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写作，对我来说，缺少的是外部环境，不能外出。在我所处的四周环境，我被剥夺竟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都无法忍受。写作所需要的地方与不为写作所需要的地方，我同样都需要。在巴黎，对我来说，到外面去是难上加难。一个人，不能到外面去，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外面走的时间不能长。到了外面，我就感到呼吸困难，透不过气来。在黑岩旅馆，在那空空暗暗的走廊里，我呼吸很好，感到舒服，在里面走一走，也觉得很好，很舒服。二十年来，人们说我得了肺气肿这种病。我有时也相信是这样。我离开我住的公寓。一走出公寓楼梯平台，病就发作。我离开我的住处，情况一改变，就像进入像用剃须刀片切开来的外部那样。好像是“我进入”大街的“内部”。街上照明非常强烈，大街成了一个大囚笼，这可能就是那个外部，不过是紧密封闭的。在我脑子里，那非常接近于监狱隙望台用强光照射物体外表层面，特别像普瓦西那座老监狱①，我是经常从那个监狱前面走过的。一律以强光照射绝无半点阴影，肉体在其中稍有逗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当然希望这是由于我得的那种肺气肿病所致。可是，大门一关，坐进我的汽车，那我就得救了。我到底是怎么得救？因为从你们那里逃脱出来，所以得救；是从你们那里逃走，因为我在写你们，为你们写作，我不论到哪里，即使是在大街上，你们反正总能认出我来。这种恐惧对我来说，已经无可救药。只要我一进入实施写作的空间，敞开的、公开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空间，只要我投身于其中，只要我讲到街路、过街横行道、广场、城市，那种恐怖就向我袭来。别人可以从他们家里走出去，到外面去散步，看看，随便走走，对于我，多年以来，早已结束了。我将永远不会和这些人、和你们是一样的了。幸好我有汽车。有了汽车，我就可以活下去。只要我能坐汽车闲逛，我就去看看塞纳河、诺曼底，可以活下去。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别人不愿意和我一起乘车外出，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今年十月，我去巴黎，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没有人和我在一起。不是因为这样开车我感到疲劳吃力，而是因为旁边没有一个人长时间开车对我是无法承受的。走五百公里，独自一个人说话，我做不到，一次也不行。我宁可关在公寓里大门不出，也不愿意一个人驾车走长路。到停车场去找车，或者把车停放到什么地方，也不行。见到停车场我就惊慌失措，害怕。同样，有认识我的人看着我，我也无法开车。这是酗酒的结果。治疗，可怕极了。“你总不免要经过一个一个阶段，你会了解的。就像你过去喝酒那样。一定会过去的。”我的医生这样对我说。是这样。
①普瓦西是法国伊夫林省近巴黎沿塞纳河一个区的首府，其中有一座古老的监狱。
一走上大路，我就感到安全放心了，车子我开得又快又好。
我的儿子在这里，在特鲁维尔，要住几天。他对我说：“你在家还是自己做饭。”是这样。当他们不愿和我一起乘车到外面去逛逛，又不想让我在家做饭，那我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我知道那个时刻一定要到来，我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肯定已经到来，已经开始了。
在特鲁维尔，那里有海。白天，黑夜，即使你看不到海，但那个意念始终都在。在巴黎，只有起风和暴风雨的日子才让我们和海发生联系。不是这样，你也就没有海了。
在这里，我们沉浸在同样的景色之中。
每一处山岗后面远处，都是阔大无边的空无。在它所在的那个地点，天空也不相同，显得更空灵，更明亮，可以说：音质更为洪亮。真是这样，海鸥在城里就不如在水上、海滩上鸣叫得那么频繁那么欢畅。
在特鲁维尔，我生活得很好。在巴黎，不。我应该说，不，因为那里的空间威胁人，让人害怕，那里的街道是敞开的，还有一些人总是到我家里来叫门，这些人都来自远方，来自德国，实际上经常是从法国来的，他们来叫门，要见我。
“有什么事吗？”
“想见见杜拉夫人。”
他们想和我谈谈，谈谈我，仿佛我的时间是属于他们的，仿佛我的职务就是和他们谈谈我自己。就是这些人，就是你们，我所爱重、我为之写作的。
也正是你们，你们让我害怕，你们是可怕的，有时就像为非作歹的人那样使人畏惮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