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庭涓/文
關於李香蘭的印象，似乎僅僅停留在電影《國產凌凌柒》中周星馳一身白西裝，在黑色鋼琴前，斜叼著煙，彈奏出的那首《李香蘭》。槍手環伺，危機四伏，一個男人卻獨自低沉地唱著：“惱春風，我心因何惱春風，說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凍，雨點投射到照片中，回頭似是夢，沒法彈動，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雖未紅，如冰雖不凍，卻像有無數說話，可惜我聽不懂。啊，是杯酒漸濃，或我心真空，何以感震動……”欲去還留，似滿仍空，歷久彌新，步近愈遠，不知是對著李香蘭，還是對著愛情。在周星馳這部唯一被禁的影片中，從頭到尾都跟李香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李香蘭在劇中，只出現在一張暖色的老照片裡，夕陽中，與愛人相擁看餘輝滿天，手握純白色玫瑰。那種模樣的李香蘭是愛情的一個符號，我曾經以為那近乎圓滿。
還有一些人知道李香蘭，是因為她和張愛玲的一張合影。因為更多的人，熱愛著張愛玲，熱愛著萬千繁華中卻冷靜蒼涼的心。張愛玲對那張照片的關注點更多在於自己身著的那件衣服，她說，“《餘韻》書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夾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來保存的。雖說‘陳絲如爛草’，那裁縫居然不皺眉，一聲不出拿了去，照炎櫻的設計做了來。米色薄綢上灑淡墨點，隱著暗紫鳳凰，很有畫意，別處沒看見過類似的圖案。”她也關注了李香蘭的穿著：“提起李小姐，她正練習了幾支歌后趕來，這天嫵媚地穿著黃色旗袍，掛著象牙珠的項圈，頭髮的樣式是：額前高高堆著，後面是梳上去的，有人說像《隨風而來》中的女主角那樣打扮，嬌小豐腴……”張在對照片的補記時說：“李香蘭要合拍張照，我太高，並立會相映成趣，有人找了張椅子來讓我坐下，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那是一九四三年在園遊會中遇見，張愛玲的神情有些懨懨，李香蘭卻討巧地笑著。張李還有一次交談，是在一次為由日本人扶持的文學刊物《雜誌》舉辦的納涼晚會上，張愛玲說：“您就是到了30歲，一定還像個小女孩那樣活潑吧！”李香蘭說：“也是啊，這些年老演淺薄的純情戲實在沒多大意思，我倒想演點不平凡的激情戲！”對女性情感拿捏得細緻的張愛玲後來說：“她不要那種太平凡的、公式化的愛，而要‘激情’的。”
但是，李香蘭幾乎不提從前的感情，旁人隻言片語的猜度或是評論，也讓李香蘭無法豐滿。時間如同洪流，再龐大卻仍是一瞬。隔著層巒疊嶂的時光，李香蘭原唱的《夜來香》、《何日君再來》聽起來像留聲機裡的聲音，華麗而鈍感。而她的時代，她的愛情，她的傳奇，彷彿漸遠，而不再。所幸，還有虹影去揀起這個故事，把一個叫“玉子”的女子，放在1945年的那個亂世。綠袖子。
小說一開始就定好了基調。“那些人本來可以倖存，卻在最後一刻被吞沒。他們的災難，與別人的不幸很不一樣。很少有人理解，被動卷裹，與慷慨投入，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命運。”那麼，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這個故事是個悲劇。悲劇的原因在於特殊時期對身份的敏感，國籍問題上的邊緣人物，在戰爭的大背景下，命運如同草芥。
李香蘭，1920年2月12日出生於中國遼寧省奉天（今瀋陽）附近的北煙臺，出生時取名為山口淑子。她的祖父山口博出身士族，酷愛漢學，所以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即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從故鄉佐賀縣來到中國，並長久地居住下來。她出生之時，偽滿洲國打著“五族協和”的建國旗號成立了。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成為了傀儡元首，日本關東軍成為了事實權力所有者，侵略擴張，民不聊生。沒多久，山口淑子一家遷往奉天，投奔父親山口文雄在中國的好友——李際春將軍，李際春將山口淑子認為乾女兒，並以中國東北名花——蘭花命名，取名李香蘭。中國畫主張“靜氣畫蘭”，但是李香蘭此後的路並不平靜。為了學業，李香蘭到了北京。隨著戰事推進，周圍排日氛圍高漲，為了自身安全，李香蘭必須對外人隱瞞自己是日本人這個事實，開始學著用中國人的方式生活生存，不再鞠躬，不再隨便對人笑，但是這一切的改變，卻被重視日本傳統教育的母親視為異行。沒有人注意李香蘭的痛苦，她在兩個國家的對立中分裂，卻顯得格格不入。她經常跑去太廟大哭。她目睹了“楊柏堡事件”和“平頂山慘案”，知道日本軍方的可怖，但為了不背叛自己的祖國，她仍然小心避免參加抗日遊行集會。但一次，李香蘭無意中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的學生抗議集會，當領頭的人問到她“日本軍隊炮製了滿洲國，現在正從東北逼近北京。假如日本軍隊打進北京城，該怎麼辦”時，李香蘭停了半天給出了一個答案：“我將站在北京的城牆上！”這樣，或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正如她在自傳中寫的，“我只能這樣說”。站在城牆上，從外面飛來的是日本炮火，從城牆裡面打來的是中國鉛彈，不管被哪一方打中，雙方的子彈“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個死去。我本能地想，這是我最好的出路。”這是李香蘭16歲的決定。
《綠袖子》淡化了玉子對國籍的遊離、分裂感，虹影賦予了她一半的中國血統。玉子對這樣的身份表現得很習慣、很自然。當她聽到導演山崎在叫那個少年是“半俄羅斯血統”的“二毛子”時，她卻像挑起了鬥志，很高興地抖出自己的底：“我自己也是個半不拉兒，我是日本女人留下的雜種，母親叫什麼，孃家在哪裡，都不知道，玉子這名字，也是半中國半日本。”這樣的身份，反而讓她與少年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親切感。然而，也是由於這樣的身份，兩個人才會在戰後被分離，一個被遣返後，一個開始尋找，然後是互相尋找，在兩個國家之間。只有在廢墟之上的簡短留言為訊，我剛剛到，你卻剛剛走，也許擦身而過，明明知道會是你，卻不敢去相認，就怕變成另外一個人。
這是一個在戰爭中關於尋找的愛情故事。故事的男主角，那個少年，實際上與李香蘭在中國最重要的幾個人暗合。
首先是兒玉英水。1941年2月，李香蘭在日本東京舉行獨唱音樂會，由於當時“滿映”方面和日本“東寶”公司之間的不和，李香蘭的處境危險，日本劇場負責人當時選擇了兒玉英水。然而兩人的初見卻並不愉快。李香蘭在一次排練完以後一直等待著男保鏢的到來，天色由白轉黑，她也只在焦急中看到一個高個子、安靜的青年，背朝著她站在窗前。李香蘭有些忐忑，跟負責人確認。兒玉英水？是叫兒玉英水嗎？這時候，那個安靜的青年走過來說，是您等我嗎？我也一直在這裡等候您啊。那時的兩個人，彼此都惱怒著，兒玉英水惱怒著自己的歌舞劇處女作因為李香蘭的獨唱音樂會取代，而自己還要去當這個姑娘的保鏢，李香蘭卻惱怒著對方的傲慢與長時間的不理睬。然而誤會解除後，兩人卻互相欣賞著。最後，兒玉英水戰死時，離心口最近的地方就放著李香蘭的照片。一切讓人唏噓。人生若只如初見。虹影知道箇中的美好、錯愕的命運感，讓小說中玉子和少年的見面顯得靈動而有意味。十七歲的圓號手，為了引起到錄音棚唱歌的玉子的注意，掙脫導演山崎的控制，故意將最美的一段變奏慢了半個節奏。結果在意料當中，導演暴怒，玉子為保留少年的工作為其解圍。但是玉子卻是承認少年的天分的，她認為“慢半拍，有個切分，更妙”。兩人驚人地達成共識，這樣的初見已可預想地成為愛情的發端。
其次是松岡謙一郎。隨著日寇侵華戰爭不斷升級，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兩國對日宣戰。日本成為世界人民的敵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殺氣騰騰，一面是歌舞昇平，在刀光劍影中，李香蘭的歌聲像攙和了迷魂藥的葡萄酒，在撫慰人心靈的同時也消磨其旺盛的鬥志。雖然身處亂世，她受歡迎的程度卻有增無減。太平洋戰爭開戰前期，她在日本劇場的演出受到觀眾的熱情捧場，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圍在她身邊，發生了混亂，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此後，她收到一封很特別的信。信上說：“捲進這次意想不到的大騷亂，一定讓你受驚了，我深表同情。但是，人的價值並非靠引起社會轟動和成名成家來衡量。人的價值並不表現在表面上。你不是壞人，而是被國策利用了。但你要自重。現在是個人價值被愚弄的時代，你必須更加尊重自己，否則只能被國家時局擺佈。你有一顆閃光的心。對此，你要珍重。”信很長，5頁。落款是松崗謙一郎。日本外交大臣松崗洋右的長子。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竟然如此瞭解自己的痛苦，並還能告誡自己，指出人生方向，這讓李香蘭充滿感激。多次的接觸、交流後，李香蘭對松崗謙一郎很有好感，但對方卻一直沒有表白，可能是顧忌自己的戲子身份。時隔八年以後，戰爭結束，李香蘭恢復山口淑子之身，松岡終於說出了“我需要你這樣的伴侶”。然而在李香蘭的新生活裡，沒有預留遲到了八年的位置。等待，是李香蘭愛情的底色，尋找，是她的行為方式。聰明如虹影者，讓玉子在等待少年歸家時，說出這樣的話：我這是怎麼啦？我是愛男人，還是愛我自己？恐怕都愛！我愛戀愛中的自己，我怎麼到這刻才成了一個真正的女人？……在一個長期在邊緣困頓中的女人，在戰爭時期曲意逢迎周遭男人的時候，心靈卻一直乾涸著，突如其來的愛情讓她更重視自我存在的價值，因此，當小說最後，兩個人在反覆尋找過程中，我常常在想，是這個女人在尋找愛人，尋找愛情，還是在尋找自己？也許後者作為答案會更為妥帖。
最後是柳芭?莫羅華?格利乃茲。這是一個白俄猶太少女。也許虹影更想紀念這兩個女孩之間的友情，同性間的友情有時候卻比愛情更重。雖然感情生活幾經波折，但難能可貴的是，她始終擁有一份珍貴的友誼。10歲時，在撫順小學讀三年級的她，在去瀋陽秋遊的火車上，結識了一位與她同歲的、住在瀋陽的柳芭。她十分重視這個朋友，她說：“柳芭是我最珍貴的朋友。我之所以成為歌唱的李香蘭，是因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為活著的李香蘭，也是因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護身符，有時像太陽，有時像月亮，她永遠伴隨著我。”在柳芭的幫助下，她開始向蘇聯大劇院的著名歌劇演員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學習花腔女高音。正由於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館舉行獨唱音樂會，“奉天廣播電臺”的科長東敬三才發現了她，將她錄用為電臺新節目的專職歌手，使她從此走上了演藝道路。回顧這一切，她感慨萬分地說：“不是嗎?沒有柳芭，我不會去學唱，也就沒有唱歌的李香蘭！”不僅如此，柳芭對她還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蘭被囚禁且即將被槍斃後，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不露痕跡地為她弄來了屬於山口家的日本戶籍證明，才使她免去了漢奸罪。而不惜生命代價，找來戶籍證明這個情節被成功複製到少年對玉子的拯救當中。愛情，顯得真實而有力量。為了更多地紀念這位叫柳芭的少女，小說處處流露著俄羅斯的風情。譬如，玉子第一次亮相穿的是俄羅斯的連衣裙“布拉吉”，花鳥圖案暗紋的綠綢衣，與書名《綠袖子》呼應，譬如，少年有一半的白俄羅斯血統，等等。
也許還有陳歌辛。據陳歌辛的兒子陳鋼回憶，李香蘭與他的父親或許曾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充滿激情的上海之戀。陳歌辛為她創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漁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時》、《忘憂草》及專為她寫的花腔女高音獨唱曲《海燕》等。當時，上海交響樂團負責人草刈義夫先生和日本電視臺訪問上海時，她曾告訴電視臺的記者，當年她差一點嫁給了陳歌辛。而當記者問她為何在出版的自傳中隻字未提時，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寫在書上的。”虹影還是安排玉子的戀人以音樂的方式走近玉子。這是一種潛意識的靠近。
小說仍然不露痕跡地向李香蘭的演藝生涯致敬。雖然李香蘭在滿映都是被日方利用了“在中國長大的日本人”身份，出演的影片表現出強烈的“侵略方一定是男性，被侵略國、顯示溫順一方一定是女性”電影的原則，她與日本的命運相互映射。一個女人的前半生，專門用來粉飾侵略，又專門用來演繹戰敗，不能不說她是一個悲劇木偶戲的主角。然而，她在唱歌、演戲方面的天分和後天努力卻不能忽視。兒時的李香蘭做過日本著名畫家梅原龍三郎的模特，這名畫家稱讚李香蘭說，她的表情比貓兒臉上的還要多，最不可思議的是兩隻眼睛透露出的神采可以完全不一樣，右眼神采飛揚時，左眼卻可含羞帶怯，張揚與內斂竟同時出現。李香蘭在滿映時期，花了近兩年時間，拍攝一部叫《我的夜鶯》的電影。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音樂電影。但是這部電影卻未能上映，無論日本還是滿洲，因當時的滿洲關東軍報道部認為，這部影片“沒有給滿洲人觀看的啟蒙價值和娛樂價值，是部不符合國策的電影。”那麼為什麼全體演職人員會全力以赴去拍《我的夜鶯》呢？導演說：“日本必敗。正因為如此，一定要留下好的藝術影片。”這與虹影小說中，玉子出演的那部電影《綠衣》初衷和情景相當類似。
於此，玉子形象與李香蘭重疊、交融，生命悲喜也隨之體驗。戰爭中，時代為悲，個人命運為更悲，女人命運為最悲。然而可喜悅的是，總有一些女人，在時代的重壓下，在破碎的夾縫中，仍然能墨黑的暗夜發出夜鶯般的聲音。心也逐漸澄明。
結尾。金色的河面。玉子彎身撫摩走得痠痛的腿。她相信即將找到，即將在對方懷裡休息。寺廟的鐘聲響起。也許小說之外的現實能比這個結尾更圓滿。李香蘭和大鷹弘結婚後，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大鷹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壇，成為日本國會議員（自民黨參議員），連任十八年。“1974年到1992年期間，李香蘭連續獲選擔任日本國會議員，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躍於社會舞臺。同時她還寫作自傳《在中國的日子——李香蘭：我的前半生》。通過這本自傳，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表達了‘日中不再戰，我們同是黑髮黑眼睛’的和平摯願。作為政治的犧牲者和歷史的見證人，她還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記：‘這全都是事實呀！’”一個女人的傷痛終被抹平，人生終趨圓融，等待與尋找終已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