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邵伊敏就接到方太太打来的电话。她已经问了江小琳的意见，同时讲明白，方先生目光灼灼比较惹厌，但一般不在家，而且方太太肯定在家，提醒江小琳自己认真考虑。江小琳指下自己戴的样式老气的眼镜，讪笑她多虑了。每个假期她都会兼几份职打工挣钱，当然乐意接受这份每周三次、报酬很说得过去的家教，她去试讲后顺利地被方太太录用了。
接下来几天，同学们开始各自回家，宿舍里只剩下江小琳、罗音和邵伊敏。江小琳除了家教外，还在超市打了另一份工，每天来去匆匆。罗音找了家报社实习，每天跟有采访任务的记者出去跑，再不就泡在报社里帮着改稿。
白天只剩下邵伊敏一个人，她开始不顾炎热，高强度地做真题练听力。
她以为在这样安静的环境，只有占据自己的全部时间，才能不去想那些会让自己心乱的事情。但只过了几天，她就有点儿崩溃了。晚上耳朵内鸣响得让她无法入睡，白天也精神恍惚。
意识到这样自我折腾，效率却低得可怕以后，邵伊敏决定改下安排。她随另一个留校的同学一道去应聘了商场一楼一家洋快餐店的小时工，体检后顺利上岗，每天从下午六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一周六天。她买下了一个毕业离校的学生的旧自行车，开始执行修改后的时间表。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出去散步，然后做英语练习，两小时休息一刻钟；吃午饭后，小睡一会儿，继续学习；五点半准时出门去打工，换上制服，一刻不停地穿梭在有冷气的店堂里，收拾餐盘打扫卫生。这个安排居然对绷得紧紧的神经和身体起到了有效的调节。十点下班，骑车回学校，洗完澡后听会儿听力，终于可以带着疲惫安然入睡了。
到了八月，邵伊敏自认为对于托福考试的准备还算顺利，基本按自己制订的进度在推进。但是一天天临近考试，她耳鸣和疼痛的感觉越来越厉害，迫不得已只能去医院了。医生检查之后，告诉她疼痛是外耳道炎引起的，除了开药每天更换清洗消炎外，还明确禁止在治愈之前再戴耳机。至于耳鸣，得等炎症消除后排除其他病变才能确诊，一般过度疲劳、睡眠不足、情绪过于紧张都可能导致耳鸣的发生。
出了医院，她突然有想仰天大笑的感觉，然而站在人来人往的闷热街头，也只能耸下肩作罢。
前几天她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告诉她老宿舍已经正式划入拆迁红线以内，到处刷上了大大的“拆”字，冻结了买卖交易，可是不知道具体拆迁补偿金额和时间，她只能说不急不急。父女两人竟然有点儿相对无言，她知道恐怕继母是对爸爸说了什么，可是误会也好、隔阂也好，她都无意再去解释了。
此时，她带着疼痛的耳朵，第一次认真想，在费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自己这样一意孤行坚持报名考试到底是为什么，似乎很不符合自己一直的谨慎。就算托福成绩理想，学校申请得顺利，收到OFFER，去加拿大以后的生活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她也不知道上哪儿弄办护照、签证和买机票的钱。
眼下她当然不可能去跟父母开口。爷爷奶奶退休于倒闭的老国企，退休金有限，唯一值钱的财产就是那套房子，已经明确说了给她。她也不愿意再跟他们提这件事，增加他们的烦恼和负担。至于叔叔，就是因为不愿意父母在退休以后还为窘迫有限的医药费用操心，才决定把他们接去加拿大。邵伊敏更是想都没想过再去麻烦他，自己可不是他应该背负的担子。
这些情况她怎么可能没有预想到，可是在那个紧张考试的六月，她还是赶在截止日期前去报了名。
因为你害怕沉溺到那段让你没有把握的感情中，越来越亲密的感觉让你畏缩，你一边享受，一边心虚，你做不到抽离感情，单纯享受肉体快乐，于是只好趁着自己还能做到表面的若无其事，赶快抽身走人。她从来对自己诚实到毫不留情，只能冷冷地这么对自己说。
真的全身而退了吗？她不知道，她能做的不过是强迫自己不再想他。然而此时背叛她意志的身体清楚地告诉她，要忘记他，比她想象的更难。她知道自己的确情绪紧张，而这种紧张不是近在眼前的托福带来的。从小到大，她就没怕过任何考试。她的紧张只能是来源于努力忘却。
接下来的一周，按医生的嘱咐，她每天按时去医院换药，总算炎症消除没有疼痛感了，但仍会隐隐有耳鸣困扰。她问医生，医生再做一次检查，没发现耳内有病变，告诉她应该是神经性耳鸣，目前情况还不算严重，建议她注意休息和放松。如果放心不下，也可以去看下神经内科，她也只能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