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接近尾声，零星的枪声仍然此起彼伏，阵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战壕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尸体。
坑道中大约还有六七个残存的越军，我带着人把所有的出口都封锁了，我在坑道口对里面大喊：“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
其余的士兵也跟着一起喊：“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越南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当时的一线战斗部队都配发了一本战地手册，里面有一些用汉字注明读音的常用越南语，比如：刚呆乃来，意思是举起手来。不库呆一乃来，意思是举起手不许动。这些都是俘虏敌人和劝降时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宣传我军政策的，对越南老百姓讲的。其实在越南北方，民族众多，越南官方语言还不如汉语流行得广，大部分越南军人都会讲汉话。）
被团团包围的越南人，在坑道深处以一梭子子弹作出了回答。
我把钢盔扔在地上，大骂道：“操他小狗日的祖宗，还不肯让老子活捉。”转过头对站在我身后的战士们发出命令：“集束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一齐干他小狗日的。”集束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是对付在坑道掩体中顽抗之敌的最有效手段，先用大量的手榴弹压制，再用火焰喷射器进行剿杀。
成捆成捆的手榴弹扔进了坑道，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之后，中国士兵们用火焰喷射器抵住洞口猛喷。
烟火和焦臭味熏得人睁不开眼，我拎着冲锋枪带头进了坑道。
这时，我在最里边发现了一大捆还没有爆炸的集束手榴弹，我赶紧带着战士们想往外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声沉闷的爆炸，我的身体被冲击的气浪震倒，双眼一片漆黑，感觉眼前被糊上了一层泥，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拼命地用手乱抓，心里说不出的恐慌，这时我的手腕被人抓住，有个人对我说：“同志，快醒醒，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睁开眼看了看四周，两名列车乘务员和满车厢的旅客都在盯着我看，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我这才明白，刚才是在做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刚才的噩梦还心有余悸。
想不到坐火车回家都能做梦，这回脸可丢光了。我尴尬地对大伙笑了笑，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笑得最难看的一次，还好没有镜子，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
乘务员见我醒了，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到终点站了，准备准备下车吧。我点点头，拎着自己的行李挤到了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坐在行李包上，点了支烟猛吸几口，脑子里还牵挂着那些在前线的战友们。
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别提有多别扭了，走路也不会走了。回去之后怎么跟我爹交代呢？老头子要是知道我让部队给撵了回来，还不得拿皮带抽死我。
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站，我走到家门口转了一圈，没敢进门，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走，心里盘算着怎么编个瞎话，把老头子那关蒙混过去。
天色渐晚，暮色黄昏，我进了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一看菜单吓了一跳，这些年根本没在外边吃过饭了，现在的菜怎么这么贵？一盘鱼香肉丝竟然要六块钱，看来我这三千多块钱的复员费，也就刚够吃五百份鱼香肉丝的。
我点了两碗米饭和一盘宫爆鸡丁，还要了一瓶啤酒，年轻的女服务员非要推荐给我什么油焖大虾，我死活不要，她小声骂了一句，翻着白眼气哼哼地转身去给我端菜。
我不愿意跟她一般见识，我当了整整十年兵，流过汗流过血，出生入死，就值五百份鱼香肉丝？想到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随即一想，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雪山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资格呢？
这时候从外边又进来一个客人，他戴了个仿美国进口的大蛤蟆镜，我看他穿着打扮在当时来说很是时髦，就多看了两眼。
那个人也看见了我，冲我打量了半天，走过来坐在我这张桌的对面。
我心想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多空桌子不去，非过来跟我挤什么，是不是流氓想找我的麻烦？操你奶奶的，正搔到我的痒处，我憋着口气，还正想找人打一架，不过看他的样子又有点眼熟。他的脸大半被大蛤蟆镜遮住，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人是谁。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道：“天王盖地虎。”
我心说这词怎么这么熟啊，于是顺口答道：“宝塔镇河妖。”
对方又问：“脸怎么红了？”
我一竖大拇指答道：“找不着媳妇给急的。”
“那怎么又白了？”
“娶了只母老虎给吓的。”
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小胖，你没想到中央红军又回来了吧？”
胖子激动得快哭了：“老胡啊，咱们各方面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次信，但是远隔万里，始终没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遇到了，这可真是太巧了。
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整，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倒爷个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
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给忘了，回到家之后，酒后吐真言，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
复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了北方做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也都三张儿多了，生意却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
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地放着当时的台湾流行歌曲。
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了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有王结实谢丽丝的吗？”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嬉皮笑脸地对她说：“哎哟我说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您听邓丽君千百惠张艾嘉吗？来几盘回去听听，向毛主席保证，要多好听就有多好听。”
女学生看胖子不像好人，扭头就走了。
胖子在后边骂不绝口：“这傻逼，装他妈什么丫挺的，还他妈想听金梭银梭，丫长得就他妈跟梭子似的。”
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京腔儿了，说普通话不得了吗，冒充什么首都人。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过几天咱奔西安吧。
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说，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我操，工商的来扫荡了，赶紧跑。”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地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地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
这条街上全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旧毛主席像章、红宝书都有人收。像什么各种瓶瓶罐罐，老钟表老怀表，三寸金莲穿的旧绣花鞋，成堆成堆的铜钱，鼻烟壶，各种古旧的家具，烟斗，字画，雕花的研台，笔墨黄纸，老烟斗，蛐蛐罐，瓷器，漆器，金银铜铁锡的各种玉石的各种首饰，只要是老东西，就基本上什么都有。
胖子有块家传的玉佩，一直戴在身上。这块玉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位首长送给他爹的，当年这位首长带部队进新疆，在尼雅绿洲消灭了一股土匪，这块玉就是那个匪首贴身戴的。说是玉佩，其实外形不太像，造型古朴怪异，上面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图案，像是地图，又像是文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这块玉胖子给我看过很多次，我家里以前古玩不少，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过不少金石玉器的知识。不过这块玉的价值年代，我却瞧不出来。
胖子想把这块玉卖了换点本钱做生意，被我拦住了，这是你爹给你留下的，能别卖就别卖了，咱也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实在不行我找家里要钱呗，反正我们家老头老太太补发了好多工资。
我们俩见路边有个空着的地方，就把三轮停了过去，在附近买了两碗卤煮火烧当午饭吃。
卤煮火烧就是猪下水熬的汤，里面都是些大肠之类的，泡着切碎了的火烧，一块多钱一碗，既经济又实惠。
我这碗辣子放得太多了，辣得我眼泪鼻涕全出来了，吐着舌头哈气。
胖子吃了两口对我说：“老胡，这几年本想带你出来发财的，没想到现在全国经济都搞活了，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不像我刚开始练摊儿的那时候，全北京也不超过三家卖流行歌曲磁带的。真是有点连累你了，你爹退休前已经是师长了，享受副市级干部待遇，你不如回去让你们家老头走个后门，给你在机关安排个工作，就别跟我一起受罪了。”
我拍了拍胖子的大肚子说：“兄弟，我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我要是真想去机关随时都能去，但是我不敢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害怕啊，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住了不动，满脑子想不了别的，全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一看见他们，我的肠子都快疼断了。咱们现在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地做点小买卖，还能把心思岔开想点别的，要不然我非神经了不可。”
在部队那么多年，别的没学会，就学会鼓舞士气了，我安慰胖子：“咱们现在也不算苦了，这不是还有卤煮可吃吗？想当年我在昆仑山里，那他娘的才真叫苦呢。有一年春节，大伙都想家了，好多新兵偷着哭。师长一看这还行，赶紧给大伙包顿饺子，改善伙食。那饺子吃的，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昆仑山没有任何青菜，菜比金子都贵，肉倒有的是，全是一个肉丸的饺子。海拔太高，水烧不开，饺子都是夹生的，里边的肉馅都是红的。你能想象出来那是什么味道吗？就这样我还吃了七八十个呢，差点没把我撑死。馋啊，那几年就没吃过熟的东西，馋坏了。第二天我就让人给送医院了，消化不了，肚子里跟铁皮似的。你还记得《红岩》里怎么说的吗？革命胜利的前夜总是最寒冷的。咱们的生意不可能总这样，录音带不好卖，咱们可以卖别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两个大喇叭顿时放出了音乐。
由于录音机比较破烂，音质很差，再优美的歌曲从里边播出来也都跟敲破锣一样。
但是我和胖子并不觉得难听，反正比我们俩唱得好听多了。胖子经过我那一番深入浅出的思想教育工作，心情也开朗了起来，随着音乐的节奏掂着小腿，扯开嗓子叫卖：“瞧一瞧，看一看啊，港台原版，砍胳膊切腿大甩卖，赔本儿赚吆喝了啊……”
过往的行人和周围做生意摆摊的全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们旁边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男人，走过来对我们打个招呼，一笑嘴中就露出一颗大金牙。大金牙掏出烟来，给我们俩发了一圈。
我接过烟来一看：“哟，档次不低啊，美国烟，万宝路。”
大金牙一边给我点烟一边说：“二位爷，在潘家园旧物市场卖流行歌曲，可着这四九城都没第三个人能想得出来，您二位真是头一份。”
我吸了一大口烟，从鼻子里喷出两道白色烟雾，这美国烟就是有劲，我抬头对大金牙说：“您甭拿这话挤对我们，我们哥儿俩是为了躲工商局的，无意中跑到这里，歇会儿就走。”
结果双方一盘道，敢情还不是外人，大金牙家在海南岛，他爹那辈是解放军南下时过去的，家里的底根儿都是三野的，一说你老家是哪的哪的，家里的长辈是几纵几纵的，哪个师哪个团的，关系都不算远。
不过大金牙的爹不是什么干部，他爹是个民间倒斗的手艺人，后来让国军抓了壮丁，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又起义参加了解放军，他本人一直就在部队里当炊事员。在朝鲜战场上把腿给冻坏了，落下个终身瘫痪，改革开放之后，从海南搬到了北京，收点古董玩器做些生意。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说得好听，什么倒斗的手艺人，不就是个挖坟掘墓的贼吗？这些别人听不出来，但我从小是被我祖父带大的，这些事他没少给我讲。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再往深处一论，我问大金牙：“您家老爷子当年做过摸金校尉，有没有摸出什么大粽子来？”“大粽子”是一句在盗墓者中流传的暗语，就像山里的土匪之间谈话也不能直接说自己杀人放火，都有一套黑话切口。粽子是指墓里尸体保存得比较完好，没有腐烂；摸到大粽子就是说碰上麻烦了，指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干粽子是指墓里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还有肉粽子，是说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多。
大金牙一听这话，立刻对我肃然起敬，非要请我和胖子去东四吃涮羊肉，顺便详谈。于是三个人就各自收拾东西，一起奔了东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