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夏季,一個炎熱的白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從一家庭院門前經過。我不知道,她是出於惡作劇還是由於思想不集中敲了那扇門,或者她僅揮了揮拳頭嚇唬了一下,根本就沒敲。往前再走一百步,在大路拐向左邊的地方,就是村頭了。我們並不熟悉這個村子,但我們剛剛走過第一家,人們就紛紛走出來和我們打招呼,有的和善友好,有的發出警告,有的甚至驚慌失措,有的慌得弓起了腰。他們指着我們經過的那家庭院,提醒我們曾敲過那家的門。那家庭院的主人將控告我們,調查將會馬上開始。我十分鎮靜,我也安慰着妹妹。她可能根本就沒敲,即使她敲了,這世上到哪裏也找不出證據。我力圖讓圍着我們的人也明白這一點。他們認真聽我説着,但卻不願做出判斷。後來他們説,不光我妹妹,連我這當哥哥的也將受到控告,我微笑着點了點頭。我們全都回頭望着那家庭院,就像觀望着遠處的濃煙,等着看大火。果然,我們很快就看見幾個騎馬的人進了那家洞開的院門。塵土高高揚起,遮掩住了一切,只有長矛尖在閃閃發光。這隊人馬剛剛消失在院子裏,似乎立刻就調轉了馬頭,沿大路朝我們奔來。我催妹妹離開,我將一個人了結一切。她拒絕把我一個人丟下。我説,可她至少也該換換衣服,穿件好點兒的衣服去見那些先生。她終於同意了,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騎馬的人已經到了我們身邊,他們騎在馬上打聽着我妹妹的去向。她現在不在這裏,回答小心謹慎,不過呆會兒就來。回答被漫不經心地錄了下來。最重要的好像是他們找到了我。主要是兩位先生,法官是個活潑的年輕人,他的助手沉默寡言,被稱作阿斯曼。他們要我到農舍裏去。在諸位先生鋭利的目光的注視下,我搖頭晃腦,手指撥弄着褲揹帶,慢慢地挪着腳步。我還以為,只要一句話就足以使我這個城裏人擺脱這幫鄉巴佬,甚至還是很光彩地擺脱他們。可當我邁過農舍的門檻時,跳到前面等着我的法官説:“我為這人感到惋惜。”毫無疑問,他這話指的不是我現在的處境,而是我以後的命運。這屋子看上去是個農舍,可更像一間牢房。大石板鋪的地面,光線昏暗,光禿禿的牆壁,牆上有個地方嵌着一個鐵環,屋當中放着那既當木板牀又作手術枱的東西。
除了這監牢的空氣,我還能聞出別的空氣嗎?這是個大問題,説得更確切點,如果還有望獲釋,這問題就來了。
(周新建譯)