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隨着秋日越來越深，天氣逐漸轉冷，我的健康情況日益變壞，睡不好已是常事，特別奇怪的是開始吃不下，經常噁心。在街上，只要看見有油腥的食品，就頭暈，想吐。肚子餓，卻不敢吃，吃什麼吐什麼，只能喝白開水，衝下小半個饅頭就足夠，不能再多吃了。二個月內，我瘦成了皮包骨。
我想我是支撐不下去了，只有去看醫生。一位老醫生摸了我的脈，稍稍檢查了一下，就問我上個月來月經是什麼時候？
他的大褂，一片白色拂過我的眼前，我搖了搖頭。
“多久了？”他眼光馬上變了，鄙夷地盯着我，花白頭髮的頭快昂得往後折過去了。
我低下頭心算，一個多月，不對，早過了兩個月。我的聲音吞吞吐吐，“大概二個月。”這的確是我未想到的，我緊張加害怕，額頭上沁出汗珠。
“你才十八歲，”他轉頭看着病歷卡，搖着頭説道。他提起筆想寫字，想想又擱下筆，向我説了二個字。
我是怎樣走出那個房間？我不知道。中醫院大門只有幾步又寬又長的台階，我站在馬路邊的人行道上，一動不動，“未婚先孕”！從來，在我從小所受的教育裏，比任何罪惡更恥辱，比死亡更可怕，我真想一頭向行駛過來的公共汽車撞去，就在這時，一輛小車刷地一下停在面前，是送病人進醫院的。我還是沒動，車玻璃映出我的模樣，那絕不是我。於是我走到車前鏡邊，看清楚了：臉生了層霜似的灰白，頭髮鬆散，脱落了不少，眼睛凹下去，出奇地大，不知是由於妊娠反應或是其它什麼原因，兩頰出現了斑點，老年人才有這樣的斑點，我看不下去，掉轉過頭。
我不能死，我必須活，我的生命本不應該存在於世上，我不能結束自己。並且，我才剛開始明白自己想要什麼生活，我和歷史老師一上牀就懷孕，僅一次就有了小孩。
母親當初懷我恐怕也是這樣，一和男人睡覺，就懷上孕，她和袍哥頭是這樣，和我生父是這樣，莫非我繼承了母親特別強的生育能力？是我們母女的基因如此，還是越貧窮的女人生育能力就越強，大自然給我們格外補償？飢餓的女人，是不是自然就有個特別飢餓的子宮？母親當初也想把我打掉，但最終還是生了下來。
這麼説，我是不想要這小孩？
這念頭一冒出，就讓我吃了一驚。這是他的孩子，最好是個男孩，我希望是個男孩，長得和他一模一樣，貌不出眾，平平常常，但不要他那種近乎藝術家的神經氣質，不要寫詩，也不要會畫一點畫，不要沾上他父親的任何命數，也不要學我幻想能寫小説，夢想成為一個作家。讓他成為一個最普通的人，越普通越滿足於生命，越容易獲得幸福。
我自己連基本的生存保障都不具備，更談不上可靠的安全幸福，我能保證肚子裏的孩子健康長大？
不用裝傻了，我正在想法逃脱這個世代貧窮痛苦生活的輪迴，為此目的，我必須傾注全部身心，決不能有任何拖累。一旦要孩子，我必須馬上為他找一個新的父親，將將就就成家餬口，我為之所作的努力不就全白費了嗎？孩子會毀了我的一生。
又將是一個沒父親的孩子！無論我多麼愛他，生活也是殘缺的，這個社會將如不容我一樣不容他，從我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痛苦的未來。總有一天，我不等他問，就會告訴他，關於他父親的一切，包括我。那時，他會仇恨整個人類整個世界，就象我一樣。孩子有什麼過錯，要來承擔連我也承擔不了的痛苦？
下這個決心的時候，我才突然明白，我在歷史老師身上尋找的，實際上不是一個情人或一個丈夫，我是在尋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親，一個情人般的父親，年齡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啓示我，又親密得能與我平等交流情感，珍愛我，憐惜我，還敢為我受辱挺身而出。所以我從來沒有感到歷史老師與我的年齡差，同齡男人幾乎不會引起我的興趣。
但是，三個父親，都負了我：生父為我付出沉重代價，卻只給我帶來羞辱；養父忍下恥辱，細心照料我長大，但從未親近過我的心；歷史老師，我情人般的父親，只顧自己離去，把我當作一樁應該忘掉的豔遇。
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父親。它不會向我提供任何生養這個孩子的理由，與其讓孩子活下來到這個世界上受罪，不如在他生命未開始之前就救出他。
2
第二天，我起了個早，到市婦產科醫院門診排隊掛號。那個傾斜的小馬路是卵石鋪的，從大馬路上分岔繞向醫院，很陡，實際是一條不寬不窄的巷子，路兩旁排滿了小吃攤水果攤，摩托、滑桿與行人擠成一團。
雨飄了起來，街上頂塊布、報紙的人在奔跑，雨點變大，人們慌忙地跑到屋檐下躲，但也有人什麼也不遮，步子穩定地走着。我拿到了掛號單，在熙熙攘攘排隊的人頂上，望了望門外，雲層下的天空十分陰暗。當街的小吃店點起了蠟燭，燭光灼灼，煤爐上的熱氣映着人臉模糊地閃動。
我走到牆邊的桌子前，拿起繩子繫住桌子上的圓珠筆往嶄新的病歷上填。臨時取了個名字，歲數當然不能寫十八，十八歲墜胎，不找家長，也要找户籍，查出是誰把我的肚子搞大，要判誘姦罪。年齡必須填二十五歲，反正這張臉，已人不人樣，鬼不鬼樣。眼睛更沒了任何稚氣。
地址單位二欄，也用假的。從頭到尾撒謊，就我這個人是真的，就我肚子裏孩子是真的。
坐在婦科診室門外長凳上，我就明白自己剛才的作法並不是多餘的，也幸虧在中醫院受過那個老醫生一頓羞辱，受了教育，學乖了。
診室有門卻大敝着，掛了塊布簾，那塊布原先白色，不知用了多少年，暗灰了，也沒換。門簾進出都是女人，男人都守在走廊長凳上，或在過道里來回走着抽煙。布簾不時掀開，想往裏面看的人能看得一清二楚：有三張病牀在同時檢查，脱掉褲子的女病人躺倒在牀上張開腿，每個牀前也沒個屏遮擋，大概覺得妨礙操作。
看到這情況。我臉通紅，眼睛只能看着我的膝蓋，在長凳上坐立不安。
叫到我時，過道牆上鍾已快到11點，四十多歲的女醫生取掉塑料薄膜手套，往牀邊垃圾筒裏一扔。她匆忙地問我情況，我裝得若無其事，説二個多月沒來月經，懷疑懷孕了。她沒多問什麼，讓我脱掉褲子檢查後，説看來是懷孕，讓我去抽血解小便化驗。
“今天可不可以做手術？”我問。
“可以，”她低着頭寫病歷，不耐煩地説：“去化驗了再回到我這兒來。”
再多問一句，她就會高聲訓斥。
繳過費，等取了化驗單重新回診室，拿到醫生同意下午做手術室的意見書，我心裏鬆了一口氣。在走廊裏沒走幾步，一個燙頭髮的年青女子從長凳上走到我身邊，問：“要你證明沒有？”
“沒有。”
“你運氣真好，看你樣子老實，遇上龜兒子養的醫生心情好。”她的眉輕描淡畫過，長得漂亮又善打扮的女人到這裏一定會倒黴。她説，每回醫生都要她出示單位證明，或者結婚證，每次她都要費盡腦汁弄張別的單位的證明。她説她已作過三次人工流產，她的男朋友不肯戴避孕套。
醫院牆上張貼着計劃生育的宣傳畫，包括避孕知識，性病等等狀況。等這位象找不到人説話的女子離開後，我就站在牆前，象是在等人，卻是很仔細地看起來，再也不象不久前看《人體解剖學》時那麼不好意思。
雨停了，天色依舊灰暗，手術室在另一座兩層樓的房子裏，我去的時候，那兒已等候着三對人，女的都有男人陪，手術室外面寫着“男同志止步”的木牌，不過是個樣子，沒人遵守。我找到對面一個位子坐下時，感到他們乜視的眼光，好象我是個怪人。男人在這兒，是一個必需，這是我未料及的。沒過幾分鐘，又進來一個姑娘，臉長得圓圓的，頭髮剪得短，顯得年齡很小，陪她的是個年齡大一些的女人，交手術單時，值班護士象個實習生，最多十八九歲，態度卻學得極壞。那個由女人陪的圓臉姑娘問什麼時間輪到她？護士眯了她一眼，吼道：“到一邊去，這陣着急，亂搞時啷個不着急？”有女人陪也沒有用。
萬一要刁難，問我為什麼男人陪，我怎麼回答呢？其她女的，臨時還能拉一個來冒充，而我連假的也拉不到。那我就説，我是單位派到這城市培訓學習，所以丈夫不在。他們才不在乎你要不要小孩，“計劃生育”，打掉的孩子越多越好。同時他們又想維持道德，對非婚性行為必須羞辱，要你明白是沾了政策的便宜，共產主義道德正在由於你打胎而敗壞。
殺豬時才有那樣尖利的叫聲，裏面象是在活割活宰人，我嚇得毛骨悚然，真想拔腿就跑。
“圖痛快，就莫叫，想舒服呀，就莫哭。”
“到男人那兒去哭，莫在這兒撒嬌，噁心不噁心呀！”
醫生不緊不慢的聲音傳出來。不打麻藥和止痛針就把子宮裏孩子的胚胎，生拉活扯刮下來。暴力是最有激情的形式，男人們在手術門外手足無策，任何愛情在這種時候都沒了詩情畫意。當做完手術滿臉淚痕的女人踉蹌出來時，她的男人就一把將她扶祝女人有了男人這一扶，就是幸福的了。長椅上已經有幾個在男人懷裏哭泣的女人。
我的手裏全是冷汗，心想，換一種死法或許比這強。護士到門口對着過道叫：“楊玲。”
沒人應。她叫第二聲時，我醒悟過來，這是上午我給自己取的名字，趕忙起身，往屋裏衝去。“聾子呀，這邊走，”她讓我脱掉布鞋，換上門後的塑料拖鞋，每雙拖鞋，不僅舊，而且髒得可疑。我猶豫了一秒鐘，就換了。
門裏左邊抵牆，一條窄長板凳上趴着一個剛從手術枱上下來的姑娘，下身未有任何遮蓋的衣褲。兩個不知是護士或是醫生的女人坐在一張桌子前，管着病歷，管着收錢，説街上賣的月經紙不衞生，得買醫院的紗布棉花，説是消過毒的。
“脱掉褲子，上那張牀去躺好！”收錢的護士命令道。
打着寒顫，我剝下長褲，脱掉裏面的短褲時，我的手指象凍麻了一樣，半天脱不下來。“快點，裝啥正經？”退去內褲後，我看了那人一眼，她連眼皮也未抬。
我分開雙腿躺在高高的鐵牀上，覺得這間屋子極大，天花板和牆上都飛掛着牆屑，長久沒粉刷過了。三個象中學教室裏那樣的窗，玻璃裂着縫，沒掛窗簾，外面是院牆，沒有樹，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暗淡的天空。長日光燈懸在屋中央，光線刺人眼睛地亮。兩張牀，另一張空着。鐵牀上油漆剝落，生着鐵鏽。這個市婦產科醫院據説抗戰時就建了，怕是真給好幾輩女人使用過。
“以前刮過沒有？”一個戴着口罩女醫生坐在凳子上，將一堆用布包起來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顏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樣，是洗不乾淨的髒灰色。
“沒有，”我説。
“把腿張開點！往邊上些！”
她的每個不耐煩的命令都叫我心驚膽顫，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緊鐵牀冰冷的邊。她打開壓在我身上的布，叮噹響起亮晃晃的手術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鉗子刀夾子剪子。突然我想，現在翻身下手術枱還來得及，我是要這個孩子的，不管我將要為這個孩子付出多大的代價，我是要他的，就象那天我想要他的父親，把自己毫無保留地交給他的父親一樣，淚水順着眼角往我兩鬢流。醫生身子移開，我突然看到房間一角，桌子上一個搪瓷白盤，擱了好多形如豬腰血糊糊的肉塊，那白搪瓷盤上面也會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這刻跳下來逃走，還不晚，擁有了這孩子，就等於擁有了他的父親，等於他的父親復活。我的雙腿剛一動，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xx道，我的身體尖聲叫了起來，淚水從我的兩鬢流進頭髮。這第一聲自發的尖叫後，我就咬住牙齒，手抓緊鐵牀。
母親説過她抬不動石頭，快倒下時，就唸毛主席的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要不然唸佛，求佛保佑，就能挺祝我沒有念語錄的習慣，也沒有唸佛的本領，我只能更緊地咬着牙齒，雙手抓牢鐵牀。醫生連個幫忙護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個大筐裏，從我身上的布取過來又一件器械，搗入我的身體，鑽動着我的子宮，痛，脹，發麻，彷彿心肝肚腸被挖出來慢慢地理，用刀隨便地切碎，又隨便地往你的身體裏扔，嚎叫也無法緩解這種肉與肉的撕裂。
象是知道這點，我的嚎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齒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聲。我的眼睛裏，屋中央的長日光燈開始縮短，縮小，成為一點，旋轉起來，象個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來，我的眼前一團漆黑。
睜開眼睛，我看到了那個醫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長得其實挺漂亮，下巴有顆痣，很顯年輕，最多也不過三十來歲，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親。她沒有説話，她在想什麼，我不知道。我的臉上和身上一樣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雙手離開鐵牀，還恐懼得握成拳頭，我覺得房間冷極，象有很多股寒風朝我身體湧來。
我從牀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殺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個強烈的預感，我不會再有孩子，一輩子不想再要孩子。沒有一個孩子，會比得上這個才二個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份量，我這樣的女人，生出來的孩子只會比我更不幸，更難過長大成人這一關。
我一步一步往那根長板凳走，護士，包括進屋裏來準備做手術的女人，誰也沒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長板凳，就側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團，手捂緊下部。
一個護士朝門外大聲叫下一位作手術的。她對那兒的女人們訓斥道：“剛才這人就不叫喚，你們學學她不行嗎？”
“肯定腦子有問題。”另一個坐在桌子邊年紀大的護士，“去，叫她快點穿好衣服走。要裝死到馬路上裝去。”
“讓她待著，等我寫完手術情況再叫她走。”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可能就三四分鐘，我覺得手裏多了幾張紙，就盡力在長板凳上撐起身子看。子宮深度：10.有無絨毛：有。失血多少：多。有無胚胎：有。我看到這兒，還未看完，便刷刷幾下把病歷撕成碎片，目光發直，那些紙片跟着我的身體站起，掉在地上。我什麼也沒説，穿好褲子襪子，換上布鞋，也沒看屋子裏人的反應，扶着牆慢慢挪出了手術室。
3
温暖的水從頭髮淋到腳心，我擦着肥皂，不時望望牆頂那個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邊木門擋着，衣服放在門上端水泥板上。
也許是中國女人的體質，生小孩後要坐月子，必須躺在牀上休息一個月，吃營養食品。流產等於小產，也一樣得包頭或戴帽子一個月，不能讓風吹，風吹了以後就要落個偏頭痛。這一個月漱口要温熱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齒要難受；不要搬動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痠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結束。
我顧不上這些規距，沒幾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好比營養品，好比親人愛護着我照顧着我，生平第一次化錢進浴室的我，在淋浴時，感到一種説不出來的安慰。裸着身體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無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撫摸自己了，我從沒撫摸那從未隆起過的肚子，待肚子裏什麼也沒有，我才感到裏面真太空。
聽説男浴室是一個大盆塘。女浴室卻有二十個淋浴，管理人員是個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褲，穿了雙雨靴，總在格子間的空道上走來走去。檢查誰的水已完，就叫這人動作快點，到外屋穿衣，因為有人候着要洗。誰的水燙需要加冷，誰的水涼，需要加熱，她就那麼跑來跑去調水温，雨靴踩着的水叭嗒叭嗒響。浴室裏熱氣騰騰，地上滑溜溜的，未遮全的格子門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腳。
在這段時期，只要手裏有了幾文錢，我就拿了乾淨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隊。好象是讓我身上流過的水，沖走我要忘卻的事，讓它們順着水洞流進溝渠，流入長江。
4
第二年夏天我臨時決定參加高考，根本沒有準備，卻也去試了。這樣的考試當然失敗，最後兩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無望，我家的血液裏早已註定我不可能和大學沾上邊。
高考落榜之後，一所輕工業學校錄取了我，專業是會計。學校在嘉陵江北邊的一個鄉鎮。去或是不去？已嚐到自由滋味的我，不願被一個所謂的“專業”束縛，但兩年學習畢業後，我就可以有一個穩定的職業，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資，生活也暫時有了保障。
去報到註冊時，學校已開學二週。
兩年時間很快過去。母親在一次春節時往學校寄來一封信，裏面夾了紙幣，從不寫信的母親附了一張紙條：“六六，回家來過年。”就這麼幾個字，寫得歪歪扭扭，“家”字還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費的錢，沒有回家，也沒給她回信。
畢業分配後，我有了一個工作，與兩個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張窄窄的牀鋪。我儘量爭取外出，出差，請事假，後來乾脆請了病假，説回家休養，實際上是隻身逛蕩在這個廣袤無邊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遠是瀋陽和丹東，靠近朝鮮，南面是海南島、廣西，瀕臨越南，東邊是長江下游一帶，一個個城市，無目的地亂走，有目的地漫遊。
我僅與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聯繫。她來信説，四姐夫德華死了，晚上肚子痛，發高燒，到南岸區醫院，開刀以為是闌尾炎，打開才知是腹膜大面積感染，一開刀就沒治了，死時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裏沒有什麼好消息。她的信説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個高個男子住在一起。回來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動了刀子，小女兒嚇得上去擋架，臉被前夫劃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數日，精神崩潰。前夫告她，説是由於她上門打架，才導致他誤傷了女兒。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裏關了二個月，出來後依然原樣。三哥有了個女兒，五哥和一個農村女孩結了婚。
“前兩天張媽死了，被丈夫氣死的，”二姐寫道：“你記不記得，就是那個當過妓女的？”
我當然記得。二姐的信從不問我在幹什麼，也很少提母親父親。她不必提，我清醒時更不想知道，我在夢裏卻不斷回去，我看得見那個位於野貓溪副巷，和其它房子相連在一起的六號院子。
堂屋連接天井的門檻可能爛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兩旁的屋檐下依舊掛曬着衣服，陰鬱的天空，站在天井裏才能望見，大廚房坍塌，屋頂成了兩大窟窿，灶神爺石像的壁龕剩個黑糊糊的坎，只有兩個灶還在用。我家的灶上堆滿了瓦片、磚和泥灰，已經無法生火了。屋樑傾塌，整個大廚房已是廢墟。還好，自來水管接到院子裏，再不用去挑水了。鄰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點辦法的人家都搬離了，留下的原住户，他們的孩子長大，成家，也養了孩子，卻沒能力搬離。原住户，加上一些毫無辦法立即搬進這兒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爐燒飯。對門鄰居程光頭在往一個瓦罐澆水，不，是一個尿罐，裏面堆了很多泥巴，有幾株蒜苗，他嘴裏唸唸有詞，默坐運氣。之後對我父親説，那些蒜苗會生出延年益壽的花籽。
那間閣樓還是兩張牀，但布簾沒了，一張牀用席子蓋着，不象有人睡的樣子，我以前睡的靠門的一張牀，鋪着乾乾淨淨的牀單，放的卻是父親的藥瓶衣服和小收音機。小桌子移到牀邊，放着茶杯。沒有葉子煙，父親抽了幾十年的煙不抽了？父親怕吵，圖樓上清靜，非要住上面。
四姐又結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築工人。
野貓溪副巷整條街，各家各户的房門，白天仍不愛關門，家裏來了客，門前照舊圍一大串嘰喳不停的鄰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門關，一定在吃什麼好東西，怕人碰見來分嘴，吃完門才打開。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鐵絲箍的木盆木桶，本來就得經年泡在水裏，積下的雨水用來洗衣服，洗桌椅碗櫃，最後洗髒臭的布鞋膠鞋。
還是那一條江，那一艘渡船，那些連綿疊嶂的山，那些蒼白髮着黴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頂了舊一代工人，生活一點也沒有改變。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説，你必須背對它們。一段時期我埋頭讀書，什麼書都讀。也一個勁地寫詩寫小説，有正二八經的拿去發表，賺稿費維持生活，歪門邪道的收起來，不願意給人看，更多的時候寫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時期我沉溺於煙與酒裏，劣質煙與廉價白酒，八十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詩人畫家小説家，南來北往到處竄，我也在裏面胡混。我什麼都不妨試試，各種藝術形式，各種生活方式，小包裏或褲袋裏始終裝着安全套，哪怕沒能用上，帶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愛情在我眼裏已變得非常虛幻，結婚和生養孩子更是笑話，我就是不想走每個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當白開水似地喝，我很少醉倒，裝醉佯狂，把對手，有時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結交女友大都是在貼面舞會上。我們為彼此裝扮，為彼此剪奇特的短髮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簡單的衣服，夏天裙子裏很少穿內褲，結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會。關上門拉下窗簾，黑了燈，圖方便，也圖安全。偶爾也有公安局來查，被抓住盤問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奪門逃走。反正過不多久，在另一城市又會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樂成了八十年代中國地下藝術界的時髦。我們跟着鄉村音樂的節奏，懷裏抱着一個人，慢慢搖，不知時間地搖，逃避苦悶和壓抑。這時我可以過過幻覺癮，好象快樂已抓在手中。
另一曲開始，是聽到猛打猛抽的迪斯科，一把推開對方，兇猛地扭動身體，鞋跟要把樓板踢穿，好象只有這麼狂舞掉全部精力，才能催動我繼續流浪。我的臉，早已失掉青春色澤的臉，只知道及時行樂的笑，已經不會為任何人，也不會為自己流一滴淚了。
有天晚上我喝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酒燒焦了我的身體，房間小而擁擠不堪，音樂聲雖不太吵，但是空氣混濁，我從雙雙對對相擁在一起的人裏往門邊擠，奔出房間，一個女友跟了出來。
黯淡的路燈照着亂糟糟的街，沒有人走動，我只想一人待著，我膩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跑得很快，那位女友沒能跟上。
穿過一條巷子，拉糞的板車從我身邊的馬路經過，灑水車的鈴聲在愜意地響着。我走下兩步石階，扶着一間房子的牆壁，突然瘋狂地嘔吐起來，酒混合着酸味的食物碎屑，從我嘴裏往外倒。好一陣，等喘氣稍定後，我從口袋裏抽出一張紙，想擦擦嘴，卻看到這是一首在地下油印雜誌上的詩：在災難之前，我們都是孩子，後來才學會這種發音方式，喊聲抓住喉嚨，緊如魚刺。
我們翻尋嚇得發抖的門環，在廢墟中搜找遺落的耳朵，我們的祈求，向這無人之城。
災難過去，我們才知道恐懼，喊聲出自我們未流血的傷口，出自閃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們知道怎樣度過來的，靠了什麼僥倖，我們就不再喊叫，而寧願回到災難臨頭的時刻。
我一邊吐，一邊覺得舒服多了。這首詩，就象是專為我這樣靠了僥倖才從一次又一次災難中存活下來的人寫的，我記得作者姓趙，或許命運真能出現奇遇，讓我碰見他，或是一個象他那樣理解人心的人，我會與這樣的人成為莫逆之交，或許會愛上他，愛情會重新在我心裏燃燒。或許，我的寫作，早晚有一天能解救我生來就飢餓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