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仿佛是一个春季的傍晚。天已经开始热起来，漫天飘满北方城市特有的柳絮。青春期在躁动不安没有在任何初三学生身上停留，除了我。
我在一个春季的傍晚打通了中小学生心理咨询电话。接电话的不是B5，而是另一个陌生的心理咨询员。我没有问他的代号，他也没说。只用了一秒钟时间，我就习惯了他平静而略带磁性的嗓音。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半个小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摇滚乐。那短短的半个小时，我进入了久违的平静和抒情的气氛中，我呼了一口气，天那么蓝，夕阳照在树叶上，闪闪发光，这本应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春天的晚上！而挂断电话，我无法逃脱的生活又将继续。
告别时，我说：“再见。”他“嗯”了一声，直接挂断了电话。此后，我再打过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他”。
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走下去，沉下去。几个星期后的一个黄昏，我又播通了那个电话。很随意地聊了几句，我感到这个咨询员并没有“他”那样的智慧。正当我准备说“再见”时，那边说话了：“我还有几句话想说，你可以先别挂断电话吗？”我很惊讶：“我……”“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女孩，在电话里和我聊中国文学和摇滚乐。可是她已经好久没有来电话了，我一直希望她再次打来……我已经问过好几个人了，她们都说不是，……”他好像是在问我：你就是她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代号是A26，你叫什么呢？”
“我？我该告诉你我学校里的姓名还是别的什么？”我反问。
“你不想告诉我你真实的名字，这有什么寓意么？”那边的声音温文而雅。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你有么？”我知道他们的规定是不能透露自己真实的姓名。
“我愿意叫你蓝草。”“蓝草？”“是的。”“是蓝色的蓝还是兰花的兰？”“我想……”我稍一犹豫,还是如实地说：“是蓝色的蓝。”“真的吗？你知道吗，我今天穿的是一身蓝，蓝色仔裤，蓝色袜子,只可惜,我没有蓝色的鞋。你现在又叫我蓝草。”
“给我唱首你喜欢的歌吧。”我央求他。“我唱得不好听，”他唱了一句：“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他告诉我，今天是他这学期最后一次当咨询员接的最后一个电话，而何其幸运，他碰到了那个很久以前让他有共同感觉的人。
每次打电话总是我主动说“再见”然后挂断。他至多“嗯”一声。我问他：“你不说再见是一种习惯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奇怪，从未有人留意过这些。我不说再见是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再见就是再也不见。”
我换上他用的飘柔洗发水，我听他喜欢听的罗大佑，做卷子时想像着他上的学校。我有了一个自己的朋友，一位成熟聪明的、已经上大学的朋友。在去治眼睛的路上，我对马小婷、骆霞说了A26的事，她们不以为意地笑了，第二天骆霞说你知道昨天听了你说的那个人马小婷对我说什么吗？她觉得你在瞎编，你骗我们的吧？
他总是说要跟我见面，想看看我长什么样，我总是推辞。我给他寄过信，里面还夹着几张照片，他说没有收到。也不知道是他们哪个宿舍的男生收到了信却没有告诉他。
四月，我参加了北师大二附中的文科实验班提前招生的考试，那座着着蔷薇花和绿树的中学与北师大仅一街相拦，如果能考上这个学校，我离蓝草又近了一步！可数学考卷那么难，我写着写着就晕头了，在卷子背面开始画画，写诗，像当年的那个史铁生。走出北师大二附中，我回头深深地凝视了一眼校园，知道我不会在这里上学，没有机会再来这里了。从二附中走出来，我来到北师大的校园，无数的大学生从我身旁走过，可没有一个是他。即使我没有见过，只要他从我身边经过，我总会有感觉总能认出他来。
“我有女朋友。”他说。
“哦，那怎么了？”我反问。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是什么？”
“我绝对不追已经有男朋友的女孩。”
我有点嗤之以鼻，这算什么原则呀？而且你也已经有了女朋友，我这不算是追吧？我觉得我们之间更精神化一点。我柏拉图得令自己都受不了，看《少年维特的烦恼》时发现维特因为夏绿蒂照顾孩子而爱上她简直不可思议。
我终于答应和他见面。是五一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约好在积水潭地铁口见面。初三一年，我胖了许多，对自己毫无自信。我的衣柜空空荡荡，这一年都没买什么新衣服。无奈之下，我来到郭翠翠家管郭欣借衣服。我在她们的床上摊了满满一床，裙子裤子上衣，每一件都试一次。时间一秒秒流过，很快就到了我们约会的时间。最后，我终于穿了一条牛仔裤出了门。坐地铁时突然发现这条褐色的裤子没有选好，让我显得更加笨重。
那天晚上我一边听着许巍的《在别处》，一边在积水潭地铁站附近溜达。潜意识里我怕见到他，又期待着与他不经意撞个满怀。整整一个半小时，我都没有见他。回到家给他打电话，他爸爸说他已经睡了。这么快就已经睡了？
好像每年的节假日我都特倒霉，以至于每到快过节了我就害怕。今年也不例外，家里人都出去玩了，我一个人锁在屋里等着和他联系，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他解释昨晚的事情。我一遍遍地给他家打电话，没人接。再呼那个熟悉的号码，他的呼机号我都背了下来，传呼小姐用温柔声音接听再挂下，接听再挂下，他却始终没回电话。我绝望地哭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只好抓起浴巾当手绢来擦眼泪。再播，电话迟迟不响，好像冬眠中的熊，无知无晓。指尖冰冷，胃好像有点不舒服，一种被抛弃的绝望感从心底缓缓升起，眼泪像温泉般流淌不息，整个人像泡在水里。抓起一本诗集跑到阳台开始阅读，“铃铃铃”的声音，我狂喜着冲向电话，却发现它静悄悄的沉默，原来只是我的幻觉。我再回到阳台，电话又响了，如此循环反复。
我躺着在哭，坐着在哭，站着也在哭。就连洗澡时泪水都顺着脸流下来，根本止不住。有关他的记忆固执地变得模糊不清。我想那是大脑在受到创伤时作出的本能反应，我想起我看过的一本书，毕淑敏的《红处方》，里面写到了一种戒毒方式，也正是《灿烂涅磐》中柯特诟病的美国医生切掉左派当红明星的不人道行为。但这正是我想要的，正好可以用在我身上。
我对他的憧憬越大，我受到的伤害就越深。曾经给我带来的喜悦越强，我此时的失落便越多。如果有选择，一万次选择一万次我会选切掉我的小脑叶，切掉和蓝草有关系的那部分记忆。我宁愿变成白痴也不愿意沉浸在时间的底层沉浸在那无休无止的痛苦中。
“一、二、三……”我数着瓶子里的小药片，我没有办法找到安眠药，只好在小药箱里找到了平时晕车的晕车药，反正都是药，效果应该差不多吧？好苦，我把药融化在奶粉里，喝到一半就喝不下去了。看着摊开的作业本，如果不死，作业肯定还是要接着写的。这个轻生的念头产生了好久，“死”对我来说，不再是死亡，而是解脱。
早晨洗脸时我突然流鼻血了，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的面容，迅速地擦干了脸上的血迹。
我又搬家了。我住的那幢楼就在郭欣单位对面。蓝色和橙色相间，像童话一样美丽。是蓝草和我的颜色。搬家那天看着父母收拾东西，我冷静得不像话，终于要向这里告别了，终于要向我心底里的陈宇磊和楼里的那些孩子们告别了。我总是处于告别的状态，告别朋友，告别友情，告别昨天，蓝草呢？他是否也属于我需要告别的昨天？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蓝草的电话。他质问我星期五干嘛去了。我奇怪地说在上学。“上学啊”。他说星期五给我打了一天的电话，都没有人接。我这才想起来那天电话还放在原来的家没有拿过来。父母对我怒目而视，我跟他说到楼下的小卖部给他打过去。
“你爱我吗？”他突然问。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能再问一遍吗？
他愣了一下，“你爱我吗？”
带点感情。”
你爱我吗？”
我爱你。
再说一遍好吗？
我爱你。
带点感情。
我爱你。我肯定地说。
“别爱我。”他虚弱地说。
可我知道我对他只是一种迷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那天我们一共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还在小卖部里碰到一位家长，我只匆匆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挂了电话，我吸了一口夏夜的空气，容光焕发，像是一艘迷航的船重新找到了灯塔。
我们好像在北师大附近的一座小公园里见过面。那天后来下起了小雨。我在等他的时候喝着统一冰红茶。他看着我说：“你的眼睛很好看。符合我的审美。还有你的手，也很漂亮。可惜你在喝水，我不知道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他自我介绍：“才子加流氓”。他说他来者不拒。当我质问他这句话时，他反而笑着问我“你来吗？”后来他问我看没看过《三个婚礼和一个葬礼》，我说没有，他说那才是真正的爱情。没看过就没有资格谈爱情。是这样的吗？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条件反射地颤抖了一下，他的眼睛探询得盯着我，好像我是某种做实验的对象。
我离开时，他没请我吃午饭，而是送我去车站，看着我上了公共汽车。车上的人太多，我无法扭过身子再去看他。
我发现，在他面前，我渐渐迷失着自己。这让我很痛苦。我几乎都想不起那种舒服、愉快自在而不受束缚的交流的感觉了。和他在一起,我度过了一段完全可以说得上幸福的时光。我就在这样的矛盾挣扎中，一日一日沉沦下去。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能容忍一个人，在追求yu望、金钱的同时还唱着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永远是对美丽的亵du。
或许，他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员，而我只是他的一个“病人”。他从未把我当作朋友。会是这样吗？
大扫除和我黄冬梅分到了一组，我扫楼道的垃圾箱，黄冬梅就在我身边扫楼道。倒垃圾的时候，我们的眼神偶然碰到了，电光火石，她的眼神像把尖利的匕首向我刺来，没什么力量却深藏敌意。我的眼睛则像沼泽，黑乎乎粘腻腻，令人沦陷，哪怕她是刀是铁，到了我这里也只会缴械投降，因为我的眼睛根本就没有感情。我不爱任何人任何东西任何事物，包括自己。
她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是想讽刺我吗？我继续低头干活，只有纯体力劳动才能让我紧绷的心情稍微松懈下来。过了一会，李艳艳出乎意料地向我走来，黄冬梅像头看门狗一样跟在她身后，这一对奇特而又恰到好处的组合真让人恶心欲吐，不知道这几分钟她们又密谋了什么阴谋。
“林嘉芙，你这段时间的状态真不行……”她在说什么？我看着她颞颥的嘴唇，费劲地思索着。
“现在还有二个多月就中考了。如果现在还是冬天呢？要是还有一年才毕业呢？你该怎么办？……”
我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触到了我的痛处。只有敌人才最了解你。李艳艳已经看出我每天都在“熬”、在忍耐。我看着她胜劵在握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奇怪，对她我已经有点恨不起来了，我只觉得浑身无力，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就连这明显的挑衅也无动于衷。
有一个女孩接近了我，帮我渡过了最后的艰难时光。在此之前我从未注意过她。她学习中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戴眼睛，留长发，脸上长了许多青春痘。她经常陪我放学走北门，我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我对她讲了A26的事，她相信了我，没有质疑。
“我挺讨厌贺征的，他太精了，不像个可靠的朋友，你们不可能再恢复友情的。还有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魏勤更滑，老色眯眯地看我胸部。”
我每天都盯着楼道里的记数器。“距高考还有51天”“距高考还有49天”。我只能靠这个数字安慰自己：再忍忍，忍过一天算一天。我甚至用一句成语来安慰自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纪老师的讲解不同的是，她是说只要我一天还是学生，我就得一天完全自己的任务；我想的是，完成一天算一天，我在等待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每个人都能看出我精神恍惚。我心不在焉，印堂发黑，每天早晨的上学对我来对我来说已经要耗尽所有的气力。每天我从床上爬起来，都有种世界末日的预感。如果世界真有末日就好了，我不会一个人死的，还有纪老师和那么多“好学生”陪我一起死。
没有人在放学的路上陪我，我像垃圾或者病毒，所有的人都避之不及。我们又回到了明亮的白色教学楼，就是初一时住过的对面，这次气氛却大不相同。我每天穿着黑牛仔和白上衣上学下学，感觉自己像个骨瘦如柴的孤儿，无所依傍，漫无目的。马小婷和骆霞每当在路上碰到我，也从来不和我说话，马小婷的气色倒是越来越好，她常穿一条浅色的牛仔裤和一件淡粉色的上衣，腰带上吊着的一串钥匙里还夹着某个色彩鲜亮的钥匙链什么的。
王姗姗早就完全不理我了，她除了和苏倩在一起，还跟刘妍越走越近。她们甚至各自买了一套鲜艳的橘色运动服，像对一高一矮的双胞胎一样引人注目。初三是王姗姗最快乐的一年，她深受纪老师的赏识，我们没有交流过对纪老师的意见，在她后来给我写的信里，她承认纪老师是她的偶像。
过去的朋友已经不复存在，我需要新的友情。《音乐天堂》上有一个“征友启示”栏目，我写过信去，希望征笔友。我不想用我的本名，这一年来，我的名字已经背负了太多屈辱，也不想用我们“小集团”里我的代号，我想起一个新的名字，交一些新的朋友，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我。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把我的征友启示寄了出去。杂志久久未登，我以为他们把我忘了。是啊，我只是无数大众中毫不起眼的一员，既不潇洒也没什么气质，根本就不会轮到我。
“我们一起报学校吧。”孙旭研究了半天，选了一个不远不近口碑不错的职高，我们的分数考上难度不大。“我们到时候还在一个学校上学。”
“好。”我随口应着。我用钢笔在在第一志愿填上一笔一划地填上了“北师大二附中”第二志愿是“西X中学”，下面都是空着，愿意接受服从分配，祖国不会给我分配到大西北，虽然我学习成绩下降了不少，对此还是有把握的。
拍毕业照时，我尽量往边上躲，没什么好留念的，毕业照无非是种例行公事，让那些得意洋洋的学生站在前面吧，让镜头摄下他们的光华，若干年后再来怀念吧。李艳艳那一阵总是隔天就穿条新裙子新褂子；王姗姗和刘妍穿着橙色套装互相搂着腰笑得灿烂；男生都含蓄地站在后头；黄冬梅萎缩瘦小的身躯颤巍巍地被高大健壮的纪老师一把搂在怀里，脸上还带着受宠若惊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