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月11日，出發廣東惠陽，電影拍攝進入最後的部分。40年代的中國，中日戰爭爆發時期；
浩東和碧玉相識於1937年，當時碧玉才17歲。
1940年他們結合了熱情與理想從上海。香港到達廣州投身加入抗日的行列。
初到惠陽，不知人心路途的險惡，只是天真地尋找國民黨黨部，卻被判為“日諜”要槍決他們，此時碧玉與蕭太太俱已懷孕，幸好遇到東區服務隊的丘念台為他們請情。
1941年鍾浩東與李南峯到民運工作隊受訓，碧玉則和蕭道應夫婦一同在南雄的陸軍總醫院服務。
2月，他們的小孩相繼出世，卻因為丘念台先生希望他們五人能一起到前線的東區服務隊工作，不得不將孩子送人撫養。
19叫年3月，碧玉產下第二胎，二三個月後日軍完全佔領惠陽。
1945年8月158，日本天皇終於投降。
廣東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原以為離香港近，多少會有些文化性的建築或古物可找，但我們下榻的飯店附近，僅有一個裕華國貨，再走遠些，也還算有個小市場，後來又去過老街走走，我還買了一本《毛澤東兵法鋼筆字帖》。
因為米吃不習慣，菜的口味太重，再加上與台灣聯絡不易，潛意識的便壓抑起情緒來，任性的不肯去吃飯，每天一早買麪包配肉鬆，吃到五六天後，便覺人很虛弱。
此時我們前往遠處取景，需搭車。乘船，再走山路，帶去的物品太重，請了當地的挑夫，其中還有些是婦人，看她們肩挑重物健步如飛，而自己仿如淡水魚扔到鹹水裏，奄奄一息，很是羞傀，但這羞愧也只一剎時，便又死都不肯吃飯。
拍了五六天都是走路，無止盡的走，也不知道為什麼走，山上空氣好，卻很寒冷，我在那裏認識了小女孩月華，有時陪她一起去採小野橙來賣給大家吃。
月華那張曬得黑而堅實表情的面孔，我常常都會憶起。
爬山數天，加上只肯吃授不吃飯，一天下山時，就莫名其妙地對林強和藍博洲説：“好冷啊，人好不舒服，大概是露氣太重了。”
回到飯店，一個人上街找止痛藥，遇到彤彤和小勤，問我，我説下腹痛，可能是生理期，結果彤彤給了我八顆“普拿疼”。
夜晚一時多，窗口還傳來摩托車聲，發現自己便血，之前存的止痛藥無效，腹痛如絞，再吞一顆，如此昏昏沉沉中竟吞了四顆“普拿疼”。
早晨東哥打電話喊我，説要遲了。我勉強撐上車，車一路顛簸，我的小腹就跟着翻騰，彤彤跟大夥説是女孩的毛病，大夥就不以為意，我自己因未曾如此痛苦，也不清楚，只覺得昏沉沉得更厲害，終於痛得沒了意識。
此時拍戲，是南華醫院的場景，還有數天，我們就要回台灣，舊曆年快到了，時間算得非常緊張，若跟不上進度是萬萬不可的。
第一次被送到中醫，聽了是生理痛，打了止痛針，吊了鹽水，又回山上拍戲，下午開始嘔吐，意識模糊中聽到林強喊：“她不行了，再送一次急診吧。”
第二天一早診出是腸胃炎和骨盆炎，骨盆炎是忍尿時膀胱過度燃燒引起的，醫院給了一堆藥，打了四個小時的點滴，東哥憂心地陪我，我才知道自己太任性了。
既不肯吃，又不肯方便，每天忍，而且其實好想台北，整個人就有點放棄似的作踐自己身體，我一直都是這樣，從小，不喜歡，不接受就忍受，用自虐的方式來達到壓抑的發泄，我一直都是這樣壞脾氣，如今停了拍攝，眼看時間不夠，大夥是如何着急？
醫院開了輕度癌症止痛藥，我每天5時起身，花500元人民幣請醫院的姑娘為我打點滴，因為手施的血管不好打，所以大都打在手背上。
然後吃了止痛藥拍戲，這期間導演都沒説過什麼。
晚上回房間再打二小時點滴，三天後，手背上都是紫色的小針孔。
l月24日，終於拍攝完畢，我們先走一批人坐小巴士到羅浮車站轉香港，其餘多數工作人員則搭車直接到香港機場與我們會合。
l月24日，回到台北，快過年了。
1946年薦與鍾回到台北。8月鍾浩東接掌基隆中學校長一職，上任當天，他們的第二個小孩，因發燒到腦部，死了。
此時蔣碧玉正身懷着第三胎。
12月，第三個兒子出世，孩子滿月，他們捱了滿月酒。之後，到他們家中走動的人口就漸繁了起來。
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變”。
“二·二八事變”的發生其實源自台灣光復，當時的年輕人雖有素樸的社會主義思想，卻也未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光復後不久陳儀就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戰勝的國民黨軍亦未到台灣，接着物價飛漲，軍人借身份之名對人民頻頻欺侮，於是台灣的知識青年便在不同鄉縣各自組成不同的治理台灣的組織。
這段時期到“二·二八事變”的當中，基隆中學學生上街遊行紀念“五四”，卻受到警察、特務毆打，各地的反抗活動也湧起或屢被阻擾。
學生反對內戰，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要求和平的氣氛越來越烈，國民政府的貪污，物價飛漲，緝捕人員的暴力也跟着高漲。
到2月27日，國民黨的“緝私”人員數人在淡水一代取締“走私”時向一個婦女煙販施暴，並奪走其身上所有香煙現款，引起過路羣眾不滿，赤手空拳與其搏鬥，並在晚上9時，包圍了警察局，民眾對於政府的不滿終於暴發。
2月28日，憤怒的人羣要求全省加入與國民黨政府鬥爭，到處罷工、罷課，這完全是對當時體制的失望，卻在未來的歷史中屢屢被誤以為本省人欺打外省人的省籍爭鬥。
下午，發佈戒嚴，國民黨到處射殺路人，憲兵隊分乘卡車在鐵路局前向羣眾猛烈掃射。
一直到深夜，槍聲都仍在四處響起。
1947年3月，白色的年代。
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了“杜魯門”主義，以反蘇為主提出“支持各國自由”的口號。
國共內戰熾烈，3月9日台灣宣佈戒嚴法，屠殺仍在進行。
1948年，鍾浩東辦《光明報》，為啓蒙一般民眾對祖國的政治認識。
年底，大陸局勢急轉直下，一般都認為國民黨一定會垮。
1949年，上海失守，蔣氏父子退守台灣。
8月，一場大逮捕展開。
《動員臨時激亂條款》強行推出，所有左翼思想的書籍。人士都嚴格查禁，反共體制建立。
8月底蔣碧玉及其妹被捕，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蔣碧玉親眼看到鍾浩東身被兩個難友攙扶走過押房，他身上傷痕無數，眼球黃腫，頭上扎着毛巾，顯然吃足了刑求的苦，這時蔣碧玉才知道港東原來早被逮捕了。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策劃了全球性的反共大協作體系，台灣亦是其支援反共的盟友之一。
1950年的10月14日，軍法處來人通知，要蔣碧玉家人到殯儀館領屍。
棺材是公家的，殯儀館卻大敲竹槓，要價70O多，妹妹只好回家拿錢。
浩東的屍身領回後，才發現棺板間夾着兩封遺書，一封是給母親的，一封則是留給蔣碧玉的。
《動員臨時條款》壓抑了所有的熱情，白色恐怖蔓延全島，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後兩個5O年代的終身監禁犯才在坐滿34年又7個月以上的牢刑才被放出。
回到台灣，電影到2月上旬補拍了一天戲才算正式殺青，我的舅父打電話給我，説“二·二八”的受難家屬各自結合起來要求政府道歉、賠償，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加入？”
我母親的父親，也就是我阿公，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在當時被開了六槍，屍體棄人基隆河，我的母親，我們的家族，曾經是教科書上萬惡不赦的共匪。
反共大陸是什麼？台灣獨立又是什麼，還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的藉口。
我拒絕了參加，我舅舅説他了解。
代表國民黨的李登輝先生終於正式為“二·二八事件”向國人道歉。
電影拍完了，歷史過去了，苦的苦，散的散，再追究又如何？
拍這樣的電影，不是為了仇恨或討回什麼，任何一個國家的成形都流過血，如今連德國都統一了，只剩下個老中國和狂亂的台灣島，拍這樣背景的電影，只是為了提醒現代的我們，記取老教訓，不要再互相殘殺了。
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好，省籍原本就不重要，我們有經濟能力去援助第三世界的難民或兒童，卻無法將自己國土的人視為平等，難道那個年代的苦難真是虛驚一場？
結束了電影，透過蔣和梁，我省視了這個身為叨年代的自己。
不停的玩着媒體遊戲，追逐金錢，在理想和功利問患得患失，我們的心在哪裏？生命的存在到底為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