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小酒館裡人聲嘈雜，有放聲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有在一起胡說些無恥的小流話。
我經人介紹認誤解了雜貨鋪老闆安德烈·捷裡柯封鎖。
他的小鋪在一條荒涼小街的盡頭、垃圾佔領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個患麻病的獨臂人，相貌溫和，銀灰色的鬍鬚，眼睛裡透出精蝗。他有全城最好的圖書室，收藏了許多禁書和珍貴版本書，喀山許多學校的大學生包括那些抱有進步思想的人們，都到他這兒來借書。
安德烈的小雜鋪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緊挨著一個放高利貨的清教徒的住所，從鋪子裡進去，有一扇門通向一個大房間，這間房子採光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開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線。和大房間相連的是廚房，從廚房過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彎處，“躲”著一間倉庫，對了。這就是那間秘密圖書室。其中一些書籍是手抄的。比如拉甫洛夫的《歷史信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彼消列夫的文論集，《飢餓王》，《陰謀的把戲》——這些全是用鋼筆抄寫的，現在這些手抄本翻破了，書頁也捲了。
我頭一次來小雜貨鋪的時候，捷裡柯夫正在待客，他指著通向大房間的門向我示意，我進去一看：黯淡的房間角落裡，跪著一個像是薩洛無修道院聖徒塞勒菲姆畫像似的小老頭，他虔誠地祈禱著。看著他，我覺得不太舒服，也不協調。
我聽人們說捷裡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應該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應該信上帝了，所以我認為這個禱告的小老的房間裡是多作的。
他禱告完，很認真很仔細地用手梳一梳白頭髮和鬍子，極為重視地看著我說：“我是安德烈的父親。你是誰呀？噢，幫來是你，我還以為是化了裝的大學生呢。”
“大學生幹嗎非得化裝呀？”我問他。
“是呵。”小老頭小聲說，“他們裝扮得再好，上帝也會認出他們的……”
他到廚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聽到喊聲：“噢，他長這樣兒呵。”
廚房邊上靠著一個白衣女孩兒，短短的金黃色頭髮，臉色蒼白有點兒浮腫，兩隻漂亮的藍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價石印畫的小天使。
“您用得著那麼驚訝嗎？我的樣子真得很可怕嗎？”她說話的聲音細微顫抖。她十分小心地緩緩地向我靠近，走路時手緊緊扶著牆壁，奸像腳下不是牢固的地板，是搖擺不定的繩子似的。她全身顫抖著，彷彿有萬千支針扎進了她的腳掌，又像是牆壁上有火燙傷了她嬰兒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肢走路的樣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發站在她面前，感到從未有過的狼狽和淒涼。這間默淡房子裡一切都是怪異的。
女孩兒坐到椅子上，還在抖動，就像椅子會突然從她屁股底下飛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訴我，她近四五天才開始活動，她手腳麻痺躺在床上三個多月了。
“這病是神經麻痺。”她微笑著對我說。
當時我似乎很希望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經麻痺。這麼一個女孩兒，住在這個怪異的房間裡得了麻痺症。聽起來太簡單了。這房子裡的每一樣東西都十分膽小地依偎著牆壁，屋角聖像前的小神燈分外明亮，神燈鏈子的黑影在飯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動著。
“我聽好多人說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長什麼樣了。”她說話的聲音像小孩子一樣細弱。
這個孩兒毫不掩飾地打量著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雙藍眼睛彷彿可以穿透一切。而對這麼一個女孩兒，我不可以也不會說什麼，所以只好默默無語地看著牆上掛的赫爾岑、達爾文、加里波得等人的囤像。
從小雜貨鋪闖進一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小夥子，淡黃色頭髮，長著一雙沒有有教養的眼睛，立刻鑽進了廚房，然後用沙啞的聲音大叫：“你是怎麼爬出來的？瑪麗亞。”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塞。”女孩兒和我說，“我，起先在產科學校上學，後來病了。您怎麼一句話也不說？您是不是害羞？”
捷裡柯夫走了進來，那隻殘手插在胸前，另一隻手撫摸著他妹妹柔軟的頭髮，她的頭髮被揉得亂糟糟的，他問我要找什麼活兒。
不一會兒，又進來了一個紅頭髮、身材心稱的女孩兒，她用那又帶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邊走一邊說：“瑪麗亞。坐得時間不短了。”
瑪麗亞。白衣女孩兒怎麼會起這樣一個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諧，聽起來都刺耳。
我也從小雜貨鋪出來了，心裡挺憋氣。但這並不妨礙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間怪房子裡，我很想了解：他們如何生活？我覺得其中心有奇異之處。
小老頭斯契潘·伊凡諾維奇蒼白有些透明，他在屋角坐著而帶笑容向四周環視，嘴唇微微微翕動，像是祈求：“誰也別來打擾我。”
他終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膽，總是提心有什麼大禍突臨。他的內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殘疾了的安德烈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汙和其他物什硬得結成痂了。他的樣子就像一個剛剛辦了錯事被原諒了的淘氣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著，在高度間裡橫著膀子晃來晃去。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雜鋪給他幫忙，是個又懶又饞又笨拙的小夥子。另一個弟弟伊凡在師蕩學樣上學，平時住宿，只有節假才回家。伊凡個子矮小，打扮得挺精緻，頭髮總是光光亮，那樣子倒像個衙門裡的舊官吏。得病的妹妹瑪住在閣樓上，她不怎麼下來。她要是下來我就不自在，感覺渾身被什麼束縛住一樣難受。
捷裡柯夫的家務事由和清教稈房東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臉譜像木偶，長著一雙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她的紅頭髮女兒叫娜斯佳，她經常到這兒來轉悠，每次她盯住一個男人時，尖鼻子的鼻孔就會習慣性的一吸一合。
要說捷裡柯夫家的真正主人還是喀山大學，神學院等各院校的大學生們，他們把這兒作為聚會點。這群人時時刻刻為國家為人民憂慮，每當有什麼新消息：報約上的一篇文章、書本里的某些觀點、城裡或大學裡發生的不幸事等等，他們從喀山城的各個角落蜂擁而至，擠到捷裡柯夫家的小雜貨鋪，慷慨激昂的狂熱爭論，有的聚在一起大聲辨論，有的躲到屋角竊竊私語。經常是他們拿來一本大厚書，然後手指頭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讓地爭辯，各自說著自己的見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們在爭辯什麼，不過我倒以為真理已經被他們洶湧的空話沖淡了，就像窮人家菜湯裡的油星一樣很少了”我甚至認為有幾個大學生，和伏爾加河沿岸反對正教的分裂派教徒裡，那些抱著聖經不放的老傢伙們一樣迂腐。當然，我很清楚大學們的初衷是好的，他們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們空洞的評說淡化了，但畢竟沒有全部淹沒。他們希望改變舊狀況，我也明白，我有同樣的想法。聽他們講話，經常可以發現我想說但沒說的話。接觸到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彷彿即被開禁的犯人。
在他們眼裡，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塊好木材，他們很希望用它打製出一件不同凡中央委員的木式活兒來。
“這是天才。”他們彼此見在面時總這樣把我推銷出去，還帶著一股顯然的驕傲自豪之氣，就像街上到處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幣，然後不能自己的向別人炫耀。我不喜歡被人們稱什麼“天才”、“驕子”之類的，我是被人遺棄的孤兒倒是真的。有時那些指導我學習的大學生會讓我感到壓抑，有一回，我在書店的櫥窗裡看見一本題為《警世箴言》的書，我讀不懂書名的含義，但我很想看這本書，就到一個神學院的大學生那裡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這不是瞎胡鬧嗎。讓你看什麼就看什麼，別亂伸爪子了。”這個長得很像黑種人，捲髮、厚嘴唇、白牙齒的未來的大主教先生嘲諷地對我說。
他粗魯的訓教傷害了我。後來，我還是把書搞到手，這錢，有些是我在碼頭做工掙的，有上結是從捷裡柯夫那兒借的。這是我買的第一本像回事兒的書，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著。
總的來說，大學生們對我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我讀《社會學入門》一書，我以為作者一是過分誇大了遊牧民族對人們文化生活的影響，二是忽略了富於創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獵人的功績。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一個從事語言學研究的大學生，聽了我的疑問，他那張充滿女性美的臉上頓時莊重嚴肅了起來，跟我講起了“批評權力”問題，嘮嘮叨叨足足一個小時。
“你先得信仰一種真理，才可以去批評，才有批評的權力，那麼你又信仰什麼呢。”他問我。
這是個在街上走都要讀書的大學生，他常常因為把書放在臉上而和別人撞架。他患麻疹傷寒病時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說：“道德必須是自由部分與強制部分的統一，統一……”可憐這位文弱文生，因為長期忍飢挨餓落得一副病態，再加上他拼命苦讀尋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虛弱了。
讀書是他唯一的興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別無他求。當他認為內心的兩個矛盾達到了統一和諧時，那雙溫柔的黑眼睛就會像孩子般閃爍出喜悅的光芒。我還記得離開喀山十年後，我在海爾科夫城見過他，他當時被流放了五年後又返校學習了。他總是生活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結核折磨死的時候，他還在調和尼采思想和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洛血，嗓子裡呼嚕呼嚕地說：“矛盾不統一，就沒法活了。”
再後來，他死在上學去的電車車廂裡了。
我曾見過許多這樣為真理殉職的人，每當想起他們來，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經常來小雜貨鋪聚會的大約有二十個人，他們之中也不乏神學院學院學生，有一個叫佐騰·潘捷拉蒙，是日本人。還有一個大個子有時也來，他很獨特，寬闊的胸膛，密實的絡緦胡，韃靼式光頭，身著一件哥薩克短大衣，釦子扣到嘴巴下。他總是寡言少語，愛坐在角落裡，吸個菸斗，兩隻沉穩的灰眼睛不停地望著大家。看的出來，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時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麼稿的，他這麼一看，我心裡直髮虛，有點害怕。在人人爭辯的大房間裡，唯獨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們都在高談闊論，毫不掩飾大膽地說著自己的想法，他們爭論的趙熱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們這樣唇槍舌劍的辯論之中隱藏著見不得人的虛偽主義，我聽了很久也沒覺察到。這個大絡腮鬍子在想什麼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爾”，這裡除了安德烈再沒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過了不久我聽說他是個流放犯，在雅庫梯省流放十年，剛剛同來沒多外。瞭解他的慾望更加濃烈了，但這還不能使我有勇氣走上前和他認識，談話。我不害羞，也不怕見陌生人，我這人從來都是被好奇心奴役著，我渴望探知一切未知，正是這個壞習慣使我一生也沒有認認真真地研究過什麼。
我聽他們談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麼和他們的那樣不同呢？他們的觀點是：人民是真、善、美瓣化身，是一個神聖的群體，是高尚品德的始發地，我怎麼沒見過這種人民呢？我見的有木匠、裝卸工、水泥匠，我還見過亞可夫、奧西布、葛利高裡。我說的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人，而他們說的是抽象的人的整體。他們把人民看得高貴，並且願意以人民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可我認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擁有者是他們，在他們身上才真正體現著博愛、自由的美好品德。
這種博愛精神是我以前所沒有經歷過的，可是現在，他們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眼神里都散發著博愛的光輝。
這段時間，我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偉大、神聖的理論像春雨般滋潤著我的心田，那些描寫農村生活的樸素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給了我新的啟示。我覺得只有對人類充滿了最強烈的愛，才會激發出人追求生活意義的力量，從那以後我再不是隻考慮自己，而是開始為他人著想了。
聽安德烈說，他開雜貨鋪賺的錢，都用來幫助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們了。他就像一個虔誠的助祭侍奉大主教作彌撒似的，在這些人群中轉來轉去，不時地為他們的聰慧機智而欣喜。他時常情不自禁地面帶笑容將殘手插入懷中，另一隻手捋一捋軟軟的鬍鬚對我說：“您聽。多麼好呵？”
這群人中有一個叫拉甫洛夫的獸醫，他說話的聲音就像鵝叫，他獨樹一幟地發表與大學生們相反的言論，每當這種時候，捷裡柯夫就驚訝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說：“瞎搗亂。”
安德烈和我一樣欣賞這些大學生，可是大學生對待他卻像老爺對待奴僕或酒店的小二兒似的隨便吆喝，他並沒有覺察到這一點。客人們逐漸散去，他時常留宿我，我們以地為席鋪一塊毛毯在地上睡。夜裡在神像前那盞燈的照耀下，我們暢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帶著教徒所特有的虔誠與歡悅告訴我：“以後能發展出百八十號他們這類出眾的人才，佔據國家的各個重要位置，世界會翻個過的。”
安德烈長我十來歲，看的出來他非常喜歡紅髮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對她不屑一顧，甚至和她說話的語氣很冷漠，愛慕的眼光倒是時時刻刻追隨其後。當只剩下他倆兒在一起時，他就唯唯諾諾，唯命是從，露出乞求諒解的笑容，一隻手還不忘記捋著稀軟的鬍鬚。
他的妹妹瑪麗亞常常站在角落裡聽人們辯論。她聽得極為認真，神情嚴肅，臉緊繃著，大眼睛瞪著，當聽到辯論高時，她會發出一聲尖銳的喊聲像是有人把冷水澆到了她的脖子裡。總有一個紅髮醫學大學生圍著她轉來轉去，他故弄玄虛伏在她耳邊小聲說話，並擠弄一下眉頭。看上去有意思的。
秋天來了，我必須有一個固定“職業”了。我被眼前所發生的新鮮事給迷住了，活兒幹得越來越少，幾乎是靠別人養活，這樣的麵包吃起來是困難的。我為自己找了一個營生——到瓦西利·塞米諾夫而包坊打工。
這段時期的生活是艱難的，也是很有意義的，在我後來寫的短篇小說：《老闆》《柯諾娃洛夫》《二十六個和一個》等中，曾經描述過這段生活。
肉體的痛苦是膚淺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從進了那家麵包作坊的地下室後，就和我以前天天見面天天談話的人隔絕了，我和他們之間彷彿豎起了一道高牆。
沒人來看我，我也因為每天十四個小時的工作，沒有閒暇到安德烈那兒去。遇到假日就睡覺或是和作坊裡的工作們瞎鬧。
一開始，有些同伴就把我當成了開心丸，還有一個跟小孩似的，就喜歡聽有趣的故事。誰知道我竟給他們講了些什麼呀，總之，效果不錯，居然引發出他們對某種不很清晰，但輕鬆，美好生活的嚮往。有些時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們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緒暴露無遺，我為自個兒高興，我私下以為我在做群眾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導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那麼弱小，那麼無知，有時連基本的生活常識都不知道。這種時候，我就感覺自己彷彿被遺棄在一個昏暗的地洞裡，地洞裡的人就像大蟲子一樣蠕動，他們不敢正視現實，終日鑽酒館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懷抱中尋求安慰。
每月月底領薪水時，他們必去光顧妓院，在這個美妙日子到來的頭一個星期裡，他們就開始想入蜚蜚了。等嫖宿回來，很久很久還沒有從那份甜蜜中醒來，他們厚顏無恥地炫耀自個兒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樣的蹂躪妓女。談到妓女，他們一臉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為什麼，當我聽到他們這樣談論時，心中一陣悲傷，難過。我彷彿看到煙花巷裡一個盧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們迫不及待的醜惡行徑，雖然可恥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無忌憚、好色、放縱，卻讓人髮指。當然，這裡並不排除他們故意炫耀的虛榮心的滿足。對於性我有些恐懼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較敏感這種事，我還沒有品嚐過女人的滋味兒，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無論是妓女還是同伴都無情的譏諷我。沒多久，他們再去逛妓院，就不帶我我，他們照直說：“老弟。你就別去了。”
“為什麼不讓我去？”
“和你在一塊兒彆扭。”
我記住了這句話，覺得其中大有含義，可我沒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說別去了。你去讓人掃興……”只有阿爾及姆比較明朗地帶著冷笑說：“你像個神父，又像個不通情理的老爸。”
起初妓女們還笑話我放不開手腳，後來就憤怒了：“你是不是嫌棄我們呀？”
那個漂亮豐滿的四十歲的波蘭“姑娘”捷羅莎·布魯塔，是這裡的“媽媽”，她用家狗一樣溫順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說：“我說姑娘們，別逗他了。他一準是有情人了，是不是？這麼健壯的小夥子，肯定給情人迷住了，錯不了。”
她是個酒鬼，喝醉了就醜態百出，酒醒時則判若兩人，她沉穩、冷靜，體貼人的性格讓我佩服。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學院的大學生了。”她說，“他們真會玩兒：先讓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條繁榮的姑娘手腳向下放在四個瓷盤上，然後對著姑娘的屁股用力推一掌，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離。一個完了，再來一個，你們說，這叫什麼事呀？”
“你瞎說。”我說。
“喲，我幹嗎撒謊呀。”她叫道，依然心境平和地說，但平和之中帶著一種說服人的意思。
“這是你們自己編造的。”
“一個姑娘怎麼可能編這種事呢？我又不是瘋子？”她眼睛瞪起來了。
大家洗耳恭聽著我們的爭論，捷羅莎繼續用冷靜平淡的話語述說著嫖客們的古怪行為，她很想弄清楚人：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在場的人們都厭惡地往地上吐唾沫，他們罵著粗話。我以為捷羅莎是有意誹謗我喜愛的大學生，就對他們說大學生是熱愛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好的。
“你說的是伏斯克羅森卡亞街上那所學校的學生，我說的是從城外阿爾斯克波爾神學院來的大學生。他們是教會里的，都是孤兒。孤兒們長大了必定是小偷、流氓、壞蛋。他們無情無義。”
“媽媽”所講述的故事和妓女們對大學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層人物所說的怨恨話，我的同伴們不僅僅是厭惡的氣忿，還充滿了驚喜，他們發現：“這麼說，這些受過教育的人還不如我們呢。”
聽他們這麼說，我難過極了。望著他們，感覺這些人就像城市的粉塵，本應到垃圾堆裡去的現在卻到了這間昏暗的小房間裡，在這裡烏七八糟的折騰一通，又帶著滿肚子的怨恨分散到喀山的各個角落去了。由於情慾和生活的鬱悶他們從四面八方躲到這個骯髒的洞穴裡，極為荒唐的地唱著動人的情歌，談論受過教育的人們的軼文趣事，這是他們的一貫作風：譏諷、嘲笑、敵視他們不理解的東西。我甚至認為這“煙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學，我的同伴們從這所大學裡獲得了醜惡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