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像在乌拉尔的五年流放那样，那么经常地梦到吃饭。”那个男人说。他是在二战期间没有加入党卫队的少数罗马尼亚德国人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45年因对希特勒的癫狂犯有“集体过错”而被流放到苏联。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饿死或冻死，或饿死或冻死。
“肠胃越是空空，梦中的板油和面包就越是大。”他说。“我在梦中吃得撑得要命，醒来时却饿得发抖。”
“流放营地有警卫看守，围有铁丝网，周围什么都没有。”他说。“村子里有人死了，他们会派人来。我们会获准进村去挖坟。由于在我们周围天天都要埋葬饿死的和冻死的人，因此挖坟已经是一门熟练的手艺了，尽管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死亡在营地里太寻常了，寻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脱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里：我们脱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后让雪覆盖住死者。”
“埋完死者后会有一顿死亡盛宴，我们有东西吃，”男人说，“我们吃，体内能装进多少就吃多少，甚至还要多，再说俄罗斯人自己也没有多少可吃的，”他说，“有一次我吃得太多了，饭都停在了舌头下面。回营地前，寡妇把死者的大衣送给了我。这是我的万幸，”他说，“在到达营地之前，路把我绕懵了，雪也把我下懵了：我要吐。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次那么伤心过，我宁愿把我的心吐出来，也不愿把刚吃下肚的好东西吐出来。我哭了，因为我的胃允许我哭，因为它看不起我的工作和饥饿，因为它不给我施舍吃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只剩下皮和骨了。”
“知道吗，热腾腾的土豆直到今天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最温馨的菜，”他说，“一颗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温馨得如同一张温暖的床，”他说，“如果我用手掰开一颗烧熟的没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泪水会涌上来。不，那个时候不会涌眼泪，那个时候太饿了。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让眼睛湿润。土豆吃下去的速度甚至比我看它还要快。我只是在理智被饿得半死的时候看过土豆。”
当狭窄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胳膊肘相互撞击，声音叫喊，鞋子踩到鞋子时，我会想起那个男人的那句话：“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和“饿得半死的理智”。但是没人会去寻找说这句话的那个男人的准确的形象。当生命悬于一线的时候，恐怖是不会寻找形象的。它只会寻找自己。对逃脱的人来讲，它永远都会作为死亡的迹象保留在头脑中。
在贫穷的国家，一个人挣多少钱，一样东西什么价，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我到很晚才发觉，我在德国提出这个问题，即便是很近的熟人也从来没有回答过。熟悉的脸会发生变化：一种由隐私和恼怒组成的混合体开始布满眼眶。我开始时怀疑我提问的音调，心想也许是提问的时间不对。但是，音调和时间永远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对，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问题如同偷窥存折的目光，如同接触到自动取款机上的密码。
在贫穷的国家，脱光衣服是在别人面前的赤裸。在富裕的国家，在别人面前脱光衣服是一种美丽的自信。在富裕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谈论自己的钱是一种赤裸，如同在贫穷的国家当着别人的面把自己脱成赤裸。
飞机上乘客不多。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我旁边的两个位置是空的。另外一侧的窗户边上坐着一个男人，他旁边的两个座位也是空的。这个男人和我之间有四个空座位。男人在哗啦哗啦看报纸。他打开钱包，数钱。他数钱的时候做出用手掩藏的动作。他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之间隔着四个座位，我问自己。这个藏的动作不是藏钱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这个人藏起来的动作。这也是一种那个饿得半死的理智。这个男人不是在数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钱，而是在数自己，在数自己的秘密。
在罗马尼亚，许多人到商店的时候，会把钱卷起来握在手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包，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地伸出钱和手和脸，直到能换到贫穷中匮乏的东西。
“一颗牙齿在德国值多少钱，”夏天我在罗马尼亚时一个男人问我，“一个碾磨机多少钱，”另外一个男人问。“一辆卡车多少钱，”一个出租司机问。汽车开了十五分钟后，我不用问就知道每个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回答不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声音是贪婪的，在这种声音中我听到了饿得半死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