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後記
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愛的父親走完了他89個歲月的人生旅程，因病溘然辭世。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當日向國內外發出專訊後，《李自成》的許多熱心讀者紛紛來電來信，除對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無不關切地詢問：《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經完成？何時出版？當時我曾通過報界告訴大家：我父親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並交中國青年出版社編排，很快即可奉獻給廣大讀者。
我之所以說“基本完成”，是因為父親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錄音書稿，之後經不斷修改，部分單元在《小說》上連載，受到讀者和專家好評，但是他總感到離他的藝術追求尚有距離，而視為“未定稿”不願拿出來出版。即使已經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樣視之，計劃待四、五卷經修訂出版後，連同前三卷再仔細修訂一遍，全書才算最終定稿。
有的讀者詢問：第三卷出版於1981年，為什麼四、五卷拖了這麼多年？對於這個問題，我父親的前助手、現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為姚老“太認真”，“太苛求自己”。的確如此。譬如父親為了寫好決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朝命運，改變中國近三百年曆史的“成敗存亡關頭”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單元，除了花費大量時間查閱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顧年邁去山海關、通山等處實地考察外，對耗費數年心血寫成的二三十萬字書稿，很不滿意，毫不惋惜地用紅鉛筆寫上“作廢”二字，棄之文件櫃一角。然後重頭再寫，以致光陰這樣一天天逝去。父親對創作如此認真，如此苛求，充分體現了他們一代老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和個性：對作品、對讀者、對祖國文學事業的高度使命感和責任感。
誠然，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人人都不能違背的自然規律。父親到了晚年，尤其是進人80高齡以後，雖依然壯志滿懷，雄心不減，每天凌晨兩三點鐘就起床寫作，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息天，但畢竟年齡不饒人，體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寫作進度更顯減慢；原本能較易越過的創作中的“障礙”和“高山”，現在攀援時顯得力不從心。為此，父親每日都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並唯恐全書寫不完，隨他百年而去。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寫作過於緊張勞累而突發中風倒在書桌旁，住進醫院的第一天夜間，仍然頑強地起床寫作。我在困睡中，恍惚聽到撲通一聲而驚醒，看見父親躺在床邊的地上。我一邊呼叫“怎麼啦！”一邊把他抬到病床上。父親卻說：“我要起來寫《李自成》，寫不完對不起讀者。”我一時語塞，無言勸慰，而禁不住淚流滿面。
還令人難忘的是，今年春節前夕，父親病情日趨加重，陳昌本等中國作協領導來家慰問，他在床榻前告訴父親，作協已決定將《李自成》作為十部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向建國五十週年獻禮。父親聽後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緩慢地低聲吐出六個字：“功勞是大家的。”這是父親的肺腑之言。因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創作歲月中，曾先後得到毛澤東。鄧小這是平等中央和各級領導同志的巨大關懷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過了艱難歲月，使《李自成》創作得以繼續下去，成為“十年浩劫”及其後百廢待興中最幸運的老作家。同時，數十年來，父親也得到許許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和鼎力幫助。對此，父親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謝的。例如，1977年開始給父親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錄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親生前助手許建輝同志，在父親病後為整理四、五卷書稿，保證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還有張葆辛、劉文田、賴雲峰、杜海波及姜曉燕等同志，也都先後或長或短地在父親身邊工作過，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父親因為《李自成》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結下了不解之緣，建立了作家與出版社非同尋常的親密關係。尤其是擔任《李自成》第一卷責編的江曉天同志，第二、三卷責編的王維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風暴不時驟起的年代裡，他們不顧個人安危與得失，與“右派”父親通力合作，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幫”粉碎後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過艱辛勞動，又先後出版了第二、三卷。父親患病後，李向晨和吳曉梅兩位同志繼而擔任了第四、五卷的責任編輯，經過三四百個日日夜夜，確保了四、五兩卷的如期和較高質量出版。在四、五卷的編輯過程中，俞汝捷、陳浩增。王維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對四、五卷校樣進行仔細審讀，洪光義、李剛等同志幫助進行終校，這些同志也都為四、五卷的出版花費了不少心血。父親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達對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代表先父向他們再一次深深致謝。
在這篇短短的後記裡，我不能不提到與父親患難與共。相濡以沫近70載的母親。母親無愧是父親的忠誠伴侶和賢內助。早在1957年的那場政治風暴中，父親因敢於說真話而被錯劃為“極右派”，母親忍辱負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勵、支持父親將來一定要寫出《李自成》，重新點燃了父親對未來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親摘掉“右派”帽子後，為保證父親安心創作，解除後顧之憂，毅然辭去她所熱愛的職業教育工作，來到父親身邊，成為家庭主婦；在她花甲之年，學習打字，用已遲鈍的雙手，起早貪黑，用老式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為父親敲打出了二百多萬字的書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風正盛時，是母親與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著風險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樓頂的隔層中，而免遭劫難。直到七年前母親突發中風，操勞辛苦了一輩子才算得以“休息”。父親患病前，每日都不時來到病榻前久坐，拉著癱瘓失語的母親的手，常常含著眼淚深情地對兒孫們說，一定要侍候好你們的母親、奶奶，沒有你們的母親、奶奶，就不會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會有《李自成》……有時候，竟像孩子一樣失聲痛哭。父親有這樣一位伴侶，我有這樣一位母親，怎麼不令人肅然起敬。如果說《李自成》為祖國的文學事業樹起了一座豐碑，那麼碑上應該有許許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應該鐫刻上我母親的名字：王梅彩。
父親生前雖然沒有能夠看到他為之嘔心瀝血17年的《李自成》四、五卷的出版，沒有看到他在文學園地辛勤耕耘70載的成果－－《姚雪垠書系》20卷的同時問世，並帶著未能實現的《天京悲劇》、《大江流日夜》等創作宏願，無限遺憾地匆匆遠行。但一位滿頭銀髮、雙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蕩。樂觀自信，甚至帶有幾分童真的“文學老兵”，一位飽經風雨坎坷、人生磨難，但始終如一地充滿火一樣的創作激情、頑強不息地獻身祖國的文學事業，執著不懈地攀登一座又一座文學藝術巔峰的老人身影，將永遠地、深深地留存在他的兒孫、親朋好友和廣大中外讀者的心目中。父親如果九泉有知，對此應該感到欣慰。
姚海天
1999．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