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个武打演员住在我的隔壁，他们从辽宁来，等着到外景地拍我责编的那部武打片。
那不是一般的隔壁，而是同一个套间，在同一个厅里进进出出，要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上同一个厕所，在同一个地方洗澡刷牙，在同一个阳台晾衣服，大门一关，就是一家人的住法。
而他们十几人全是男的，只有我一个女性。
七月的南宁，每天都三十六、七度的高温，没有一丝风，所有的东西都是烫的。这些来自东北的男人们从早到晚光着膀子，他们无所事事，无处可去，户外烈日炎炎，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只好整天呆在招待所里。
他们像动物一样趴在地上喘粗气，还不时发出几声怪叫。一些人从中午开始就川流不息地到卫生间冲凉，穿着短裤，唱着歌，光膀子上搭着毛巾，活像一座兵营降落在我的身边。
从早到晚，只要我要上厕所，要烧开水，要洗衣服，要洗澡，洗脸刷牙，我就得穿越十几名来回走动的半裸男人，他们就像十几堆正在燃烧的火，在火光的映照下，我觉得这五十多平米的客厅是如此辽阔又是如此狭窄，辽阔的错觉源于我老感到走过客厅特别累，狭窄是因为他们把厅都塞满了。
好容易来到卫生间门口，八成又会碰到一个半裸的男人从里面出来，如果撞一下，他身上的汗就会直接擦到我光裸的手臂上，黏呼呼热烘烘的，在任何时候，和别人的皮肤接触总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那种陌生的腻滑就像是被一口黏痰沾在皮肤上一样恶心。
忍住恶心走进卫生间，正要深呼吸，好把那恶心释放出去，不料又一口吸入另一种恶心，浓郁的男人气味和不卫生的习惯相混合，把好好的卫生间变得像公共厕所，事实上它此时正是一个男女不分的公厕。我憋着气打开水龙头，憋着气接水，然后又憋着气把水提到走廊上，真是比万米长跑还要累啊！我喘着气低着头洗我的衣服，一抬眼皮，却发现有几个半裸的身体在走廊的前后左右走来走去，他们望着我的桶问：林编辑你洗衣服？
在我桶里的裙子下面埋着胸罩和内裤，我不知道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们拿出来擦肥皂。我只好拎着桶，重新穿过封锁线，回到敌后（这些话语习惯都是来自过去的电影），我关上门，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继续洗衣服。如果置身其外，我觉得这个场面比较可笑，一群赤身男人在厅里游逛，一个女人关起门偷偷摸摸洗内衣，多么的不正常，多么的病态！
也许这个画面另有深意。
然后我把内衣晾在哪里呢？
既要机智，又要勇敢，智勇双全的女人，躲过了敌人的眼睛，她巧妙地把乳罩和内裤挂在了裙子的里面，然后她举着衣架重返敌人的封锁线，飘扬着的裙子就像一面胜利的旗帜，虽然这个比喻有点庸俗，但我觉得它太恰当不过了。
智勇双全的女人，镇定地把裙子挂在了共用的阳台上，这下她的秘密的小衣服就能堂而皇之地晒到太阳了。所有生活在男性眼皮底下的女性，对这些机巧都会无师自通。
从他们入住的第一天开始，男人的汗臭味和烟臭味相混和的一种气味就弥漫在这套房间里，每个件物品，每一个毛孔都是他们的气味，电灯、龙头、窗户、地板、墙角，臭气从这些毛孔徐徐散发，又从门缝进入我的房间，弄得我的床上、枕头上全是男人的汗臭味，它们是如此强大，完全覆盖了我自己的气息；又是如此顽固，挥之不去，洗之不净。
这些气味使我感到不适。
怪不得，那么多女人在骂男人的时候都说他们是"臭男人"，男人真的是臭的，女人天生就是香的。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我们厂招待所打扫卫生的人说的，她们是两个漂亮的女人，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在一个春天或者秋天（这里排除了因气候恶劣心情不好带来的偏见）晴朗的上午，她们在收拾一间只有一个男人住过一天的房间时说的，当时我刚刚起床，正在厅里踱步，她们说：真奇怪，男人住的房间怎么总是一股臭气，女人住的房间都是香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与十几个男人同住一个套间的经历，于是我替他们辩护说，那是因为男人抽烟，女人往身上喷香水。她们抢着说，不对，那臭并不是烟臭，烟甚至是香的，不然怎么叫香烟，女人的香也不是香水的香，香水的香谁还闻不出来。
我觉得她们说得很有意思。后来的日子里，发现那竟是真知灼见。
在我住招待所的一年时间里，隔壁只住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十分年轻，只有二十岁，非常美丽，是程麻（程麻就是《一个人的战争》里的Ｎ，为了使人注意到这一点，在下文我将称他为程麻Ｎ）挑选来主演他导演的那部神话片中的仙女的。对，她就是梅飞（梅飞是《一个人的战争》里的董翩）。
梅飞，想起这个名字我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她住在我的隔壁，她的香气像清水滴落在阳台前的芭蕉叶上，使整套房间充满了一层薄薄的清绿，在炎热的夏天里，那真是沁人肺腑啊！这种她身上独有的香味在客厅里若有若无，在卫生间里就明确得多。卫生间窗台洁白的瓷砖上，摆着一排玲珑剔透的小瓶子，那是梅飞的个人用品，洗发水、沐浴液、香皂、洗面奶、收缩水、护肤液、防晒霜、护手霜、眼袋霜等等，从本能来说，我不喜欢一个人过份细致地摆弄她的脸，但我却无端喜欢她的这些小瓶子，我觉得尽管梅飞有这么多的护肤化妆品，她也仍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换了别的女演员，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比她多一倍不止。
奇怪的是，这些小瓶子散发出来的并不是各自品牌本身的香气，而是梅飞身上的气息。我在梅飞不在的时候把鼻子凑到瓶子跟前一一闻了一遍，无一例外，它们统统都是梅飞身上的幽香。
梅飞真是一个仙女啊，她还没开始上戏就成了仙女，难怪程麻Ｎ走遍大江南北，把她挑了出来，他去了北京上海，又到了杭州扬州，踩破了无数剧团的门槛，最后在广州的战友歌舞团把她找到，她是上海人，参军到了广州。我现在还认为，程麻在某种时候拥有一付火眼金睛。
在那段日子里，我没事就喜欢在卫生间里呆着，那里异香缭绕，终日不散，我在卫生间里深呼吸，一下一下又一下，淡绿的清香进入我的五脏六腑，犹如草原上微风荡漾，每一棵草都在摇晃中舒展腰身。女人的体香是尘世的花朵，它使我的身体变成了某种天堂。
我多么爱她宽大的男式衬衣，那件本白棉布衬衫把她的双臂遮得严严实实，比最优质的防晒油更有效；我爱她宽沿的大草帽，帽子上的麦秸密实而生动，让人想起无边的麦田；我爱她的墨镜，这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妖精；我爱她的凉鞋，她裸露的指甲盖有着珍珠的光泽，她的脚后跟则像一大瓣粉红色的玉兰花瓣。
我爱她的芬芳，她在浴室里发出的水声，爱那温润的水雾汽，雾汽散去，美人出浴，在残留的薄雾中，梅飞裸露的身体婀娜柔软，参差的水珠在她身上闪烁，在凸起处、拐弯处、凹陷处，那些水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水珠，跟珍珠有相同的质地，却闪着钻石的光。我多想变成土耳其皇帝啊！让梅飞当我的女奴，就这样，赤身缀着珍珠，站在我的浴池跟前，让我抚摸她美好的身体。但我还是不要当皇帝，帝制应该打倒；梅飞也不要当我的女奴，奴隶制也要推翻。就让她重新做她的仙女，在天上的瑶池里洗浴。
在夜晚，瑶池就是卫生间，客厅就是银河。河汉迢迢，咫尺天涯，"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依然相距很远"（不记得是哪国的民歌了，歌名叫《晒稻草》）。银河就是银河，凡人跨它不过，我在房间里，她在卫生间那边，水声传来，惊心动魄。
我不可能站在卫生间门口向内窥视，只有变成一名天仙，脚一点地，立即从窗口飞升到空中，然后再从空中降落到我们的灰房子的屋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屋顶不是用瓦盖的，而是水泥预制板，一点空隙都没有。于是我就让自己倒挂着悬浮在窗子旁边，卫生间没有窗帘，窗子大开，蒸汽一阵又一阵地涌出，直扑我的头脸，这些都是梅飞身上飘过来的水汽，异香扑鼻。当一名天仙令我满意，如果我是天仙，窥视就不再是窥视，而是张望，一点也不下流，一点也不猥琐卑劣，而是像朗朗星光，高尚而美好。
如果我是一名天仙，当然，我就与梅飞一同飞翔。我们将手拉手，脚并脚，衣服鼓荡着风，眼睛盯着北斗星，空气在我们的耳边磨擦，发出呼呼的声音。
十年过去，我多想重新爱上梅飞啊！我爱你胜过爱费雯丽，爱你胜过爱玛丽亚．卡拉斯。
回首当年，梅飞住在我隔壁的三天时间里，她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仙女，而是一把利剑，我怀疑她跟程麻有某种私情，这在电影界，实在是太普遍了。我嫉妒这个比我小十岁的女孩，我的眼睛含着毒液，随着她外出不归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眼中的毒液越积越多，我在客厅里徘徊，像一条燥动不安的毒蛇，她一进门，毒液就会自动喷出。
二十岁的女孩，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她天真无邪（或者竟是老谋深算？），一进门看到我，立即就由衷地微笑，笑容明亮，把所有阴暗的角落，统统照亮。她高兴地说：我去开会了！声音像晴空中的碎银。
然后她就去洗脸，洗完脸就在厅里同我说话。她让我看她的眼睛，她说，你看，我都有眼袋了，我每天都要用这种眼袋膏，进口的，国产的没有用。她又说，你一点眼袋都没有，真好。
一把利剑就变回了仙女。她开会、试妆、再开会，到了第三天，她就出发去外景地了。从此以后，我就再没见到过她。好女孩不知今在何方。
我被围困在孤岛里，周围是男人的汪洋大海，整日风起云涌。他们无事可做，怪叫、踢腿、俯卧撑，上上下下游逛。有时在楼顶乘凉，他们中读书多的人就要和我谈文化，谈天人合一，谈虚，谈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很想告诉他们，我再这样住下去人就要发疯了。
我整夜睡不着觉，天热心烦，空气中布满了男人的汗臭，而且蚊子出奇多。在白天，可以在客厅、卫生间、厨房的角落里看到密密麻麻一片又一片，它们一动不动潜伏在墙上，跟死了似的。一到黄昏，就大张旗鼓地飞起来，翁翁的声音此起彼伏，把手伸出来，就能感到空气的震动。它们真是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有可能全厂的蚊子都在朝这幢灰房子的四楼上赶，像二战时的飞机，来势汹汹，一刻不停，是它们使天暗了下来。天一暗，就只好打开灯了，灯光使蚊子有了明确的目标，它们飞得更高兴了。
十几个武打演员的汗腺，同时发送着一场盛大狂欢的信息，就像十几面铜锣当当敲着，多远都能听见。
如果是梅飞，肯定不会招来蚊子。
我怀疑她身上的香气同时也是一种蚊香，所有真正的美人都是天然驱蚊的，如果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群蚊子跟在身后，她们的美就会减少百分之九十。女人是植物，是各种树木或香草；男人则是动物，物以类聚，所以他们招来了这么多的蚊子。
我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都点上蚊香也没有用。
而且我在蚊帐里，隔着门和墙，隔着蚊香，隔着蚊帐，三重屏障也无法消除蚊子的干扰。它们虽然还没有直接到达我的皮肤，但它们的重重包围使我神经紧张，它们如乌云压顶，手里举着刀枪剑戟，高声叫喊。蚊子实在太多，于是有一部分就从门底下的空隙钻进来，在我蚊帐的周围翁翁飞转，我觉得它们总会找到一个突破口，蜂拥而入。
我年轻时最大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
如同一次革命，经过了蕴酿、积累、激发，最后到达临界点，箭在弦上，轰的一下就爆炸了。同时也像一次发疯，要受到种种刺激，最后才能到达大无畏的境界。又像一场大火，事先要有易燃物。而这一切，都堆在了灰房子里。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管去哪里，哪怕去监狱也行，监狱里起码有女牢，不必和十几个男人同居一室。但监狱是进不去的，我只有躲回北流老家。
在北流呆了七八天，睡了几个好觉，才又回到南宁。
灰楼尘埃落定，人去楼空，他们终于到外景地去了，但听说拍完戏后还要回来，而且还听说厂里准备投拍的下一部又是武打片。楼里残留的汗臭味时隐时现，我感到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下我会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睡眠不好，基本的生活难以保证，长期下去，连身体都会跨掉。
我意识到，房子问题真的是关系到我的生死存亡。
就在这时，厂里新的一轮住房分配方案下来了，又一次没有我！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电影厂地皮充足，当时经济效益甚好，房子盖了一幢又一幢，全厂职工人均住房面积是三十平米（不是三十就是五十，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与德国人均住房面积持平，连工人在内，几乎人人都能分到房子，差别只是房子的大小和新旧。我刚从图书馆搬来的时候厂长说，你暂时住招待所，那边的宿舍楼马上就要封顶了，到时候，你们几个大学生，一人一套，两室一厅的。我顿时心花怒放，兴冲冲地住到招待所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新楼盖好了，却没有我的。我又去找厂长，厂长就住我的楼下，他的夫人是我的顶头上级，他的女儿是我的朋友，找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躲也躲不掉。这次厂长说，新楼没有了，旧楼也可以嘛，从旧楼里分给你两室一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