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進高中。我在高中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女生。
我希望我有更崇高的動機，但我沒有。事實上不只我有這個問題，我的朋友都是荷爾蒙的奴隸。我們是學校中最平庸的一群，過胖、過瘦、過多青春痘。我們看《小畢的故事》，坦白說沒有什麼共鳴。因為我們叛逆的極限是聽羅大佑的專輯，思考為什麼“今天的歡樂將是明天痛苦的回憶”。我們羨慕籃球隊的帥哥，女朋友多到買花可以打折。我們嫉妒勤補習的第一名，高一就背熟了整本狄更斯詞組。我們吊車尾考進、勉強維持在四十名、週記的“師長訓話”抄上週的“導師評語”，而當值日生是生活中最大的危機。我們基本上沒什麼志氣，滿腦子北一女。
一九八三年，沒有信用卡、大哥大、日劇或網咖。有的是WeAretheWorld、自強活動、楚留香、旋風小飛俠。在那個兩性戒備森嚴的年代，認識女生並不容易。我們一個禮拜上一次學校理髮廳，只為了聞理髮小姐的香氣。“‘銅鞋’，裡面‘揍’。”沒錯，你必須忍受她們的臺灣國語。
我們當然更想染指同齡的女子。三點五十分下課，換上中華商場後面訂做的制服，弄亂書包揹帶上刻意撕開的鬚鬚，像模特兒走秀，我們擺出自戀的姿勢、不屑的表情向“臺北市第一女子高級中學”邁進。帥哥能和北一女門房打趣，等當紅的石安妮；蠢的只能學總統府前的衛兵，木然地站在車站旁念英文講義。四點半，北一女學生擁出來，我們在大軍中逆勢而行，每一次摩肩接踵都當做是佔到便宜。看到順眼的，我們跟蹤她走到金石堂。她拿起席慕蓉的《七里香》，我拿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我們保持一個書架的距離，跟著她的步伐移動，希望能看到她的學號和班級，回去再請同學的表姊打聽。“二年勤班林小琪同學收”，信上我們寫著，“那天在書店看到你，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個筆友……”是的，筆友。十七歲，我們不懂愛，只懂用花哨的文字實踐供過於求的感情。
我們當然也渴望身體的碰觸。西門町萬年冰宮，我們靠著欄杆、嚼著口香糖、欣賞黑裙子在冰上飄蕩。“一條龍”時，我們抓住前面女生的腰際，捧花瓶一樣小心。女生跌倒時我們暗自叫好，卻能裝出同情的眼光：“我教你剎車好不好？”離開冰宮時她說：“為了謝謝你教我剎車，我請你吃‘謝謝魷魚羹’！”在狹窄的桌上，她伸過手來擦掉你襯衫上的醬油，你放下筷子為她挽起過長的衣袖。她上公車，跑到後座來和你揮手，你倒退走路，得意忘形而掉進水溝。
除了溜冰，還可以看電影。班聯會週六下午在中山堂辦電影欣賞，參加者一半是外校的女生。我們排在女生背後進場，夏日午後，她們把短袖卷高，黃綠白的各色襯衫被汗水沾溼，裡面的肩帶閃爍如寶石。燈光暗下，銀幕上演裸體的甘地，我們幻想另一群人脫去衣服的情景。
去自家的電影欣賞不稀奇，去女校的音樂會才神氣。帥哥在吳倩蓮成名前就在中山女高聽她唱過《乘著歌聲的翅膀》(她那時叫吳茜蓮)。第二天節目單在課堂上流傳，傳到後排時吳茜蓮的照片竟被人剪掉了。看著破洞的節目單，我們為上面的歌詞譜上自己的曲：“乘著歌聲的翅膀，我要帶你飛上天，那兒有我美麗的故鄉，終日溪水湯湯。”“親愛的吳同學，”我們拿出頭頂印有詩句的香水信紙，“我為你的歌譜上了新曲，不知道能不能和你做個筆友……”
對去不了音樂會的我們，校慶遊園會是最快樂的時間。有人佈置鬼屋，有人烤甜不辣，有人玩碟仙，我們算命。“我的面相如何？”女生眨著大眼問。我們偷瞄腿上的《洛神賦》，搖頭晃腦地說：“其形也，翩若驚鴻、矯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貌春松……對了，你要不要看手相？”不等她響應，就死拉人家的手不放。講不出所以然來的同學會被派去主持特別的遊戲。我們和女生猜拳，贏了就拿玩具槌敲她的頭，她必須及時拿起洗臉盆擋住。她歇斯底里地尖叫，我們笑彎了腰，沒有人知道有一天這個遊戲會變成避孕的技巧。
校慶過後就是合唱比賽。為了提高參與率，班長會找友校的女同學擔任伴奏。放學後，班長到校門口接她，驕傲地帶她走過操場，趴在三樓欄杆的學長以軍禮歡迎，三分鐘的口哨和紙飛機。“各位同學，這是林小琪，她要為我們伴奏。”接下來三個月，我們有了集體情人。大家忙著猜測她的血型，班會的臨時動議在爭吵送她什麼禮。排練休息，眾人爭相送上飲料，還有人特別從家裡帶來寶特瓶。比賽結束，我們拿歌譜請她簽名：“你有男朋友嗎？”“我喜歡蕭邦。”“蕭邦？”我們憤憤不平，“他哪一班的？”
合唱比賽完了通常都有班際郊遊。星期天一大早，公園路人行道。我們一圈圈聚集。假裝熱烈地討論化學習題，眼睛卻在偷瞄女生暗中下評語。到了目的地，分組烤肉開始。氣質最好的女生往往吃得最多。她們看你汗流浹背地煮魚丸湯，不但不幫忙還抱怨碗洗得不夠乾淨。吃完了肉，大家圍成圓圈玩遊戲。女生把手帕丟在你背後，你得趕快拿起來追著她跑。這個遊戲沒有任何意義，卻讓你對出席者一覽無遺，待會兒要電話時比較有效率。回臺北的路上，漂亮的女生總是和別人坐在一起。偶爾你幸運了，她卻在你的肩上睡著。髮絲飄到你鼻下，你衝動地拔下一根。因為你知道有一天她會嫁給別人，對年少的情懷矢口否認。她不會記得你曾經花了五十分鐘為她烤一根肥香腸，用掉半個初戀和一整瓶沙茶醬。
社團活動也可以認識女生。吉他社、合唱團和外校聯誼的機會最多，不過你得有些才藝才能加入。我們不會彈也不能唱，只好參加辯論社。墮胎應不應該合法化？死刑應不應廢除？坦白說我們根本不在乎。但一想到可以認識女生，我們也一本正經地開始研究死刑符不符合人道精神。殊不知搞辯論的女生都很犀利，她們只想打敗你，不想愛上你。你只是她們的“對方辯友”，不是羅密歐。“我的意思是——”“對方辯友，我們都知道您的意思是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沒有自主權。您就讀男校，難怪有這種沙文主義。”“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對方辯友，請您不要一直打岔好嗎？您剛才明明說女性不可以墮胎，現在怎麼又反悔了？您這樣反反覆覆，我們不知道您的論點是什麼了？”
我們也許講不過她，但寫起文章來卻可以心狠手辣。那時編校刊是一件風光的事，你不但可以請很多公假，還可以登一堆自己都看不懂的文章。有一次在打字行看到北一女校刊要登的一篇《心事》，我們偷回來後登在自己的笑話欄：“多雲的天空不斷變幻著圖案，無聲地由花變魚、變蓮、變棉絮……”後面還特別註明：“本篇純為創作，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如需轉載，請先經本刊同意。”我們的笑話反映了對性的渴望：“建青徵稿，要有深度；北么徵稿，長短不拘。”笑話欄的封面通常是一篇排列成方塊形的古文：“‘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順著念沒有意義，但從右到左第一排念過來赫然是“北一女的新書包沒水準”。
自強活動是擠破頭的。編校刊的去文藝營，認識筆名叫“湘弦”的男生或“夢涵”的女子，晚上梳洗完後坐在寢室地上談鄭愁予的詩。“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默默背誦，迫不及待用做下一封情書的起頭。日夜相處最容易營造感情的幻想，我替你拿揹包，你幫我折睡袋，所以結束時必定痛哭流涕，信誓旦旦地要一輩子通信。回來後寫信給她，一個月、兩個月過去。這怎麼可能，我曾經揹她走了半小時，她還替我扶正衣領。半年過去沒有迴音，你第一次體會到現實世界的感情，你的永恆只是她的插曲，你的生死相許只是她的一陣噴嚏，你達達的馬蹄都是狗屁。
到了高三，我們仍希望在補習班抓到一點情意。在毫無逃生設備的高樓，我們像人蛇般擠在一起。第二排那個中山的怎麼沒來？第四排那個景美的換了手錶？是的，我們注意到手錶，甚至手臂上的汗毛。老師在臺上用另類的方式教我們背單字：“STATUTE是法令，三個T就代表三個衛兵保衛著法令……”我們偷看著她，專心到咬斷2B鉛筆。半學期過後，終於鼓起勇氣傳紙條：“吾欲與君相知，長命無衰絕。”她轉過頭，我們立刻低頭寫英翻中。下課後我們等在電梯門口，“聽說她男朋友是附中的。”“我×附中！”但這只是嘴巴狠，骨子裡我們是膿包，不敢為心愛的女人幹架。她走出來，扶著眼鏡看我們一眼，我們卻又立刻血脈僨張，“那個附中的個子大不大？”
我終究沒有找到那個附中的。一九八六年，我進入大學外文系，女與男十比一。對我來說，八十年代在那一年就結束了。那個禁忌、壓抑、迷信永恆、交淺言深的年代。那個吳茜蓮、甘地、林小琪、鄭愁予的年代。坐在外文系教室，我夢想了三年的一切就在眼前，不知為什麼，我竟寂寞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