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看见，月之暗面，我匍匐前进？
——桑，你独自一人怎能取暖。
１
是的，是的，如你所说，我是一个女人。
先讲一个听来的故事：一个女人，大专文化（我觉得文化层次对一个女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风情吧），她和一个研究生学历的年轻男人遇上了，两个人坠入了爱河——不过是各自的美丽幻觉——他们相互吸引爱慕不断从对方的身体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之后是身体的结合。有了一个爱情的种子，在女人的身体内开始成长，可以比喻*情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一颗定时炸弹，他（她）会炸飞爱情，炸到面目全非……她跟随着他，去见了未来的公婆，公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她，对她挑三拣四，拒绝着这门婚姻（是不是有点俗了？俗就俗吧，我想我也是一个很俗很俗的人），他对她说，别害怕，我爱你，是真的，一生一世。她说，别说永远，谁都无法预测未来。
——他们结婚的那年，男人在一次出差途中被撞死。那天，她又一次从医院出来，做了身体检查，腹中的孩子已有７个月了。她眯缝着双眼站在阳光下，一次又一次想，孩子，现在他（她）是我的一部分。
你猜下面怎么来着？
我不是在编故事，我在给你说事实的真相：他死后，涉及到财产分割的问题，公婆哭丧着说她是“丧门星”，说她的进门害死了他们的儿子。他们还说，她腹中的孩子不是人（天，他们居然说他（她）不是人！），所以，孩子没有继承权。她去咨询了律师，那个戴棕色眼镜的男律师意味深长地告诉她：的确，你腹中的孩子还不是人，所以，依据法律他（她）是没有继承权的，但是，在法律上，他虽然没有继承权，但却有继承的保留份额——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窗外，又探手够来烟缸，把烟灰弹进去。房间里宁静多了，时针指向下午两点。这是位于铁东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地处相对偏僻的郊区，从明净的窗子里望出去，即是一片海棠树树林，这个季节，枝上的果实已有了色泽，看上去挺诱人的——这里还有两种情况，如果孩子出生之后是个死胎，那么这份保留份额就没了，但是如果生下来孩子是活的，哪怕他（她）活一个小时，保留份额的财产也属于这个婴儿了，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立即死掉，这份财产可以由你来继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点头，说明白。
如你所知。
——女人在生下孩子后，掐死了他（是个男孩），生下来的时候很健康，有7斤重。她还是掐死了他。
之后，她嫁给了那个律师。
是下一个春天，他们脸上装饰着幸福的微笑。在市政中心旁边的一家酒店举行的婚礼。如果你恰巧在那年春天生活在这个城市。4月1日那天中午11点多，你又恰巧经过市政中心，那么我敢确信，你会看见那样一对新婚夫妇。那天天气有点阴，空气很潮湿，似乎可以拧出水来。可是，花枝招展的新娘让这该死的天气见鬼去了。你看你看，她的脸上多幸福。
你不要害怕，我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你知道，那只是一个故事。
2
大雪过后的城市，一片狼藉。
3
下雪了。
我不知道怎么来描绘。
我记得读中学时，我总写这样的题目，雪——“雪花那个飘啊，北风那个刮啊！”，那时候，我们班级有个留级生，叫安，他整天没事总是哼这么几句戏文，把自己乔装打扮成黄世仁，在班级每个女生面前卖乖。有一天，他一手拿着可乐，一手掐着面包，啃一口面包，唱了句“雪花那个飘啊”，接着再灌一口可乐，又吐出下半句“北风那个刮啊”，就这样，他撞到了我的面前，他噎住了，噎得直瞪眼睛，他瞪眼睛的时候白眼仁多得可怕，白成了一片。我以为自己脸上沾染了什么让人瞠目结舌的东西，伸手去擦，只擦到了一团空气。
他说：“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终于要我给你撞见了！喜儿！”
我什么也没说，把抓在手里的一团雪砸在了他的脸上。
那是高一的上学期。
我所在城市下了很大很大一场雪。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那个冬天，卓带着一身的凉气走进了我的生活。
安说：“你个臭不要脸的小婊子！”
我不大会骂人，不知道怎么回骂。但我坚持相信，我的骨头里有暴力的倾向，这种倾向来源于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是一个监狱——人人都不大说话，从不说，连最起码的交流都没有，不消说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爱与怜惜。有的只是武力。在我更为幼小的记忆里，我常常躺在漫无尽头的午睡里不敢苏醒过来，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几乎每个午睡醒来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在打架。他们敢于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东西砸碎。
我沉默。
安居高临下：“你以为你很清高呗！”
我说：“臭流氓！”
安扬手就是个巴掌。
我没哭。鲜血沿着嘴角滑出来。我夺路而逃。外面是漫天大雪。大街上人烟稀少。可是我依旧不知道往何处去。后来，我去了一个地方，你可能猜不到，我们那个小镇上的火车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很可能我的身上有一种出走的情结。我跳进站台，沿着铁轨向远处走去，伸展双臂，保持着身体的平衡，看铁道两边的景色，有点像画，那么美，又可以读出苍凉来。
卓是那时出现的，在我的前面，穿红色的毛衣，扎一条白色的围脖，在漫天飞舞的白色中，他对我忧郁的一笑。
他说，你好，我叫卓。
我说，他们都叫我小婊子！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留下彼此的线索。我一再地问卓。他不说话。我知道，他没有能力回答，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4
我出生在9月。是凌晨4点钟的光景。窗外在下雨。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没有人来看我。
我的哭声没有人来响应。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回旋着我的哭声，夹杂着母亲近乎死灰一般无力的呻吟。从来没有人看我，从来，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感受到了孤独。因此一生变得脆弱而敏感，并且乖戾。
这不怨我。真的。我也不想这样。
5
读小学的时候，我曾经打过几次仗：当然，也仅仅是几次而已。一次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使用钢笔，不大管用，墨水忸怩着不肯滚出，我就狠力地甩了甩，结果甩了我同桌一脸。他是一个小男孩，在我看来，性格暴烈。曾经在众目睽睽之下活吃蚂蚱，还曾用过一次性的注射器给活的老鼠青蛙注射污水，导致它们从嘴里吞吐出胃肠。这一切连同他的声音、形象都是污鄙的。我厌恶他，从心眼里厌恶，可我不能不服从班主任的安排——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又矮又胖，他有一个儿子，但先于她死去，在50岁左右的年纪时，她看起来已经很老了，皱纹横生，在她的面庞上肆虐。声音时而尖锐，时而沙哑。据说，她是当年知青下乡才从老家哈尔滨来到这里的——她时常用木制教鞭敲打我的脑袋，如同敲打她常年铺在身下棉花胎。她说我必须和他一张桌，因为我们在数学课上的表现惊人一致，都可以将1+1的结果计算成是2以外的任何数字。这个女人曾在数学课上点着我的脑袋讥笑我是“窝瓜”，——就是一窍不通蠢蛋一个的意思。
全班哗然。
从那以后，我对数学怀有深深的恐惧与敬畏。一直到今天，遇到从事数学工作的人，我全身都会发抖。
“窝瓜”，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绰号。之后各种绰号如约而来，大有风起云涌之势。开始时，我试图反击，但每一次反击只能带来更恶毒的进攻，我的头上顶着各种各样难听的绰号，在别人的眼里走来走去。
不知不觉中，我长成了一个招蜂引蝶的女孩。
有一天放学，因上课违反纪律被留校写未完成的作业。写到了黄昏，从班主任办公室里出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听到狗在远处吠叫，我怕黑，猫起身子走路，尽量使自己的行走不发出任何声音。可是我还是踩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我尖声叫了起来。是一只死老鼠。之后，他出现了，像一个白色小鬼，突然从巷口跳出来，大叫一声：啊！我立即辨认出他是万大双。
我不动声色地站在那。
他纵有一万种设想，也不会想到我会像一具死尸那样站在那一动不动，他没想到，他以为我会哭着跑开，所以说他的计划没有得逞。相反，我却把他吓了一跳，他怪叫了一声，跑开。我不依不饶，坚决地追上去，把所有的愤怒和恐惧消耗在追逐的奔跑中，他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哭声随即升起来，我冲上去，用脚踢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是软的。
躺在一片白皑皑的雪地上，无助似的。
他说，饶了我吧。
我说，你为什么怕我？
他嗫懦着，我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你也要说！
——你很冷。
若干年前的那个夜晚，我的胖乎乎的同桌万大双，他被我打败了。不久，他就死了，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似乎和贫血有关，连他做医生的父亲也束手无策，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地死了。我的第一个小爱人，就这么，甚至没来得及吻我一下，他就死了。
他还是我的第一个对手，他那么强大，可是他却害怕我，从此以后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对手了，我和世界构成的对峙中，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溃败，我再也找不到对峙的*了，再也找不到了。随着我的同桌万大双的去世，那种*也随之消失了。
苍凉。无望。悲伤。
我的同桌，万大双，一直到死后，他都不敢对我说出那句话，一直到死，他都不敢，他只是在学期末的最后一节课上，在我的文具盒里匆匆塞上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了一句话：“桑，我喜欢你。”
我秋天回来的时候，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课上读到这句话时，我的左边已经是空空荡荡。万大双已经被他的父亲埋葬到镇外的地方去了。那里全是坟，全是让我恐惧的坟。我的同桌万大双，他那么胆小，他会害怕么？他会哭么？我捏着那张纸条，想象被他拥抱住的陶醉。之后嚎啕大哭。
“精神病！”
她走过来，用教鞭敲打着我的头。这样说。
——可是，可是，那个第一个试图对我表白，喜欢我的小男孩，我把他给弄丢了。
6
读中学起，开始谈恋爱。成绩不好。经常逃学。有时写字，编各种阴暗窒息的故事。我的语文老师，一个老处女，她很好，她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对我说，你是有才华的。
还是她联系了朋友，托人帮我进了一所不入流的大学。
迷恋文字，学历大专。除此之外，毫无任何爱好可言。试图妥协，却终因无法抚平身体的凹凸而失败，甚至全面沦陷。
一日，我在街道上忧郁地行走。鸽子从我的身后沉重地飞起，眼前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我在交替闪烁的红绿灯里泪流满面横穿街道。
你坐在迅疾行驶的公交车内，只是一闪而过，匆匆一瞥，但你还是看清了这个女人悲戚的容貌。
你打来了电话说：“你好！桑。”
是的，是的，我是桑，是一叶为虫所啃噬的桑。
7
在没有了万大双的三年二班，我成了孤立无援的小女生，每天落落寡欢，再也没有人来和我吵嘴、打架，没有人用一根自动铅笔铅或者各种好看的橡皮来贿赂我，博取我的欢乐。
下课的时候，他们一大群人会成帮结队地到操场上去玩耍，男孩子在偌大的操场上奔跑，打闹，女孩子则三五成群，唧唧喳喳，或者踢毽子、跳皮筋。
“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打我，我就钻地洞，地洞有枪子，我就跳高墙……”
我无比卑微地靠近她们，唯一的一次，我的声音平缓地滑出了嘴，我就是贱，我不该发出声音的，不该投去羡慕的目光，打那以后，我走路的时候总是把头仰起来，抬得很高很高，似乎脖子上顶着的不是脑袋而是向日葵，在那里没日没夜地追逐太阳。
我走过去，对王小花说：“可以要我一个吗？”
她立刻回击我：“你嘛！你不是神经病吗？神经病不能和我们正常人一起玩的。”
她们集体哄笑起来。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原因也找不到，她们那么厌恶我，给我起了一个无比难听的绰号——大象。“大象鼻子长，拖了地，盖瓦房。”，拍着手，合着节奏，她们高兴到了极点。
我忽地冲上去，将王小花的脸抓破。
所有的女生忽地涌过来，将我的脸抓破。
当我们一起面目全非地站在那个更年期晚期的老女人的身边时，她的教鞭不由分说地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看见她们，她们，所有的人都在幸灾乐祸，我感觉一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真的，一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我感到孤独，还有深深的，深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