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年會，十一月五至十日在風景如畫的廣東肇慶七星巖召開。本屆年會重點研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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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文學發展的態勢，因而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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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網絡文化對文學的衝擊、漢語文學的性描寫等話題。
亞洲週刊報導，出席這個二十世紀末屆年會的包括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朱寨，副會長顧驤、謝冕、潘旭瀾、白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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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楊匡漢及北京大學教授洪子誠，清華大學曠新年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蔣原倫，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吳思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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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大學教授閻純德，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曉明博士，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廣東批評家協會會長黃樹森，華南師範大學教授胡經代、陳劍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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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各大專院校、新聞出版業的專家學者共一百二十餘人。
關於如何看待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與會代表普遍認為，當代文學研究無法迴避高獲諾獎的事實，高行健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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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政治工具的姿態，值得文壇反思。高的作品及言論，勢必成為日後研究的課題。
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白燁說，高行健獲獎，出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他認為，沒離開中國，高寫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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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聖經》。這部作品寫得非常放鬆，通過個人經歷講述歷史，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可讀性。“中國文壇對高及其作品當慢慢認識，研究界尤應關注他的發展。中國作協對高獲獎的表態很政治化，心胸不夠寬大，應有客觀、有胸懷的報道”。
研究會新任副秘書長孟繁華認為，《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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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很好，諾貝爾獎沒有胡來。國內一些評論和反應，源於沒有讀過高八七年後的作品，其次是有政治情緒，心理不平衡。孟指出，高行健作品的最大價值在於，對人進行重新追問與思考。“獲諾貝爾獎的作品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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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本，它顯現弱勢文化希望被強勢文化認同的訴求。但高的漢語作品得獎，遭遇卻極冷淡，對中國寫作界如此反應進行心理分析很有意義”。
暨南大學教授姚新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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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關於諾貝爾獎評誰都好，就是不要給中國人的提法為引子，直指中國當代文學界對高行健八七、八八年後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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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是“集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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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他說，高獲獎讓中國當代文壇感受到的只能是☆辱。姚追問：“是誰造成這份☆辱？”原來，八十年代批評界對很活躍的高行健很熟悉，八九年後竟如此陌生如此不熟悉，以至他獲了獎，大家幾乎無話可說。姚指出：“是無法控制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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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讓我們這些吃批評飯的人暫時做奴隸而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