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落花时节，郊区书房窗外草地上，粉白的樱桃花瓣仿佛许多个句号。生活总是分成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里我们总会遭逢新的境况，随之或自觉或身不由己地调整自己的认知与心绪。窗外继续有花瓣谢落，窗内我整理着橱架上的图书。当我触摸到装帧极为朴素的上、中、下三册《我走过的道路》时，忽然心潮难平。
那是茅盾的回忆录。他去世以后才陆续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他生前开列的名单，盖上他的印章，分寄各人，我因此有幸得到。我细读过这三册回忆录，有过很多感慨，但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尽管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但近二十年来除了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常被人们关注外，茅盾的作品，对他的研究，都已经很不热闹。“茅学”始终没有形成，他的后人也很低调，不见出来撰文回忆、接受采访、促成昭显，以至在上面所提及的排序名单里，他几乎成了最寂寞的一位。
二十几年前按照茅盾意愿，并且以他捐献的稿费为本金创建的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内地目前一般人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究竟茅盾的文学理念是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与作品究竟要不要符合这一理念我提出这一问题，一定会被若干人觉得多余，甚至可笑。实际上无论是操办这一奖项的人士，还是争取这一奖项的人士，以及传媒的诸多记者，都已经完全把以茅盾命名的这个奖项，当作了一个可以容纳不同理念的作家与不同追求的作品的“荣誉筐”，其间的争论、调整及最后的宣布，都与我提出的问题了无关系。
毋庸讳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夏志清那本用英文写成，又被别人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内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史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根本没有地位，被禁锢、压抑了许久的中国内地学人与读者，忽然读到沈、钱、张的作品，吃了一惊。原来被包括茅盾在内的左翼文学家否定、冷淡甚至根本不转过眼球去看的这些作家，竟写出了具有那么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精品。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沈、钱、张热持续升温，而茅盾却简直是被雪藏的状态。其实在夏志清那本书里，也为茅盾列出了专章，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党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茅盾的小说主题先行，他按照主题要求设置人物、情节与细节，并且有据此开列详细提纲的习惯，当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么个状况的情势下，这些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致命的缺点。但是我最近重读他的《蚀》、《子夜》，特别是《蚀》，却还是获得了审美上的愉悦，他的小说是有趣的，时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我承认自己当年写《班主任》时，文思里有许多的“茅盾因子”。这也许是他读了《班主任》后竭力鼓励，并且对我以后的创作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
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这还不是指1979年3月我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头奖时，他微笑着将奖状递到我手中。最难忘的是颁奖前一个多月，在友谊宾馆小礼堂里，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召开了一个旨在鼓励创作长篇小说的座谈会，那时被“文革”破坏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茅盾出席了那个座谈会，并且与到会的多半是我这样的还谈不上是正式进入文坛的新手，进行了亲切而具体的讨论。他鼓励我们写出彻底摆脱“四人帮”影响的、无愧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那天他在讨论中忽然问主持座谈的严文井：“刘心武在吧”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严文井说：“就是他。”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茅盾眼里朝我喷溢而出的鼓励与期望。人在一生中，得到这般注视的机会是不多的。
我得承认，《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里，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是我发奋撰著的原动力。《钟鼓楼》写完已经是1984年夏天，一直关注我这部长篇处女作的某文学双月刊告诉我他们只能跨年度分两期连载，我心里怎么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我找到《当代》杂志，求他们在1984年内把全文刊出，因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范围限定在那一年年底前。我憋着要拿这个奖，因为开设这个奖的人曾经那样地看重过我，我如愿以偿。我觉得自己是以符合茅盾文学理念的作品得到这个奖的，那理念的核心就是作家要拥抱时代、关注社会，要具有使命感，要使自己的艺术想象具有诠释人生、改进社会的功能性。
茅盾在25年前的暮春谢世。我走出书房，从绿草上收集那些美丽的花瓣，掬在手心里的花瓣沁出缕缕清香。我心中翻腾着感恩的情愫。不管时下别人如何评价茅盾，在我心目中，他是一种具有旺健生命力的文学流派的永恒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