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平安无事。我没有被抓，但觉也睡得很少。脑子一直在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在5点和6点之间的某一时刻，我忽发奇想，披衣下床。过去48小时，我总共睡了不足4小时。
我拿出电话本，我拨了他的号码。这时是6时差5分，我喝着第二杯咖啡。电话响了10次，才听见一个没精打采的声音：“哈罗。”
“请找巴里-兰开斯特。”我说。
“我就是。”
“巴里，我是鲁迪-贝勒。”
他清了清嗓子。我可以想见，听了这句话，他准从床上蹦起来。“什么事？”他问，声音比刚才尖了许多。
“对不起，这么早就给你打电话，可是有几件事我想跟你谈一谈。”
“譬如？”
“譬如布莱克家昨天已对大利公司提出起诉。一等你们有了新的事务所，我立刻就会给你送上一份副本。他们还签署了一份解约书，所以你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律师，用不着为他们操心了。”
“你怎么起诉？”
“这与你无关。”
“见鬼！怎么无关？”
“我会送你一份起诉书，看了以后你就明白啦。你很聪明嘛。你有新的地址了吗？还是仍用原来那一个？”
“邮局里我们的信箱没有烧坏嘛。”
“好。假如你不把这个纵火案硬向我头上栽，我无论如何，都会表示赞赏。我跟这场火灾毫无关系。如果你们一定要把我牵进去，那我就不得不告你们这些偷鸡摸狗的东西。”
“我吓死了。”
“听得出来。别再到处糟蹋我的名字。”没等他回答，我就挂上了电话。我守着电话等了5分钟，他还是没敢把电话打过来。十足胆小鬼一个！
由于迫切想知道晨报上对这场大火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天不亮就出了门。街上车辆稀少。我向机场方向开去，驶往格林威，我已开始觉得那里像是我的家。我把车停在7小时前离去时的那块老地方。琥珀俱乐部里外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响，停车场上到处是垃圾和啤酒听。
我办公室所在的那个门面的隔壁，是一位名叫特鲁迪的矮壮的德国女人开的一家小小咖啡店。昨天晚上我走来买三明治时见过她。她告诉我早上6时开门，供应咖啡和糖纳子。
我进去时她正在倒咖啡。她为我烤硬面包圈倒咖啡时，我们聊了聊。店里已经有10多位顾客挤坐在几张小桌边上。特鲁迪心里有事。首先，做糖纳子的伙计今天迟到了。
太阳缓缓升起。我拿了报纸，在窗边一张桌旁坐下。在市内新闻头版上，登着一张熊熊大火中的莱克事务所的大幅照片。一篇短文介绍了这幢建筑的历史，并且说它已完全比成灰烬。据莱克先生本人估计，损失达300万美元之巨。“这幢房子的整修化了整整5年，我对它像情人一样珍惜，”文章引用了他的这句话。“现在我是彻底垮了。”
再多流两滴眼泪吧，老家伙！我把文章飞快读了一遍，没有发现“纵火”这样的字眼。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警方嘴很紧：这件事仍在调查；现在做任何猜测都为时过早；无可奉告。警察的老一套陈词滥调。
我本来就不希望我的名字作为一个潜在的嫌疑犯出现。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感到轻松。
我坐在办公室里，装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模样，心里却在琢磨用什么办法，才能在未来30天中，搞到1000美元律师费。布鲁索猛地推门进来，把一张纸堆到我面前。我连忙一把抓住。
“这是警察局的一份报告。”他嗥完回头就想走。
“跟我有关？”我恐惧地问。
“根本和你无关。是一起车祸通告。昨天夜里在机场路和谢尔比交汇的转角上，两辆汽车撞上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可能是酒后开车。那家伙像是闯了红灯。”他说完便瞪着我。
“我们是不是一方的代理——”
“目前还不是。这就是你要干的事。去找当事人把案子接下来。把情况弄弄清楚。把委托书签上名。然后进行调查。有人好像伤得相当可以。”
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而他却已离去。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听见他在大厅里一路走一路哇哇叫。
车祸报告上有种种信息：驾驶员和路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受伤情况，汽车损坏情况，目睹者的叙述等等。通告上还有两张图。一张表明了警察对两车如何发生相撞的见解，另一张则是说明他如何发现了这两辆车。开车的两个人都受了伤，被送进了医院，而那个闯红灯的人，明显是一直在喝酒。
读着倒觉得很有趣，但我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干？车祸是昨夜10点10分发生的，可布鲁索今天一早就已用他那肮脏的爪子一把将它抓住了！我又读了一遍，接着就茫茫然地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迷惘中惊醒。“请进。”我说。
在咯吱咯吱声中，门被慢慢推开了一条缝。一个瘦小的人，把头伸了进来。“鲁迪？”他的声音很高，有点神经质。
“是的，进来吧。”
他从门框与门之间窄窄的空隙中滑进办公室，像偷偷摸摸的样子溜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椅子旁。“我是戴克-希利夫，”他一边坐下一边说，既没有想和我握手，也没有露出一点笑意。“布鲁索说，有个案子你想谈一谈。”他回头瞟了瞟，生怕有人走进房间在他身后偷听。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很难说出戴克的年纪是40还是50。他的头发大部分已不知去向；剩下的几绺油光发亮，稀稀落落地贴在他那颗大头上。耳朵周围头发也很稀，而且大多已经灰白。他脸上那副用金属丝做支架的方形眼镜，镜片又厚又脏。同样难说的是，不知是他的头特大，还是他的身段太小，反正二者不成比例。他的前额分成了两个半圆，在正中附近相会，一条深深的皱纹穿过相会处，一直延伸到他的鼻尖。
可怜的戴克，是我见过的最缺少吸引力的男人中的一个。他的脸上有着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他的下巴简直就没有。他讲话时，鼻子上现出了一条条皱纹，上唇向上翻，露出了4颗大门牙，而且每一颗都是同样的尺寸。
他穿着一件两个口袋的白衬衫，上面斑斑点点，领子已经磨破。他系着一根红色针织领带，打的领结其大如拳。
“是的，”我说，尽量不看正从镜片后面打量我的那两只巨大的眼睛。“是个保险案。你是这里的律师？”
他的鼻子和嘴唇一起吱嘎作响，牙齿在向我闪光。“可以这么说。但并不精确。你瞧，我不是律师，目前不是。进过法学院，一切齐全，但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啊，一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哦！是吗，”我说。“法学院什么时候毕的业？”
“5年以前。你瞧，资格考试没有少给我麻烦。我考了6次啦。”
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话。“噢，”我咕噜了一声。老实说我并不知道律师资格考试一个人可以考这么多次。“我很遗憾。”
“你什么时候考？”他边问边紧张地用眼睛在室内扫来扫去。他坐在椅子的边缘，好像随时都可能需要跳起来跑出去。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拉着左手手背的皮肤。
“7月。很难，是吗？”
“对，很难。我看。我有一年没有去考啦。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再试试。”
“你在哪儿念的法学院？”我这样问是因为他令我非常不安。我拿不准是否要跟他谈布莱克案件。他将起什么作用？他将来要拿多大的一份？
“在加利福尼亚。”他回答时面部抽搐之剧烈，我前所未见。眼睛睁睁闭闭。眉毛上下飞舞。嘴唇激烈抖动。“夜校。当时已结婚，一周工作50小时。没有多少时间念书。念了5年才毕业。老婆离开了我。在这儿搬出去的。”他的句子变短，声音也跟着降低。他的话令我垂头丧气。过了好几秒钟，我才重又开口。
“呃，嗯，你为布鲁索工作多久了？”
“快满3年了。他对待我跟对别的律师一模一样。我找到案子，把它办好，把他的一份交给他。这样大家都高兴。跟保险有关的案子，他总是交给我研究。我在太平洋相互保险公司干了18年呐。后来厌倦了，才去念法学院。”声音又是越讲越低。
我看着他，等着。“必须出庭的时候你怎么办？”
他尴尬地咧嘴一笑，仿佛是说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呃，我本人出过几次庭，真的。从来没有被逮住过呢。孟菲斯律师多如牛毛，你知道，谁搞得清谁呀！不过，假如你我有个案子审，我会叫布鲁索去出庭。或者叫别的律师。”
“布鲁索说这个事务所有5位律师呢。”
“是有5位，鄙人、布鲁索、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雷奇。但是，我不愿意把这里叫做事务所。这里是各干各的活。你会学会的。你自找案子自找委托人，你得总额的三分之一。”
他的坦率令我惊讶，我于是又追问下去。“这对律师来说，是桩好买卖吗？”
“这就要看你想得多少，”他说，扭过头四面看了看，唯恐布鲁索正在偷听。“外面竞争非常激烈。就我而言，挺不错。因为我没有执照却从事律师业务，一年还能挣4万。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哪！”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人。
“那么你准备如何配合我办这种保险案子呢？”
“噢，这个嘛，案子结了以后布鲁索会给我钞票的。我帮他办理起诉的案子，他信任的只有我。别人谁都不准碰一碰他的案卷。以前有的律师想插一脚，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给他开掉啦。至于我，我不害人。我不得不呆在这里，至少呆到通过资格考试。”
“其他几位律师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哪。他们呆不久。你知道，他不聘那些顶尖儿的毕业生，而是从街上找一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在这儿干个一两年，找到了一些客户接上一些关系，然后就自己另立门户。律师总是在不停地流动嘛。”
告诉我怎么流动。
“我可以问你点儿事吗？”我说，虽然明知不该问。
“当然。”
我把事故报告交给他，他一目十行读了一遍。“是布鲁索给你的，对吗？”
“对。几分钟以前刚刚给我。他希望我做什么？”
“把案子抓过来。找到那个撞伤的人，让他在给J．利曼-斯通事务所的委托书上签字，然后把案子的头绪理理清。”
“我怎么找那个撞伤的人？”
“嗯，他大概躺在医院里。医院通常都是寻找他们的最佳场所。”
“你常去医院？”
“当然。我一直去。你知道，布鲁索在警察局有些关系。一些非常好的关系，是些和他一块长大的人。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给他提供事故报告。他把报告分发给我们，指望我们去把案子抓过来。这种事当然用不着火箭专家。”
“在哪家医院？”
他那碟子一般大的眼睛翻了翻，不屑地摇了摇头。“他们在法学院都教了你些什么呀？”
“不太多。不过，如何追赶救护车他们肯定没有教过。”
“那你最好快点儿学，否则就要挨饿。听着，这儿不是有被撞伤的人的电话号码吗？你只要叫通那个电话，对接电话的说，你是孟菲斯消防署营救处，或者类似的什么单位。你就说你要和伤员通话，管他叫什么名字。伤员当然不能接电话，他正躺在医院里啦。哪个医院？你需要把它输进计算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没有一次不成功。要运用你的想象力嘛，人是很容易上当的嘛。”
我想吐。“那以后呢？”
“以后你就去医院，和某某人交谈。嗨，听着，你真是够嫩的，我对此十分遗憾。告诉你接下来我会怎么办。咱们去弄块三明治，带到车里吃，然后去医院叫那个受伤的朋友签上大名。”
我真的不想去。我恨不得走出这个地方，永不回来。但此刻，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迟迟疑疑地说。
他跳了起来。“大门口等我。我去打电话，搞清是哪一家医院。”
那家医院叫圣彼得慈善医院，是个以外伤病员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和动物园差不多的地方。这是一家市立医院，病员众多，条件很差，别的暂且不说。
戴克对这家医院了如指掌。我们开着他那破烂的小面包，歪歪扭扭地在市区穿行。这辆车是他离婚时有幸获得的唯一财产，离婚的原因是他多年酗酒。现在他可是滴酒不沾了，是嗜酒者与前嗜酒者互相戒酒协会的令人自豪的一员。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戒了烟。但是，他严肃地承认道，他特别爱赌。密西西比州旁边正在迅速出现的那些新开的赌场，真让人为他担心。
他的前妻和两个孩子还在加利福尼亚。
我嚼着一只热狗，不到10分钟，就获得了上述全部信息。他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拿着热狗向嘴里塞，一会儿抽搐，一会儿摇晃，嘴角上沾着一粒鸡色拉，又说又笑地穿过了半个孟菲斯，那模样我实在目不忍睹。
戴克有张医生停车证，我们大模大样地在医生专用的停车处停好车。门卫跟他好像很熟，摆摆手让我们进了医院。
他领我径直走到主楼休息厅的问讯处。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但不到几秒钟，他就搞清了我们的目标丹-范-兰德尔住的房间号。戴克迈的是内八字步，而且腿还有点跛，但他走向电梯时，我要跟上他却还有点儿难。“别让人看出咱们是律师，”我们和一群护士一起等电梯，他压低嗓门悄悄对我说。
谁会想到戴克是位律师？我们默默地乘到8楼，随着人流走出电梯。说起来也很不好意思，他这么干已经许多次了。
尽管他那个大头形状奇特，步子一跛一拐，长得又古里古怪，但我们却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走廊，快步走到位于两条走廊交叉处的护士办公室。对于886室的位置，戴克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转向左，从一群护士和技师以及一个正在研究图表的大夫旁边走过。几辆没有铺垫单的轮床靠着一面墙壁。铺着瓷砖的地板已经磨旧，需要擦洗。我们没有敲门，就推开左侧的第5扇门，走进一个半私用的病房。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位病人，床单一直拉到下巴。床顶挂着一台小电视，他正在看一部肥皂剧。
他用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想要从他身上盗取一只肾。我为来到这里而憎恨自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以这种冷酷的方式，闯进来破坏他的清静。
可是戴克却一步也不会走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面前这位无耻的江湖骗子，就是不到一小时前鬼鬼祟祟溜进我办公室的那个小人。那时候，他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可如今，他却是毫无畏惧。
范-兰德尔大约二十七八岁。脸上裹着绷带，年纪很难准确估计。一只眼睛肿得已几乎张不开，另一只下面有一个伤口。一只胳膊断了，一条腿正在做牵引治疗。
幸运的是他没有睡着，这样我们就不必把他摇醒或大声喊醒。我站在靠门的床脚边，心里七上八下。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护士或者医生或者家属在这时闯进来，把我们当场逮住。
戴克俯着身子靠近病人。“你听得见我吗，范-兰德尔先生？”他像牧师一样热情地问。
范-兰德尔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床上，不能动弹。我想，他一定是想坐起来，或者调整一下躺的姿势，但我们把他按住。我可以想象，他此刻是多么震惊。一会儿以前，他可能还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边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一边木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而一转眼，他却面对一张生平看见过的最最古怪的面孔。
他眨巴着眼睛，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你是谁？”他透过紧咬着的牙缝，含含糊糊地问。哦，他的牙齿不是紧咬着，而是用金属丝箍着。
这不公平！
戴克听后微微一笑，露出了那4颗闪光的板牙。“戴克-希夫利，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握十足，好像他在此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你还没有跟哪一家保险公司谈过，对不？”
戴克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明确了谁是坏人。坏人肯定不是我们，而是保险公司里的那些家伙。他在增加信心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对他们。
“没有。”范-兰德尔嘟哝道。
“好。别跟他们谈。他们只想坑你。”戴克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已经开始提供建议啦。“我们已经看过事故报告。案情很清楚，是对方闯了红灯。我们大约1小时后，”他十分认真地看了看表，“去把现场拍下来，再找证人谈谈，你知道，通常的那一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在保险公司调查人员之前。他们会贿赂证人，让他们提供伪证的，这你知道。居然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需要迅速行动，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你的授权。你自己有律师吗？”
我屏住呼吸。假如范-兰德尔说他的兄弟是位律师，那我拔脚就走。
“没。”他说。
戴克开始进行关键的一招。“呃，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在孟菲斯，我的事务所办理的车祸案子比哪一家都多，而且得到的赔偿费也很多很多。保险公司可怕我们呐。而且我们不要委托人一分钱；不管赔偿费是多是少，我们只收三分之一。”他边说边已偷偷地从拍纸簿里取出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很短，只有1页，3段文字。能让他上钩就成。戴克拿着委托书在他面前不停地晃着，让他不想接也得接。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拿着委托书看得很吃力。
上帝保佑他！他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最糟糕的一个夜晚，侥幸活了下来。现在依然视力模糊头脑混乱，却要阅读一份法律文书，做出明智的决定！
“等我太太来了再说，好吗？”他几乎是在请求。
我们不是就要被人逮住了吗？我一把抓住病床的栏杆。在这一过程中，粗心地碰到一根绳索，绳索又带动了一只滑轮，一下子把他那条正进行牵引治疗的腿向上抬高了1英寸。“哇！”他痛得直哼哼。
“对不起，”我连忙说，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戴克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恨不得立刻宰了我，但刹那间却又变得若无其事。“你太太在哪儿？”他问。
“哇！”这可怜的汉子开始呻吟。
“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只好这样再次道歉。我头痛欲裂。
范-兰德尔害怕地望着我。我把两只手都深深地放到口袋里。
“她一会儿就回来。”他说，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吃力。
无论什么难题，戴克都是答案现成。“我以后再和她谈，在我办公室谈。我有许多事还想向她请教呢。”眼睛一眨，他已将拍纸簿垫在委托书的下面，并且拔掉了钢笔的笔套。
范-兰德尔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接过钢笔，在委托书上画上了自己的名字。戴克把委托合同夹进拍纸簿，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这位新的客户。名片证明：他是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帮办。
“现在还有两件事，”戴克用权威的语调说。“除了医生，你不得和任何人交谈。保险公司的人会偷听的。事实上，他们今天就可能要来，强使你在表格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上签字。甚至还可能想跟你私了。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他们说半句话。任何文书在我读过以前，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签名。你有我的号码，24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名片背面是这位鲁迪-贝勒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这个案子我和他一起办。还有问题吗？”
“好，”他还来不及咕哝或者呻吟，戴克就接着说。“这位鲁迪明天上午会带着一些文书到这儿来。叫你老婆今天下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要跟她谈一谈，这很重要。”他在范-兰德尔那条没有受伤的腿上轻轻拍了几下。我们该走了，走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们将会给你搞来一大笔钞票的。”戴克向他保证道。
道了再见以后，我们立即退出。一到走廊上，戴克就得意洋洋地说：“把戏就是这么玩的，鲁迪。小菜一碟。”
我们闪过一位坐着轮椅的女人，又为躺在轮车上被推走的病人让路。大厅挤满了人。“那人要是原来就有律师怎么办？”我在呼吸恢复正常后问。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嘛，鲁迪。这一点你必须记住。我们来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即使他把我们从病房里赶出来，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又能失去什么？”
失去一点儿尊严，一点儿自尊。他的理论完全符合逻辑，我无话可说。我的步子又大又快，我不想看他一跛一拐拖拖沓沓。“喂，鲁迪，明白了吧？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法学院是学不到的。他们只教你啃书本，只教你背理论，只讲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说什么要把律师业务当成绅士与绅士交往的一种职业，一种受到书上写满几页纸的职业道德支配的光荣职业！”
“职业道德有什么错？”
“哦，没错，我想。我说的职业道德是，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你知道，那些基本的东西。”
戴克论职业道德！我们往往化几个小时，探讨伦理和道德的难题。而堂堂一部《职业道德准则》，就这样被戴克简化成3大原则：为委托人而战；不偷；尽量不说谎。
我们突然左转，进入一条新建的走廊。圣彼得医院是一座不断延伸不断增加附属建筑物的迷宫。戴克这时的心态是不吝赐教。“但是，法学院没有教的东西，可能会给你造成不良后果。以刚才病房里的那个范-兰德尔为例。我觉得你在那里的时候心情很紧张。”
“我是很紧张。”
“你不该紧张。”
“可是，这样拉客户是不道德的呀。这和明目张胆地跟在救护车后面追，有什么两样。”
“说得对。可谁管得着？与其别人来干，还不如我们干呢。我向你保证，今后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别的律师来找范-兰德尔，千方百计让他在委托合同上签字。人人都是这么干的，鲁迪。这是竞争。是市场。孟菲斯的律师多得很哪。”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个人会守信用吗？”
“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走运。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向他发起了进攻。一般说当时成败的希望一半对一半，但他一在虚线上方签了名，那他和我们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就有80％。过几个钟头，你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老婆谈谈，说你今儿晚上回来跟他们一起把案子商量商量。”
“我？”
“当然是你。这很容易嘛。我已经准备好一些文件让你过目。这是不需要劳驾脑外科医生的。”
“可我不知——”
“听着，鲁迪，别紧张。别害怕这个地方。他现在是我们的委托人，不是吗？你有权会见他，谁都管不着。谁都不敢把你轰出去。放松点儿。”
我们在三楼餐室用塑料杯子喝着咖啡。戴克看中这家小自助餐厅，是因为它靠近整形外科病区，而且又是刚刚改造过不久，没有几个律师知道这个地方。他一边打量着餐厅里的每个病员，一边低声对我解释说，律师们喜欢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逗留，其目的是为了猎取受了外伤的病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里有一种对这一行为蔑视的味道。讽刺是何物，他全然不知。
作为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我的部分职责将是呆在这里寻觅猎物。在两个街区外的坎伯兰医院的主楼，也有一个大的自助餐厅。这家美国自愿者医院，还有3个自助餐厅。戴克当然知道它们位于何处，而且还把他的知识和我分享。
他建议我从圣彼得医院开始，因为这里的受伤病人最多。他在餐巾上画了一张地图，向我指明了其他潜在热点的位置。最大的自助餐厅在二楼，靠近产科病房。咖啡店靠近大堂休息厅。晚上的时间最合适，他目光不离猎物对我说，因为那时候病人在房间里感到无聊，喜欢而且自以为可以坐着轮椅下来吃个快餐。若干年以前，布鲁索手下的一个律师于凌晨1点，在那个最大的自助餐厅钓着了一个烧伤的小伙子，一年以后案子以200万美元了结。问题是，那个小伙子在此以前已经炒掉了布鲁索，重新聘用了另一名律师。
“上了钩的鱼，却没能钓上来。”戴克说，样子像个垂头丧气的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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