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朔有關的影視作品我看了一些，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有些作品裏帶點烏迪·艾倫的風格，這是我喜歡的。有些作品裏也冒出些套話，這就沒法喜歡。總的來説，他是有藝術成就的，而且還不小；當然，和烏迪·艾倫的成就相比，還有不小的距離。現在他受到一些壓力，説他的作品沒有表達真善美，不夠崇高等等。對此我倒有點看法。有件事大家可能都知道：藝術的標準在世界上各個地方是不同的。以美國的標準為例，到了歐洲就會被視為淺薄。我知道美國有部格調高尚的片子，説上帝本人來到了美國，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美國老人，到處去助人為樂；聽見別人順嘴溜出一句：感謝上帝……就接上一句：不客氣！相信這個故事能使讀者聯想到一些國產片。這種片子叫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看了，一定會覺得淺薄。法國人對美國電影的看法是：除了烏迪·艾倫的電影，其它通通是狗屎一堆。
相反，一些優秀的歐洲電影，美國人卻沒有看過。比方説，我小時看過一些極出色的意大利電影，如《羅馬十一時》之類，美國人連聽都沒聽説過。為此我請教過意大利人，他們皺着鼻子説道：美國人看我們的電影？他們看不懂！把知識分子扣除在外，僅就一般老百姓而論，歐洲人和美國人在文化上有些差異：歐洲、尤其是南歐的老百姓喜歡深刻的東西，美國人喜歡淺薄的東西；這一點連後者自己也是承認的。這種區別是因為歐洲有歷史，美國沒有歷史所致。
因為有這種區別，所以對藝術的認識也有深淺的不同。假定你有深刻的認識，對淺薄的藝術就會視為庸俗──這正是歐洲人對美國電影的看法。現在來談談我們中國人民是哪一種人。我毫不懷疑，因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是全世界最深刻的人民。這一點連自以為深奧的歐洲人也是承認和佩服的。我在國外時，從電視上看到這樣一件事：美籍華人建築師貝先生主持了盧浮宮改造工程；法國人不服，有人説：美國人有什麼文化？憑什麼來動我們的盧浮宮？對此，貝先生從容答道：我有文化，我是中國人哪；對方也就啞口無言了。順便説説，烏迪·艾倫的電影，充滿了機智、反諷，在美國電影裏是絕無僅有的。這也難怪，他雖是美國籍，卻是猶太人，猶太文化當然不能小看。他的電影，能搞到手的我都看過，我覺得他不壞；但對我來説，還略嫌淺薄。略嫌淺薄的原因除中華文化比猶太文化歷史悠久之外，還有別的。這也難怪，在美國的中國人當時不過百萬，作為觀眾為數太少；他也只能遷就一下一般淺薄的美國觀眾。正因為中國的老百姓有歷史、有文化、很深刻，想在中國搞出正面謳歌的作品可不容易啊；無論是美國導演還是歐洲導演，哪怕是猶太導演，對我們來説，都太淺薄。我認為，真善美是一種老舊的藝術標準；新的藝術標準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東西。批判現實主義是藝術的一支，它就不是什麼真善美。王朔的東西在我看來基本屬於批判現實主義，烏迪·艾倫也屬這一類。這一類的藝術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觀眾才能欣賞。
在我看來，所謂真善美就是一種甜膩膩的正面描寫，在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度裏，一流的藝術作品沒有不包括一點批判成份的。因此，從批判轉入正面歌頌往往意味着變得淺薄。王朔和他的創作集體在影視圈、乃至文化圈裏都是少數派。對於上述圈子裏的多數派，我有這樣一種意見：現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數，對文化的一般見識，比之先輩老先生們，不唯沒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為了防止激起眾怒，我要聲明：我自己尤其遠不如老先生們。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的優秀電影一出現，老先生們就知道是好東西，給予“批判現實主義傑作”的美譽。現在的文化人不要説這種見識，連這樣的名詞都不知道，只會把“崇高”之類的名詞徑直講出口來，也不怕直露。當然，大家不乏謳歌主旋律的決心，但能力，或者乾脆説是才能，始終是個主要問題。多數的影視作品善良的創作動機是不容懷疑的，但都不好看。
在此情況下，應該想到自己的藝術標準淺於大眾；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民之一般水平不符，宜往深處開掘──不要看不起小市民，也不要看不起芸芸眾生。毛主席曾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你搞出的影視作品讓人家看了身上爆起三層雞皮疙瘩，誰聰明誰笨，也就不言自明。搞影視的人常抱怨老百姓口味太刁；這意思無非是説老百姓太聰明，自己太笨。我倒覺得不該這樣子不打自招，這就顯得更笨了。我覺得王朔過去的反嘲、反諷風格，使我們能見到深一層的東西。最近聽説他要改變風格，向主流靠攏，倒使我感到憂慮。王朔是個聰明人。根據我的人生經驗，假如沒有遇上車禍，聰明人很不容易變笨。可能他想要耍點小聰明，給自己的作品披上一層主旋律的外衣，故作崇高之狀。但是，中國人都太聰明，耍小聰明騙不了誰，只能騙騙自己。就拿他最近的的《紅櫻桃》來説，雖然披了一層主旋律的外衣，其核心內容和美國電影《九周半》還是一類。把這些不是一類的東西嫁接在一起，看上去真是不倫不類。照這個樣子搞下去，廣電部也未必會給他什麼獎勵，還要丟了觀眾。兩樣都沒得到，那才叫倒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