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學校門口的大街上永遠都是車水馬龍，人們行色匆匆，從一處來，到另一處去。有許多次，我站在這裏，看來來往往的人、形形色色的臉和繽紛各異的衣裳，因為數量的巨大，眼花繚亂。
是這個城市著名的大學路，除了一座又一座的大學，這裏充斥着無數銀行、書店、理髮店、小吃店……路不寬，然而交通總是很擁堵，那些無奈而焦躁的司機習慣了按喇叭企圖驅散行人，而行人總是視若無睹地在車流中橫衝直撞。林卡説：在這條路上，兩條腿的比四個輪子的要更有力量。
林卡是與我同寢室的姑娘，川妹子，嗜辣，皮膚卻透明般晶瑩閃光。在2000年之後，師兄們總是嘆息着説：“戲劇系的美女絕種了，現在的主持人流行特型演員。”可是因為林卡，師兄們笑靨如花地搶先表達：“林卡是女超人，拯救戲劇系淪落的審美。”於是，入大學兩年，林卡是當之無愧的“校花”，而與“校花”形影不離卻又相貌平平的我便淪為當之無愧的“校葉”——紅花總要綠葉襯的。
然而，好在我的高考成績高——我以超過文化課分數線110分的絕對高分成為戲劇系歷史上最“牛”的學生。我似乎終於意識到這個真理：假使你無法改變自己的容貌，那你唯有以更加豐富的內心支撐自己的靈魂，以使其更加強大。
就比如現在——我依然不漂亮，大型校級文藝晚會、省級演出我永遠不能擔綱主持，然而每逢演講比賽、辯論賽或者知識競賽，我又是當之無愧的一號人選，因為我可以隨時隨地引經據典，而這又恰恰不是所有人可以具備的。
生命，似乎正在綻放它最動人的笑臉，以近乎玄妙的方式，昭示種種的可能與不可能。
我生活了兩年的藝術學院是個讓我無法形容的地方，因為太多的矛盾詞充斥其間。比如：校園面積很小、舞台天地很大；外觀樓宇陳舊、內裏設備昂貴；總有人夜不歸宿，住宿制度之嚴格卻冠絕省城高校；很多年輕的人們走來走去，面容單純寧靜、閲歷豐富糾雜……是最簡單的大學時代，卻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而早早成熟，心理素質突飛猛進。漸漸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對於這裏，我總是不可扼制地懷有深深感激：因為我很多次這樣想過——假使沒有藝術學院，現在的我會在哪裏、在做些什麼？
隱約，還是可以記起一張臉，那樣白皙的皮膚、清秀的面容，目光裏有深深的冷。伴隨着那樣鄙棄、不屑的聲音，響徹我的記憶：
“陶瀅，你不漂亮，成績又不好。”
“你畢業後能幹什麼？能做公交車售票員？”
“或者，你可以去環衞局做城市清潔工？”
……
是記憶的碎片，然而清晰凌厲。仿若一些細小的刀片，貌不驚人的小，飛過去，甚至看不見傷痕。要過一小會，鮮血噴湧而出、筋脈悉數斷裂，英雄倒地，驚懼着死亡——惟其小，才能夠殺人於無形。
那麼，或許正是因為了這些沉在記憶深處不欲懷想的歲月，我對今天所能擁有的一切，才懷有真誠的感念。
秋天的時候我把頭髮剪短了。
我似乎從未剪短過自己的頭髮，即便是在曾經那些最不修邊幅的日子裏。剪短了的頭髮柔順地貼服在我的耳際，起風的時候會細細地飄動。我的頭髮軟而細，一絲絲一縷縷地缺少堅硬的固着感。因為軟與細，紮起來的時候就匯成那麼小的束，任何小號髮夾都可以將其固定，只輕輕一挽，便是孱弱纖瘦的髻。戲劇系和舞蹈系的女生大多長髮飄飄，於是我剪短頭髮後很是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
先是老師們很驚訝地看着我：陶瀅，你這是《實話實説》還是《開心辭典》？
然後是關係不錯的師兄，這個系的、那個系的，看見了，驚訝很久，然後清一色帶着惋惜感嘆：陶瀅，其實你還是長頭髮好看。
再後來連幾個常常在餐廳裏幫我佔座位的小師弟都要説：師姐，你失戀了嗎？
……
我終於無言以對：是誰説頭髮只能和愛情有關？
我的愛情，或許和左手有關。
我是個左撇子女生，從3歲學用筆、拿筷子，到今天，17年間，我用的都是左手。
吃飯、寫字，主持節目拿話筒，都是左手。
在我16歲的時候，便有一個男生預言：“陶瀅，你的左面要麼不能坐人，要麼就得坐一個甘心一輩子彎腰撿筷子的人。”
因為如果不這樣，吃飯的時候，他的筷子便會掉到地板上很多次。
筷子，或是鋼筆，掉落的時候濺出極其輕微的響，在我的記憶中，代表尷尬、委屈、惶恐、歉疚……我曾經，是從最尷尬、委屈、惶恐、歉疚的歲月中一點點跋涉出來，很努力才做到昂起頭，在燈光明亮的舞台上，鎮定自若地講話。
為此，幾乎付出了我整段少年時光作為代價。
不能再回憶。
因為假使真的要回憶，我不知道，那個為我預言的男生、那些生動如斯的畫面，隨着歲月的流淌，沉澱到了何方？
心裏會有淺淺的疼，挾裹着那些再也無法重走的時光，起起伏伏。
想起一闋《一剪梅》，最後一句説：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或許，歲月是最無情的手，任時光催紅了櫻桃、染綠了芭蕉，更是把韶華人生拋在後頭，然後，撫過去，覆上細細流年的塵埃。
多麼巧，16歲，我的綽號便是叫作“大櫻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