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節：保密局
有一次，你母親介紹我們認識，我和他聊起來，談到共產黨人該不該接受和談的問題，他的見解是當時美國人的見解，就是認為共產黨接受和談是明智的。
他誇誇其談地說："共產黨只有兩門火炮和三支鳥槍，他們也許可以在夢中無數次地擊敗我們，但在現實中永遠不可能。
趁著當今全世界都厭戰的形勢接受和談，隔岸相治，在我看來，那簡直是上帝給他們的禮物。
"這些都是當時報紙上的言論。
分手前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印有四五個顯赫的頭銜，我只記得其中一個是：中華海洋委員會董事長。
我所以獨獨記得住它是因為這個海洋委員會當時很有名氣，是一個做著陰暗的非法營生卻從來不遮人耳目的、從事軍火貿易的秘密商會（像夫子廟的眾多妓院），後臺老闆是美國議會一位官員。
當時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籲政府取締這個商會，因為這個商會幹的營生無非是"拿中國人的家珍換來了些過時的廢銅爛鐵而已"。
不知怎麼的，我自一開始就有種預感，覺得楊豐懋可能就是那個真老A。
沒人跟我這樣說，也沒這方面的徵兆，但我一直這樣想，而且從那以後我把自己對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給了楊及你母親。
直到半年多後，當我手上捧著真老A的人頭像時，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說過，自你母親得到鄭介民重用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順心，成績也很大。
跟所有耕耘者一樣，收穫給我們帶來了古老而根本的快樂。
但等過了年，到了1948年3月後，我們接連遇到了好幾件麻煩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頭像被四處張貼，懸賞捉拿。
那張人頭像也許是根據誰的記憶由一個蹩腳的畫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見方。
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視鏡，天庭飽滿，大包頭，中分，臉型上方下圓，腮肉豐滿，鼻子向前凸出，兩側有個明顯的肉八字。
總的說，也許是由於回憶者或者作畫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視為"狗特務"，過分地強調了頭髮的又長又亂和腮幫上的幾道橫肉，因而顯得有點怪模怪樣，既有一個秘密組織頭目的毒辣、剛毅的氣質，又有山裡土匪的那種蠻野勁兒。
反正這是一幅極其拙劣的人頭像，不論是回憶的人還是描繪的人，在創作中都融進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因而極不真實是肯定的。
我記得，剛到南京時就聽保密局不少官員說起老A這個人，說他曾當過演員，擅長化妝術，經常改變相貌。
這無疑也給回憶和畫像者增加了難度。
但不管怎樣，楊豐懋和畫像上的人絕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最差勁的畫匠和最高明的化妝術都不可能將同一人演義成如此兩人。
這頭像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它讓我明白了楊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這張頭像，後來複製出無數張照片和畫像，四處散發，到處張貼。
我相信，它在巡捕過程中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因為——照他們話說，老A擅長化妝術，那麼他一定將由此把自己化妝得更不像畫像上的人。
我以為，那頭像除了眼鏡和額頭外，其他都有些"生分"，那一定是回憶的不確切或者表達的不到家造成的。
既然這樣，我想只要把眼鏡摘了或者換了（同時也會改變額頭模樣）就行了，而這是很容易的。
對此，你母親不像我這麼樂觀，她指出，雖然眼鏡確實可以改換，額頭也可以通過眼鏡和髮型的變化而得到一定變化，"但鼻子兩側的-肉八字-是不易改變的。
"她這麼說，使我以為她一定見過老A。
但她又否認了，說只是見過他照片。
我問："照片和頭像相像嗎？"你母親痛苦地點點頭說："像。
"可能確實相像，要不組織上不會作出讓老A暫時離開南京的決定。
作出決定是一回事，怎麼離開又是一回事，因為當時的情況很糟，老A的頭像鋪天蓋地，大街上隨便撿起一張廢紙看，都可能是老A的頭像。
再說南京這個城市不知你去過沒有，完全是個古城，四周城牆環繞，城門就是出口，將城門把守起來，你就只能變只鳥飛出去了。
我記得為了讓老A離開南京，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個絕對保險之計。
最後想來想去，還是用了一個很老套的辦法，花錢買通了把守光華門的一個小頭目，將老A裝在一隻木箱裡，以文物國寶的名義走私出去。
這是一個多月後的事，老A總算躲過了劫難，我們懸起的心剛剛輕鬆下來，不料你母親又出事了。
07唉，人老了，記憶也老了，舌頭也老了，就連皮肉裡的血也老了，幹什麼都不可能像年輕人那麼爽快、利落。
你見過老人行走嗎？一步一頓，走一步退半步，很煩人是不是？而他們自己卻並不厭煩，是的，除了不厭其煩他們沒有別的能耐。
我相信我很早就已變成一個老人，一個嗦的人，譬如這柺杖，它是說明我老是嗦的有力把柄，我離不開它，它既是我的累贅，又是我的一隻腳，我靠著它出門、上街，預防各種跌倒的危險。
有時候，我了也要用它打一條冒犯我的惡狗，大街上也許沒有一條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樣的人並不是沒有。
哦，你看，我又把話扯遠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記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閱讀了幾張解放區的報紙和一本小開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
中午時候，天氣很好，妻子讓我帶兒子和女兒去小紅山公園看馬戲團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
其實我沒事，我只是想清靜，想一個人呆在家裡，讓寶貴的孤獨包圍我，讓那些平時沉睡的東西甦醒過來（就像有片薄薄的陽光在我心裡蠕動著，使我看見細微，聽到靜的聲音）。
幹我們這行靜心靜氣是最重要的。
後來，我坐在陽臺上，目送他們遠去，初春的陽光溫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躍著，妻子一隻手牽著兒子，一隻手牽著女兒，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個幸福的母親和家庭。
這時我突然想，這場戰爭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間，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經看過的幾張解放區報紙，重新又看了起來，彷彿這種閱讀能夠給我勇氣，使我安寧。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因為幾張報紙都親切地告訴我：大決戰已經開始，我們已經贏了第一個回合。
我一邊接受著熟悉的鼓舞（因為已是第二次），一邊以一個幸福的人的眼睛預視著未來，我想我們的軍隊也許很快就會攻打南京，戰爭也許很快就會結束。
大約是一點多鐘的時候，你母親像幽靈一樣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馬上意識到：她一定有什麼緊急事要告訴我，就下樓去把門關了。
第60節：失去理智
回來，我見你母親躺倒在沙發上，微睜著眼，滿臉疲憊，像個病人。
我想是不是出什麼事把她嚇得這樣，所以心裡更加著急，問她出什麼事了。
她不置可否地搖搖頭，很心亂的樣子。
我又問："你臉色不好，很蒼白，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她這才抬起頭，看我一會，突然告訴我——很堅決地："我懷孕了。
""懷孕？"我像是被什麼燙著似的，慌亂地說，"怎麼可能呢？""我上午去醫院了，"你母親搖搖頭說，"沒錯的，已兩個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間裡徘徊，思考，我知道，這並不是個正常的喜訊，你母親找我也並不是來報喜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道費解的難題，要考驗我們的理性和感情。
我不需誇張就可以這麼說：這個生命伸出的一隻手握住了我們的良心，另一隻手卻抓住了我們戰士的信念，它把兩件我們最最珍視的東西放在一起，同時又無情地讓我們做"只要其一"的選擇，這種選擇無疑是我們每個戰士最最害怕面對的：比死亡還害怕！死亡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可怕的事，因為我們無視死亡，因為我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們經常這樣說，我們確實也是這麼做的。
"他知道嗎？"我問。
"誰？""大海。
"大海是楊豐懋的代號。
"他去緬甸了。
""什麼時候能回來？"我想這種事情應該首先讓孩子父親知道。
"不知道，"你母親說，"才走的，也許還要很久。
"我又問："現在有誰知道？"她說："沒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問："你打算怎麼辦？"她說："你看呢？"我說："這個問題只有你和組織才有權回答。
"以後幾天我一直在等她的迴音，我希望馬上召開一次紅樓會議。
但會議不是我和你母親可以召開的，我們只有等著它開，無權召開；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權召開紅樓會議。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老A（老大），只有在那幾天裡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一天，我去"小洋樓"給鄭介民送文件，經過你母親辦公室時，我故意乾咳兩聲，通告你母親我來這裡了，如果有事她會設法與我取得聯繫的。
我們當時有種約定的聯繫方式：只要你母親在樓道的大廳裡給人算撲克牌命，就說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號。
我不知你母親從哪兒學得了一手算命術，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內"名聲鵲起"，說她算的命比夫子廟的天覺和尚還要準。
那時候，找你母親算命的人很多，我聽說毛人鳳還專門悄悄找她算過命（肯定是受秦時光蠱惑的結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現在哪個休閒場所，有人就會纏她算命。
這使她結識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報。
當我從鄭辦公室退出來，經過樓道休息廳時，我看見好幾個人圍著一張茶几和你母親，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撲克牌給人算命，其實在等我去接收"信號"。
我馬上圍上去，故意生出點兒聲音讓你母親知道：我已出來。
這之後，你母親一定會暗暗地給我擺一副牌，這副牌的開頭肯定是三張任意連著的菩薩牌（即J，Q，K），就像電臺聯絡開始的呼號，呼叫對方注意抄收。
隨後出現的一系列數字牌即為報文（菩薩牌沒有內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腦子記錄報文，回去將相應的奇數換成偶數、偶數換成奇數，然後就可照著明碼電報本翻譯出報文。
由於只能默記，報文總是很簡單，一般是幾個字，或者詞組。
那天她發給我報文的內容是：滅火勿念，意思是告訴我她已決定不要孩子。
但是誰讓她作出這決定？孩子父親知道嗎？難道非這樣不可？說真的，當時我確實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當想到她已決定不要孩子，我想勸她生下來的願望就更加強烈了。
也許要是她作出相反的決定，我就會有相反的願望。
這很可能。
兩天後，我們在舞會上再見面時，不知是出於同情還是關懷，或是出於對一個生命的負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個令人肝裂腸斷的話題，建議她要想好，不要太沖動什麼的。
我還說到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結束，意思是這樣的話孩子就可以保留下來。
我話沒說完，就感到你母親短暫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淚滴在我衣襟上。
過一會兒，她告訴我，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決定，她已和組織取得聯繫，是組織上，是老A，做出了這決定，她僅僅是服從而已。
老A！老A！！那時刻我對這個滿臉蠻橫的老A不可抗拒地產生了恨意，在不滿和不安之中，我想，我們這位老大也許就像毛人鳳一樣，是冷酷無情的；也許是信念使他變得冷酷無情，但即便這樣我也不覺得他有多麼可敬可愛，因為一個人的痛苦——我至今還記得你母親說那話時那種無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對組織、對這個神秘的大老A產生了一種不親切感。
然而，一個星期後，深深的自責又折磨了我。
08我覺得，如果我講述的是一個故事，那麼它現在正在往一個悽楚的方向進展，越來越像個悲劇故事。
我知道，在一個無限的期限內，所有的人都會發生所有的事，但僅僅在一兩個月時間內應該發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訴我，那個經常給我理髮的老頭來找過我，說是來還我錢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謂還錢是個藉口，給我送情報來才是真的。
這個老頭，曾經就像黑夜裡的一把火，照亮過我，溫暖過我，使我在最孤獨的時候仍然感到組織的存在。
但自你母親到來後，我已好久沒跟他聯繫了，他的突然出現使我感到吃驚，我心慌意亂地在沙發上坐下來，可以想像地在坐墊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紙條，一種盲目的恐懼心理使我馬上打開了紙條，上面不過十幾個字，通知我晚上去參加紅樓會議。
有那麼一會兒，我感到輕鬆，就像避開了什麼想像中的麻煩、危險，心想，我還正希望去開會呢，順便可以建議組織上對你母親的事情重新予以考慮。
說真的，那時候我強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一則我覺得你母親有這樣願望，我們應該儘量尊重她，不能傷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許會很快勝利，我們也許沒必要做出這犧牲。
但當我再次審視手上紙條時，我又感到了不對頭，因為我想，如果正常的話開會的消息應由你母親通知我，而且正常情況你母親總是不叫我去，自己去開了會後，把會議和我有關的部分轉告我：總是這樣，很少有例外。
第61節：不祥之感
記得只有一次，你母親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還記得，就在那次會上——我參加的第二次紅樓會議，我發現我們已經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個青年學生，你還記得嗎？對，就是他，額頭上有一塊紅斑的那個人。
我現在想起來了，他代號叫"半月"。
我或許在前面說過，他是我們中最年輕的同志，卻是最早遇難的，犧牲時才20歲。
他的犧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為不死，那不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願望，因為那很不真實，很渺茫。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敵後穿插，清晨起來還看見自己活著，那是多麼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對我們來說就像天上彩虹一樣容易消失，陽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測的角度——凡此種種，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珍貴而傷感，因為我們的每一個舉動都有著無可挽回和必冒風險的危機。
有時候，我們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斷動脈、喉管，用自己的牙齒咬碎舌頭，或者用一粒劇毒藥片結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們說，成為一名特工，無異於把一隻腳送進了地獄的門檻，另一隻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隨時都可能跟著進去。
那確實是最真實不過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這樣最後又把那隻腳重新從地獄裡退出來，成為一個80歲不死的老人，可以說，是很罕見的，非正常的。
紙條在我手上變得沉重、生硬，像塊鐵片，我的手膽怯地顫抖起來，我想，難道這是你母親出事的一個信號嗎？她要好好的怎麼會讓老頭出現？她會有什麼事？是手術出了麻煩（處理孩子的手術），還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種極為空虛的災難臨頭的不祥之感糾纏著我，折磨著我，我覺得發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漸昏暗，我幾乎沒有勇氣出門，但又不敢在家裡使用電話。
最後我還是出了門，來到附近一家旅館，撥通了水西門公寓的電話。
電話嘟嘟響著，在我聽來就像一隻軍艦正在不斷沉落。
正當我準備掛掉電話時，對方卻接了電話："這是楊董事長家，您找誰？"我聽出是管家的聲音，就問："楊太太在家嗎？"她說："太太身體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麼事？"我說沒事，就掛了電話，同時感到如釋重負。
我想，會出什麼事？什麼事也沒有，她只是身體不好，所以要我去開會。
甚至我想，她身體不好也許正是剛做了孩子的手術。
這念頭使我感到內疚，好像我就是手術的醫生。
我也感到遺憾，因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會上替她說說情呢。
說真的，我是做父親的人了，我太能體會到孩子對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和珍貴。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銀製的月亮早早地掛在了天上，馬路上到處是房屋的不規則的陰影和像水一樣晃動的樹木的陰影。
因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護車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徵，隱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沒能老遠就看見它過來，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邊戛然而止時，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車。
車子尖叫著奔馳在陰影斑駁的大街上，卻沒有慣常地駛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裡穿來穿去。
開始我以為還要接人，但車到水佐岡一帶時，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條窄衚衕指點了一下，說："雙井巷28號，已被盯梢，以後不能聯絡。
"到了明故宮，代老A又說"桂花街17號已叛變，以後不要與他接頭"，到光華門，代老A又說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後不要再聯繫。
就這樣指點了好幾處之後，車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來拐去地開了有半個鐘頭左右，終於停在一座別墅的門前。
一個白鬍須老頭為我們開了門，帶我們去了一間像洗澡堂的平屋：裡面已有三個人在等我們，當中有理髮店的跛腳老頭，他見我跟不認識似的，我也沒有露出認識他的表情。
另外兩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來歲，臉很大，頭髮剪得短短的（更顯得臉大），穿著一套像少數民族的服裝。
包括理髮店的跛足老頭，和剛才車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見過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認識，一下認識這麼多人，我有點害怕，但又很興奮，覺得我們竟有那麼多同志。
我們剛坐下，白鬍須老頭就退出去了，也許是去警戒的。
不知是激動還是緊張，我注意到老頭出門時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會議一開始，代老A就神色嚴肅地告訴大家：最近我們已有兩人變節叛變（其中包括花園街17號的），組織遭到慘重破壞，先後有7名同志被逮捕，組織上要求同志們暫時"避避風頭"，"沒有組織命令一律不準私自開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變得犀利，"兩個叛徒必須不惜代價除殺，冒最大險也要除殺！"看看大夥又說，"組織上決定這項任務交給-望遠鏡-完成，必須儘快。
""他們現在在哪兒？"坐在我正對面的一個敦實的中年人問。
我想他可能就是"望遠鏡"。
"就在這兒，在毛人鳳手上，"代老A說，"但據說就要離開南京，不知去哪裡，也許是重慶。
""毛那邊不是有我們的人嗎？"中年人好像有些異議，"讓他們幹不是更方便？"代老A剜他一眼，責問道："聽你還是聽組織上的？!"中年人垂下頭，不吭聲了。
這時，坐在女同志和理髮老頭中間的那位戴眼鏡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裡等我們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說："他們被捕了。
"沉默一會兒又說，"剛被捕的。
"這人是誰？他怎麼說我們被捕了？我想，難道是你母親被捕了？這意味著下午我打電話時管家是在被迫騙我，同時也意味著我的聲音已被錄音！一下子我變得坐立不安，手腳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來。
為穩定一下情緒，我掏出煙來。
正當我把煙剛點燃，院子裡突然傳來一聲呼叫，我們並沒有聽清楚呼叫的是什麼，因為呼叫的人似乎剛出聲喉管就被割斷了。
但這足以引起我們警覺，再說接下來的一陣子被壓低的沓沓沓響聲——像有一大群鳥在撲飛，更加提醒我們：出事了！這時，剛插嘴說我們"已被捕"的那位"眼鏡"同志率先飛身撲到門口，扯滅了電燈，同時大喊一聲："快跑——！"但此時沓沓聲像粘在屋牆上，要跑無疑已來不及。
事實上我們一扯滅燈，外面就向我們喊話了。
無法逃跑的我們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樣貼牆而立，目光齊齊落在代老A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