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最无法明白说出我感受的一段日子。刚过1月1日新年，电影班放假，年前我寄了卡片，对日当晚，我和好友一起到台北的迪斯可跳舞，接近倒数时，楼上楼下的舞池及一旁挤满了人，幻彩灯影，朋友买来调酒，用试管装着，一来就是40支，到处是叫嚣和惊人耳膜的热门音乐，我笑着告诉朋友：“群魔乱舞啦！”朋友没听清楚，又问了一次，我扯着嗓门说：“群魔乱舞啦！”女友于是很兴奋把上衣拉短，露出她的小肚子，并舞的更诱人起劲。
我刚彻底结束一段混乱的情感纠结，才发现该在的还在那里。
其实是一个没有娱乐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玩耍，也没有太多感情生活，不过因为拍戏一路来的心情都比较发，所以在小除夕大大地放纵了自己。
有几场戏拍完后，看着镇惠她们聚着朋友去吃火锅，而自己总走回家，多少有着羡慕。
不过还是没跟去，因为寻到的，也许更是寂寞。
l月3日，拍梁静在家里，收到被偷走的日记传真及莫名电话，这种经验我有，不过我自己是很厌烦，梁静却不。
那些传真上的文字，将她深埋的记忆，又再唤回。
只拍了一场，无母借来导演朋友的房子，空间不大，要架轨道又要有自由空间并不容易，陈设亦各有各的问题，晚上拍完我在天母路边和天文通电话，诉着陈设的苦，完全超出了演员该做的范围。
表演功课书上说过：‘好的演员，不指挥任何人，或期待要求任何动作，而要负起帮助一出戏及演出伙伴的责任，绝不可孤立或自大。”
“将一切准备好，不要求别人。”
我显然是忘记了相互退让的道理，虽然现场没说什么，但心里其实不满。
电影由导演建筑，我不过是其中的工具，却飘飘然的自以为自己是建筑师来了。
这是我在事后才有的反省，却在当时未曾察觉。
l月4日陈设改变，拍了三场，尚算顺利。
到8日左右，90年代的梁静家中部分完成，我最喜欢也是最困难的一场戏，在醉酒的清晨接到大串的传真，和骚扰者对话，最后竟将他和阿威重叠，那场戏，我想到了在阿威家中的戒毒，拥抱，真真确确的知道自己的男人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是无法面对的自我欺骗，是清醒知道的肉身痛楚，我强强烈烈地感受到。
如果要再拍第二次，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再来。
l月10日要出发去大陆，我开始整理行李，把最爱的上海交响乐团与西崎崇子小提琴合奏的《梁祝》带好，在行李旁发愣。
梁静的男人死了，蒋碧玉的男人死了，活着的女人，活得更好，更彻底。
我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我的男人呢？断不能先离开我的，因为我是无法承受那种苦痛的呀！
从感情的世界看这个世界，我还是太没安全感，太胆怯和太算计了。
这也许就是现代人吧！
我们毕竟，不是真正的够勇敢，能够试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