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不过是个喻体。
我们常常会陷入语义的陷阱——1、你心里想的，无法用词语表达；2、一旦你表达出来，你立刻会发现你的词语已经远远离开了你的本义。
禅宗的僧人都是不成功的教育家。禅不可说，不管是口头禅还是文字禅，实质都一样：回避问题本身。
有僧问石头希迁禅师：“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将生死与汝？”
这种教育方法着实骇人听闻。在课题设置上，“如何解脱”和“谁导致了束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便“师”的意思是“没人束缚你，无须求解脱”，也实在没必要故意装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深模样。况且求解脱、求涅磐，寻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最终境界，一直是佛教徒的追求。
一僧问赵州：“什么是佛祖西来意？”答曰“庭前柏树子”。一僧问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景德传灯录》）
在貌似高深的词义之下，往往藏着经不起推敲的负逻辑。比如景德传灯录上记载的这段公案。类似的问答，我们也可以来上一段：
你：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我：桌上二锅头。
你：什么是成功人士？
我：半斤酱牛肉。
你如果听完后“大悟”，觉得如醍醐灌顶，如当头挨了一棍，从此明白了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而且对我的学识崇拜得如滔滔江水，那只能说明几个问题：1、你是个傻瓜；2、咱们俩都是傻瓜；3、咱们俩谁也不傻，只是作样子给别人看，北方话管这种人叫“拉驴的”。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反对语言、反对逻辑，反对一切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同时还反传统，一切经典理论在他们眼里都是“魔说”、“戏论”、“粗言”、“死语”，最匪疑所思的是，作为信仰者，他们连信仰的最终假定物都颠覆了。德山和尚说：“我这里，佛也无，法也无，达摩是个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盘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点鬼薄，拭疮纸，佛是老胡屎橛。”还有一个云门和尚，当被问及“如何是佛”时，他这样回答：“佛是乾屎橛”。
他们蔑视一切表象化的叙述，自诩抓住了“真如”，也就是事物的内在逻辑。他们无意于研究事物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寻求逻辑上的解决之道，而致力于在内心，在蒙昧之处，以人所不见的方式去把握事物的形状、大小、颜色、结构。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认识是一个“信息收集——信息分析——比较论证——得出结论”的过程，这个认识链在说禅者那里就完全失去了作用，有一派禅宗只承认“顿悟”，“冥思无不可解”，一切都可以在内心找到答案。与其读书，不如面壁。面壁这事我也干过，不过我面壁时想的不是什么“天人之合”，而是“男女之合”。
当然，禅宗的教喻也不是完全的无迹可循，无厘头也有无厘头的规则：“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
这就是决窍，要“语中无语”，翻译成我们都能懂的语言，就是要话不及义，要正话反说，要人话鬼说，要着三不着两地说——反正不能“有话好好说”。所以我经常说禅宗是最早的无厘头和达达主义者。
慧能是个文盲。他那个著名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据传也是托别人写的。菩提树、明镜台，其实这首流传千古的半打油诗，不过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喻体而已，无法推理、无法论证、无法明明白白地指给你看。但千百年来，被中国文人奉为圭臬的，正是这些无法推理、无法论证、无法摆在桌面上的模糊概念。而更为可悲的是，我们把文盲也当成偶像了。
前些日子读一位大师的诗论，他说“文人诗不如农民诗”，因为农夫诗质朴而文人诗矫饰，所以唐诗不如乐府，乐府不如诗经，有字诗不如无字诗，“枫晚残桥”不如无意义的嗯嗯啊啊。这种理论用萨德的话来说就是“蠕虫结论”，我觉得这见识跟虫子也差不多。说一首诗的好坏，质朴与否固然可以作为评判标准，但它毕竟不是唯一的标准，可大师不管这些，他不用分析论证，不用取样统计，他心中想到的就是真理。
这也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佛祖和干屎橛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两者有多少神似或形似，大师不会告诉你，这要靠你的领悟能力。
在社会上混了这些年，我总结出了一条百试百爽的应对之道：如果有人问你一些你也不懂的问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实就虚，说一些谁都听不懂的鬼话。
比如在酒会上，有人问起：你怎么认识后共产主义的民主运动？
你不妨这样回答：分散排列的非结构主义个体在承受外部无序性作用力时会呈现不均匀的颗粒逸失和非几何形状的自我碰撞，并以非理性的方式重新改写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和自始不能确定的结构序列。
问：如何是道?
师曰：太阳溢目，万里不挂片云。
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
师曰：风吹荷叶满池青，十里行人较一程。
问：如何是实际之理?
师曰：石上无根树，山含不动云。
问：如何是相似句?
师曰：荷叶团团似镜，菱角尖尖尖似锥。
（《五灯会元》）
我自始至终坚信：如果“师”他老人家知道正解，他肯定不会绕这么大的弯子，走直路又近又省力气，他不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