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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

    按照“老头子”的要求,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整军工作,首先从文化工作入手,成立了抗敌剧社并办起了《阵线报》。

    新成立的抗敌剧社是松散型的,成员大部分兼职,上至彭伊枫,中间包括田红叶和王凌霄等人,下至新战士小侉子。政治部的干事,司令部的参谋,只要有点文化,统统上台。成立半个月之后,又从当地的学生中找来了五六个男女,这样就挂上了抗敌剧社的牌子。这些人在打仗的时候各负其责,像田红叶仍然是宣传科长,王凌霄仍然是机要员,刘庆唐仍然是作战参谋。

    抗敌剧社不光要排练节目,要办报纸,还担负了文化教员的任务。彭伊枫鼓动霍英山给游击支队和地方部队共十二个连以上干部下了死命令,每人在一个月内学习认写三百个字,抗敌剧社的队员被派了六个地方去教这些基层指挥员认字。

    但是别的地方都好说,最初的阻力恰恰来自学文化呼声最高的霍英山本人。霍英山在会上振振有词地号召大家学文化,说没有文化死路一条。但那是要求别人,他没想到政治部的教员曾见湖会通知他去上文化课,还要带小板凳。

    霍英山一听脸就黑了,冲曾见湖嚷道,“老子大小也是个司令,你的意思是我跟大家一样当小学生?完了还要考试,还要往脸上贴白旗红旗?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干的,老子也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学的。”

    曾见湖说,“目前只是上大课,怎么考试还没说。”

    霍英山说,“告诉你们彭主任,就说霍司令军务在身,要想大事,学文化这点小事你们办就行了。”

    话传到彭伊枫的耳朵里,彭伊枫笑笑。心想这个老排长,真是榆木疙瘩脑袋,连鬼子都不怕,就怕学文化。你在会上大呼小叫,可是说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那怎么行啊?那让别的支队首长怎么看?这项工作还不被你老人家搞成夹生饭啊?

    彭伊枫对曾见湖说,“好,你去告诉霍司令,他军务在身,我给他派一个专职教员,就在他的门前等着,他啥时有空,啥时学文化。他这三百字不学会,教员不撤。”

    彭伊枫给霍英山派的专职教员是机要员王凌霄。

    上次护送军部干部过江,对于王凌霄的情况,彭伊枫又有了一些了解。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位同志在苏区时,犯过错误,而且是一犯再犯。一次是包庇犯错误的同志,一次是误解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后一次尤其严重,直接造成了损失。后来新四军成立了,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王凌霄就要求过江了。这些年王凌霄十分低调,原本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干部,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气横秋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彭伊枫感到王凌霄虽然文气了一点,但并没有未老先衰。这个同志参加工作有些年头了,斗争经验其实还是很丰富的。初来江淮,在大蜀山一二五团驻地同唐春秋唇枪舌剑,王凌霄只是插了几句话,却是句句有分量,让彭伊枫刮目相看。

    彭伊枫安排王凌霄辅导霍英山学文化,是有所用意的。他的想法是以柔克刚,看似没有什么道理,但彭伊枫就这么想的。他总觉得,像霍英山这样一脑袋倔筋的人,就该由王凌霄这样不紧不慢的女同志来对付。

    王凌霄遇到了空前的麻烦。

    首先霍司令的味道她就受不了,霍司令身上的味道不是一般的味道。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小板凳上,霍司令吸溜旱烟管的时候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草味,不吸旱烟的时候情况更糟,从他的嘴里散发出来的是烟油和食物发酵之后的恶臭。霍司令活到三十多岁了,从来就没有刷过牙,连漱口都少有。霍司令还不光是嘴里的气味让王凌霄不堪忍受,霍司令的身上也是一股说不上来的难闻气味。跟他坐在一起,王凌霄经常感到头晕目眩。

    但是王凌霄还是咬紧牙关挺住了,因为辅导霍司令是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像她这样的人,组织上能把任务交给她,就是一种荣幸,哪里还能挑三拣四呢?当然更不能嫌弃革命同志,尤其是不能嫌弃霍司令。只要想到了革命同志的感情,她就得心甘情愿地捏着鼻子忍受霍司令的恶臭。

    但是有一点她没有想到,她尚且能够忍受,霍司令反而受不了了。

    自从彭伊枫等人上山,杜家老楼的房子紧张,霍英山嫌闹得慌,住进了莲花村桂氏庄园,跟独立营二连住在一起。莲花村离杜家老楼也就两三里路,地方是个好地方,依山傍水,而且地形比较安全。二连连长冯存满是霍英山的老部下,在川陕的时候就是霍英山的警卫员,后来又追随老团长到天茱山拉队伍。可以说是霍英山最倚重的人,使唤起来自然比较方便。

    这天是个好天,冬日的阳光暖暖的。

    一个上午,王凌霄就坐在桂氏庄园霍英山的小院子里。院子倒是宽敞,高墙大门,青砖黑瓦,院墙上搭着丝瓜架子,干枯的秧条上还挂着几条晒干的丝瓜。院中心还有个花坛,一到春夏,里央开满各式各样的花。

    给霍司令辅导文化,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霍司令到底是坐着还是蹲着的问题。起先是坐着,但霍司令坐在王凌霄的对面,怎么坐怎么不自在,干脆蹲着。因为一条腿不得劲,蹲的姿势就很难看。

    王凌霄说,“霍司令你还是坐着,你蹲在那里像个什么样子?蹲在那里也没法写字。”

    霍英山说,“小王同志你就饶了我吧。你说我一个扛枪打仗的人,你非让我识字干啥?你们还真把我当大首长培养了?”

    王凌霄说,“霍司令你要体谅我,这是彭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彭主任说霍司令要是不带头学会三百字,支队的学文化就会受到重大影响。”

    霍英山抠抠眼屎说,“那你教吧。”

    王凌霄说,“你得坐到桌边来。”

    霍英山仍然蹲着说,“你在桌上写,我能看见。我脑子不灵眼睛灵光,火眼金睛呢,隔半里路都能瞄准鬼子。”

    王凌霄心想,你不坐桌边也好,离远点味道也小一点。王凌霄说,“霍司令我先教你‘新四军’三个字,‘新’就是新旧的新。”然后一笔一画写了一个“新”字,让霍英山凑近了看。

    霍英山吧嗒着旱烟,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王凌霄,又伸长脖颈看了看桌面上写在黄裱纸上的字,把脑袋摇得像货郎鼓,说,“写不来写不来,横竖太多了。”

    王凌霄没法,“只好说,那先学‘四’字,这笔划少吧?”

    霍英山仍然摇头,挤出一脸苦相,像一只屁股上挨了脚踢的猴子,说,“我学不会‘新’字,光会写‘四’字也没用啊!你还是饶了我吧。”

    一个上午,王凌霄口干舌燥,没有教进去一个字。

    这个中午,王凌霄没有吃饭,就坐在霍英山的住处门前,默默地看天。她抱定了一个主意,你霍司令油盐不进,我就饭菜不吃,我就这么坐着,直到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坐下来认字写字为止。于是乎,任炊事员和通讯员怎样苦苦相劝,也不管霍英山怎样软硬兼施,王凌霄就是不动筷子。

    二连那天给王凌霄准备的饭菜是很讲究的,除了一个小葱炒鸡蛋,还有一个辣子炒笋鸡。霍英山一遍一遍地嘟囔,“看看,冯存满还真有两下子,这可是天大的面子,我在这儿住一个月了才第一次看见这么好的菜,全是沾你的光。你要是再不吃,那我就没办法了,我总不能到天上给你摘月亮吧?”

    王凌霄说,“我不要你到天上摘月亮,你答应好好学文化,我就吃。不然我就绝食。”

    霍英山把大烟袋杆一横,盯着王凌霄看了看,突然笑了,小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说,“那好,你把饭吃了,我下晌就跟你学写字。”

    王凌霄说,“霍司令你说话要算话。”

    霍英山把旱烟杆举起来,朝天上一戳一戳的,像是指天发誓:“咦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这么大个老红军,还能糊弄你吗?”

    王凌霄这才勉强一笑,端起了饭碗,味同嚼蜡地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起身让通讯员去找霍英山,哪里还能见到他的影子?霍英山脚底板抹油,溜之乎也。

    霍英山去找彭伊枫去了。

    霍英山这回找到彭伊枫,就不客气了,大大咧咧地说,“伊枫,我建议你们搞一个规定——这学文化嘛,大家都要学,都要好好地学。但是,这个,这个,有些人嘛,可以先缓缓。我们年龄大,脑子不好使,就不要跟大伙儿一样了。”

    彭伊枫说,“老排长你怎么能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呢?学文化就那么难?”

    霍英山斩钉截铁地说,“就那么难,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延安了!一个月内学三百个字,你打死我我也学不会。”

    彭伊枫说,“一个月三百字,一天也才十来个字,怎么就把老排长难成了这个样子?这比打鬼子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

    霍英山说,“伊枫啊,你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你有文化,一天学十个字不算啥,你哪里知道,隔行如隔山啊。你再也不要派那个王凌霄去逼我了,我学不进去,她不吃饭,要死要活的,可真是愁死人了。”

    彭伊枫说,“我就不相信,教你学文化,又不是逼你当汉奸,就会那么难?其实是你自己心里想着难。当初,要不是没文化,你也不会受那些罪。”

    霍英山说,“没生过娃子你不知道肚子是咋疼的。伊枫,老排长求你了,你就特殊我一下,别让我学了。我这个司令员让给你当都行。”

    彭伊枫说,“老排长,别的都好说,你要是愿意,偷着娶俩媳妇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学文化是上面安排的重要工作,营连干部人人过关,雷打不动,你当司令的不带头不行。”

    霍英山火了,把驳壳枪抓过来,又拍到桌子上说,“那你就拿这把枪把我崩了。彭伊枫我跟你一句话讲到底,我老霍要命一条,要我一个月学三百个字,比登天还难!”

    彭伊枫说,“老排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学文化是个好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情越来越复杂,仗越来越难打,我们的干部职务也将越来越高。现在不像红军时期,一个团百十个人,大家都没文化,随便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指挥。现在来天茱山参加抗战的,有不少知识分子,你没文化,就领导不住他,更别说打鬼子了。”

    霍英山说,“说来说去,学文化不就是为了当官吗?那我不当官了,司令也不当了。你让我当伙夫去!”

    彭伊枫也火了,说,“老排长,当伙夫也得有文化。天茱山抗日根据地不允许有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文化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不当司令也得学文化!”

    两人正吵着,王凌霄在门外出现了,靠在门边,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屋里。彭伊枫说,“老排长你看看,你把我们的女同志都气得说不出话了!人家也是老革命呢!”

    王凌霄还是一动不动,就那么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霍英山,脸上甚至还挂着捉摸不定的微笑。霍英山可以跟彭伊枫来横的,但他不能跟王凌霄来横的。见王凌霄这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当真以为是他把王凌霄气得说不出话了,赶紧把罪过都揽到自己的头上,慌忙站了起来,手足无措地说,“王凌霄同志你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你别让我这个大老粗气出毛病了,我跟你学还不行吗?”

    彭伊枫说,“好啊好啊,王凌霄你听见了吧?云开雾散了。你把司令员攻克下来了,天茱山就没有攻不下来的堡垒。”

    王凌霄还是没说话,笑笑。

    二

    尽管霍英山表态要认真学文化,但是真正学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思想通了,并不意味着技术上通了。霍英山脑子并不笨,但是前头学后头忘,一忘了积极性就下去了。

    有一次王凌霄在杜家老楼西边的岗子上看夕阳,心烦,自己跟自己发了一通牢骚。说倒了八辈子霉了,教文化居然摊上了霍英山这个榆木疙瘩,教他学文化,简直比打鬼子还难!

    这时候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

    她倏然一惊,睁眼向四周看了看,阒无人迹。远方的落日正在一点一点地挨近山脊,落日底缘和山脊的衔接处,像是融化了的钢水,在远山的廓影上洇出一片血红。

    那时候在川陕,红军也搞扫盲。他当团政委,当师政委,都把扫盲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他总是说,“看问题要长远地看,我们现在是跟敌人打游击,嗓子大胆子大就可以当排长,识几个字就能当参谋,敢打能拼就能当连长。可是我们不能总打游击,我们要夺取政权,就要和敌人大兵团作战,既需要战略思想,也需要战术技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将来战争结束了,还要治理国家,制定法律,管理社会。如果我们这些打天下的没有文化,革命成功了,也就只能回家种地了。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报国牺牲的精神!所以建军之道,必须学习文化!”

    她也听过他讲课。她能够看得出来,那些听他讲课的干部,有团长团政委,有营长营政委,他们对这位首长是信赖的,也是信服的。只要是他鼓励大家做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卖力地去做。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富有激情。他仰着下巴,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做着凌厉的动作,耳朵根子上夹着一截铅笔头,慷慨陈词:“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不,文化比机关枪和迫击炮还要重要得多,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更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

    要是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要是他还在这里,霍英山的学文化算什么事啊?天大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只要是他要做的事情,霍英山也会跑前跑后地去做,尽管他瘸着一条腿。

    倏然,她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红光,她看见西边的火烧云又弥漫了天穹,天穹下面一匹雪青马正在向她驰骋而来,夕阳的余晖像海水一样跟随着他。她的血液顿时涌了上来,她站在高高的山上,向他张开了双臂……

    他们一起走上了天茱山的林间小路,一如当年一起走在川陕根据地的羊肠小道上。他打着绑腿,神采奕奕,腰间别着精致的小手枪。她跟在他的身后,手里拿着一枝桂花,幸福洋溢在脸上。

    他说,“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她说,“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永远永远。”

    他说,“那就等革命成功吧,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

    她说,“我现在就要和你在一起。我已经等了三年了,一天也不能等了。”

    他说,“不行啊,我去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我们不能因为儿女私情影响了我们的事业。”

    她说,“你真舍得把我丢在这里?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有多难,同志们不理解我,我就像一个没有家的孩子,我感到我好孤单。”

    他说,“革命就是这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她说,“这里的工作好难做啊,组织上让我去教霍司令学文化,前头学后头忘,真是刀枪不入啊!”

    她看见他笑了。“哦,你是说那个霍英山啊,那是个很能打仗的家伙。”

    她说,“可是他根本就学不进文化,怎么办啊?”

    她看见他仰起了下巴,似乎在跟白云喃喃私语。他说,“像霍英山这样的同志,没有尝到文化的甜头,也没有感性认识,觉得很深奥,怕字当头,所以就排斥。对于这样的人,不能掰开脑袋硬灌,得用巧劲。”

    王凌霄说,“我也想了,可是一笔一画都是死的,我只能硬灌。”

    他说,“一笔一画怎么是死的呢?你看‘新四军’三个字,这一笔一划……”突然王凌霄眼前“新四军”三个字横竖左右都活了起来。她顿时感到一阵清爽的气息从身体的内部冉冉升起,像是伴随着一阵高山流水般清澈的音乐。她说明白了明白了,你总是那么一针见血。她想挽起他的胳膊,却发现他不见了。她揉了揉眼睛,茫然四顾,身边只有越来越浓重的暮色。田红叶带着新参军的晋薪等人正从杜家老楼方向向她走来,并且喊着她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王凌霄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灌输教学法,而是把每个字拆开。王凌霄用树棍在地上画了个“一”字,问霍英山,“这个字认识吗?”霍英山疑疑惑惑地说,“莫非是一?”

    王凌霄说,“对了,就是一。”然后又加一笔问,“这个字认识吗?”

    霍英山说,“莫非是二?”

    王凌霄说,“对了,就是二。霍司令真聪明。”

    霍英山说,“这么容易啊?那是八就画八下,一百就画一百下?”

    王凌霄说,“是三画三下,再往下就不能这么画了。这个以后再说。”王凌霄把“二”字头上加了一点,中间加了两点,说,“霍司令你站起来。”

    霍英山狐疑地站了起来,傻傻地看着王凌霄。

    王凌霄说,“你两条腿站在地上,脑袋钻出了天上,你就立起来了。这就是个‘立’字。”

    霍英山想了想说,这个我能记住。

    王凌霄又在“立”字下面写了个“小”,说,“霍司令你立起来了,你很高大,你脚下的东西都很小,这个字是个‘小’字。”

    霍英山歪着脑袋想了一下,突然把两腿一并,两只胳膊往胯间一张,说,“嘿嘿,这个‘小’字好记也好写,看我这个样子,不就是个‘小’吗?”说着,还把脚趾往上一翘,以表示是“小”字下面那一钩。

    王凌霄喜出望外,原先她说霍司令聪明,还不过是鼓励霍英山的意思,等霍英山像蝴蝶一样扇动两只胳膊比划出一个“小”字,她惊喜地发现这个满嘴烟臭的汉子还当真有点灵气呢。

    王凌霄说,“对了霍司令,你那个样子就是个‘小’字,来,咱们把‘小’字上面再加一横,这就是个‘木’字……”

    就这样一点一滴、一尺一寸地向前推进,艰难而又缓慢,还多少有点欢乐。一个上午,光是“新四军”这三个字,经过分解组合,霍英山便学会了一、二、立、小、木、斤、口、儿、曰、旦、亘、車、新、四、軍,一共十五个字。

    这个方法让霍英山感到很神奇,顿时兴趣大增,不仅会认了,而且会写了。先是在地上用树棍子比划,差不多了,就在黄裱纸上写,笔画有从下往上的,也有从右向左的,但好歹把零件配齐了。写完之后左看右看,突然大叫,“冯存满!”

    冯存满应声而来。霍英山得意地摇头晃脑,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底气很足地说,“看看,本司令以身作则,这一天就学会了十五个字!传我的话,连以上干部都要向我学习,每天至少学会认写十五个字,要超额完成学习任务,谁也不许再说困难了!”

    三

    曾见湖是个天才音乐家,说天才倒不是说有很高的造诣,但他确实有很高的天赋。曾见湖是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本来是学地理的,但是到了天茱山之后,地理知识暂时派不上用场,需要人拉胡琴,曾见湖多少会拉点二胡,就成了抗敌剧社里唯一的乐师,还收了小侉子侯究芬当徒弟,教侯究芬吹笛子。前几天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没有弦的小提琴,曾见湖七鼓八捣,把胡琴上的丝弦安了上去,起先像拉二胡一样放在腿上拉,居然也能拉出曲子。后来被彭伊枫看见了,彭伊枫大笑,说:“我们天茱山抗日根据地真神奇,把小提琴当二胡拉还拉得这么好听。”彭伊枫告诉曾见湖,这东西好像是应该架在脖颈上拉的。曾见湖试了几次,就试出姿势了。

    彭伊枫下命令学文化,曾见湖也被分配了任务,而且是大任务,给连以上干部上大课。别的同志倒还好说,可有独立营的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存满在,曾见湖的日子就难过了。

    冯存满作战厉害,红军时期就是挥大刀片子的好手,而且是个老资格,比支队参谋长许成哲和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当连长的时间还早。但冯存满跟霍英山一个毛病,就是学文化脑子不开窍,前学后忘,一上课就打瞌睡,一堂课曾见湖要不厌其烦地把他推醒。醒来之后冯存满还不高兴,说:“我正做梦打鬼子,眼看就要缴获一挺机关枪了,你硬是把我推醒。学文化我没意见,可你也得让我把机关枪弄到手再说啊!”

    冯存满每次上课都有一个故事,每次都弄得哄堂大笑。曾见湖感到像这样捣乱,这个文化就没法教了,就向彭伊枫告状。彭伊枫把冯存满叫了去,二话不说就是一顿臭训,说:“冯存满你骄傲什么,倚仗你当过红军排长是不是?我彭伊枫还当过红军团政委呢!再捣乱,把你枪下了,到抗敌剧社当伙夫去。”

    冯存满这才紧张起来,上课不敢打瞌睡了,把眼睛瞪得鸡蛋大,但是学业仍然一塌糊涂。

    李广正不像冯存满那样瞎捣乱,学习的积极性倒是很高涨,但积极性高得过了头。譬如教到了“抗战”两个字,一教就会,会了就提问题:“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打到中国来?”曾见湖就回答说:“这是侵略,是掠夺中国的财产。”但李广正并不满足,李广正问,“日本也有田地,也能种粮食,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动枪动炮还死人?他都来打仗了,田地不就荒了吗?”曾见湖就回答:“光靠种粮食种不出名堂,还是抢人家的来得快来得多。”李广正觉得曾见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是根本的道理,所以对曾见湖的教学方法就不太满意,而且在他的情绪鼓动下,大伙都提问题,弄得曾见湖捉襟见肘。后来曾见湖想了个办法,选了鲁迅先生的《秋夜》作教材。曾见湖心想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名人名作,我照本宣科就行了,既学会了认字,又学习了名著。

    但曾见湖没想到,教名著也教出了毛病。曾见湖摇头晃脑地先把课文念了一遍——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李广正就叫唤起来,说:“曾教员你等等,你刚才念的是什么?”曾见湖只好重新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李广正连忙叫停,瞪着眼睛问曾见湖:“两株枣树,你就写两株枣树不就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写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曾见湖哭笑不得,想了半天才说,“这是作者描写的手法,先看见一株,再看见一株。”

    李广正仍然一脸茫然说,“恐怕不是这样的吧?他明明写着在他家的后园,怎么会是刚刚看见一株,然后再看见一株呢?你这样解释不通。大家说通不通?”

    大家都说,“好像是不通。”

    曾见湖的头上立马就出了冷汗,支支吾吾地说,“这样写是为了强调的意思,强调是两棵枣树而不是一棵。”

    李广正说,“你这样解释还是不通,他要是强调两棵,直接写成两棵就行了,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曾见湖揩着冷汗说,“就算我解释不通吧,咱们还是先认字好吗?我再接着念,你们先听一遍。”

    岂料刚念了几句,别人没说啥,李广正又叫停,问道,“小红花会做梦吗?小红花要是会做梦,那还能拿枪跟我一起打日本呢。”

    曾见湖说,“李副营长你别老是打岔。”

    李广正较真了,说:“我怎么打岔了?你教书,总得把书上的道理讲通吧?你讲不通道理,让我跟你瞎学,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说,叫误误……误什么来着?”

    曾见湖说,“误人子弟。”

    李广正说:“对了,可不是误人子弟?那是要耽误抗日的。”

    曾见湖苦笑说,“这是文学名著,作家这样写,自然有他的道理,有些道道我也不是很明白。咱们就将就着先认字吧。”

    李广正不吭气了,但是脸上仍然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困惑里面又有一丝得意。

    遇上这样钻牛角尖的学生,实在痛苦。一堂课下来,曾见湖已是汗流浃背。

    四

    经过一番摸索,松冈大佐苦心孤诣营造的“亲善怀柔”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促成这项突破的不是他身边像苍蝇一样绕来绕去的“皇协军”头目和陆安州的伪职人员,也不是那个他寄予了较大希望的酒业老板夏侯舒城,而是来自陆安州城东桃花坞。

    当河田大尉带着那个仪表堂堂的方索瓦出现在松冈大佐面前的时候,松冈大佐立即就对这个面容清秀而又冷峻的、甚至有几分孤傲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是的,这个中国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眼睛里没有怯懦,没有献媚,不卑不亢,不动声色。但是,同宫临济之流的卖国求荣借刀杀人的目的不同,同董矸石、臧云鹤等多数“皇协人员”的有奶便是娘的目的不同,同夏侯舒城明确的商业目的也不同。这个中国人与“皇军”亲善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仇恨。用方索瓦自己的话说,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

    方索瓦主动向松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早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特别班高才生,毕业后在军统任职,参加过江西“剿共”,被红军俘虏改造,当过红军教官,在“肃反”中被清洗,蹲过半年牢。后逃脱回到中央军,又被怀疑为共军地下人员,再次坐牢半年。后来经人担保释放,放出后担任副官,又被怀疑有通共行为,再蹲半年监狱。于日军攻陷宿阳之际,被放出并委以重任。但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辞任返乡,没想到家乡遭此变故。想当个好老百姓都没法当,那就只好顺其自然了。

    松冈对方索瓦的话大加赞赏,是啊,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句话把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说得淋漓尽致。有这样的认识,他的亲日倾向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那是在失望、绝望之后的聪明选择。他的同胞同他有杀父之仇,而“皇军”没有;他的同胞——国民党差点砍了他的脑壳,共产党也差点砍了他的脑壳,而“皇军”却拯救了他的家人。这个中国人更懂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因此由他协助“皇军”是再可靠不过的了。他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一旦选准了路线,就很难动摇,这是宫临济、臧云鹤乃至董矸石之流难以望其项背的。宫临济、董矸石、臧云鹤之流算什么?走狗而已,见利忘义,就像夏侯舒城说的那样,他们连祖国都卖了,当然也就随时可能把临时的、外国的主子卖得一干二净。

    自从有了这个方索瓦,松冈大佐就着手调整对于“皇协军”的“怀柔”政策。先是从“满洲国”又增调了两个中队东北籍士官生,再从联队抽调一批“皇军”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穿插充实到宫临济的三个团里,名为战术指导,实为思想行为监视。横向封闭,全由联队部亲善课直线联系,加之顾问和翻译人员,至少形成三张秘密网络,以防这些朝三暮四的中国人生变。同时,根据方索瓦的建议,在桃花坞建立了“王道乐土”模范区,本来松冈希望方索瓦出任区长,但方索瓦认为,由他的妹妹方明珠出面更合适。一个中国女子担任“王道乐土”模范区的区长,会更有说服力,影响更大。松冈拍案叫绝,夸奖方索瓦不仅有军事才能,还很有政治眼光。由陆安州商会夏侯舒城等人筹资,在桃花坞办起了学校、工厂、医院等等,尽管“皇军”厌恶天主教,但松冈大佐还是拨款整修了皮诺尔的教堂,表示尊重桃花坞居民的宗教信仰,同时纪念已故的方蕴初和皮诺尔先生。

    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打消了顾虑,连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也为“皇军”的宽宏大量和体贴民情所感化,医科学院的学生翟维新出任桃花坞“亲善医院”的院长,宋诗芩在方明珠兼任校长的“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

    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舒城更有个性,更像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

    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舒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陆安州中日亲善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武兼备,前程不可估量。

    夏侯舒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地说,“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

    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倒也坦然,说,“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

    见面情况总的看来比较融洽,但进入到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

    通过方索瓦同夏侯舒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

    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用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陆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儿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当着松冈的面,夏侯舒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舒城说,“方索瓦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公允的。”

    方索瓦说,“可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庐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十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

    松冈微笑插话,“是有这么回事。”

    方索瓦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八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失利不是偶然的。”

    夏侯舒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啊?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舒城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天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铸。”

    夏侯舒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松冈插话说,“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说的救国,是不是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我说的救国,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站起来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

    松冈的脸色极其难看,说,“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作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啊?”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我们现在同松冈先生合作,我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互相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

    方索瓦反唇相讥,问夏侯舒城,“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

    夏侯舒城顿时语塞,沉吟一会儿才苦笑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

    松冈和了一把稀泥说,“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是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我从内心还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是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二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方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方式。有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

    夏侯舒城说,“这一点松冈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

    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舒城很好地相处。

    不久,松冈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原区公所的二十个兵丁和方家的十名家丁为基础,增加人员装备,建立桃花坞别动队,由方索瓦出任司令。方索瓦欣然允诺,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名称不能叫别动队,可以叫自卫团,手里有几条枪报仇、有几个人看家护院就行了;二是自卫团成立后,河田大尉手下的日军就不能再留在桃花坞了,既然是模范区,驻扎日本军队不伦不类。

    松冈大佐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同意了方索瓦的条件,并且答应给方索瓦拨发一批武器。

    这次谈话之后,松冈大佐秘密探访了桃花坞。在方蕴初的墓前,他看见自己的挽联已被刻成石碑,竖在墓侧。松冈大佐问,“你把我的祭文刻在令尊墓前,就不怕落汉奸骂名?”

    方索瓦坦然回答,“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已经跟日本人合作了,骂不骂汉奸都是汉奸,无所谓了。”

    五

    桃花坞自卫团从一成立那天起,就意味着比“皇协军”享有更多的特权。首先是松冈奏请江淮派遣军司令部,给自卫团拨发了二百条三八式步枪和十挺歪把子机关枪,很让“皇协军”眼红;不分老少,只要是兵,军饷是每人每月十块大洋,这是“皇协军”排长和真鬼子士兵的待遇,更让“皇协军”心酸。一团团长马甫金和二团团长常相知都在宫临济面前发牢骚,一个公子哥儿临时拉起来看家护院的队伍,怎么就弄得这么红火呢?

    宫临济总算对松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松冈心里到底有多少秘密,没有人清楚,但是有一个秘密是公开的,那就是松冈不相信中国人,不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皇协军”的军官,包括陆安州“亲善商会”的“皇协”人员,包括他新结识的诸如夏侯舒城、王月凤之流的陆安州工商界人士。但是这并不妨碍松冈同这些人“亲善”。对于松冈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敌人,不同的是,有的是公开的敌人,有的是潜在的敌人,有的是今天的敌人,有的是明天的敌人,有的是后天的敌人,有的则是明年或者后年的敌人。异国作战,尤其是长期驻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一批可以利用的异国人。利用他们的威望、骗术、武力、智慧或者贪欲来为“皇军”效力;利用他们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通过他们之间的互相消耗来平衡“皇军”雄踞其上的格局。利用中国人来收拾中国人,很容易奏效,这真是非常合算的事情。

    桃花坞的“模范行为”更坚定了松冈成立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决心,日本驻屯军华东司令部也认为应该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机构来替“皇军”工作,这样更有说服力,这也是建立“王道乐土”的必然要求。经过一番动员和推让,最后就确定以原拟定的“亲善商会”人马为基础,干脆成立一个“亲善政府”,反正作用都是一样的。

    在酝酿“亲善政府”组成人员时,原信少佐一反过去对松冈唯唯诺诺的常态,激烈地反对由夏侯舒城出任“亲善政府”市长。原信说,夏侯舒城的排日情绪非常明显,对于日军军官态度傲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皇军”忠心耿耿的。

    松冈反问原信,“那么你说谁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

    原信被这个问题问住了,喉结跳动了两下说,“至少宫临济要比夏侯舒城效忠。”

    松冈笑了,说,“宫临济这样的人就像贪吃的苍蝇,你在大街上伸手一抓就能抓几个出来。但是像夏侯舒城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资产,有名望的人,并不多见。”

    原信说,“可是这个人敌视‘皇军’,杀不足惜,怎么能让他当‘亲善政府’的市长呢?”

    松冈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原信君,你不懂政治,你不知道政治和战争的区别。在战争中,你认为该杀的,那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杀掉好了。但是,在政治中,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利用价值,我们要看看在什么时候杀他合适。是把他杀了并且由此引起骚乱好呢,还是利用完了不动声色地再杀好呢?我看还是后者更合适一些。”

    原信面无表情。

    松冈说,“看起来夏侯舒城是个爱国者,但是,即便他有爱国之心,也没有爱国之力;有爱国之名,无爱国之实。再说,中国的读书人是很爱面子的,夏侯舒城嘴上标榜的爱国,其实还有沽名钓誉的成分。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实实在在地为‘皇军’搞粮食。”

    原信睁大一双困惑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松冈说,“不管怎么说,夏侯舒城并不是最佳人选,我看方索瓦比他更合适。”

    松冈看着原信,点点头说,“对了,这一点原信君看对了,跟我不谋而合。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知人善任的问题。方索瓦是激进派,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帮助‘皇军’清洗那些敌视‘皇军’的人,然而我们现在、至少在半年内并不想大开杀戒,我们不能把陆安州杀得鸡飞狗跳。因为我们需要粮食,我们需要在‘亲善怀柔’的气氛中让老百姓安心种粮,满怀感激地向‘皇军’交纳粮食。在这样的前提下,让方索瓦来做这些事情,他就可能把事情弄糟。而夏侯舒城是实业家,他需要钱财,把他的需要同‘皇军’的需要结合起来,他就会把国家放在一边,卖力地鼓捣粮食生意。再说,这个‘亲善政府’,不过是一个象征,有其名而无其实,我们赋予方索瓦的使命,比当这个徒有其名的市长,要重要得多。”

    原信原地站立,眼珠子骨碌了几圈,做沉思状。

    松冈问,“你读过《中庸》吗?”

    原信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

    松冈说,“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你应该对于中国文化有起码的了解。因为中国的政治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中庸之道是博大精深的学问。”

    原信说,“太君,我们都是军人,我并不想在中国从政。”

    松冈笑了,“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原信说,为什么不想在中国从政?这说明你对东亚圣战的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知道我们日本最缺乏什么吗?”

    原信说,“粮食。”

    松冈哈哈大笑说,“粮食?粮食算什么?‘皇军’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粮食,也不仅仅是美酒、棉花和芝麻。我们的国土是那样狭窄,出门就是茫茫大海,常年地震连绵不断,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物资匮乏,不能轻易开采。而你知道陆安州这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地下都有些什么吗?”

    原信眯缝起眼睛,没有回答。

    松冈说,“也许是黄金,也许是白银,也许是云母,也许是铜、铁、锡、钨。一万八千平方公里啊,简直就是一个国家。看看西边那森林覆盖的天茱山,看看那一望无际的东部平原,看看这滚滚东去的淠水河,再看看眼前这玲珑精致古色古香的小城,你很难估量,这里面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宝藏。而要想得到这些宝藏,仅仅靠作战是不行的。也许,战争结束了,会把你派到江淮来担任领事,或者到陆安州来担任行政长官。你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财富开掘出来,送回大日本帝国吗?”

    原信茫然地回答,“太君,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

    松冈严肃地说,“没有想过是愚蠢的,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是对圣战的要义缺乏深刻理解。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杀人放火?”

    原信说,“有点明白了。”

    松冈说,“积二十余年征战之经验,凡占领一地,欲站稳脚跟,欲将触角探入占领地之中心,一定要会用人,会用占领地的名人、要人、文化人、有钱人,不仅要用表面对‘皇军’绝对服从点头哈腰的人,也要用那些自命不凡的同‘皇军’若即若离的人,甚至还要用一点站在‘皇军’对面品头论足的人。你简直想象不出来,你知道把这些人统统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原信说,“想象不出来。”

    原信是个务实的人,做事只看效果,正因为如此,便经常受到松冈的嘲讽,什么鼠目寸光,没有政治头脑,等等。但原信对于松冈这一套并不欣赏,松冈动辄就是“依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如何如何。虽然原信对中国人也不是很了解,但他认为松冈对于中国人的了解是肤浅的,过于低估中国人,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作为军人,是不应该低估对手的。而松冈的弱点在于,无限放大地看待自己,无限缩小地看待对手。尤其是担任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军人的气质减退了不少,倒像是个玩弄权术并且乐此不疲的政客,这是很让原信担心的。然而松冈刚愎自用,根本无视他人意见。所以原信不满归不满,也不敢过于流露。

    松冈得意地大笑说,“你对中国人缺乏研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人个顶个单打独斗都还有两下子。但是你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是在利益面前,他们就乱了,会互相瞧不起,互相扯皮,互相攻讦,互相挖墙脚甚至互相战斗而不可开交。”

    原信说,“太君,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譬如他们有组织,有目的,那就有可能在组织的纲领下团结起来。”

    松冈拉长下巴,张大嘴巴,上下合了两下,很自信地说,“原信君,你是按照日本人的精神来看中国人。然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即便有组织,思想也是散的。所以说,中国人是很好玩的。”

    原信不解其意,傻傻地看着松冈。

    松冈说,“对的,就是好玩。便于玩弄。明白什么叫玩弄吗?”

    原信还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这位先生又在玩弄什么玄虚。

    松冈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玩弄蝉,黄雀玩弄螳螂。我们‘皇军’要想在陆安州站稳脚跟,得靠中国人,但是不能靠哪一个中国人,哪一个都是靠不住的。但是可以让他们互相制约。依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他们就像蚂蚱,只要把他们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会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跑,结果谁也跑不了。”

    原信说,“我懂了,重用宫临济是为了制约抗日分子,重用董矸石是为了制约宫临济,重用方索瓦是为了制约董矸石。但是我不明白,重用夏侯舒城是为了制约谁?难道是为了制约方索瓦?”

    松冈说,“为什么不呢?夏侯家族有地位,夏侯舒城本人有名望,尤其他以‘卖酒不卖国’的形象出现,很能迷惑陆安州工商界和老百姓,他可以稳定局势,保证‘皇军’完成征集粮食的任务。同时,由于他和方索瓦分属两种观念,一旦方索瓦出现问题,就可以借用夏侯舒城之刀,甚至通过他借天茱山抗日分子之刀。”

    原信愣了半晌,还是感到松冈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甚至有些书呆子的味道。但是见松冈洋洋自得,不便扫兴,只好顺水推舟,两腿一并说,“太君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让他们,所有的中国人成为一个丝丝入扣的链条,互相钳制。”

    松冈说,“我是这么计划的。”

    原信说,“只是有一点我要向太君报告,对于方索瓦,不能与宫临济和夏侯舒城之流等同视之,方索瓦是‘皇军’的可靠盟友。”

    松冈不假思索地说,“相对而言是这样,我们会另眼相看的。但是,中国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

    原信说,“哈依,我明白了!”

    不久,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名单就拟定了,拟由古井坊酒业公司老板夏侯舒城出任“亲善政府”市长,蔗糖厂老板王月凤出任副市长兼财税署长,棉麻公司老板王进业出任副市长兼工业署长,原陆安州国立中学校长黄长溪出任教育署长。其实这些都是挂名而已,真正有点实权的是松冈从“满洲国”带来的董矸石。此人拟出任市府秘书长,兼任警察署长。警备司令还是宫临济。

    但松冈没有想到的是,在同夏侯舒城商量要他出任陆安州“亲善政府”市长的时候,这个看似开明的实业之子却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夏侯舒城对松冈派来的代表宫临济说,“敝人曾答应过松冈先生,可以出任商会会长,虽然也难免有汉奸嫌疑,但毕竟一个‘商’字可以解脱许多。而如今让我去当什么‘亲善政府’市长,傀儡不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了,将来恐怕死无葬身之地。”

    宫临济心里窝火得要命,要是按照他以往的脾气,他可以把夏侯舒城捆去见松冈。但松冈有言在先,无论如何对夏侯舒城都要以礼相待。所以宫临济只好忍气吞声,苦苦相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别说卖酒发财,夏侯先生就是想过一天安宁日子,也得看‘皇军’脸色。日本人惹不起啊!”

    夏侯舒城说,“惹不惹日本人是一回事,当不当汉奸又是一回事。跟日本人做生意可以,他帮助我发展生产我更不反对,我赚日本人的钱,也是爱国的一种方式。但是要我当汉奸,那是打死也不能干的。当汉奸的绝不会有好下场。”

    宫临济脸上很不好看,恨不得掏出手枪把这个口口声声汉奸长汉奸短的奸商给毙了。宫临济说,“其实夏侯先生有所不知,就像宫某,为‘皇军’……为日本人跑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时候我要是一味硬拼,那就全军覆没,可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夏侯舒城还是摇头不已,看着宫临济,不紧不慢地说,“委曲求全可以,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能当汉奸。尤其是像宫师长这样操枪弄炮的,一旦投降鬼子,那就势必为虎作伥。如果手上有卖国血债,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宫临济心里暴跳如雷,也只好装聋作哑,硬着头皮说,“夏侯先生,你恐怕还不太知道松冈的脾气,那可是笑里藏刀杀人不眨眼的,夏侯先生……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

    谁知这句话又把夏侯舒城惹恼了。夏侯舒城把脸拉下来,下巴颏儿仰了起来,蔑视着宫临济说,“请你跟松冈说清楚,个人之间生意来往,夏侯舒城通情达理,但是,要我去当汉奸市长,除非太阳西出。”

    后来宫临济就把夏侯舒城的话原封不动地向松冈报告了,松冈听了半晌不语。宫临济琢磨这个夏侯舒城看来是活不成了。没想到过了一天,松冈吩咐原信,带着金银若干,前去拜访。

    这次宫临济又跟着去了。宫临济知道原信是个急性子,他不仅从心里看不起中国人,而且从脸上也看不起中国人。但这次原信却耐着性子,一口一声夏侯先生地喊,请夏侯先生帮忙,请夏侯先生多多关照。态度恭敬得让宫临济直在心里骂娘。

    夏侯舒城说,“这不是关照不关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气节问题。我们生意人讲究薄利多销,不能把本搭进去。当了这个汉奸市长,荣华富贵不一定能享受到,要是让抗日武装打了黑枪,那就把本蚀大了。请原信先生原谅。”

    原信终于忍无可忍了,最后说,“夏侯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着办好了。”说完,向宫临济一挥手,迈着短粗的小腿,高视阔步地走了。出了夏侯舒城的大门,还恶狠狠地照门坎踢了一脚,差点儿把脚脖子踢折了,疼得哇哇大叫——“死啦死啦的!”

    回到驻屯军司令部,原信余怒未消,气呼呼地把夏侯舒城的态度描述了一番。松冈皱着眉头听完,突然笑了,说道,“哈哈,这个夏侯舒城,颇懂欲擒故纵之道,他是要三顾茅庐方肯出山啊。那好,这个面子‘皇军’给他。”

    原信说,“太君如此礼贤下士,这个夏侯舒城是得陇望蜀。依我之见,一把火烧了他的古井坊,看他还敢不敢傲慢?”

    松冈异样地看了原信一眼,笑笑,挥手让二人都退下。

    当天夜里,陆安州城南君院街古井坊毫无来由地失了一把火,好在火势不大,加上水源充足,夏侯舒城和十数名酒匠雇工奋力救火,使其不得蔓延。松冈闻讯,派出驻屯军一个中队帮助救火,这才保住古井坊老号没有付之一炬。

    过了一天,松冈亲自登门,这次既没带原信,也没带宫临济,两个人单独密谈。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夏侯舒城居然答应出任市长了。据说松冈答应了夏侯舒城的“挂名不杀人,经商不问政”的条件。另外就是金钱起了作用。

    每每对比夏侯舒城,宫临济心里就寒——看看人家那汉奸当的,拉大了架子摆足了谱,要够了价钱运足了气。没承想这一套还挺管用,挺能捏住老鬼子松冈的肋巴骨。自己这班人等,成天巴儿狗似的,反而让松冈轻贱。

    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仪式是在原国立中学的广场上举行的,各个街道都派出民众代表,“皇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临时用课桌和芦席搭起的主席台上,原信少佐代表松冈大佐叽里咕噜讲了一通话,陆安州日中“亲善政府”就算成立了。然后是夏侯舒城一干人等登上主席台,在市民面前亮相。王月凤也代表“亲善政府”和伪市长夏侯舒城讲了话,还放了鞭炮,闹得热火朝天。

    “皇协军”的军官和桃花坞自卫团的代表都在台下。望着台上的一群人,二团团长常相知心里时时冷笑,觉得这一幕滑稽透了。“啥xx巴‘亲善政府’?沐猴而冠,简直就是个卖国求荣的戏班子!”

    闹哄哄的成立仪式结束后,“皇协军”和百姓代表各回各家,“皇协军”和自卫团营以上军官,就在中学的大餐厅里,同“亲善政府”官员共进午餐。松冈亲自领着夏侯舒城和王月凤等人,一一接见大家。

    这是常相知第一次同夏侯舒城面对面。就在握手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这个夏侯市长有点面熟,但是他来不及细想,松冈便招呼夏侯舒城等人继续接见去了。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常相知的脑子就有些乱了,翻来覆去地回忆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但总是觉得对不上号,因此整个进餐过程都是心不在焉。

    这天的中午饭,在学校的大餐厅里开了六桌,喝的全是古井坊老号特制的“亲善牌”白酒,松冈和“亲善政府”主要官员、宫临济、方索瓦等人在主桌就座。

    宫临济说,“夏侯市长不愧是陆安州‘王道乐土’的奠基人,连祖传的商标都改掉了。”

    夏侯舒城也不示弱,说,“跟宫师长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宫师长为了建立‘王道乐土’,跟松冈先生从山东来到江淮,连祖宗都不要了。”

    方索瓦说,“哈哈,大哥别说二哥,大家都是汉奸,就不要互相攻讦了。”

    松冈哈哈大笑说,“方君说得很好,大家都是汉奸,汉奸的大大地好!所有的汉奸都是我的好朋友!”

    宫临济和夏侯舒城也跟着笑。宫临济说,“对对对,大家都是汉奸,都是‘皇军’的好朋友。我和‘皇军’是好朋友,夏侯先生也同‘皇军’是好朋友,这样我和夏侯先生也是好朋友了,是不是啊?”

    夏侯舒城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还得仰仗宫师长多关照啊!”

    宫临济说,“夏侯先生请放心,你们的安全、治安,都包在兄弟身上。你说抓谁,你说夜里抓,我不会让他呆到天亮。”

    松冈这天情绪极佳,端着酒碗,左右开弓跟汉奸们敬酒,喝了个大气磅礴,站起来,一只胳膊肘搭在宫临济的肩膀上,一只手搭在夏侯舒城的肩膀上,咧开大嘴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一文一武,同‘皇军’携手建立‘王道乐土’。对于‘皇军’,对于大日本帝国,对于中国,对于陆安州的黎民百姓,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让我们相互提携,为陆安州的‘王道乐土’繁荣昌盛干杯!”

    说完,一仰脖子干了。顿时,大餐厅里喊声沸腾,一片“王道乐土”繁荣昌盛的声音,酒碗碰得噼里啪啦。

    这天晚上,松冈让陆安州重量级的汉奸们大开眼界,在国立中学的礼堂里,几十名日军军官和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以及刚刚上任的“皇协”官员,济济一堂正襟危坐,眼睛盯着前方一块山墙大的白布。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白布上出现了人影,接着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隆隆的爆炸声。

    “皇协军”军官大都没有看过电影,一看对面白墙上出现了情况,立马就乱套了,有的当场就拔出手枪,有的跳上凳子东张西望,有的大声询问,哪里有情况?甚至有人朝白布上叭叭地放枪,乱哄哄地一塌糊涂。

    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没看过电影,开始还能沉得住气,后来越吵越乱,日本军官也骚动起来。松冈一看要出事,让原信把放电影的灯灭了。原信和翻译一起喊叫,大声嚷嚷,“这是放电影,没有任何情况,所有人都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去!”这样喊了好一阵子,骚乱才平息下来。“皇协军”军官们这才搞明白,原来这是在演日本的“皮影戏”,不是真人在那里打仗。

    稳定下来了,又倒回片子重新放映,不知道是谁朝银幕上开的枪,上面多出了六七个黑洞。放映的过程中,不管是什么画面,都有这六七个黑洞伴随,倒也别有情趣。

    影片的名字叫《军神乃木》,中国人看得不是很明白,翻译官气喘吁吁地搞同步翻译,最后大家总算明白了故事,说的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攻打中国旅顺的总指挥乃木希典,身先士卒,被打断一条腿,瞎掉一只眼睛,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这场战争中阵亡。战后,他经常去给阵亡将士扫墓,借机帮助战争遗属摆脱穷困。遗属们不知道帮助他们的人就是乃木,在言谈中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乃木。当他们得知乃木也有两个儿子为“圣战”献身之后,深为乃木将军的伟大人格感动。以后,作为天皇的教官,为了促成对中国的战争,乃木自杀身亡,以死相谏……

    影片放完了,一片肃穆,多数日本人泪流满面,一名日军军官失声痛哭,这哭声传染力极强,不久就哭声大作。

    突然,“皇协军”一团团长马甫金出其不意地跳上凳子,振臂高呼,“向军神乃木学习!发扬乃木精神!天皇万岁!‘圣战’必胜!”

    马甫金这么一喊,礼堂里立马鸦雀无声,接着就有惊涛骇浪腾空而起,像是有人下了命令,日本军官全体起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出惊雷般地吼叫——

    向军神乃木学习!

    发扬乃木精神!

    天皇万岁!“圣战”必胜!

    声音掀起一股强大的气流,猛烈地撞击着破旧的礼堂顶棚,冲出国立中学,在陆安州的上空久久回荡。

    影片放完之后,松冈让夏侯舒城和方索瓦坐上了自己的汽车。在车上松冈问了问桃花坞模范区的情况,方索瓦一一作了回答,总体看基本上沿着松冈的思路,学校、医院、商店、小工厂等都有了规模,居民的王道乐土意识逐步形成,自愿地挂起了太阳旗。

    松冈很满意,告诉方索瓦,最近要组织“皇协军”一师和陆安州“皇协人员”前往桃花坞,参观模范区的建设。

    方索瓦说,“没问题。”

    松冈又问夏侯舒城,对组织“亲善政府”官员参观桃花坞的看法。夏侯舒城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没权力也就没作为。你真让我放开了组阁,桃花坞就是个范本。”

    松冈听出了夏侯舒城的牢骚,内心很滋润——这就是玩弄的结果。把不同品质的汉奸弄到一起,玩弄于股掌之上,不用“皇军”过于劳心费神,他们自己就会勾心斗角。松冈说,“权力是靠作为支撑的,‘亲善政府’要多为‘皇军’效力,‘皇军’不会总让夏侯先生当光杆司令的。”

    夏侯舒城说,“无所谓,我是个生意人。”

    松冈心想,这个夏侯舒城看来已经弄假成真了,他说的这个无所谓,其实有所谓得很啊!这样就好,有人愿意获得“皇军”更多的给予,这不是坏事。

    车子走了一程,方索瓦突然说,“今天很危险。”

    松冈不解,“你是指放电影的秩序?”

    方索瓦说,“不是。我是指这个秩序可能会给抗日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譬如,今天‘皇协军’有近百名军官,都是携带武器,这其中如果有一个抗日分子在黑暗中刺杀‘皇军’军官,再反过来刺杀‘皇协军’军官,就会引起混乱。倘若局面得不到及时控制,自相残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里,谁敢肯定没有几个抗日分子呢?”

    松冈听了,呆了半晌,心里叹道,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

    在松冈的心目中,这近百名“皇协军”军官中,不是一个两个抗日分子的问题,也不是几个十几个抗日分子的问题。只要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自由,或者给他们升官发财,他们全都摇身一变成为抗日分子,这种可能绝不是没有。

    方索瓦说,“以后最好不要把武装的‘皇协军’军官集中在一起,减少兵变的机会。“

    松冈深以为然。

    从这天开始,日本人就很少组织“皇协军”看电影了。只有一次,是看“满洲国”“盛京”的纪录片,让“皇协军”看看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盛京”人是多么的幸福,他们走在大街上,脸上洋溢着自由和健康的微笑。但这次日本军官没有参加观看,而是单独放给“皇协军”看的。

    后来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到陆安州视察,接见日伪高层人员,“皇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但无一例外,包括师长宫临济在内都接到通知不许携带武器。此次活动的安全完全由“皇军”负责,外围则由从桃花坞调来的方索瓦的自卫团负责。没过几天,“皇协军”们就知道了,原来是方索瓦这小子搞的鬼,让“皇军”对“皇协军”增加了戒备。大家都骂方索瓦,这狗日的真是铁杆汉奸,真是汉奸中的汉奸,一旦鬼子失势,看老子们不掘你的祖坟扒你的皮!

    六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方明珠感觉就像过了几十年,甚至恍如隔世。自从江淮保安团到桃花坞闹了一场,方索瓦回来,父亲去世之后,她的生活和感情就被翻了个底儿朝天。父亲临死时喊出的那一嗓子,让她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父亲的声音。她想父亲一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也许是二哥利用父亲最后神志昏迷,向父亲灌输了可怕的思想。但是,那句话确确实实是从父亲的口中说出的,自从有了那句话,一下子就把她推向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尴尬地步。二哥不仅当了汉奸,而且把她也拖了过去,居然向鬼子建议,让她出面当桃花坞的模范区长。她不知道二哥到底想干什么。

    方索瓦跟她明明白白地说,“这是父亲的意愿,父亲要保住桃花坞的一方安宁,要保住方家的家业,那种虎去狼来任人宰割的日子再也不能忍受了。”二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你得首先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而不是让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的人,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你既要心狠手辣,又要舍得付出代价。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做事越大,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这些话方明珠不是很明白,但是她宁肯相信二哥是有道理的。现在父亲走了,她的天就塌下来了,幸好二哥及时地回来了,把这块塌下一半的天给她撑了起来。二哥动员她当模范区的区长,对她说,“要干就像样地干,就朝大里干。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才能弄来武器。明珠你想想,一下子就给了二百条好枪,而且还要补充。桃花坞如果早有这二百条好枪,江淮保安团敢来吗?土匪敢来吗?连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到桃花坞来他都得掂量掂量。”

    方明珠说,“可是我们也不能当汉奸啊!”

    方索瓦说,“自从有了父亲那一句遗言,我们兄妹的汉奸算是当定了,既然当了,就当个轰轰烈烈吧。咱家当汉奸也不是从你我开始的,陆安州最先挂法国旗的就是我们方家。再说,无非就是个骂名,以我们的骂名换来桃花坞的安定、繁荣,换来自己的武装,这也是对老百姓的负责。”

    方明珠真的有些糊涂了。要说二哥的想法没道理,恐怕不全是。要说二哥说的全是理,也不全是。那几天她死乞白赖地把三个同学都留住了,天天在后花园里评判商讨。罗雨的态度很坚决,说明珠:“你不能跟你二哥走,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宋诗芩不表态,宋诗芩说:“我只想搞我的学问,我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国家。这个国家既然乱得连学都上不成,我还是回杭州,然后出国去。”

    出人意料的是,翟维新却对方索瓦的行为表示理解。翟维新对方明珠说,“你二哥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国家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还能怎么样?大丈夫能屈能伸,委曲求全也是生存之道。落个汉奸骂名怕什么?就像你二哥说的,做事越大,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当初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为争王位同项羽对峙在荥阳城外,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擒到阵前,扬言要把刘邦老父煮熟吃了。项羽以为这下就把刘邦击垮了,岂料刘邦谈笑风生地要项羽分他一杯羹。你想想他成了多大的事?做成这种大事的先决条件不就是忍辱负重吗?”

    翟维新的话给了方明珠不少安慰。其实,方明珠现在最渴望的就是这样的安慰。方明珠说,“那照你这样说,我二哥好像还有野心打天下呢。”

    翟维新说,“那倒不一定。但你二哥确实不是凡人,这个人一看就是成大事的。”

    方明珠终于动摇了,考虑接受桃花坞模范区区长的职务。在最后决定之前,她把她的三个同学邀在一起说,“我想了很久,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既然我们都是学生,我们当什么也不会危害老百姓。我现在连我二哥都不相信了,我就只有你们这三个同学了,可以说相依为命。你们说我当,我就当。你们说不当,我们就一起远走高飞。”

    翟维新说,“你刚才说的,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这句话就显示了你是可以当区长的。走?往哪儿走?走到哪儿都是乱世。我看还不如留在桃花坞。倘若真的像你二哥说的,能办教育,能办医院,能够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在这个乱世治理出一块小小的文明静园,还真是功德之举呢。我同意你当,我也会帮助你。”

    宋诗芩撇撇嘴角,表现出一副超然世外的样子说,“你当不当关我嘛事?既然不关我嘛事,我为什么要反对?我也同意,只不过我走的时候你别拦我就行了。”

    剩下罗雨。罗雨说,“明珠你怎么一点脑子没有?汉奸是千万不能当的,当了汉奸,千夫所指,多么可耻啊!”

    方明珠说,“我不是当汉奸,我只是想为桃花坞的老百姓,为我的家园做点事。”

    罗雨说,“这个区长你还真的要当?”

    方明珠说,“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你们也都听到了。覆水难收,何况父命,更难违了。”

    罗雨说,“那好,你们当你们的汉奸,我要同你们彻底决裂。”

    罗雨说到做到,当天夜里,她让方明珠派人把她送到梅山,说是找路回长沙。后来才听说,她去了天茱山游击支队。

    方明珠终于体会出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了。桃花坞现在真的像日本人的天下了,学校、医院门前挂着日本国太阳旗,商店里摆了大量的日本货,药店里卖起了日本膏药,区公所的大喇叭里响着日本歌,孩子的手里拿着日本玩具,几家富绅的家里,甚至还挂上了天皇的照片,餐桌上出现了日本料理和清酒。

    区公所门前白天有“皇协”职员值班,这些人都是桃花坞的头面人物,几乎家家都有一份小实业,要么是渔场,要么是药房,也有开赌馆卖烟土的。他们并不是冲着日本人的每月二十块大洋的薪水来的,他们珍惜这举国皆乱唯此安宁的局面。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兵荒马乱,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却偏安一隅相安无事,甚至还能占上日本人的便宜,实在难得。

    方明珠的区长就这样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地当了下来。颇令她安慰的是,除了罗雨绝情离开,她的另外两个同学翟维新和宋诗芩并没有弃她而去。翟维新心甘情愿地留在桃花坞当了医院的院长,松冈大佐特地从日军江淮派遣军医院里要来三名军医和两名女护士,并搞来一些器械药品。桃花坞医院实际上是整个陆安州唯一的拥有日式设备的医院。

    宋诗芩没走是因为东南战事紧张,回故乡无法成行,但她拒绝当教师,也在医院当医生。学以致用,当医生治病救人,无所谓汉奸不汉奸的。但是后来有日本伤兵和病号住了进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方明珠的区长是个名誉区长,就像是摆在外面供人参观的花瓶。为了增强日本化,方索瓦还让医院里的日本护士给方明珠示范日本礼仪。方明珠内心极其厌恶,却又只能硬着头皮模仿,在不知不觉中多了一些点头哈腰,这样就使得这个模范区更加模范了。

    不久,松冈大佐就组织陆安州的“皇协军”军官和“皇协职员”分期分批地来到桃花坞,参观“亲善怀柔”的成果。参观的队伍从小码头下船,立即受到手持太阳旗的桃花坞“良民”乱糟糟的欢迎。

    夏侯舒城也来了。夏侯舒城穿着雪白的西服,系着紫色领带,头戴白色礼帽,眼戴黑色眼镜,手拄文明棍。夏侯舒城同方明珠见面的时候,很注意地看了这个身着日式西服短裙的中国女孩,旁边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互相礼貌中隐含着互相看不起。

    夏侯舒城向方明珠掀掀礼帽说,“很好,很好。”

    方明珠向夏侯舒城鞠了一躬,表情呆滞,什么话也没有说。

    每次接待来访的汉奸,方明珠的心里就别扭得慌,强作欢颜,有问必答。参观的内容包括街道的卫生,学校和医院工作情况,对桃花坞居民访问,了解居民对于建设“王道乐土”的认识。

    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到方蕴初的墓地瞻仰这位杰出的大汉奸。墓地右侧那块镌刻着松冈手书挽联的石碑尤其引人注目。

    但是没过多久,方氏兄妹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每次参观之后,墓顶和石碑上都会留下许多污垢,有痰块,有臭袜子,有烂裤头,有死鱼烂虾,有一次甚至还发现了用牛皮纸包着的粪便。

    方索瓦恼羞成怒,带着这包粪便进城向松冈告状。

    松冈把原信叫来,原信说,“不用问,这种事情只能是‘皇协军’军官干的,这也说明了‘皇协军’的军官中有人敌视‘皇军’的‘王道乐土’。”

    松冈说,“原信君,说话要有凭据。”

    原信说,“‘皇协军’二团的‘亲善员’反映,那个常相知经常咒骂‘皇军’,也咒骂方先生,说早晚要扒掉方先生的祖坟。”

    方索瓦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挖掘祖坟,虽然还没有到挖我祖坟的地步,可是在家父的墓顶上抹大粪,实在是对我的极大侮辱。为此,我要调查,请太君为我做主。”

    松冈说,“看来‘皇协军’是有问题,可是现在必须稳定。陆安州的‘皇协军’一乱,‘皇军’的战略行动就要受到影响。”

    方索瓦胸有成竹地对松冈说,“要想紧密地控制‘皇协军’,我倒是有个主意。”然后便一五一十地献了一计,听得松冈连连点头说,好主意好主意。

    松冈向原信布置这件事情的时候,原信却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说是把“皇协军”军官家属集中起来,容易出问题,要么为集中叛逃提供方便,要么为抗日武装借刀杀人提供方便。

    但松冈根本听不进去原信的意见,松冈说,“原信君,你对中国人太缺乏了解了,他们既没有你想得那么聪明,也没有你想得那么勇为。”

    半个月后,“皇协军”的军官便得到一个消息,原信通知说,为了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家人的安全,“皇军”已经派人到鲁南、淮北各地,陆续把“皇协军”一师军官的家眷接到了桃花坞,由日军的一个小队和方索瓦的自卫团保护起来。团以上军官的家眷基本上到齐了,一共三十六口。

    消息传来,住在东校场的“皇协军”师部一片哗然,军官们纷纷质问这是什么意思?

    宫临济去找松冈讨个公道,却被松冈抑扬顿挫地开导了一通。松冈说,“你们协助‘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事业,‘皇军’当然要保护你们亲人的安全。”

    宫临济说,“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的,我听说是方索瓦在他父亲的坟头发现了大粪,迁怒于我部,出此毒计害我弟兄。”

    松冈不高兴了,说,“宫君此言欠妥啊,保护贵军家眷乃是‘皇军’的美意,与方索瓦何干?再说,‘皇军’做事向来深思熟虑,我一个堂堂的‘皇军’大佐,岂能受方索瓦左右?”

    宫临济这次真是气昏了头,愤愤地说,“太君此举,是不是不放心‘皇协军’弟兄,把我们的家人押作人质啊?”

    松冈更不高兴了,并且站了起来,目光敏锐地盯着宫临济看了很长时间,直盯得宫临济两眼发黑。松冈说,“宫君此话更没有道理,完全辜负了‘皇军’的美意。既然你认为‘皇军’保护贵部家眷是扣押人质,我倒是要问问,难道你们害怕作为‘皇军’的人质吗?你们中国有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

    宫临济顿时一身冷汗,话都说不利索了,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

    松冈一挥手说,“没有别的意思就好,没有别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害怕,就算是人质,由‘皇军’保护,也是安全的,你说是不是啊?”

    宫临济点头如捣蒜,连连说,“是的是的,有‘皇军’保护,我们弟兄放心。怕就怕误会。”

    松冈说,“回去,告诉你的部队,忠诚于‘皇军’,是没有危险的。危险来自于对‘皇军’的不忠。”

    宫临济是带着一肚皮气来到松冈司令部的,然后又带着一肚皮恐怖回到“皇协军”师部。把松冈的话跟几个团级军官说了,马甫金等人立即破口大骂,骂松冈老鬼子险恶,骂松冈听信方索瓦的挑唆,骂方索瓦死有余辜。往他父亲坟头抹大粪是好的,早晚得把老汉奸的坟头炸平了。活人生剐,死人鞭尸。

    但是不久,这些人的骂声就消失了。

    桃花坞原方氏航运公司的三幢员工宿舍被改造成若干间窗明几净的客房,外面砌了灰砖围墙,里面隔了十几个小院。方索瓦和董矸石派人秘密接来的“皇协军”一师军官眷属,三十多口就在这里落户。

    宫临济和常相知等人最初对此恨之入骨,但是,自从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之后,松冈给这些军官颁布了休假制度,每十天团以上军官可以轮流到桃花坞休假,住一个晚上,吃早晚两餐饭。军官们来到这里才发现,这个小小的军官眷属区,修缮一新,庭院整洁,房前院后姹紫嫣红,各家一个小院曲径通幽,委实是个修身养性的地方。松冈亲自为这个眷属区取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归园。

    从桃花坞往陆安州,每天都有一艘小汽轮,负责采购各种生活用品,家眷们如果想出去转转,还有方索瓦的自卫团提供保护。军官轮流休假一遭,几世同堂,天伦之乐,娇妻幼子,良宵恨短。家眷们也都很满足,每家每户配有佣人,可以临时摆摆阔佬阔太太的威风,而这些是过去岁月里很难得到的殊荣。

    几个回合下来,“皇协军”的军官们再也不骂方索瓦了,并且觉得松冈这老鬼子还真会办事。这些长年颠沛流离的军人,土的居多,洋的少数,东拼西打,居无定所,过去的日子仅仅比土匪稍微稳定一些而已。没想到到陆安州来当“皇协军”,居然有机会常与家人团聚了。军官们渐渐地就打消了顾虑,琢磨这大约就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不同,十天一次的“休假”也就心安理得地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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