了下來，這時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沒有按電鈕，沒有選擇他要去的樓層。原來他是尾隨我而來。我迅速地離開電梯，邁進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大廈那層樓的豪華的大理石門廳。我回過頭去又看了一看他，他仍站在電梯裡，兩眼漫不經心地望著什麼，似乎什麼也沒在看，仍然不理睬我。
戴維爾太太是我們公司一位十分富於活力的接待員，以一種她特有的蔑視的表情向我打個招呼。“看那個電梯。”我說道。
“怎麼了？”
“有個流浪漢，你可能得去叫保安。”
“那些人。”她拿腔作調地用法國口音說道。
“對了，再拿些消毒水來。”
我走開了，把大衣脫了下來，把穿橡膠靴子的那個人忘到了腦後。整個下午，我一個會接著一個會，都是和一些重要人物研究重要的問題。我朝向牆角正要同我的秘書波利說話，突然聽到一聲槍響。
戴維爾太太站在桌子後面，嚇呆了，兩眼盯著那個流浪漢手中那支手槍長長的槍管。由於我是第一個跑過來幫她的，他就把槍慢慢地對準我。我也變得僵直了。
“別開槍。”我雙手高舉著對他說道。我看過不少電影裡類似的情節，我深知該怎麼去做。
“閉嘴！”他咕噥道，努力使自己保持鎮靜。
我身後大廳的過道有聲音傳來。有人喊道：“他有槍！”這時聲音漸漸小了下來，我的同事在敲後門，我幾乎都能看見他們從窗戶跳了出去。
就在我的左手旁有一個笨重的木門，通向大會議室，裡面這時正有八名律師，他們都是我們訴訟科的人。八名嗅覺遲鈍、又天不怕地不怕的訟師正在耗費他們的時間琢磨怎樣毀壞人，其中最粗暴的是一個叫拉夫特的好鬥的傢伙。他猛地把門推開，喊道：“怎麼搞的？”這時本來對準我的槍口又朝向他，那個穿橡膠靴子的人正好找到他要找的人。
拉夫特在門口處命令道：“把槍放下！”話音未落接待廳裡又響起了第二槍，子彈穿過拉夫特頭上的天花板，嚇得他剛才那股威風全都不見了。這時槍口又朝向我，我沒有反抗，跟在拉夫特後面進了會議室。臨進去前我看到戴維爾太太正在桌子後發抖，她已經嚇呆了，把頭縮進了脖子裡，高跟鞋整齊地擺放在廢紙簍旁。
穿橡膠靴子的那個人將門在我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了，把槍在空中慢慢地揮舞著，使屋裡的八個人都對它望而生畏，它好像很好使，射擊後的那股氣味比那拿槍人身上的氣味更引人注意。
會議室中間一張大長桌子幾乎把屋子佔滿了，桌上堆滿了文件和報紙，就在幾秒鐘之前它們還顯得是那麼重要。一排窗子正俯視著下面的停車場。有兩個門通向走廊。
“都靠牆站好！”他命令說，那支槍就像十分有效的道具一樣。他又把槍口對著我，離我的頭很近，說道：“把門鎖好！”
我遵命把門鎖上了。
不知怎麼，我總是想起那個郵局慘案中可怕的槍聲——一個心懷不滿的僱員午飯回來帶回一支槍，把十五名一起工作的人全都打死了。我又想起了運動場上發生的幾起慘案以及某個快餐店裡的血案。
那些受害者都是些無辜的兒童或是守法的公民。我們是一幫律師！
他連吆喝帶用槍威逼，我們八個人都靠牆站好了。當其他人都站得合他的意了，他又朝向我。他要幹什麼呢？要問一些問題嗎？如果是那樣，那就好了，我準保讓他滿意。我看不見他的眼睛，因為他戴著太陽鏡，不過他可以看見我的眼睛，而且正把槍口對著我的眼睛。
他把他那髒兮兮的戰壕雨衣脫了下來，又把它疊好，好像是件新衣服似的。然後把它放在桌子的一角，這時在電梯裡聞到的那股味又回來了，不過現在這已經不重要了。他站在桌子的一端，又開始慢慢地脫下里面的一層——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灰色卡迪根式夾克衫。
這衣服那麼鼓脹原來是有原因的。在衣服裡面，圍腰繫著一排紅色的短棒，我雖沒經過這方面的訓練，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藥。導火索就像彩色的意大利麵條一樣從短棒的兩端伸出來，這些東西都用銀色的導管膠帶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逃跑，飛撲到門邊，如果幸運的話，他第一槍沒有擊中我，而我已打開鎖，而第二槍再沒有擊中的話，我已撲倒在廳廊裡了。但是我的雙腿在發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聽見這八個靠牆站著的人的喘氣聲和輕輕的哀嘆聲。這使得那個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個耐心的教授對他的學生說話那樣：“請靜一下。”他這種平靜的聲音使我緊張不安。他又把腰間的導火索調整了一下，接著從大褲子的口袋裡掏出一紮乾淨的尼龍繩和一把彈簧折刀。
他還是在我們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槍晃來晃去，說道：“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
這話聽起來倒不錯，可是誰敢相信呢？我數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說，這足可以讓我們一眨眼工夫就毫無痛苦地死去。
這時，槍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說道，“把他們綁起來。”
拉夫特已經受夠了。他向前移動一小步，說道：“喂，夥計，你到底要什麼？”
第三顆子彈又從他頭上射過，打進天花板裡，這倒不會傷著人，但聲音很響，像大炮一樣。這時可以聽見門廳裡戴維爾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聲。拉夫特嚇得猛地蹲下，當他想站起來時，烏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幫助他靠牆站好。
“閉嘴。”烏姆斯特德咬著牙說。
“不許叫我夥計。”那個人說。立刻，“夥計”這個稱呼誰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讓我們怎麼稱呼呢？”我問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這夥人質的頭兒。我說話時語調溫和，樣子十分順從，他聽起來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說，當然，先生這個稱呼對於我們屋裡的幾個人來說都是再好不過了。
電話鈴響了。我當時立刻想到他可能會開槍把電話機打碎。不過他沒這麼幹，而是要我把電話機拿給他，我把電話機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話筒，右手仍握著槍，槍口仍對著拉夫特。
如果我們九個人進行投票選舉誰該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個犧牲品。八對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電話，聽了一會兒，然後就掛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頭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拿著繩子。”他對我說。
他要我們八個人用繩子捆住手腕連在一起。我截短繩子打好結，我儘量不去看我這些同事的表情，因為我正在把他們與死亡聯結在一起。我感覺到手槍依然抵著我的後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緊的樣子，而實際上儘量放得很鬆，拉夫特還低聲地咕噥著什麼，我真想給他一巴掌。烏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動，而且當我捆完他的時候，繩索幾乎都要脫落下來。馬拉穆德流著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紀最大，是唯一的股東，兩年前心臟病第一次發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納佐，他是我在律師界的唯一朋友。我們同歲，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過書，我是在耶魯大學學的法律。我們兩人的妻子都是普羅維登斯人。他的婚姻頗富成果——四年間生了三個孩子，而我與妻子則長期不睦，現在已面臨危機。
我們目光相遇，我們倆都想到了他的幾個孩子。這時我真感到沒有孩子的幸運。
有一輛警車駛了過來，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個窗子的百葉窗全都關起來，我慢吞吞地做著這件工作，掃視一下下面的停車場，看是否有人能看見我，以求獲救。只有一輛警車停在那裡，車燈亮著，裡面卻沒有一個人。警察已經進了大樓。
而我們就在這幢大樓裡，九個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統計，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事務中心共有幾百名律師為它工作，人員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倫比亞特區，就集中在這位先生威脅之下的這幢大樓裡。他要我打電話給“老闆”，並告訴他說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藥。我打電話給我們反托拉斯部門的負責人魯道夫，並轉達了這個口信。
“邁克，你還好嗎？”他問我，我們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揚聲電話，音量開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說，“請按他的要求來辦。”
“他有什麼要求呢？”
“我現在還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槍一揮，談話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槍的指點，我選定了一個站立的位置，挨著會議桌，離他有幾英尺遠。這位先生有一個十分令人難以忍受的習慣，他總是心不在焉地擺弄捆在腰間的導火線。
他低下頭看了看，用手輕輕拉了拉一根紅色導線，“這根紅導線，我只要一拉，你們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說完這話時，隔著太陽鏡望著我。我這時感到不得不說話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幹呢？”我問道，急於想和他進行對話。
“我並不想這麼幹，可為什麼不這麼幹呢？”
我被他的措辭所打動，節奏緩慢，有條不紊，每一個音節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現在是個流落街頭的人，但過去曾有過像樣的生活。
“你為什麼要殺死我們呢？”我問道。
“我不想和你爭辯什麼。”他鄭重其事地說。問題是問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為我是律師，時間對我們十分重要。我看了看錶。這樣如果萬一發生什麼情況好能準確記錄下來，當然首先是我們得能活下來。時間是一點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們不許發出任何聲音，我們只好在令人心煩的寂靜中煎熬著，這段時間一共持續十四分鐘。
我不相信我們就會這樣地死去。看上去他沒有殺死我們的動機和理由。我可以確定我們中沒有人曾和他打過交道。我還記得我們在乘電梯上樓時，他沒有什麼確定的目標。他只是想要尋找人質，用當今的標準來衡量，這樣似乎是可以使殺人看起來更為合理。這真是不幸。
正是這類濫殺無辜的事才是報紙、電臺頭條新聞的內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的播放，讓人們搖頭嘆息。接下來的就會是幾個律師死亡的新聞了。
我似乎已看到報上的大字標題，聽到播音員的聲音，但我還是不相信這樣的事真的會發生。
我聽到外面門廊裡的說話聲，外面的警笛聲，還有警察的無線電對講機呱啦呱啦的響聲。
“你中午飯吃的是什麼？”那位先生問我，這一句話打破了屋裡的沉寂。問題問得太突然，想撒個謊都來不及，我沉吟片刻，回答說：“烤雞。”
“就你一個人？”
“不，我遇到了一個朋友。”他是我法學院的一個朋友，是菲利人。
“你倆一共花了多少錢？”
“三十美元。”
他聽了這話不太高興。“三十美元，”他重複著，“兩個人花了三十美元。”他搖了搖頭，然後又看了看那八位律師。如果他要是問他們，我希望他們能撒謊。這夥人的胃口也是不會輕易滿足的。三十美元對他們來說還不夠買開胃酒的。
“你們知道我吃的是什麼？”他問我。
“不知道。”
“我喝的是湯，湯，還有餅乾，在一個臨時避難所裡吃的。湯是免費的。我很高興能喝碗免費的湯。三十美元可以讓我一百個朋友吃頓飽飯，你知道嗎？”
我嚴肅地點點頭，似乎我立刻意識到我的罪孽深重。
“把你們的錢包、錢、表、珠寶全交上來。”他一邊說，一邊揮舞著槍。
“我可以問為什麼嗎？”我問道。
“不可以！”
我把錢包、現金、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後又搜其他人質的衣袋。
“是為了位近親。”那位先生說，我們都舒了口氣。
他讓我把這些財物都放進一個手提包裡，再把提包鎖好，接著又叫我給“老闆”打電話。電話鈴剛一響，魯道夫就拿起話筒，我可以猜得到警察部隊就在他的辦公室裡。
“魯道夫嗎？是我呀，我是邁克，我在用揚聲電話給你打電話。”
“我是魯道夫，邁克，你還好嗎？”
“還好。你看，這位先生要我把緊靠接待室的門打開，把一隻黑色手提包放在廳廊，然後再把門關上鎖好。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手槍就抵在我的腦後，我把門慢慢地打開並把手提包扔到廳廊裡，我抬頭看了看，沒看見一個人。
大公司的律師們最大的樂趣是他們是按小時付酬的，幾乎沒有任何事情能轉移他們這種樂趣。睡眠是其中之一，儘管我們大多數人睡眠都很少。吃飯實際上更促進了付酬，尤其是午飯，通常是客戶來掏腰包或開支票。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了，我禁不住琢磨這幢大樓的其餘四百名律師在這段等候人質危機結束的時間到底應如何要求付酬的。我可以看見他們，坐在汽車裡取暖或用無線電話同別人聊天，或向某人在討債。我想公司這下子免不了要吃大虧了。
下面那些冷酷無情的人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這場災難以何種形式結束，只是一個勁地催促讓它快點結束。
那位先生似乎打了一會兒盹。他的頭低下了，喘氣也有些粗。拉夫特嘴裡咕噥著些什麼企圖引起我的注意，然後把頭向旁邊晃動幾下，好像是建議我採取行動。可問題是，那位先生右手握著槍，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困了，也不應在打盹時還用左手緊緊地握在那嚇人的紅色導線上。
拉夫特想讓我唱主角。儘管拉夫特是公司裡最有效率的行家，但他還不是股東，他也不是我這部門的，我們又沒有在部隊上受過訓練。我沒有聽他的。
“去年你掙了多少錢？”那位先生十分清醒地問我說，聲音十分清晰。
我一下子又愣住了：“我，哦，唔，讓我想一想——”
“不要撒謊。”
“十二萬。”
他對這也感到不太受用。“你獻出去多少？”
“獻出去？”
“是的，捐獻給慈善事業。”
“噢，是這樣的，我真的記不清了，是我的妻子負責家中這些財務什麼的。”
那八名律師似乎都立刻移動了一下位置。
那位先生雖然不滿意我的回答，但也沒有反駁。“那麼，是誰來填寫稅單呢？”
“你說的是國內收入總署的稅單嗎？”
“是的，就是那種表。”
“這些事是由我們稅收部門來搞的，就在下面的二樓。”
“就在這幢樓嗎？”
“是的。”
“好，那就把它給我拿來，把你們每個人的稅收記錄都給我拿來。”
我看了看他們幾個人的臉色，其中有兩個人似乎想要說：“乾脆一槍把我打死得了。”我一定是猶豫得太久了，因為那位先生已喊了起來：“現在就去拿！”說話時又在揮動著手槍。
我打電話給魯道夫，他也遲疑起來，我喊了起來：“把稅單電傳過來！”我簡直是在命令他，“就要去年的。”
我們都盯著牆角的電傳機，足足有十五分鐘，擔心如果我們的1040表不及時趕到，那位先生就先把我們處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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