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灵魂
世田谷区有一个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义幺将去那里接受职业训练。他的关系仍然留在育儿学校，只是去那里实地工作两星期。为了让学生先在家里练习，工厂在他们去之前留了家庭作业，即把方便筷子放进纸袋里。义幺放学回来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大堆白木片和很多捆纸袋，好像把不干净令人忌讳的东西带到家里来。在两个音箱的正前方，义幺撇开两条腿把大屁股坐在花席子上，从后边看就像横卧的海狗似的。他把膝盖旁边的木筷小心翼翼地放进纸袋里。在放进去之前，仔细检查一下筷子，如果有破损的话，就无限感慨地说：“啊，真遗憾，这双筷子头缺了一块！”然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把它“安葬”在厨房的废纸篓里。
装完一百根之后，义幺再重新数一遍。由妻子从每个角度都能看见纸袋上的印刷标志之后，义幺把筷子捆起来，卷上商标，再用聚乙烯塑料包上。最后的工序很难，如果是大人的话，似乎很快就能熟练掌握这门技术。一次，全家一起去超级市场，在平时不看的货架间，妻子突然停下来，那里有一个纸包，也同样地包了一百双方便筷子。妻子用专业人员的眼光看表面的包装，然后又慢慢走出来……
儿子去职业训练中心，也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入社会生活。对此，妻子的想法好像跟我的这种想法相似。深夜，妻子为中心的入厂典礼作好了准备后，对一直在旁边看书的我说：“把F先生给的宪法小册子放到义幺的工作服里吧。因为F先生曾经那么交待过。”
我上楼去，用战后文学家的话来说，F先生是身边的前辈，是朋友中受人尊敬的先驱。在楼上的书房里，书架上放着跟这位先驱有关的物品，我取出二十多年前美军管治下冲绳县教职员工工会发行的小册子后，回到楼下。
像上面写的那样，“与先驱有关的物品”，赠给我这本小册子的F先生出生在冲绳，他已经死了。今年年初，在他的故乡伊江岛举行意义重大的第十三届冲绳民俗庆典。F先生是收复行政权运动的活动家，最终也是因为参与这个运动，死在旅馆的火灾中。F先生很爱喝酒，就连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也是烂醉如呢、睡得僵死，哪还能谈得上逃走呢？可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从未见过F先生喝酒。所以，在F先生死后，当我听到他爱喝酒，而且一醉就缠住别人的传闻时，觉得很意外。在我和F先生的会面中，只有一次让我了解到F先生和酒的关系，当时义幺也在场。有一时期，我和幼小的义幺特别爱吃猪蹄，义幺点猪蹄抹辣椒时那种铃铛般清脆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边。我喜欢带义幺去各处的朝鲜饭馆，让他品尝稍有不同的猪蹄蒸法和味道。一只猪蹄被分成两块盛在盘子里，端来后，义幺按顺序先吃厚厚的皮，然后吃肉，最后是凝胶状的腱，每啃完一块骨头后，就把它摆在桌子上，可是有一天，义幺的表情充满疑惑，不知该把一块小骨头放在何处。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义幺的一颗乳牙掉了。那时义幺还小，可是他严格地按着顺序啃猪蹄，然后把所有的骨头整齐地摆出来。
一个冬天的傍晚，义幺也是这样吃着猪蹄和冷面——除了夏天，其它季节也卖冷面的朝鲜饭馆还很少，所以我记得走了很远才在三轩茶馆的饮食街上找到一个店。当我们正要往回走的时候，从一个叫作泡盛馆的冲绳饭馆里，走出来一位长着大脑袋、大身子，腿极短的矮个子男人，疲惫不堪的娃娃脸正在往这边看。我和义幺两人本来身体就肥胖，又穿得鼓鼓的，旁人看到会觉得奇怪，他肯定看到我们了。
“F先生”，我正要大声喊，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像哭丧着脸，又钻进刚出来的门帘里……
F先生死了以后，他的朋友掀起一场运动——在美军管制下的冲绳，把宪法小册子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妻子平时从来不故意显示，这是因为她回想起F先生，即使看到领着残疾儿走路的熟人都怕伤害他们的那份善良和他的一生，所以要我把那本小册子放入刚刚步入社会生活的义幺的胸前口袋里。
妻子回到和女儿同住的卧室后，我把封皮已褪色的小册子放到饭桌上，一边喝着睡前酒，一边计划着写一部面向残疾儿童的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同时为了义幺，我想在书中把宪法解释一遍。可又一想，那是不会实现的。实现那种愿望，并不是很困难，可还是没有实现。对作家来说，写这样一本书也不是没有乐趣。可我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计划。用残疾儿能理解的语言写一系列短篇，现在先不考虑这一条件，我想写一系列短篇，然后再把它们改编成定义集，可这还是不符合我一开始的想法。
目前，我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在凯恩斯以后，戴维·阿德曼是具有代表性的布莱克原本的编者。我曾给他写的《布莱克用语索引》加过注释，而且一直在使用它。最近，我读了戴维·阿德曼的《布莱克，帝国的预言者》。他对布莱克及同时代的报纸和小册子之类作了彻底的研究之后，将布莱克预言诗中的每一句话同英法战争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直接联系起来，并作了解释，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受到震撼，在文章一开始，阿德曼就指出布莱克在预言诗《亚美利加》中是怎样把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变成自己诗的语言，我认为这非常有趣。
阿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照着历史把文章翻译出来。在十八张对折的彩绘版画上画着《亚美利加》，在第六张有这样在该页的下方，阿德曼对照着独立宣言的思想写出自己的分析。
《生命》
“天亮了，黑夜消失了，哨兵离开了哨所。／坟墓被打开，奠仪散乱，绵布被洗劫一空。／死人的骨头，盖在上面的土，干缩的肌肉／一切又都复活了，蠕动，喘息，呼吸，睁开眼睛、／就像挣脱枷锁、逃出牢笼的囚犯一样跳起来。”
《自由》
“推磨的奴隶，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怀大笑吧。／被关在阴暗和叹息中，三十年了，疲倦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
《追求幸福的权利》
“——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然后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人们反复地唱着：“推翻统治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义务。”
“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读这句诗，可能有的人能从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而有的人会认为这不过是把过多修饰《独立宣言》思想体系的韵文连缀起来。我们的生活远离布莱克那一时代的气氛和圣书神话中的隐喻。在这两者之中，或许后者更自然。可是我却属于被这首诗深深打动的一类人。
我认为紧接着战后的动荡时期（或者不如说从战时到战后更确切些）和新宪法推出的时期，曾给少年时代的我带来最强烈的震动和影响。我以评论、随笔的形式写下了当时的感受。这些都受到了所谓怀疑“战后”的评论家批评。从新宪法的公布到实施这一期间，会给十一、二岁的人带来疑问，为什么宪法中抽象的条文会让人铭记在心呢？
我决定以宪法为出发点，为义幺写一本定义集，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想回答那些批判和嘲弄。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着手做这件事，也许我得承认我有一种担心，我果真能把少年时代的兴奋充分表达出来吗？这件事不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作为文学创作也是会有乐趣的。可是，因为我预感到将会出现这种困难，所以我没有轻率地开始……
深夜，我望着饭桌上放着的冲绳宪法小册子，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喝着酒，已经超过了我平时为了睡眠而喝的酒量了。不久我就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以前从我的记忆表层中消失的片段。才明白妻子为什么突然说出那句话来。偶遇F先生之后，又过了两、三个月，他来请求人们援助美军统辖下的冲绳第一次主席选举。F先生好像完全不知在三轩茶馆的那件事，于是我又想那也许是我看错了，我们在客厅里谈话时，义幺每次进来，F先生都为之一惊，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他神色紧张的原因。
那天，请F先生吃了简单的晚饭，他坚决不接受我请他喝威士忌，我记得他只喝了些啤酒。F先生曾经当过教师，他突然对伺候我们吃饭的妻子说：“我看你们家的孩子病不重，如果在冲绳的话，可以进普通班级。”妻子常常感到消沉，她说：“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长会上，平常我们就想，作为残疾儿的父母，哪怕是能比他多活一天来照顾他，那该多好呀。”F先生有一张黑软无力、像老头xxxx般的娃娃脸，他把脸凑过去说：“夫人，这种想法可要不得呀。是失败主义，所以不行呀。（F先生好像说的是‘系失败主义，学以不行呀。’现在，我觉得那是F先生自己的习惯，而不是冲绳人讲普通话时带的口音。）让残疾儿把宪法小册子放在胸前口袋里，遇到麻烦时，只要他说“是”，然后把它拿出来，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不实现这样的社会是不行的呀。对此不抱希望的人全都是失败主义呀。”
在收复冲绳行政权运动还没成功的时候。F先生就在活动根据地——日本青年馆的火灾中死了。在义幺第一次参加社会工作训练的日子里，妻子想到让我把那天晚上F先生留下来的宪法小册子放在他工作服的胸前口袋里。本来，就连妻子也深深感到。F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可是当残疾儿遇到困难时，只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宪法小册子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那种社会还没有到来。恐怕仅仅是因为想起了那个肥胖矮小、走路摇摇晃晃、终日疲惫不堪嗜酒如命，皮肤细纹里沾着黑油，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F先生吧……
我在前面引用过布莱克的诗，他的政治思想和基督教的教义没有相同之处。预言诗《亚美利加》直接道出了布莱克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跟其它的预言诗不同。美国革命波及到法国，之后在英国也取得了成功。“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帝国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可是这种理想社会没有到来，却进入了反动时期，布莱克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被说成是反动政治。当时，在政治上与布莱克对立的最主要敌人就是乔治三世。那个时期，布莱克陷于深深的抑郁之中，然而，乔治三世的性格却因此恢复开朗了吗？目前，我正在为世界史的高考作准备，通过阅读英国史，使我想起了大彼得、小彼得和纳尔逊提督，再次把布莱克的诗和他们的光荣与失败对照起来。可是，在小说中引用英国史恐怕不妥当吧。由于引用了布莱克，我不得不立刻返回来谈自己的儿子。首先，我想写一段历史插曲。因失掉了美国殖民地，乔治三世受到了刺激，据说是发了疯，一八○一年二月十三日，再次表现出疯狂的征兆。阿德曼起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目《美国最后的国王》，他在文中写到，“在作礼拜的时候，乔治三世突然站起来，用近似疯狂的语言大声叫喊着第九十五号诗，使整个教堂里的人感到震惊。‘吾拼命奔波政治四十载，被错误蒙蔽之民全然不知吾之苦心哉’。那年，正好是乔治三世在位四十年。要注意国王把自己当成耶和华了！”接着，国王跪下来，久久地做祈祷，冰冷的地砖和冬天刺骨的寒气使他发抖，可他仍然在不停地祈祷……
布莱克多次修改《四个动物》，从这一时期的删改中可以看出这件事也传到他的耳朵里。国王尤莱根是布莱克神话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他想通过理性来统治天下，发疯的乔治三世潜入尤莱根的影子里。“王冠的废墟像冰石一样，他躺在上面／颤抖的四肢剧烈地摇晃着，尤莱根使坚固的洞穴震颤了”。另外，我被布莱克所吸引的主要原因是这位诗人立足于从基督教到秘教的传统上，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世界，同时他还引进那一时代的变化，作为展开神话世界的契机——当然，他也必须这么做。
布莱克采用超现实的手法，通过独特的神话世界，把那个时代的政治、国际关系等问题表现出来。通过这两条线索，描写一件事情，我发现了布莱克魅力之所在。
我开始读布莱克预言诗的时候，最先呈现在面前的是壮观而又丰富的神话世界，可我也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力量使他每天能写出如此大量的诗句呢？书店发行的《法兰西革命》，本来要出七卷，可实际上只出了第一卷。正因为如此，由布莱克自己刻版印刷，带有精美插图的无以类比的诗稿成为传世之作。
也就是说，既没有书店的劝说，也没有读者的反映，布莱克经过反复修改，写完了这部长篇巨诗。因为担心被检查，被读出真正含义，布莱克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将神话式的构思极尽错综复杂。他每天都在预言诗之林中推敲，幻想着批判乔治三世，这些直接避免了乔治三世政府的镇压。阿德曼在阅读那一时期的资料之后，把布莱克的真实意图解释出来。通过这些，我多次想到，布莱克在与终生相伴的妻子凯瑟琳的私人生活中，不正是对乔治三世的治国之道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吗？在此，我还想写一段有关布莱克被推上审判席的很有名的真实故事。
一八○○年，布莱克离开伦敦，在海滨的寓所里，度过了他自称为“在太平洋岸边的三年睡眠”的时光。得到一位富有的实业家、诗人威廉·亨利的资助，那三年，布莱克在创作与自己的神话世界无关的插图和细腻肖像画。费尔潘寓所的仆人越来越感到不满，终于告发了布莱克。根据审判的结果，很难以叛逆罪判处死刑。我根据费尔潘的证言记录，写下了故事梗概，有一天，布莱克发现陌生的士兵走进自家庭院。布莱克认为庭院是神圣的场所，幻想着妖怪在草阴下举行葬礼，士兵是这个堕落世界里野蛮、残酷、兽性的象征。布莱克用尽全力将士兵推出去，怀恨的士兵发出叫喊，说布莱克诅咒国王、人民和士兵，告发他扰乱朝纲。四季法院最后宣布布莱克无罪。在下面的一部分证言记录中，我仿佛看到了当时的场面。
在和士兵的斗争中，布莱克的妻子也站出来鼓励丈夫。而且凯瑟琳还说：“只要自己的身体里还有一滴血，就要战斗到底。”布莱克问她：“亲爱的，你不是跟法兰西作斗争吧？”“当然不是，我要为波拿巴贡献一切……”
从布莱克的几部短篇作品中，可以知道凯瑟琳是一位身材高大、体态丰满、面容温和的女性，跟布莱克结婚的时候，只能在证书上画一个“×”来代替签名，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女性。可是到了晚年，她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帮助布莱克给版画上色、印刷。布莱克和凯瑟琳都没有使用士兵的证词中那种粗野的语言。可是这和赶走士兵的那些语言，两者的含义有不可思议的一致性。当布莱克看到证言记录时，可能会惊讶的，他偷偷地写批判乔治三世的预言诗，充满谜一般的隐喻，可能还感觉有必要警惕某处有盯梢的密探。这件事使得布莱克一直到晚年都保持着沉默。
我想，可能是布莱克和妻子说话的内容被原原本本揭发出来，只不过是经过士兵的耳朵后变成粗野、下流的语言。当时，拿破伦还没有登基，布莱克认为他是拯救法国革命的英雄。法国革命之火波及英国，布莱克希望革命也能给英国带来解放。不久布莱克就对拿破伦感到幻灭，把他视为可恶的暴君……
对于士兵的告发，四季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宣布布莱克无罪，可是布莱克受到诗才平庸的乡绅资助，必须不停地干与理想相悖的工作，他写预言诗，批判那个时代，这比画画更难找到知音——甚至被亨利嘲笑是发疯的创作。布莱克四十五、六岁时还保持着赶走士兵的体力，而且正像士兵曾经说过的那样，妻子鼓励布莱克，说出过激的语言。这些都给我留下难以忘记的感受。实际上，即使推出士兵的布莱克和担心丈夫的凯瑟琳都保持沉默，但他们的灵魂会在沉默中同士兵的传言交谈。被推出的士兵听到了他们沉默的声音。阅读布莱克用暴力推出士兵的故事，引起我无限遐想。这时，我回忆起儿童时代的一个片段。在回忆中，布莱克惯用的字眼又发挥了作用。事情是有关战时死去的父亲。关于父亲的死，以前我也写过多次——虽然不是直接地，但也把当时的印象清楚地写下来。可是这回，我第一次清楚地回忆起已忘掉的情景，从年幼无知的我对战时强权的理解到父亲的死，特别是到听到战败的消息，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好像是有生以来的新发现。通过阅读布莱克，我感到自己好像得到了很多体验，真是不可思议呀……
从农家买来黄瑞香树皮后，开始进行被称为“削皮”的工艺，即将黄瑞香重新浸到水里使其柔软，然后刮掉表皮和黄色嫩皮，最后，将韧皮晒成白色。把简陋的工具作为“削皮”机器租出去，由农家来帮助做这道工序。父亲把收购来的韧皮弄成小捆，压成一个大长方体之后，交给内阁印刷厂作纸币的原料。从战前到战时，我们家就是以此为生计。
少年时代的我，看到四十五、六岁的父亲总是保持沉默，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活儿，从不同侧面感受到父亲的内心，当然这只不过是我天真无知的想法。跟农家作交易时，父亲给我留下统领、族长的印象。拿一把透着冷光的黑色小尖刀，仔细地削掉留在韧皮上的表皮，然后捆成一捆，父亲端坐在地板上，俨然是个工匠，我觉得这同我现在以写文章为工作的日常生活最接近。县道两旁的仓库阴暗，而且地面是土的，父亲在那里做最后一道工序，即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这时的父亲给我留下工厂里工人的形象。机器内部产生出强大力量，父亲很好地控制力量把握方向，我似乎从中最能感受到父亲那成人健壮的身体。
成型机器，就是在捆成橹状的橡树材料两端，钉入两根直径为十厘米的带螺旋的铁棒，然后安上带齿轮的把手，使模具从上往下移动。机器两边各站一人，顺时针方向推把手，黄瑞香韧皮被压得发出“吱、吱”的声音，当把模具压到下边时，齿轮间便发出“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然后拉回把手，继续压。在长方体状的格子中，在看不见的部分里，黄瑞香的高度被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用结实的黄瑞香绳固定之后，咣噹一声，恰好落到事先做好的那块坚实的木板上……
成型机器就被放在像我的狗下崽一样阴暗的地方。我每次读到布莱克文中的齿轮或碾机、榨葡萄汁机和石磨等这些负重的字眼时，都不由得想起成型机器发出的各种声音。布莱克把尤莱根给人类带来最大错误的理性体系称作齿轮和碾机。而且就像刚才引用《亚美利加》中所描写的那样，把榨汁机和石磨作为劳动的象征，与乐园中的人们不相称。我读布莱克的诗，每次碰到这些词时都会想起第二年死去的父亲和与黄瑞香成型机器相关的事情。我还发现这同布莱克使用暴力的故事有相同之处。
县知事从来没有视察过山谷里的村庄。这次可能是为了宣传国家提倡的战时“后方增产运动”，鼓励地方产业而做出的一种姿态。我觉得在他们到来之前，乡政府似乎跟父亲打过招呼，因为那天父亲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新厚司，像木板一样支棱着，像个怪人。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年龄跟我现在的差不多，作坊里已成型的黄瑞香上撒满了柔和的金光，父亲就是这身打扮，坐在黄瑞香旁边的木椅上，背对着阴影里的成型机器，忧愁的样子，低着头等待着。我从路边窥视微光中的父亲，已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县知事和随从人员依次视察了下游的木材厂、酱油厂，然后由村长和邻镇的警察署长陪同沿着县道走上来。终于，一群人来到父亲的作坊前，以县知事为中心围了一圈，由村长向他们介绍村里加工黄瑞香的历史。我和母亲被挤出人群，我们退到房檐下，母亲透过缝隙往里看，我注意到她全身在发抖，显出不安。村长讲完话之后，就该演示成型机器了。成型机器的模具中已堆积了黄瑞香捆儿。机器两侧必须要有两个人推把手，可是父亲的搭档十天前已经应征入伍了。这时，还没找来代替他的人。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县知事他们骄傲地挺着胸脯，看着下腭对面作坊的阴影里，父亲将头埋在硬梆梆的厚司领子里……
——喂，起来！警察署长对父亲喊。我觉得警察署长那种盛气凌人的口气，别说对父亲，就是对任何人，对家畜，也不能喊出口。父亲抬起头向警察署长看了一眼，又埋下了头。
我和旁边的母亲都吓得发抖。警察署长走上前一步，呵斥道：“喂，起来！还不快点干？！”父亲慢慢地站起来，抓住成型机器一侧的把手，“吱，吱”地压，接着齿轮发出“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然后父亲拉回把手，旁若无人的样子，盯着把手的前方，反复压。成型机器向下倾斜，整个成型机器好像眼看就要倒了。只要铁棒从橡树做的模具上掉下来，把手就会反向空转，会把父亲弹出来的。我吓坏了。接着，父亲转回齿轮，放开把手，绕过成型机器前面（即县知事和警察署长们的前方），静静地步到对面把手处。这时，旁边的母亲——比我现在的妻子还小十岁左右，强忍着没有发出惊叫声，喉咙里却发出一声悲鸣。可以说父亲的厚司像怪人的军装，腰里别着一把柴刀，那是用来切断捆已成型黄瑞香硬绳的。父亲慢慢地走着，似乎在沉思，紧握柴刀的手都僵硬了。可是父亲一只手扶住把手，开始很艰难，形势渐渐缓和下来，“吱、吱”地压，“咯噔、咯噔、咯噔”然后拉回把手，连续操作。不久，县知事一群人呼呼拉拉地朝着上游的栗子集市方向走了。他们走后，父亲渐渐缩短单侧操作，轮换着推把手，终于做完了成型工序……
一年后，也就是战败前的初春，母亲从二楼下来，告诉我们说，半夜里父亲狂怒地大叫一声后死了。这就是那天早晨一开始的记忆。中间的事情已想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狂怒地大叫一声死去的那个夜晚好像就是在县知事等人前受侮辱的第二天。父亲去世那天的事情我只记得一点儿。其中有一件事是邻组的组长来商量丧事的程序。他在劝慰时说了句“因为这一年成天沉浸在酒里”，母亲突然挺起脊背，有气无力的呜咽声变得粗犷起来，说：“虽说我丈夫每晚都喝很多酒，可是早晨大家还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书了，白天工作。这能和每天沉浸在酒中一样吗？”
另一件事曾给我留下可怕的回忆，那漫长的一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现在，我在反复读布莱克的诗之后，试着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事情是这样的，被警察署长像呵斥狗一样催促后，父亲走上碾机，开始操作。机器受到不平衡的压力，好像快要爆炸似的，不用说，正是在父亲的身体里，处于眼看就要爆炸的关头。为了减缓压力，必须把能量从身体里释放出来。那天，母亲完全理解父亲的动作和表情，他不正是大有斗争到底的意味吗？不管对方是警察署长、村长，还是县知事——就算是“天皇陛下”（后面将谈到我之所以这么想的根据），大声臭骂这些不讲道理的东西，甚至要挥起成型时使用的柴刀。所以，当身穿厚司的父亲腰间挂着柴刀走到机器前面时，母亲不正是在发抖吗？
可是，像对狗一样被警察署长呵斥后，父亲屈服了，一个人面对机器进行艰难的成型工作。机器本身没有爆炸，可是一年后，父亲肉体的机器却因此失去了控制，被爆破力摧毁了。父亲愤怒地大喊一声后死了。年幼的我认为，一年前，如果拿着短刀对县知事那群人大声呵斥的话，父亲会被警察署长当场打死，否则也得在监狱里被拷打死。父亲死的那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幻想，如果父亲对警察署长、村长和县知事进行恐吓的话，敌人会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最后出来的肯定是“天皇陛下”，所以……，我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最后，我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父亲死了以后，母亲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她说社会上没有什么好消息。可战败那天，一听到天皇宣布停战的迟到的消息时，母亲的脸颊兴奋得变红了，热流吹进我的耳朵，说：“跟你父亲说的一样！上面的变成下面的，下面的变成上面的。确实如此！”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我躲在河里，不知是什么原因，除我以外，甭说水里没有一个人，就是岸上，远处的桥上，也不见一个孩子影。（我又回忆起那奇特的情景，也许那是一场梦。）一个奇怪的想法缠住了我。县知事来视察民情的那天，就在警察署长呵斥父亲，要父亲给他们演示工作的一瞬间，如果整个山谷里响起天皇宣布停战宣言的广播的话……父亲身穿厚司，一股英雄气概，右手高高举着柴刀，警察署长和县知事不正是按着柴刀的指示“吱、吱”地推成型机器，“咯噔、咯噔、咯噔”地拉回把手吗？宣布停战宣言的天皇，脱掉了白手套，排着队等着轮到自己劳动……
那之后又过了十天左右，播放《告少年国民书》，经母亲允许，把收音机搬进餐厅，于是我感到以“天皇陛下”为最高地位的国家秩序，即命令父亲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K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和我是同一年代的人，他在战后教育史记载过这段广播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
“我们懂得天皇陛下的可贵，听从他的命令，按着他的指示去做。像这次这种停战方式，别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到昨天为止大家还在一心一意地同敌人战斗，可是只要天皇陛下的一个命令——‘结束战争吧’，大家就毫无怨言听从圣旨，结束战争呢？这是日本国民性优秀之所在。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国民能这样一心一意听从天皇陛下的召唤，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无往而不胜。而且，如果我们如此拥戴天皇陛下，那么同外国交往时，不必折磨他国，也不必与之相争，各国应该是互相协力，达到共同繁荣。”
通过这些体验，爆发力这个东西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定义。现在，通过阅读布莱克，我又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个类似储存爆发力的装置。如果它负载过多的话，作为这种装置的肉体就越来越歪曲，终于被从内部爆发出来的力量所摧毁。要想控制歪曲的扩大，有时必须找到将爆发力释放出体外的办法。年轻时，我曾把一种现象叫作“跳跃”，现在我还是这么叫，所以“跳跃”，就是在负荷低的时候将能量释放出来。以前，我、或许父亲也做过，身穿厚司的父亲从腰间抽出柴刀，呵斥县知事们，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如果事情轮到我的头上，我也会发出愤怒的呼喊，从内部打破身体这一装置吗？我的年龄已经比当年死去的父亲还小一岁，在此之前，有过轻度的发作，义幺因疲劳和发烧躺在沙发上，我从他黑里透红的脸上，仿佛看到了父亲的面影。想到这里，我也照起了镜子。在兄弟当中，我觉得只有自己最不像父亲，可是在镜子中，我找到父亲生前最后那张照片的特征，那是父亲在县知事来视察后不久照的。
然而，既不是爆发力从内部爆发出来，也不是粗暴地强加于外部而得到解脱，而是可以采用第三种办法，或许这是梦境。在战败的那个夏天，在见不到一个孩子的河里，我不正是被这种幻想缠绕着吗？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感受，前面翻译的布莱克的诗最贴切。“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怀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然后是“——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义幺每天去福利工厂，他的工作是把由新宿中村屋提供的装“月饼”用的纸箱组装起来。指导老师和成年残疾人们一喊义幺，他就慢条斯理地、准确认真地回答。休息的时候，跟他一样带有残疾的女学生在游戏室弹钢琴唱歌，他就热心聆听并鼓掌。还把错误的指法跟和弦改正过来，以便于理解，不久他就得到了大家的信赖。班主任老师看到这些后，向妻子提出疑问，“我从几个方面注意观察了义幺，虽说他热情、努力，可是，下课后扫除的时候，义幺急忙拿起扫帚和墩布，——这还不错，可他却站着不动。结果是什么也没干，是懒呢？还是他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干这些呢？”
妻子很惊讶，让义幺屋里屋外地打扫，进行实地训练。我也在旁边看着，儿子身高体壮，堪称巨人了，他歪着脑袋，“为什么落叶落在庭院踏脚石上？”一旦角落堆积了落叶，他就非要用扫帚把落叶撒满一院子。我们在自己家里对儿子进行能力训练，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所以受到外界指责。
有一天，妻子因感冒和牙痛直哼哼，我就代替她到工厂前的车站去接义幺。可是到得太早了，傍晚路上寒风凛冽，我无法站在路上等，只好走来走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不便在车站标志牌下等，那就是有一位比我小十五、六岁，身体肥胖、脸色苍白的妇女已经先站在那儿了，她把下巴缩在厚厚的大衣领子里，大衣鼓得像个枣核，一看就知道她也是来福利工厂接孩子的母亲，她显得冷漠而忧郁，我很难跟她打招呼。
前不久，义幺的福利学校死了两个残疾儿。有一个孩子是在运动会之后，跟父亲去看太子堂的祭祀活动，即神轿游行。吃完了烤肉，挨着父亲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还在静静地睡觉，父亲在快要上学之前，叫他的时候，他早已凉了。我读完福利学校的校长先生写的文章后，深受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孩子跟父亲高高兴兴地团聚，我甚至想说他像风一样飘走了。另一个孩子留着莫希干族的头型，曾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所以我还记得他，他精神抖擞地一个人去洗澡，因癫痫发作，淹死在水里。
其中一个孩子的死讯从福利学校传来的时候，妻子去为义卖市场作准备。当谈到以何种形式去吊唁时，一位跟妻子一起工作的年轻母亲说：“谁想去谁去吧，因为这是好事呀。”这位母亲也积极参加义卖市场的准备活动，她不但尽心尽力培养自己的残疾儿，还关心残疾朋友们。她可能把一瞬间闪现出来的绝望念头说出来，她和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妻子没有批评这位年轻的母亲，这是他们共有的痛楚，可她好像总在想着这句话。于是我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把这种话忘掉的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轻轻靠在汽车站标志牌下穿着又重又厚大衣的人就是那位母亲。
也不知是第几次走过福利工厂前面的时候，碰到三个女子。她们年龄比那位忧郁的母亲还小一轮，正在从工厂的大门往里看，那是一条直通房屋的路。她们穿着一样的仿鹿皮大衣，一样的红褐色长筒靴，一样地将头发染红，挽在头顶，满精神的女子。我经过她们身边的时候，她们正在说悄悄话，却显出故意要让过路的行人听到以造成舆论的样子，热烈地说：“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
我没停下步子，从福利工厂前面路过，来到十字路口，穿过人行横道，走到对面的便道，一边走，一边想，刚才的事儿真奇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一会儿，我就明白她们的明显意图。我误以为她们也想让自己的残疾儿进工厂才来参观的，所以她们说“太美了”，她们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可是她们都抱着对都城、市区福利政策的批判态度，作为她们行动的开端，先来看福利工厂，所以，她们故意大声评判的谈话明显说明她们的意图。实际上，不但义幺自己，连妻子也认为世田谷区的福利工厂是漂亮宜人的建筑，……
我走在工厂对面的便道上，看到义幺走到工厂门口，被刚才的三个女子围住，从举止上，可看出他正在非常客气地回答问题。走过福利工厂前，穿过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我一直都没有加快脚步，只是注视着前方的动向。不一会儿，义幺慢慢地摇着头，刚才说话的客气劲儿没有了。突然，他一下子张开肩膀，挺起胸，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耷拉个脑袋不说话，可是围在旁边的三个女子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问，使义幺无法脱身。其他的残疾儿也从工厂里出来了，可是她们只抓住义幺进行提问。
我加快脚步，可是刚才站在车站标志牌旁边那位忧郁的母亲比我还快，吧哒吧哒地跑到义幺和三个女子那儿。匆匆地吵了几句之后，她就像一只臃肿的大鸟，抱住义幺的肩膀，想要把他从她们中救出来。三个女子看到我急冲冲地奔过去，就像遇到乱子一样，小步跑走了。那位母亲黝黑的脸上因兴奋而透着红晕，一只手揽着义幺，另一只手已经放在一位从工厂里出来的女孩子肩上了，她盯着我问：“你怎么光站在那儿看呢？你要不是学生的家长，我们可就不饶你啦。”
义幺也回过头来，谨慎地看着我，好像他从心底赞成这位救他出来的朋友母亲的话。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后，她这才把儿子还给我。
乘上汽车，我问义幺，那些女人问你了什么？可他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刚才那位母亲跟我们同乘一辆车，她用别人都能听到的声调对我解释说：“她们说，因为反对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建筑福利工厂，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来啦。她们要向报界投诉说：‘施工会一直影响我们，不要夺走孩子们的娱乐场所。’甚至还说，‘只要不把工厂建在住宅附近，她们将拿出一千万元搞残疾人义务活动。’真是一派胡言。把我们的孩子看得跟脏东西似的。”
回家以后，我和妻子都问：“今天，那三个人问你什么了？”可义幺坚决不说。最终，我们也不知道那三个是不是参加反对福利工厂运动的人。四、五天后的傍晚，义幺和家人一起在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建设福利工厂的情况。一听说要重新开始建筑，住宅的警钟敲响了，向反对建设福利工厂的运动者报急，主妇们从紧急楼梯上跑下来，孩子们也参加进去，每到一处金属丝网前，她们都向市工作人员提出抗议，从姿态、举止、神情上看，她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不由得让人想起，在福利工厂前跟义幺说话的女子们所穿的仿鹿皮大衣和高筒皮靴就是她们的日常装束。听完广播员的解说后，义幺就说：“啊，是反对建设福利工厂吗？这可是难办呀！”于是我又一次问义幺，“那次在工厂前面，三人女人问你什么了？或者她们对你说什么了？是生气呢，还是为难呢？你不是一直低着头吗？”我这么一问，义幺硬梆梆地说：“行了！别再问了！”说完就把脸转向一边。
妻子也看了刚才的新闻，她微妙地避开我的视线说：“虽然年轻的母亲说，把我们的孩子看成脏东西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些人感觉像受到什么可怕的攻击似的。用Y先生的话来说，住宅区的人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侵犯，既然家长们这么说，孩子们也自然而然会那么想。刚才电视上好像就是这样的吧？事态如果发展到受惊的孩子扔石块的地步，义幺脑袋里的塑料板可就危险了。或许还会像十年前那样戴着帽盔去工厂。因为义幺毕业后要去正在建的那个工厂……”
我写长篇小说《替补跑垒员记录》的时候，以小学特殊班级的意外事故为契机，主张对主人公即残疾儿童进行自卫训练。这是一部以喜剧性的，或者说是奇异现实主义的意识体系为基调的小说，简直是一篇充满夸张的演说词。
“我认为对于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孩子们，你们教师能做的、对他们有真正帮助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生存的当今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这可能吗？教师能对我们的孩子说这些话吗？现在，老师教我们的孩子们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将来在社会的角落里，让他们像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傻子一样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未来社会里，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即教我们的孩子动手能力，及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这不正是教给他们‘啊、啊’自杀的方法吗？要是真替我们的孩子考虑的话，为了避免在未来社会中被淘汰的现实，就必须教给他们武装自己进行自卫！这不但会污染当代世界，而且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残疾儿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一旦我们的孩子多到令人瞩目的程度，就会被当作低下的先行者，成为人民憎恶的目标。将来，弱小民族、受歧视阶级成为必须生存在威胁下被憎恶的对象！然后，又有新的民族和阶级站立起来，可是，我们的教师教过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吗？”
在这篇小说中，即夸张语气的开头部分，写了一段残疾儿在东京车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写一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的心里活动时，引用到布莱克的诗。在车站内的人群里寻找迷途的孩子，父亲似乎觉得自己才是被遗弃的人。他嘟囔着“爸爸，你丢下我，到底要去哪儿呢？”“这么一说，我就像一个无信仰的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啊，啊，是面对父亲吗？）祈求帮助，发出了只有在那种场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where are you going？odonotwalksofast．ASpeak，father，Speak to your litter boy．／Or else is hall be lost．我在东京车站内到处乱窜，急切寻找弃我的人，啊，啊，我终于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两、三年前，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义幺１０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与我小说里写的故事相似。事实上，义幺不单纯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带走后，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没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小说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或许还会有跟上次一样蓄意诱拐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害怕报纸报道此事，就没向警察报告。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后没有找到义幺，妻子肯定会给警察打电话的，我也绝不会阻止她。当时，妻子担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最后如果是对方先挑衅，我会向别人施加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暴力。
关于我的被害妄想症，本来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开始，我必须说出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执拗带给我的影响，即四、五年前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电话和来信。起初，我以为每天给我打五、六次电话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默不作声的人和来信写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个人，因为打电话的次数不确定，所以我还以为那是全社会对我表示的敌意。后来，不用多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沉默的电话是写信人打的。
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永远的恶梦，我想省略故事的详细情节，写信和打电话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学商学系的学生。他说自己想当一名评论家，为走上文坛，请我给他一些帮助，他在桌前坐几天，也写不出来一行字，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子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出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点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管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说：“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子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头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处。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鸡肉鸡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阴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子和义幺还没走，宇波君显出一种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样子，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老师。几年来，W老师多次让一部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出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老师正在半张席子大小的水池边给竹屉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阳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欢bricola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吹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含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
“正在斗争的人和周围的同情者把民主主义形式化的责任推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身上。当然了，他们从前是被敌视的人，已经失败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批判这些空谈家，用英语说就是Laughing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论据。我们看到了这种你争我斗的情景。我们想引爆双方间的吊桥，现在，距离成功还很遥远，对对方来说，或许有必要进行修复。我们在京都见到的这些老师们说：“如果我们为此提出了方案，我们将对你们暗淡的前途给予支持。”我们已收集了介绍信。
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１、２、３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第２部分的开头，记下了上面一段话。妻子和义幺听不懂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学生还在谈话。宇波君非常有礼貌地谈老师们的情况，当讲到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时，没有比他说得再中肯的了。
“尽管我们把您的随笔当作Laughingmatter——这是事实，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论有缘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动家，所谓教条的批评，一开始前提就错了。可是，我们对您的处世之道感到忧虑。当左翼运动现场的人对您冷言冷语，甚至拿您当笑柄，虽说最近没对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的职责是动摇不了他们的，我们在高中时代就读您的作品，那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要威逼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我们也不去当现实主义者，所以说，从战后民主主义的幻影出发，即使被说成是不自量力，我们也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或许今后再过十年，到那时，您的想法和现在的还不是一样吗？这实在是没法读，我们焦急呀。不管什么时候，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您这么想的依据何在？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您有一个残疾儿子。让残疾儿上普通班级运动跟我们搞的运动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您们把儿子送入特殊班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批评您说这是助长歧视、再创造歧视，您还会写这种没法读的文章吗？残疾儿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残疾儿去普通班级，就有问题了。可是，您不是说过：“让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级。”吗？总之，您们把自己的儿子置于生活的中心，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作判断，所以，作为外人，批评你们是很得不偿失的呀。我们能读懂《洪水……》，你认为不管社会制度怎么变化，也只能让残疾儿自己照顾自己，对吧？既然这么说，您就不会参加运动。这，怎么说呢，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２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幺，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幺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５２２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幺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幺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到校门一直由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幺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幺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来。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幺，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幺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幺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幺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幺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幺，可是不见他走上来。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幺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幺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幺，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干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硬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阳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来电话的时间来分配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咙堵塞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幺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子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子，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这是特权，反复找我们麻烦的人不正是这个男人吗？他在我们家的周围逡巡、监视着，很明显，两、三个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库的求职考试落榜通知塞进我们家的信箱里。现在，我要是不停地问来电话的人，说不定他会说：“是我抓走了你儿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还给你。”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他不再打给我。把你在信中主张的讨厌的思想付诸行动，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纸袋，就能知道打电话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释呢？我站在电话机前，忍耐着下一个三十分钟。四点钟，电话铃一响，我就抓起听筒，报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喂喂，喂，喂”，对方屏住呼吸没说话，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稚幼、温和的年轻人的声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说话了。我寻找词汇，可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年轻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放下了电话。年轻人不过是躲在家里按常规进行电话攻击。我第一次从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中得到一种解脱感，这也是最后一次……
春天还很遥远，六点钟天已经昏暗下来，妻子来电话说还没找到义幺，之后，我接到稻田君打来的电话。在跟雄辩的宇波君一起来访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无负罪感，他用忧郁的口气说：“因为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他解释说：
是朋友宇波一人谋划并实施的，他向夫人打听你们接送儿子的过程，并进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带走了您儿子。您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是用笔来反对体制的文化界人士，凭自己有一个残疾儿，竟然如此给自己加上大义名分，对此宇波君很生气。所以他说：‘如果对付了您儿子，您就会被推向被动的无法辩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还回您儿子作为条件，对您的行为作些约束。对于自己的残疾儿子，最后您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决定把您儿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跟您交涉。可是，刚才宇波君给我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子，自己坐新干线回关西了。虽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想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
母亲们决定暂时停止在学校附近寻找义幺，妻子决定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吃点饭，同时也因为担心我不能照顾好义幺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稻田君在开始和最后说的：“我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这句话，她站在我旁边，头发上、肩上披满雪花，透发着一股矿物质的冷气，我强忍着愤怒想要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她，连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锣般的声音和肚里涌出的乌黑的瘴气一起吐出来。
“以前来的那个能说会道的学生把义幺带走了！为了要把我推向进行运动的境地，‘是处置义幺呢……是处置义幺呢？还是附加一些交换条件还回去呢？’也就是拐骗勒索！可是，半路上又腻烦了……半路上又腻烦了，于是就乘新干线回去了！把义幺扔在车站里！半道上腻烦了，他是这么说的。”到对面与我们交往不深的人家，请年轻主妇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和我一起去东京车站。妻子担心如果是宇波君把义幺还回来，我即使不打死他，肯定也会出手伤人，所以妻子和我一起在东京站台里到处找义幺。我的内心感受跟前面引用的《替补跑垒员记录》的那段描写一样。十点之后，在人影稀少的新干线“精灵”号站台上，我们发现了义幺。他整个身体躲在卖店旁边的洼坑儿里，靠在柜台边上，平静地望着不停降落在轨道上的雪。裤子湿湿的，一双长筒靴积满了尿。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义幺依然是没有什么感慨，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身上的紧张和担心消散了，变成平时那个软体动物，红光从眼睛扩散开。我们坐上出租车，夜里，雪开始堆积起来，义幺穿上新买的裤子和长筒靴，我对着被尿湿的旧靴子呕吐，发出愤怒的叫声。像上面写到的那样，在我们找义幺的时候，妻子就想起宇波君对我们做的侵害事件，她跟我说，他们的行为能够“蹲监狱”了，我像往常贫血时那样，已吐得软弱无力了。
今年元旦，休息的那个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区的私塾教师和市政府的官员被人用铁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广岛旅行，那天我在关西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记中的那件事有关吧，可我没说话，妻子在看东京版的消息，看来她不知道这件事。据报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属于学生运动的一派，都是三十岁。读完这则消息后过了三天，下午六点以后，我到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来后，妻子对我说：“有一个长途从京都打来。说是叫宇波，十年前曾来我们家拜访。打电话的人用绝对不会错的口气，自报了姓名。”
他先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五天前因从前学生运动的内讧发生的那一事件中，（我虽然看到了新闻报道，却没说什么），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子把电话内容告诉我：“因为不希望你们夫妇误解，读了宇波、稻田两个被杀的消息，您肯定以为十年前带走并丢弃您儿子的人得到了‘天报’，心里的气愤落了地，或者认为‘天报’，把两个人都杀了也不过分，我们想说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去您家的时候，报了敌对党派活动家的名字。这次被杀的两个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们或许是一直在活动，或许是不再搞什么活动，却因了结不了过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杀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的党派。我已经跟小说无缘了，但我知道您和您儿子还都健在……”
妻子一直都忍耐着，可这回她下决心，虽说晚了，还是谴责了一番，你对我们儿子做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从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辆从东京站开出的长途电车，那就很难回来了。毕竟，宇波君这个名字，给我们留下残酷的创伤。”
他反驳说：“说实在的，那样不好吗？这十年里，您没被儿子缠住，应该显得年轻了，先生还像十年前我们批判的那样，写着暧昧不明的文章，不是还把这件事写出来了吗？严格地说，脑袋有残疾的孩子当然不能进行生产啦。当然不能形成社会中物质代谢的一环啦。然而，给这样的孩子带上免罪符，父亲却不得不经受社会风浪。已经过去十年了，可先生一点也没变。评论家不是批评过他吗？‘年龄在增长，却没有哲学造诣，到底怎么办呢？’丈夫打算跟儿子一起生活，互相迁就，这不就是将两个人活着的辛苦免掉一个人的份了吗？我们经历过政治、社会等风波，来到下一阶段。我在宗教组织，领导着青年们，正在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写下了救济等没法看的文章。可是他并没有死乞白赖地请求救济，而是在平静地祈祷，这不太没意义了吗？我们为拯救灵魂而努力工作，这比十年前的政治斗争还尖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拯救过程中，我们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就肩负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责任。可是，也罢，直接跟您说了吧，您是十点钟回来吧？也许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报道，所以十点钟，我想再打一次电话。”傍晚，我在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来后，开始喝酒。为了帮助睡眠，我每天都喝点酒，已经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么喝的话，到十点时我就该醉倒了。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回卧室里了，如果他们起来，肯定会听到我喝醉的怒吼声。我不想这样。于是躺在沙发上，捡起一本做过注释的阿德曼的书，翻到新的一页漫不经心地读起来。妻子把刚才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义幺、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听到了，九点钟他们回卧室去了。我看着表，在等着电话铃响，我不由地回忆起十年前那场无休止的电话攻击，仿佛又体会到了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潜在进攻性。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幺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出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幺的存在给我和妻子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我读布莱克的诗句，就好像自己被锁在黑暗中一样。义幺由残疾变成健康，终于，妻子也从残疾这个统治者的鞭子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们每走一步，都回过头来，怀疑着，这是在作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晴朗的早晨出来了’，一边……”大地呈现出自由解放，让人感到布莱克那充满喜悦的自信和理想不过是幻想，无奈的诗人走进永远的沉默。
妻子很早就躺下了，差二分钟十点，她像被触动了神经，来到起居室，我正这么想，可抬头一看，却是义幺，从头到脚包着睡衣，活像一个从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画卷中走出来的下级士兵。
“忘吃药了吗？要是没吃，快点吃完睡觉去。”我这么一喊，义幺乖乖地往厨房走。可是他磨磨蹭蹭地拖时间，我刚明白他的意图时，电话铃响了。我起身正要去取听筒，义幺已冲到电话前，“唔”地一声，拿身子顶开我的肩膀。
游完泳后，身体应该变得灵活，可我却被撞到饭桌上。这时，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我注意到她正胆怯地望着我被义幺粗暴推翻在地的模样……
义幺把听筒紧紧贴住耳朵，避开我和妻子的视线，头对着墙，对电话应着：“对，对！……是的，是我。……对，对！”过了一会儿，义幺用比平时大得多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你笑什么？我不会再同你说话！绝对不会！”
接着，义幺像被打了一闷棍似的，放下听筒。头依然靠在墙上，好像是在等待体内涌出的愤怒发泄出来，饭桌还倒在那儿，我坐在椅子上，妻子穿着睡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我旁边，强忍着没有发出悲鸣，安慰义幺。这使我想起母亲看到腰间挂着柴刀的父亲那一瞬间发出的叫声和深夜里看到我走到大门时妻子的叫声。
我似乎听到：“生这么大的气，病会发作的，义幺还记得那件事呀？还为十年前的事情生这么大的气呀？
“竟能发那么大的火？因记忆中的事情发火，你具备这种能力吗？”妻子用更胆怯的声音对我说：
“我真担心呀，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会发病的，或者会伤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呀？……记住那件事，以后就不会被人带走了。可是他什么也不说，那个人对他都做了些什么，却还记在心里，发火……”
义幺靠着墙，猛然转过头来，回头看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穿着睡衣下来的时候，似乎从什么地方透露出异样的紧张，他对妻子说话的声音里，显出一种充满自信的感谢。“我一直都记得！那个人不是好人！可是，妈妈，不用担心！我已经不生气了！因为坏人已经再也没有了！”
如果是幻想，人们既有抱有幻想的权利，也有强烈表现出来的权利吧。“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虞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