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能人任职配齐村班子
派要员尿泡浇灭乱上访
镇两委班子换届以后，村班子的调整也正式开始。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村级换届村村必搞。我根据在县委当整顿后进村办公室主任时，对全县四十六个落后行政村进行整顿监控的实践经验，觉得这样办实在不妥。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可盲从上级机关的一切指示。党委会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听情况汇报，我感到，灌河镇各村的班子整体上不错，大可不必全部揭盖子，动班子，那样势必造成混乱局面。于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不搞集中突击，而是经常不断地开展班子建设。
农村干部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山区的干部和党员队伍，跟理论上讲的绝对不一样。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家族势力往往占主导地位。一个小行政村开个会，差不多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议事。有的村一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关系盘根错节，想拿他都拿不掉。有人说一个山区村的老干部为了怕年轻人当干部，常年连个党员都不发展，出现了“七个党员八个牙”的现象，这并不夸张，确有其事。
比如灌河南区的戴岗村，支部书记叫戴保聚，在他们村当了二十几年支部书记。老戴家是大姓，全村一千多口人中，姓戴的占了七百多口。另一个大姓是老木家，占三百多口。以前老戴家一直当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展党员从来都是姓戴的一姓人。后来，姓木的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渐渐地做了大官，姓木的就有些扬眉吐气，终于姓木的年轻人的大哥进了班子，这个村算是有了一个能人当上了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工作很有能力，与支部书记一直配合得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村主任要求入党时，家族势力就占了上风，镇里派出工作组坐镇指挥也通不过。恰恰相反，上级越是要求解决这个主任入党的问题，他受到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就越是难以通过，因为村民们唯恐姓木的夺走了他们的江山。党内又有党内的规矩，党员会议通不过时，想发展一个党员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村主任的组织问题久拖不决。
对此，木主任的弟弟对镇党委很有意见，从北京传来话说，老家的党委书记是软蛋一个，连个党员都解决不了。只有木主任知道党委书记和其他党委领导，为了他的入党问题，用了不少心力，倒也没有公开抱怨过。最后一次，党委以拿掉戴保聚支部书记相压，要求他在底下做好党员工作，老戴表示一定要努力，可到了开党员会时仍然没有通过。我这个“软蛋”书记非常生气，一度想把戴保聚拿掉，但这个支部书记各项任务都落实得很好，党委也实在不忍心损兵折将，对于木主任的入党问题只得作罢。木主任一怒之下，撂下挑子，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后来发了财，但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
灌河镇西南角，紧挨着孤石滩水库的一个行政村是草场坡村。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姓严，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前几年村里没人干支部书记时，由于不容易选人，党委看他有点文化，是块材料，就动员他暂时离开学校，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许愿说，只要有转正指标优先予以考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温和，好在村里的群众不很掉蛋，各项工作虽然不在前边，也不算落后。
严支书一家四口人，老婆、儿子和媳妇。因为老婆不会生育，他们的儿子是抱养长大的，这个儿子娶了媳妇不久，受同学们的影响，一心要出去打工，就剩下他们三口人在家。没有多久，他就给儿媳妇安排了一个生育指标，并且亲自努力播种，媳妇的肚子慢慢地盖不住了，又据说跑到开鲁县偷偷地做了B超，是个男娃，就舍不得做掉，急忙把孩子叫回来，试图加以掩饰。谁知儿子回来后说什么也不认账，要么离婚，要么出走，闹得四邻皆知。支部书记的脸上无光，觉得没法再干下去，就到党委交差，说是现在民师转正必须考试，自己好歹干了多年，这个机会丢下实在可惜，这个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党委又不能搞一个指标解决人家的转正问题，只得同意，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托词。
不管如何说，草场坡村缺了大员，就需要抓紧物色一个支部书记。老镇长孔祥顺建议，该村有一个人选，叫严加喜，是退伍军人出身，复员后曾任过几年支部书记。在任时，性子耿直，公家的光一分也不沾。有一次，他在高中读书的女儿，与在镇里开会的村干部们一起吃了一碗烩面，回去后，严加喜把这碗烩面钱交给村会计。会计说，就这么两块钱，算毬了。严加喜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把钱交了。
组织书记左平奇也说，这个村里的党员们普遍反映，除了严加喜，其他人谁也拿不下来这个支部书记。又听听镇长刘春亭他们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倾向于用这个人。问题是这个人已经干够了村干部，发誓赌咒说啥也不会再当村干部了。他在部队里学了点医术，不当支部书记以后，在村里开了个药铺，当上了赤脚医生。因为勤学好问，医术不断见长，在那个小山窝里已经小有名气，家底也比较殷实，让他当干部肯定不会接受。
大家越这样说，我越发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人不用，用什么人？你越是不愿干，我就非让你干！我分析，有“老别子”脾气的人最怕激，清廉的干部最怕党的规矩，于是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把组织书记左平奇、组织委员马国朝、组织员刘子世三个人叫来，安排他们一起去草场坡村，做“李渊劝将”工作，但也不必“三顾茅庐”。
我说：“有了你们三个大员去做工作，我想他大约不会不听安排的。”
三人都很怵一头，觉得这人不好说话，恐怕难以完成任务。
我说：“也不知你们这是怎么啦，难道安排一个干部比罢免一个干部还困难？”
平奇说：“贺书记，你是不知道，现在农村就是怪，有人挤破头要当干部，而有的人就是打烂头也不愿当村干部哩。”
我说：“好吧，你们先劝他，如果不听，他总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就把我这个党委书记要说的四句话记下来，找他传达。”
平奇他们三个赶紧掏出本子，我一字一顿地说：“第一句话是：这个村非要他干不可，不是他干不行！第二句话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第三句话是：如果还不答应干，就按照组织原则，召集全体党员，硬宣布他是本村的支部书记！第四句话是：如果还是坚持不干，就让他上镇里找我来！有了这四句话，我不信他不干！”
平奇他们晚上回来时，都喝得晕乎乎的，我已经睡下，他们硬是把我的门敲开。
三个人兴奋得脸上放光，平奇说：“贺书记你真是把他算透了。刚开始，一说让他当支部书记，连茶都不想叫喝。后来，一传达你的‘圣旨’，没有说完，他问，这真是贺书记说的？我们说，你按第四句去落实吧。他竟然非常感动，说贺书记这么看得起他，没有屁放，干！就这样，乖乖地认账了！”
我一边夸他们会做工作，一边在心里说，这才是一块好钢，从此这个村就可以不费那么大心思了。
另一个是小桐河村，村支书叫王文海，长相非常英俊，穿戴干净整洁，一脸络腮胡子天天刮得铁青，一看准以为是一个城里的脱产干部。这个皮囊给了他很大便利，像齐长德一样，据说他在小桐河村里的相好很多。这些与他相好的妇女，甚至互相争风吃醋，为了他的“爱情”，到地里干活时相骂不绝。但他干起工作来，却比不得齐长德，是个典型的“面条”干部，掂起一绺，放下一沓。
小桐河村以姓王的为主，剩下的乱姓同居，本来就复杂一些。王文海没有能力管，于是就常年上糊弄领导，下糊弄群众。教育集资他完不成任务，公路建勤他仍然完不成任务，包片领导、包村干部，说起来就痛恨这样的人，抱怨党委为什么不把这号败类换掉。
说良心话，我一是把支部书记视为各路诸侯，当成“心尖子、眼珠子、宝贝豆子”，轻易舍不得走马换将；二是刚到镇上几个月，不可棒杀干部，乱得罪人不说，主要是怕村干部寒心。因此，迟迟没有表态。后来了解到他在支部书记中间也没有什么市场，随即决定，用公路建勤名义考验他。我说：“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别人能够完成任务，他就不能完成任务？如果仍然完不成任务就拿他开刀！
这话当然由平奇他们传达给了他。开始，他以为党委不会这样做，依然如故，黑睡大明起，根本不去用心工作，包片领导到他们村去，往往找不到他。到了第三次严重警告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想发发热，无奈群众长期缺乏组织，再也发动不起来。
于是，我开了一个党委会，研究后决定由包片领导到小桐河村去，开一个党员会，宣布对他就地免职。同时，通过了解，任命当时在水泥厂当厂长的本村党员屈家和出任新支部书记。这个屈家和的老婆，是镇里退休的一个副镇长的女儿，在屈家和家里一直主政，也有权力欲望，所以动员屈家和出任支部书记时，屈家和说，我得回家跟孩子他妈商量一下，一商量，他女人自己就满票通过。我们也觉得找对了一个人，稳住了一个村。
再说屈家和，在他当水泥厂厂长时，就对王文海的作为看不惯。当上支部书记后，在自己女人的支持和教导下，一开始也信心百倍，有心大干一场。谁知好景不长，他总算是把民工建勤任务勉强组织完成后，由于王文海在下面操纵，王家的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搞得村里乌烟瘴气，一些人找茬子打了屈家和一顿。派出所虽然派人把打他的人抓了几个，赔了他的汤药钱，他女人从此看透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干这村干部了。他就找到我交差，坚决不再干这“受累受气的xx巴支部书记”了，村里一时群龙无首。
在我未到灌河上任之时，我就从同僚处认识一个叫张明乾的人，此人思路清，口才好，为人豪爽仗义，乐善好施，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当了村里的造反派，突击入了党，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员给罢免了，从此，一门心思做生意，倒也发了点小财。在一起喝酒时，我觉得此人是个帅才，只不过是怀才不遇，从政的心并没有泯灭。
目前正当用人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个人才。我打电话问了县委办的老兄，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个人完全可以用，治理小桐河绰绰有余。
我又征求了县委组织部的意见，组织部副部长说，这样的人可以重新入党。于是心里就有了底，又不好太明显地告诉左平奇他们，让他们太懒省事。同时，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也不知道此人究竟在群众中有多高威信，就让平奇他们认真去考核。
平奇他们已经尝到跟着我工作的甜头，于是又向我要“锦囊妙计”。我说：“有啥锦囊妙计？这个村原来的干部一直太软，才下了台，新任支部书记又一度造成混乱，没有强有力的人出现不行，你们只要在村里给我找一个‘一鸟入林，百鸟不语’的人就是最大的成绩。”
平奇说：“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人选了，干脆给我们说说，一安排不就妥了。”
我说：“先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摸吧，看看我们是不是想的同一个人，最终以你们摸出来的为准！”
平奇说：“反正贺书记你的思路清，方法活，按你说的没有错。其实‘一鸟入林，百鸟不语’就是真经啊，我们就循着这个原则找吧。”
果然，几天后，他们找我汇报，我说：“你们先不说是谁，我在纸上写一个人的名字先翻过来扣在桌上，等你们说后，咱们对一对是不是同一人。”
他们就把如何工作、如何发现人才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甚至连张明乾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说得清清楚楚，怎么解决这个人的问题也拿出了方案。并且强调说，这个张明乾不管与你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也都符合你说的标准，建议一定得用这个人，不然小桐河仍然有好戏看。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让大家一看，春亭首先惊呼：“我操，这不是不谋而合嘛。”
平奇他们几个说：“贺书记，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给我们讲一讲嘛。”
我卖个关子说：“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平奇说：“你这么有把握，早不如直接给我们说说不就省劲了。”
我这才说了我知道这个人的过程，不过是来灌河之前在一块儿喝过一次酒，就这么一点点带有传奇色彩的来历，大家听了大笑。组织委员马国朝说：“这叫做：贺书记注定灌河当书记，才能够早年慧眼识英才！”
青石沟村支书史敬先，在村里作风比较“开渣”（有魄力），几任领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来之前，他才辟了一个山包盖了一处新宅子。后来有人说，他开辟的这个新宅子风水不好，因为房子盖起以后，他女人就开始有病住院；刚出院回家，他的孩子又掉进了红薯窖里，差点没命；大年下的，他买了一挂长鞭炮放放，崩崩秽气，结果把柴垛点燃，着了半个灶火；救火时又烧伤了脚，过罢年两个多月，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到镇上开会村里专门派三轮车接送，大家开玩笑说他成了专车书记。这还不够，因为他的村东边果子峪村有几个人常年告状，也传染给了他这个村，于是几个群众就跟他捣蛋。
灌河人很奇怪，也许是去省城的路比去县城的路好走的缘故，只要上访，既不上镇里，又不去县城，也不到市里，一头就往省会里钻。告不大的小事也跑到省里。山里人一到大都市就成了“大傻蛋”。上访的人，家里一般都不富裕，出门时带的钱肯定不多，到了卞州那样大的都市，这些山里人晕头转向，吃不好、没地方住，有人连信访部门的大门朝哪里开都没有找到就回来了，又冻又饿，心里发誓不会再去第二回。
山里人又自有他们自己的狡黠之处，回到村里后，对自己进省会吃的苦、受的罪守口如瓶，反而吹嘘“省里领导如何如何的好，管吃管住，给好烟卷子抽，好茶叶水喝，回来还给送二十块钱的盘缠”。老百姓好糊弄，于是大家对能够去省里上访很神往。接着，又有人上当去上访，回来照此办理，再骗其他人继续上当。
青石沟村的上访人，就是听了果子峪村的上访人说得心里发痒，也抱着找到大官，一炮告倒史敬先的必胜信念，满怀革命的战斗豪情去了卞州，结果连省委在哪里也没有找到。
一个识字较多的人说，我们不能白跑一趟，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如找个邮局把告状材料寄给省委书记吧。他们就买了一个信封，写上“省委书记亲收、您的一群老乡寄”，可能是秘书真的把他们当成了省委书记的老乡，竟然天真地把信交给了省委书记，估计省委书记也不过看了两眼就顺手批转给信访局阅处。这一批不打紧，层层跟着下达批示，最后由县纪委批到镇纪委查处，并报结果。
镇纪委书记牛振山把层层批件交给我看后说：“贺书记，看来这里的问题相当严重，怎么查，由你来定夺！”
我在县委办公室干过多年，这号事情见得多了。又看了看批得密密麻麻的信封上，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是“您的一群老乡”，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反馈给省委书记，他一定觉得非常可笑。又看看内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说：“振山，你现在不用调查就可以向上写汇报，‘经查证，没有实据’就行了。”
振山不太理解我的意图，说这么办是不是有点草率？我给振山讲了我对这封信的看法分析。振山明白了：“对，就是这么回事！”他又问：“那村里的老百姓咋办？”
我说：“好办，抽空你带纪检委员去一趟，不要说省委有批件，只说党委见到了你们的材料，来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了。”
振山说：“是深了解，还是浅了解？”
我说：“据我所知，史敬先没有多大问题，这些人实际上是看着史敬先最近倒霉事情多，想落井下石罢了。你知道山沟里烤败的小火堆咋个弄灭不？”
振山仰着脸不解地看着我，我笑笑说：“掏出你的xx巴来，一泡尿不就浇灭了？！”
振山明白过来，哈哈大笑：“这是贺书记教给我的最好方法！”
结果，当振山找到那几个上访群众的时候，他们连去卞州上访的事情都不敢承认。后来，振山把这个过程讲给史敬先听，史敬先感动得掉泪。连声说：“谢谢贺书记、牛书记你们几个领导，我要是不跟着领导们好好干，就不是人养的！”
正是：用人多渠道，灭火出奇谋。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