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耶利内克的个人际遇
沈锡良从标题上看，耶利内克的这部剧本《托特瑙山》（Totenauberg）可以看作是影射所谓德意志“原根性”（Eigentlichkeit，又译“本真本己性”）的神庙和朝圣地的，即海德格尔的托特瑙山（Totenauberg），它在德国人对自我文化的欣赏中占据着显要位置。
女作家在这四幕剧中，阐明了那些在对故乡的无稽之谈中所显露出来的重要性。一位老年男人，穿着一件感觉很乡气的滑雪服，被绑在一只框架上，一张长着小胡子的脸证明他就是海德格尔。一位中年女子，穿着都市样式的旅行服，正准备启程，她就是他的对手汉娜·阿伦特。在剧中的这两位主角中，本地性和流亡性，自身的和外来的，这两种基本立场示范性地针锋相对。“故乡”被表现为一种紧张状态，剧中出现的人物，猎人和客人、男招待和旅游文体活动组织者、农民和死去的登山爱好者、“戴羚羊毛帽子的男子”和优秀运动员，他们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这是一种我群世界和他群世界、天然威力和天然统治、“思”和体育，甚至归根结底也是疾病和健康的紧张关系。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一紧张状态变成了战场，在这一战场中，惟有通过对外来物采取暴力行动方能保住我群世界。这一剧本，是为舞台写的散文，同时又是随笔，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对奥地利乃至欧洲新的政治格局（及其语言上的反映）的有力回答。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出生在德国巴登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代读了奥地利天主教思想家布伦塔诺（1838—1917）关于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意义的论着后，萌发了对哲学思考的兴趣。1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赖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后来放弃神学而专攻哲学，于191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助手。1923—1928年，他受聘为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1928年，胡塞尔退休后，他回到弗赖堡大学接替了其位置担任哲学讲席教授，直至退休。
海德格尔最为着名的着作为《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同年出版单行本，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作。
海德格尔一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德国法西斯势力有过一段暧昧关系。
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海德格尔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并加入了纳粹党。同年5月，海德格尔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1934年2月，因与当局在人事任命上有分歧，遂辞去校长职务。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名人，即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
海德格尔开始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的“重振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及其成员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着作，并开始编辑出版《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荷尔德林被称作是“作为领袖的诗人”，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他是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他又是新神的助产士，是越境者和失败者。这就是荷尔德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海德格尔亦承继着这种观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尔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尔称为“原根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而新的诸神尚未到来之际，他孤身一人，既是姗姗来迟者，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彻底感受着失落的痛苦，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未来的暴力的苦难。
可以说，正是荷尔德林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一生，他始终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在逝世前不久总结其着述时，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它们是“道路而非着作”。也就是说，这些着述正是他的人生轨迹的印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德国犹太人，与海德格尔相识于马尔堡大学。那是1924年秋天，阿伦特刚进入大学不久。那一年她十八岁，作为学生在他的班上听课。而海德格尔，这年三十五岁，已有家室。他们的秘密恋情维持了四年，然后是二十年的分道扬镳。其间，海德格尔因支持纳粹曾一度被剥夺教席，阿伦特移民美国，专注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1950年，两人的关系再度恢复，在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下维持着亲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先他而去。数月之后，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也驾鹤西去。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两个后来生活道路和哲学观点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很难。
1950年2月，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她利用这次机会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会面，自此他们开始保持接触和通信来往，这为他们后来延续二十五年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关系中有他们活跃而生动地通信的一面，有长时间的缄默，也有精心安排的会面和阿伦特极为珍视的单独和他相守的短暂时光。
阿伦特竟然还成了海德格尔在美国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为他寻找出版商，谈判出版协议，选择最好的译者等等。不仅如此，她还尽己所能，为他洗刷纳粹罪名。连海德格尔的太太也对阿伦特在美国的积极活动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在德国学术界甚至别的圈子里，差不多已变成骂人的话了。在这时候，阿伦特所作的任何有利于海德格尔的事，确实让后者不能不有所感动。他需要她听他倾诉，替他开脱，帮他恢复名誉。
到了1955年，海德格尔已重新获得他往日的权威。他显然是想忘记1950年他们的那次见面（他们后来在1952年也见过面），因为那时他可是一个坐在忏悔席上的人。两人之间从此开始渐渐疏远。这一疏远竟长达十二年，直至他们再度相逢时已是1967年，其时她六十一岁，而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到了人生的黄昏，他们仿佛更懂得了珍惜，之后他们再没有中断过联系。晚年的海德格尔越来越经常地处于情绪低落状态，这或许正是他需要她的时候。但在过去的那幺些年里，他既没有离开过她的脑际，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见到阿伦特了，这是为了他太太的关系，为了阿伦特的出名，为了阿伦特与另外一位着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友情，或者为了刚刚发生的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什幺。他俩要想见面其实很简单，因为阿伦特经常到德国去。但在内心深处，她并没有改变。海德格尔让她快乐也罢，痛苦也罢，她始终紧抓住他们的友情不放①。
①以上三段部分资料摘自《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美］爱丁格着，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拥有犹太血统的本书作者耶利内克生于二战后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亲戚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失去生命。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为何海德格尔能够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学家，他们中除后现代的思想家（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马尔库塞和萨特之外，还有汉娜·阿伦特。这位犹太女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她在美国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出版有《积极生活》、《极权主义的根源》、《论精神生活》等论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恢复接触，包括两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
这就是耶利内克这部剧本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老年男人”）和阿伦特（“那个女人”）相遇在托特瑙山上的田园风光中，那里有许多滑雪游客。这绝不是一部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剧——没完没了的带有讥讽性的独白，部分运用了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言，常常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言。
在由理性谈论的非传统的形式中，彼此说话语无伦次，进而也揭掉了说话者的面具：这里揭露的是所谓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大自然快乐，一位“年轻母亲”发出的对健康狂热的安乐死的训诫与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理论直接相关，对故乡的热爱或者说维护身穿民族服装的矿工和具有运动员效率的市民的种族主义的财产状况，民族的思想及其引起的后果：奥斯威辛集中营。
但是，在后现代的人类的去主体化中（在这里，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任何思想都极力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的），占上风的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东西：罪责问题清楚地反映在最后一幕“无辜”中。阿伦特（她绝不是在扮演一个正面的对手，而是似乎也与海德格尔的言论密切相关）迫使海德格尔面对自己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实际后果（“多幸运啊，其他人不得不去为你们体验死亡！你们的山上流水潺潺，你们却抢夺了一大群人的惬意。”见本书第72页），而且她和所有其他人一起被他这个对“大自然”和“故乡”这些主题胡说八道的人，以一把长柄斧子屠杀在一个非常真实的哲学“无化”里。
“您的家属就像蛇一样，由您带领着，各自分隔开，跑到飞机起飞跑道外面，然后升向空中，您冒充自己是留下的人儿，甚至连鸟儿们也不敢要自己坚守什幺。您的语言在哪儿，您曾用这种语言懂得在大自然面前坚守自己吗？是啊，因为对人们有所期待，当时还发生过误点什幺的！自身就是价值，东道主，不，此在的谁。死亡就是此在的哪儿。”（见本书第9页）
在这部戏剧中，耶利内克通过将归于尘土的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这一对昔日情侣重新搬上舞台，阐述了其一贯的中心主题——大自然、爱情、自我的存在，并从他们的对话中清楚地再现了包括与其他人和陌生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出现的两种哲学的显着区别。和她先前的文字如出一辙，作家在这里通过描述臆想中安排的传统爱情对话中的两性和由此相连的角色以及生动的自画像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一个人乐意为了理想随时将现实排斥在外，并且不仅在不得已时，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懈地采用暴力手段。
耶利内克曾接受过位于美国辛辛那提的泽维尔大学德语系主任艾琳·康普顿的专访，全文刊登在2000年8月1日的《维也纳日报》上。在康普顿提出问题“为何在您的某些作品中反映出对海德格尔的憎恨”时，她回答说：“这不是憎恨。这只是一种很奇特的矛盾心理，为何一个头脑如此敏锐的思想家竟然听命于阿道夫·希特勒，崇拜他并愿意为他效劳。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希望通过思想（智慧）来驾驭野蛮思想的情况证明是一种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基本能力。在《托特瑙山》中，我从原则上研究了这种交配现象。一个女人，她必须离开。她失去了一切，无论她做什幺，而且她也被迫去探讨政治问题，因为人们不允许她有另外一种东西，即纯粹的思想存在。这仅仅是男人的事情而已。”
康普顿还重复了德国着名的罗沃尔特出版社在介绍耶利内克时说过的话：“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以其冷酷无情的尖锐性，分析了施加给女人的日常暴力行为。”
耶利内克也同意康普顿的看法，即她是一位人权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事实上，她仅仅是想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而已。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海德格尔自己所描述的托特瑙山上的那个“工作的世界”吧：“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仅6米宽，7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三个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但他接着说道，这仅是观察者眼光所见的他的“工作的世界”，其实他自己是从来不“观察”这里的风景的。然而，他并不否认：“严冬的深夜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幺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然后，他又强调说：“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属于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①
①本段引文摘自《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着，郜元宝译，张汝伦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二版。
②引文摘自《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着，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海德格尔个子矮小，外表英俊，一头深黑色头发，穿着齐膝的灯笼裤和夹克衫。冬天喜欢到山上滑雪。他生活在那个自己喜欢的环境中，粗旷的大自然和布置得异常简陋的小木屋构成了他思索哲学问题时所需的氛围。海德格尔在给阿伦特的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在隆冬的夜里，当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咆哮着铺天盖地而来时，接踵而至的就是哲学的美妙时光。”②
海德格尔就是在这间小木屋里完成了他的几部最为重要的着作，包括《存在与时间》、《林中路》等。
从靳希平先生所译的《走向荷尔德林之路》（摘自萨弗兰斯基所着《一位德国大师》第16章）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海德格尔的思维之所在。一个是幻想，就是在哲学的古希腊。海德格尔要在“纳粹革命”中实现自己的古希腊之梦。另外一个就是乡下，更具体地说，是在托特瑙山，在他的黑森林的高峰上。他认为他在这里会有所得，因为这里正在起义。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在暴风骤雨中诞生的。
海德格尔坦言：我的工作整个儿由这群山和这里的农民组成的世界所支持和引导。很长时间以来，山上的工作被山下的商谈、旅行、报告、谈话、教学活动所中断。只要我重新回到山上，在小木屋里“此在”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前追问思索的整个世界便会迎面而来，而且以我离开它们时的那个老样子重新向我涌来。海德格尔也承认，他生活的世界和思想的世界就是在托特瑙山，而且实际上只有在那里才能统一在一起。
海德格尔就是在如此孤寂的小木屋里思考着人类的未来，这个渐渐为技术所“统治”的时代。后来，这座小木屋成了无数人竞相朝圣的殿堂。阿伦特说，正是在这个小木屋中，“海德格尔使哲学又重新赢得了思维”。萨弗兰斯基在书中说道：“海德格尔的激情在于提问。他所追问、寻觅的东西，被他称之为存在。这个问题的意义无非是把在现代已受到威胁以至于行将消失的人生的秘密重新赋予人生而已。”
1967年，也就在这间小木屋里，海德格尔遇见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奥地利犹太人保罗·策兰（1920—1970）。纳粹时期，策兰父母曾双双被关进集中营，策兰本人也被强行送入劳动营。策兰后来为这次造访的经历创作了诗歌《托特瑙山》。
需要说明的是，耶利内克的文字素以灰色和艰涩着称，有的上下文之间看似了无关系，很多语句好像也还可以有另外的理解或阐释。本译文肯定是不成熟的，在此特留下电子邮件地址：mailto:
xiliang@sh163
xiliang@sh163net，恳请各位方家指正。
最后不禁让我想起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大名来。昆德拉就坚决拒绝译者另加前言后记。但愿我的上述文字至少不造成误读，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十分欣慰和满足了。
2005年初春于上海虹口现代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